惜福與感恩
胡志強 (台中市市長)
求學過程碰到挫折不要氣餒,或許你們只看到我出身牛津名校的風光,我也是歷經一番磨練捱過來的,失敗並不可怕,重要的是跌倒時,要不要重新站起來!
每個人一生中,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斷地努力向上。不過我覺得,生命中固然有許多值得追求的價值,但有時候我們也不妨停下來,好好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經常心存感激,能夠珍惜已經獲得及擁有的事物。
以我自身的經驗來說,在我成長、求學、工作的各個階段,父母養育、師長教誨、朋友鼓勵與協助、長官的愛護與提攜,都是我時時為念,並且心懷感激的。
我從小在眷村中成長,父親是一位中級軍官,在那個年代,大家的環境都很困苦,也都很節儉。同時由於每一戶人家的背景都近似,也就是男主人多半不在,所以大家往來都非常密切,真的可以用「守望相助」來形容。
這個眷村和一般傳統印象的眷村不同,裡面住了很多陸軍眷屬,以清泉崗的裝甲兵為主,是外省人。同時也住了很多水湳空軍基地的修護人員,大多是本省人。所以,在我們村子裡,不僅是軍種混合的,也是族群混居的,更有意思的是,村名就叫「模範村」,也好像正是要強調互助融合的「模範」。
村子裡的生活有其特色:守望相助、患難相扶持,永遠不會沒有朋友,永遠是好鄰居互相照顧來照顧去。物質生活也許不是很充裕,精神生活卻很富足,容易養成一個人簡單、樸實、知足、感恩、惜福的人生觀。也許是因為自己常常受到別人的照顧與幫助,那時在我幼小而簡單的心靈中,常覺得如果能夠助人,讓人家覺得「有你這個人真好」,就是一個人最大的成功。所以,以別人的滿足快樂,代替自己的滿足快樂,便是我的少年心理的延伸成長。
■一語驚醒夢中人
我的小學、中學生活就在這個村子裡平淡、平靜中度過。那個時候的我生活簡單、欲望簡單,日子過得糊里糊塗。記得有一次,也許是在學校玩累了,我每天睡覺、起床穿上制服又上學,回來晚上又睡了,幾天過去,媽媽發現怎麼我一共四條制服長褲全不見了,一查,原來全都穿在我身上。
這樣的生活習慣反應在學校課業上,也是成績中等,不求表現。在台中市立一中念到高二時,有一天。我走在校園裡,校長突然喊我:「胡志強,你過來!」我嚇了一跳,校長召喚,一定有什麼大事,而且學校那麼多學生,校長竟然能叫得出我的名字,於是我到校長辦公室談了半小時。校長說他觀察我一陣子了,覺得我有潛力念大學並有成就,可是完全沒有動機、沒有準備去努力。接著他告訴我他的故事:他家境好,念完私墊,年紀很輕就有人以重金禮聘他任私墊教師,他大可因此衣食無缺並受尊重,可是那一年他到北平玩,見到北大等著名學府的恢宏氣魄,深感一個人若有機會、有能力進修卻不進修,那就太可惜了,於是他放棄家鄉高薪的工作,去念了大學。
北師大畢業之後,來台一直從事教育工作,這位關心學生的校長就是幾年前才退休,一手創辦明道中學成為中部首屈一指的私立中學,並且創辦《明道文藝》,推廣校園文藝,做了許多事的汪廣平校長。
被汪校長這麼一點,我彷彿開竅一樣,從高二下開始拚命用功,到了高三更是每天早上六點到校,晚上十二點才回家,所有時間不停念書,甚至連家也不回,三餐以陽春麵解決,成績由中下一步步往前,模擬考排名也一直向前跳,到聯考前一個月已是全校前十五名。因為覺得外交官很神氣,就以政大外交系為第一志願,沒想到居然考上了。我很感激汪校長,由於他能注意到一個不起眼的學生,花二、三十分鐘影響他的一生,我想這就是教育最偉大的價值所在。
■自重而後人重之
大學時代由於我對英文比較有興趣,得到多次參加國際青年活動的機會,也培養了我對國際事務的持續關心。大四那年參加聯合國成立二十五周年世界青年代表大會的回憶,尤其難忘。當時中共在國際場合排擠我們已經有跡可循。十四天的會,我們每天都遞發言條,卻始終無法發言,不然就是我們要講話時,共黨國家敲桌子打擾。有一天主席大約也覺得對我們不公平,於是讓我第一個發言,等我說了一段,東歐共黨國家進場了,一見我在說話就開始敲桌子。我不理會,他們又到控制室關掉麥克風。我索性不用麥克風。站在會場中間大聲演講,他們見我不為所動,氣焰轉弱,也就停止干擾。隔天僑界的中文報紙寫著「連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標題是「胡志強在聯大奮戰成功」。一個學生有這樣奇特的經驗是幸運的,尤其讓我體會到「自重而後人重之」的道理。
大學畢業後申請了很多學校,有些所謂的名校也給我入學許可,但我選擇了名氣不響的南卡諾蘭大學,因為該校給我全額獎學金。不過那筆獎學金得到該校一個月後才拿得到。母親存了五百美金給我當生活費,機票錢則是向政大校友會貸款五百美金,就這兩個五百美金送我上留學之路。
■英國留學,一波三折
在南卡諾蘭大學修完碩士課程之後,本想繼續攻讀博士,不料父親生病,匆匆回台省親。過了幾個月父親過世,又想轉往英國就學。豈知英國簽證辦了四個月,抵達倫敦時學校已開學,校方人員說得很輕鬆,沒關係,你先回去,明年再來。但中國傳統觀念「男子立誓出鄉關,若不成功誓不還」,學業未完成,怎麼可能回去。於是臨時找個學校念,念了一年卻失敗了。我原本是來英國修博士的,如今重念碩士班竟然失敗,這對我是多麼大的打擊!
