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發奮圖強
全心台大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和鳴遠、班遠進行兩項慶祝活動。趁著這一天是青年節,我們齊集總統府廣場,觀看大、中學生舉行紀念儀式和遊行,我們隨著他們歡呼,「自由中國萬歲!自由中國萬歲!」我們更振臂高呼,「自由!自由!自由!」
之後,我們去一個澡堂,在一個熱氣騰騰的浴池裡,泡上二十分鐘,舒解身心勞困;再來個全套招待:擦背、修腳,挖耳,理髮,和刮臉;拉起潔白被單在躺椅上睡他半個鐘頭。我們各自穿上新買的衣服和鞋襪,出了澡堂,到一個河邊,把已經捆好的所有舊衣物,統統燒掉。我們用水,用火把五個多月的「霉氣」消除淨盡。我們在飯店飽餐一頓後,各自回家。一路走來,覺得頭腦清醒,精神飽滿,步履輕鬆。
可是,我一到楊家附近,一陣懊惱悔恨之意襲了過來,使我腳步遲疑,不知所措。我想,實在不應該來台後住在楊家;這次跟他們增添多少麻煩,造成多少不安焦慮。想了一會,我還是敲門而入,看到又錚舅對我點點頭,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又錚妗走過來,牽著我的手到起坐間,要我坐在一個角落榻榻米上。她說,「你好好休息,一句話都不要說。」就走了。
過一會,我聽到又錚舅在隔壁房間說,「我仔細看過鴻超的日記,老早知道他一點事都不會有。好了,現在總算結束了。」
「是呀,」又錚妗說。「這孩子也受苦啦;你看他多瘦。」
「他們應該把他安置在好一點的地方。當然,他們有他們的理由。」
我天天坐在那個角落的榻榻米上,胡思亂想,心神不定。我時常揣測,會不會再回到那個斗室裡,會不會另有案件,要我作證,過那種昏暗無望的生活?我一再告訴自己,不要作這種無益想法,但就是控制不住。夜裡時常從夢中驚醒,一身泠汗;看到我不是和大兵擠在一起睡覺,而是好端端地躺在榻榻米上,旁邊是炳麟和東麟,心中感到舒坦安慰,就睡著了。可是這種夢魘情形連續發生,直到多年後才不擾騷我。
我問自己,我的前途是什麼?我會不會如徐會之和蔡孝乾所說,過正常生活,將來會有成就?
在四月間我接到大舅一封信,當中有好的也有壞的消息。他經過三舅幫忙,由走私販子護送到香港,現在政府有一個機關替他辦理人境證,過些時來台灣。他將是我的第一位親人在台重逢;我興奮極了。可是我母親和弟弟在隨後赴香港旅程上,出了問題。他們已經到達廣州,因為害怕被公安機關盤問赴港目的,竟然返回漢口。真是功虧一簣,令人遺憾。大舅要我儘量籌集錢,寄給在香港的三舅,然後轉給母親。我非常為這事懊惱,但是遠在台灣,沒有補救法子,只有希望她下次能赴港成功。我把所有的積蓄八百元新台幣(約合二十美金),寄給三舅。
在這一月我接到另外一封信,是來自中華文藝復興委員會,宣布我得到文學獎第一名。去年我聽班遠說起,這委員會以競賽方式,徵求文學與藝術作品。我撰寫一個中篇小說,題名《夢中淚》,參加文學作品競賽。我根據一九四八年在開封時聽到的一個故事所寫成。敍述一個高中學生與他所尊敬的一位老師之間的關係,以及他老師被政治折磨致死之後他的悲痛心情。
委員會在信中說明,要發給我幾千元新台幣,詳細數目記不清楚了,但是這獎金在那時足夠買四兩黄金。這獎金與我去年在香港出賣母親的金手鐲完全等值。這真是奇蹟!我從來沒有中過獎;更不要說文學獎,連想都沒想過。事實上,我完全忘記去年投稿的事。
當獎金寄來後,我作的第一件事,是和八舅(又錚妗的哥哥,在楊家幫忙燒飯)一同到雜貨店買了兩袋雪白麵粉,每袋五十磅的美國產品。他說,「這一下可好啦!我可以做吃不完的饃呀、麵條呀、餃子呀。都是我們河南人喜歡吃的東西。」
得獎的事改變了我的態度。我不再灰心喪氣;三月二十九日我恢復自由時的那種神清氣爽心情回來了。我盤算著,文藝委員會的委員們一定都是極有成就的學者。如果他們認為我有文學方面的天分,我為什麼不朝這方面發展?我回想,在廣西大學時,我寫的一份大字報,造成小小轟動。去年我來台後,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一篇「香港苦難的一群」的長文,呼籲在台同胞支援香港難民,引起廣泛注意。我是我們逃難同學中唯一在報紙發表過文章的人。
我反過來想。我毫無文學基礎,也沒有錢財支持我開展文學生涯,走這條路會吃力不討好。這時母親的兩個手勢浮現我的腦海。一個是管好錢財,一個是好好唸書。我思之再三,覺得還是重返大學唸書最妥當。我已經寫出三篇政治性的文章,受到適當的尊重,應該從這方面發展。但是問題來了。我去年考台灣大學徹底失敗,以後沒再唸過書。今年的考試就在兩個月之後,在這短短時間之內,怎麼可能作好應有的準備,通過考試?