失敗過的學生,要讓人重新接受是很困難的,但我仍然鼓起勇氣去南安普敦大學面談,幸運獲得錄取。這次我不敢再掉以輕心,苦讀一年後,以優異成績拿到學位。教授當然希望我留下來繼續念博士。但是他沒有私心地跟我說,像我這樣的學生應該試著去申請牛津。全世界幾位大師級的人物都在那兒,我對牛津的學習環境也很嚮往,便試著提出申請,在繳交兩篇論文,然後歷經學院面試、教授面試,幸運地連過三關。
我回去跟南安普敦大學的指導教授商量,他鼓勵我去牛津念,他說:「你應該要去,不過你先要有心理準備,牛津的傳統是慢慢來,你可能會念很久,在我這兒,你兩、三年就拿到學位了,去那兒可能要六、七年,你要耐得住寂寞。」
從我離開美國、到英國,輾轉換了好幾所學校,才在牛津安頓下來,我常把這段失敗經驗報告出來,我對年輕學子說求學過程碰到挫折不要氣餒,你們或許只看到我出身牛津名校的風光,但我也是歷經一番磨練捱過來的。失敗並不可怕,重要的是在跌倒時是否就此一蹶不振。要不要重新站起來,決定權還是在自己身上!
我在牛津貝里歐學院展開學術歷程的深層探索。我常覺得在牛津讀書,就像把你放在一間黑房子裡,讓你在黑暗中摸索,自己找到門走出去,時間愈是迫近,愈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得出去。因此我不只一次感到擔心:這樣好的環境我會失敗嗎?如果失敗我就連牛津碩士學位也沒有,這就是牛津,不會有人牽著你走,熬得住,找到路,你就能成長、成熟、成功!
有人說,牛津歷來的研究生,有三分之一半途而廢,三分之一失敗,只有三分之一成功,所幸我經過七年的摸索努力,完成了論文,在口試當天,我準備了一大落資料,預備與口試委員長程激辯,卻也沒派上用場,口試委員開頭就宣布我通過了口試取得學位,七年的漫長努力在這一刻戲劇化地收場。
學業完成後我有機會留在牛津,但我更想為自己的國人盡心盡力,我不願待在海外,於是在擔任半年研究員之後,辭職回國教書。
■事前充分準備,才能把事情做好
從學術界轉入政界是很偶然的事,我不能說毫無準備,但我可以很坦然、負責任的說,我從來沒有追求或積極經營這樣的發展,我只是不排斥。我覺得像我們學社會科學的人,應該要有實務的參與,不能永遠留在外面做觀察者,要追求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有些學者花了不少時間在課堂上解析批評,但如果不親自參與、了解、獲得經驗,很可能流於隔靴搔癢。
我到總統府擔任傳譯,一開始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勝任,後來發現還滿愉快的,這中間的關鍵便是為了要把份內的事做好,事前一定會充分準備。我曾因總統要接見一位美國鯊魚專家,事先把字典裡所有一百多個鯊魚種類的名字全背下來,結果那天談話完全沒談鯊魚。又有一回,當時國科會主委夏漢民先生帶了一批高溫超導體的專家晉見總統,我把百科全書有關高溫超導體的全背了,事後夏主委很驚訝地對我說,不知道我對高溫超導體也這麼有研究,我不好意思地告訴他,其實完全是頭一兩天背下來的。
從總統府傳譯、新聞局長、駐美代表、外交部長到台中市市長,我對自己的角色一直很認真、盡力去做好。我不敢說我從學界到政界來,是不是能對學界有更多的回饋。但我覺得學術界的人參與政府工作,至少可以把學者的理想、理論架構帶進來,多少可以對政治實務發生作用。我自己也希望將來能有重回學術崗位或著書立論的機會,把自己的政治經驗及看法,貢獻出來。如果大家都盡量這樣做,我想我們的學術與政治,都會更進步。
克服口吃,練成名嘴
傅佩榮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口吃的毛病曾經使我深度自卑、欲哭無淚,只能祈求別人的憐憫,但是,它同時也啟發我:另覓戰場,在其他地方證明自己的價值。
從小我就不是乖巧的孩子。家中兄弟姊妹七人,我排行第三;父母為生活奔波,僅足溫飽。親子之間,手足之樂,並未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值得一述的,則是四代相傳的信仰。我們信仰天主教,每逢週日,全家換上整潔的衣服,像赴宴一般,從燈塔走向教堂。
燈塔與教堂,成為我心中永恆的象徵。父親一生都在燈塔工作,我從一歲到四歲,住在綠島燈塔,三十多年後,還能在夢中依稀記得圍牆外的浪濤聲。起風的夜晚,海上船隻特別警覺,時常鳴笛求證。好像在問:「這裡是否有一座燈塔?」笛聲終夜不去,我也徹夜不眠。有時問父親:「為何不以笛聲相答?」他說:「因為沒有這種設備。」現在科學進步,燈塔的作用越來越小,但是它所象徵的光明,仍是茫茫人海中的希望。
■口吃伴我九年,自尊心完全粉碎
我的求學生涯頗為曲折,椎心之痛則是口吃。小學三年級時,搬來一家鄰居,有一個孩子說話口吃,狀甚可笑。我不知輕重,學習他的模樣,結果自己成為更厲害的口吃患者,自此人生一片陰影。上課充滿恐懼,擔心老師叫我。一站起來,就面紅耳赤,搥胸頓足也說不出一個字,全班哄堂大笑。怎能要求八歲的同班同學發揮同情心,不要嘲笑我呢?班上笑聲太大,下課時,引來別班同學好奇詢問,得知原因後,竟然邀我去他們班上表演。我的自尊心完全粉碎。
為了維持一點自尊,求生本能告訴我:用功念書。於是,因禍得福,我的功課讓人刮目相看。別人念書,常須父母與老師婉言相勸,或威迫利誘;我念書,是為了平衡自卑,以便生存下去。動機不同,成效自不可同日而語。口吃是我的致命傷,由此培養的念書興趣與自制能力,則是始料未及的收穫。
口吃伴我九年,從八歲到十七歲。我的心靈可以承受最輕蔑的眼光與最真誠的敬意。高二那一年,我參加口吃矯正班,學習基本說話技巧,自信漸增。徹底克服口吃,則是在耶魯大學念完博士以後的事了。心理上不再懼怕群眾,反而充滿溝通的渴望。
人生不能沒有考驗,尤其是少年時代的經歷,最能塑造自己的人生態度。口吃的毛病曾經使我深度自卑、欲哭無淚,只能祈求別人的憐憫。但是,它同時也啟發我:另覓戰場,在其他地方證明自己的價值。我選擇一個學生的平凡道路,把書念好,最後走上教書之途。
■只有受過苦的人,才能明白痛苦的深度
更重要的是,口吃使我保存了豐富的同情心。只有受過苦的人,才能明白痛苦的深度。我對所有的弱勢個人與團體,都有親切的同伴感受。實質上也許我無法提供什麼幫助,內心裡我知道自己與他們站在一起。到了時機成熟,必定盡些心意。由於這種感受能力,我的世界較為寬闊,我的心情也比較穩定。
目前四十歲左右的這一代人,平生最大的考驗往往只是聯考而已。念書、考試、升學的階梯,所能散發的心靈深度是有限的。何況,其中的主導觀念是競爭,抑人以揚己,自己的快樂常與別人的痛苦相伴而生。心靈之孤寂由此而來。孤寂與共融原是鐘擺的兩端,若是無法維持均衡,則不易深化人生的品味。卡繆(A. Camnus)說:「痛苦是孤立的,誰都不能為別人做任何事。」其實快樂又何嘗不然?明白此一道理,就會心平氣和,以較為達觀的態度面對人生的起伏。
現在我的職業是教書,以講話為生。上帝造人,常有計畫。倒不是口吃的人將來一定會講話,而是口吃使我體認語言的珍貴與力量。年少的崎嶇小徑,可以走成日後的康莊大道。這是我的一點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