但是我的文學獎金建立了我的信心,決定一試。我埋頭在書本裡,每天只睡五小時,有時省去午飯或晚餐,要全心考上台大。結果,六月考試的成績不如人意。我立即提醒自己,「把希望放低。」如果這次再不成功,明年來第三次,有一年的時間作準備。
孤兒自強
台大考完後沒多久,大舅抵達台灣,也住在楊家。我們互道別情。事實上,我們在先前通信中,已經講過主要情節。他提出一個小疑點:為什麼我給他許多信件,都不在信封上寫回程地址?我說,他知道我住在楊家,所以沒寫。可是,我給別人的信上,也不寫回程地址。這是因為我害怕,如果他們出了問題,我又惹火上身,再去作證。
「你這不是太天真嗎?」大舅向我注視後說。「安全機關要找你,不管你寫不寫地址,還能找不到你?其實,我知道你沒有跟很多人來往。出問題的機會太少了。不必擔心。」
我點頭無語,但決定還是不寫地址;這樣心裡踏實一點。
他問起我考試的情形。我說不滿意,已經決定明年再考。現在要開始買書,不再借書。這樣,我可以在書上圈點重要細節,也可以重讀每本書,不受時間限制。
「我看你是下定決心要上台大。行,我完全贊成。」大舅熱情洋溢地說。「但是,你能不能等台大發榜後再決定買不買書?」
「我不願意明年又沒有準備好。」
「鴻超,你變了。」他把兩手撘在我肩膀上說。「你一直是個好玩的孩子。在開封唸高中時不用功,勉強畢業。現在不了,你不但認真唸書,還知道操心事情──操心沒發生的事情。」
是的,我近來記掛的事情多著呢。我最放心不下的事,是困在漢口的母親和弟弟,什麼時候才能出來?目前我離她這樣遠,沒辦法和她聯絡;就連在香港的三舅,也不敢多跟她寫信,怕引起公安人員注意,造成麻煩。就我自己情形來說,這次考台大不順利。假定明年還不成功,是不是一直考下去?別人是不是看不起我這個不成才的人?我又如何早日飬活自己,不再是楊家的累贅?現在大舅說我不再是好玩的孩子,而是會打算的人。是這樣嗎?
我慢慢地認識到,這樣操心煩惱沒用處,決定作兩件事。第一件,是制定工作日程表,在表中填上我應該作的工作,然後查驗進度和結果。這是我從來沒作過的事。目前的工作是,選擇那些書去買,準備來年考試。第二件,是恢復記日記。我在中學時,記日記是為老師記的。到大夏時,我才寫日記為自己看。這時我體會出,中學時老師所說記日記的好處,是增強記憶力。我在大夏及廣西大學的幾本日記,在南寧失落了。後來斷斷續續在記。現在我特別重視這件事,是因為看到雜誌上一篇文章,作者是韓欽元。他講出記日記四大要點:記給自己看,堅持一日不斷,忠實坦白,和用語生動。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以後就遵守這些原則。
一天早晨我經過台灣大學校門,看到旁邊圍牆前一大堆人,翹首提足看一張佈告。原來是學校考試發榜了。我遲疑一下,要不要過去看,突然想到在臨汝聽到一句俗話:「醜媳婦總要見公婆。」就擠進人群,看到政治系三年級轉學考試及格學生有四名,我是當中之一。
我馬上躲到旁邊草地,蹲下來,泣不成聲,半㫾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我走到學校門前,盯著牆上嵌著「國立臺灣大學」六個大字,久久不能自己。這是改變我命運的地方嗎?能不能引導我到一條路上,不再過驚慌害怕日子,而專心向學,事業有成,符合母親願望?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終於註冊為台大法學院政治系三年級轉學生,並且分配到第一宿舍的一個位置,不再依賴楊家為生,減去心中一大負擔。這宿舍是台大向大同中學暫時借用的,座落在新生南路,離台大校總區很近,但是與地處市中心徐州街的法學院,有步行二、三十分鐘的距離。政治系屬於法學院;我每天步行來回。
在宿舍遇到一位同班同學,叫張劍寒。他在一九四九年隻身來台,考進台大一年級。他和我同樣身高和年齡,也很瘦。家鄉在江蘇北部的沛縣,彼此說著類似方言。他看起來有點嚴肅,其實很和善,偶爾還講點笑話。
我們寢室住著八個學生,非常擁擠;室內只有一個電燈泡和一個窗户。張劍寒的床位及書桌靠近窗户,是個好位置;我的位置在寢室中央,離窗户遠。他要和我調換位置,表示歡迎之意。我雖然不願意這樣作,因為他的堅持,就接受他的好意。在以後的兩星期中,他詳細介紹給我聽政治系的教授們和他們的專長。
他所講的話使我非常不安。他說有些教授曾在大陸上久負盛名的大學任教;他對我講起他們的教課內容──像「行政法」和「中國政治想思史」──說得清清楚楚,給我一種印象,他可以當我的老師。我懷疑自己能不能跟得上課程。
有一天我在寢室中告訴劍寒所擔心的事。他一面喝著香片茶,一面看著他的筆記本,說道:「鴻超,不要緊。你只要作好兩件事,我包你沒問題。用功,不曠課。」
我心想,你可說到我的缺點了。我不是不讀書,而是心不在書本上。我看到白紙黒字,是一個字一個字唸,但從來「不求甚解」;讀完後就忘記了。再說,從高中到大二,經常缺課;在廣西大學根本沒上過課。只有在準備考台大時,才死心塌地唸書。但是到台大後,學生們各唸各的,沒有老師督促,我會不會像從前一樣荒廢學業。
我把這些經歷統統告訴劍寒。他喝一口茶,面帶微笑問道,「你有沒有聽說過,有人把『大學』這個英文名詞翻成中文,叫『由你玩四年』?」他沒等我回答,就說,「有些同學在台灣有家有户,或許他們可以玩四年。」他頓了一下說,「你我就不同了,我們是孤兒。在學校唸不好書,沒有家可以依靠,那就完蛋了!」
劍寒的「孤兒」這個用詞,使我非常震撼,比我在香港初次聽到我們是「難民」 時還不舒服。
「就我看來,」他擧出兩個指頭說,「孤兒只有兩條路可走。」他揺動一個指頭,「一條路,是當乞丐,靠別人施捨生活;這當然不是我們要走的路。另一條路,」他揺動另一個指頭,面帶詼諧笑道,「是出家當和尚。你沒聽說過嗎?很多孤兒跑到廟裡當和尚,忘去紅塵,專心唸經。」
他看我一臉迷惑之色,就接著說,「我不是真的要當和尚,而是作個比喻。台大是我的廟;書本是我的經。」
筆記爭勝
我在一九五一年秋季學期開始一月之後,去看班遠,告訴他轉學考試經過。
「我就知道你會通過的,」班遠瞪著眼向我說。「你拼命唸書,連你生死患難朋友都忘掉了。」
我向他彎腰點頭說,「對不起啦。我想你明年參加考試,也會通過。」
「謝啦。可是我不會參加考試,」他嘆口氣說。「事情往往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我們為反共冒著生命危險逃出大陸,在香港過著乞丐一樣的生活,到了台灣。這裡的反共政府應該好好照顧我們才是,可是他們卻不聞不問,讓我們過著潦倒生活。這倒罷了,反而把我們關起來。這那有天理!最使我們痛憤的事,是他們明明知道不必要,仍然把我和鳴遠打的死去活來。」他又瞪著眼看我。「可是他們對你卻特別優待。啊,啊,好像認為你是他們一夥的人。」
我低頭自思,你說這話真不應該,難道我喜歡他們的「優待」嗎?他們要我幫忙作證,卻把我放在不見天日的地方將近半年之久,事後既沒道歉也無賠償。他們沒動刑讓我身體受苦,可是造成心理上的傷痕。我經常受夢魘之困,時時覺得不安全,憂慮擔心。
「鴻超,我不是責備你。只是覺得事情太不公平啦。」
我倆一時都無言語。
「你現在有什麼打算?」我問道。
「還有什麼打算?鳴遠找不到事。父親苦撑著油條店。我還作寫鋼板零工。」他拿來一些他寫的樣品讓我看。他本來大、小楷就寫的不錯。現在更工整了,筆劃均勻,字字方正。我拿走一些樣品,作臨仿對象。我走前,說起張劍寒所作的比喻,如何專心一志,用功讀書。他撇嘴一笑,意思是,這比喻說著容易,行著難。他說,「有些得道高僧,是精通佛經的大師。我要看看,你將來會不會成為精通政治學的大師。」
劍寒身體力行,幾乎把所有能用的時間,都花在功課上。在八點鐘以前走路到達法學院,上午連上幾堂政治學專科課程,中午吃便當,在教室裡書桌上打瞌睡,下午上選修課程,五點鐘走回宿舍,晚飯後自習兩小時,然後就寢。他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遵守這個日程;星期六和星期天自修。平時沒有娛樂活動;在我認識他最初一個階段,他連電影都不看。我們最多不過是在新公園後面的攤位上吃一碗當歸鴨,或者在信義路上一家店舖裡吃一碗陽春麪。
我試著遵守他的日程,覺得應付不來。我不是怕上課,而是課堂之間的空檔太長,有兩三小時之久,用不完作自習。夏天時趴在教室裡燙人的書桌子上午睡,不一會混身是汗,等到上下午課時,衣服黏在身上,很不好受。在空檔時,我常想上街買點茶水或零食,怎麽都說不動他和我一道去,也就罷了。
過些時我習慣了他的日程,完全照他的規矩行事。我沒有曠過課;到了第一學期末,我倆是班上三十幾個學生中僅有的兩位,從未缺過一堂課。很多走讀生可不同了,他們偶爾來上課,好像看教授的面子似的。教授們呢?從不點名,也不計較。只有在月考和期終考試時,才看到同學們把教室擠得滿滿的。
教授們不點名便罷,也不採用教科書。這是因為他們都是從大陸來的,過去寫的教科書,沒有帶過來在台灣發行。事實上,在那個動亂年代,台灣沒有書局可以印行教科書。只有一位教「國際法」的雷崧生教授,發給學生講義。所有其他教授上課時,就是口頭講話,黒板上寫字。我們當學生的,就要記筆記。劍寒交待我,什麼叫作用功?用功就是一字不漏地記教授所講的,所寫的。然後讀筆記,讀之再讀,參加月考和期終考試。考試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同學中拿六十分以下的人,非常少;拿八十分或以上的更少;九十分或以上幾乎是沒有。
一九五一年秋季學期,也就是我的第一學期,我依照劍寒的辦法,儘量充份記筆記,得到七十幾分的成績。到了第二學期,一時心血來潮,改變了記筆記辦法,不再一字不漏地記,而是經過思索,把教授所講的主旨寫下來,不記無關緊要部份。這樣,不但可以增進暸解,也可用多餘的時間,把筆記寫得清楚整齊。
過了兩個多月,很多同學都說我是班上的第一筆記能手。是誰這樣稱讚我呢?大多是平常不太上課的朋友們,在考試前需要向我們經常上課的同學借筆記,作準備。他們發現有些借來的筆記,字跡瞭草,胡亂更改,不易瞭解;只有我的筆記容易唸。這些朋友們在考試前,開夜車,互相傳遞筆記,拼命抄寫;考試時照常通過。
可是怪事來了。有一位借我筆記的朋友,考完「中國外交史」月考時,得到八十分。我呢?七十八分。在這同一學課期終考試前,另一位朋友借我筆記,他喜歡猜各項試題,把各個答案抄寫在一小片一小片的紙上,以便覆習強記。他考完繳卷時,把一片抄來的答案不小心繳給這課的教授。他事後發現了,可急壞了。用「夾帶」去考試是舞弊行為,違反校規。輕者,除考試不及格外,要記大過;重者開除學籍。
他和幾位同學好友商量怎麼辦。當中一位說,他們一道和他到教授家裡求情,要他一句話不講,由別人替他解說。到時候,他對教授恭恭敬敬躹一個躬,站在一旁,默不作聲。當其他同學還沒開始解說前,教授責備他道,「你怎麼時常曠課,以後不可以這樣子。不過,我看你這次考試很努力。寫的很多,考卷不够用,你還另有紙作補充。」他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如果我的筆記對別人有幫助,對我自然有更大好處。我考試答覆問題時,簡單明瞭,字體工整;而且我像有些同學一樣,能夠準確猜題。我考試成績在某些學課上──譬如「國際法」、「中外條約」──能夠得到難得一見的九十幾分。就我在台大兩學年來說,學期平均分數,在第一學期七十幾分;其他三個學期,沒有低於八十分。有時到拿到「書券」和五十元獎金。在一九五三一九五三年畢業考試時,我的分數是八一.六六,全班第一。
畢業後,我體會到自己是唸書的材料,很想繼續進修,但是無從實行,因為台灣沒有研究院,授予學士以上的學位。去美國唸書吧,像我母親所盼望地去修博士學位?根本不可能。
豬油炒飯
一九五一年秋天,我在宿舍裡收到一個大包裹。打開一看,是一件又重又厚的黑色大衣。把它攤在床上,看到領子上鑲著棕色光滑柔軟的貂皮,内層是金絲猴皮,皮毛三寸長,呈金色與橘紅色,在寢室燈泡下,已是閃閃發亮,在斜西的陽光下,更是鮮豔奪目。這是我父親的大衣,在我出生以前定做的,從前見過。真不能相信,現在出現在面前。
這件大衣是母親在一九四九年,交給三舅保管。當時他去廣州,不與我們同去桂林。母親的意思是,把父親的貴重物品分開保管,比較妥當。三舅這一年,從廣州到成都,就帶著它。十二月他與共軍作戰時,把它放在包裹裡,背在身上。在一次戰役中,他翻過一個山坡,把包裹丟掉了。他非常猶豫要不要翻回去;這時共軍已緊追在後,他還是冒險回去。當時機關槍聲大作,把山坡石頭打得粉碎四飛,在性命呼吸之間,撿回大衣。三舅在漢口見到母親時,把大衣交還給她;可是當他去香港時,母親再一次要他帶走,囑咐他有機會見到我時,轉交給我。他隨同包裹給我一封信說明一切。
當我看到這大衣時,不禁悲從中來。三舅幾乎為它送命;也連帶想起母親。她與父親感情深厚,可是她把父親給她的婚禮手鐲和父親的寶鼎勳章都給了我。現在又給我這件大衣。她手中可能沒有任何值得紀念父親的貴動物品了。(我退休多年後,曾為如何處理這件大衣,大費周章。本來打算交給兒子,怡康,作為傳家之寶。他沒有興趣。再三思索,想出一個主意。二○一七年聖誕節時,怡康全家從芝加哥來訪。我把這個大衣金絲猴皮毛的鮮豔顏色,形容給怡康的十歲女兒戴安麗聽。我這孫女,果然心動,看了以後,摸來摸去,「愛不釋手」。我就送給她,帶回芝加哥。我們皆大歡喜,了却此事。)
三舅在信中說,母親知道我已經復學,非常高興,要他轉告我,復學表示我記住了她教我的一個手勢,就是時常唸書。但是不要忘了另外一個手勢:如何好好處理錢財。我經過香港和台灣初期這一段生活,深切體會到這手勢中的兩個道理:手中有錢,你能獨立生活;手中沒錢,你依靠別人生活。對你看重的人,要幫忙,正如別人看重你,幫你忙。
一九五二年初,我檢討一下自己的財務。每月有兩個固定進項:撫卹金(陣亡將士子弟補給費)和政府公費,共計二二四元新台幣;還有零星進賬(存款利息,書卷獎金,總統給予遺族的春節獎金),平均每月一百元。每月費用,一八五元;節餘約一四○元。我還有進台大以前的現金三千七百元(約合九十元美金)。就這樣財務狀况來說,我在同學中算是有錢的人,接濟了十幾個人,包括兩位舅舅,朱家兄弟和其他難友。大部份人在一、兩年內歸還借款。三舅在香港找到工作,除還我錢外,還運來英國製的三槍牌腳踏車讓我使用。
一九五三年春季學期,我經理財務的能力受到考驗。當時,政府為著賺取急需的外滙,在國際市場米價高漲情形下,超額出口食米。結果台灣食米供應不足,跟著漲價,連帶造成其他食品價格上漲。我們住校的學生,在宿舍食堂用餐,現在挨餓了。原來的三餐改為兩餐。每餐只有少量食米,伴著一碗湯,内有醬油及幾片可憐兮兮的菜葉,和可以數得出來的花生米。我這時挨餓的情形遠沒有香港時嚴重,但是在飢腸轆轆情形下,不能專心上課;上午瞌睡的現象和頭暈症都重新出現。我有錢,可以上街吃幾塊錢一碗的陽春麪補一補;但還是免了,因為我不知道缺米的情形會持續多久,要留著錢應付更糟糕的局面。
可是這是我在台大的最後一學期,總不能讓餓肚情形阻礙我畢業。我和劍寒想到一個應急辦法。我們每天把分到的少量米飯,帶到法學院食堂,每人給㕑師五毛錢,買兩匙豬油,和飯一齊炒起來吃。那滋味勝過山珍海味;在上課時,仍是口有餘香。過了一兩個月,政府減少食米輸出,市場恢復正常供應,饑餓問題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