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太后本紀〉——改朝換代,跟性別有關嗎?
關於《史記》的這一篇〈呂太后本紀〉,首先要說的是,在許多的《史記》版本裡,它的題目,都寫作〈呂后本紀〉,這恐怕是不對的。〈呂后本紀〉儘管和〈呂太后本紀〉只差一個「太」字,意思卻完全不一樣。寫〈呂太后本紀〉,是因為高祖去世後,漢惠帝比較軟弱,實際掌握大權的是呂太后,所以有資格讓她入本紀;如果寫〈呂后本紀〉,那就是劉邦還活著的時候,他大太太的傳記了。劉邦既然有〈高祖本紀〉,憑什麼在一個前後相繼的縱向系列裡面,呂后還要再寫一篇本紀呢?所以這一篇的題目,只能是〈呂太后本紀〉——我們看《史記》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其中本篇提要的末尾,司馬遷寫的也是「作〈呂太后本紀〉」,就可以推知,傳世的《史記》各本正文標題作〈呂后本紀〉,大概是《史記》早期傳抄過程中文字被減省的結果。清人張文虎整理《史記》,恢復其〈呂太后本紀〉原題,是對的。《漢書》在〈惠帝紀〉後列了〈高后紀〉,稱「高后」,是用了劉邦死後的諡號。但我想,這篇名還是不如《史記》用「呂太后」更恰當。
其次要說的是,《史記》裡沒有出現劉邦的大名,也沒有出現呂后的真實名字。〈呂太后本紀〉的第一句話是:「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意思是呂太后,是高祖還沒有發達時娶的太太。南朝劉宋的時候,注釋《史記》的裴駰,在注釋這句話時,引用了前人的一種說法,兩個字:「諱雉」。諱是名諱的意思,雉就是野雞。這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比較早的有關呂后名字的紀錄。
為什麼呂后他爸會給她取個意思是野雞的怪名字呢?我猜想,呂后可能要麼是屬雞的(但是不是酉年生的,無法確定),要麼是生在地支屬酉的那一天的。這個猜想,有什麼證據可以支持嗎?有的。大家可能知道,現在通行的十二生肖順次,雞對應十二地支中的酉年,是東漢以後才流行起來的。考古發現的東漢以前表示年份的十二生肖裡,比如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秦簡《日書》(這是一種類似後代看相算命用的書),雞對應的十二地支,不是第十位的酉,而是第六位的巳。不過,在另一種秦簡《日書》,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日書》裡,也有十二地支,那不是用來紀年,而是用來紀日的,那裡面跟酉日對應的動物,寫的雖然是個「水」字,實際的意思,就是跟呂后那個名字一樣的「雉」。
那麼,《史記》的〈呂太后本紀〉裡,都寫了些什麼呢?
和前面我們講過的〈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不同,這一篇本紀,雖然題目標的是呂太后,那裡面寫的,卻並不都是呂后生前的事情。它的紀事,很明確地分為太后生前和太后死後兩大部分。
太后的生前部分,〈呂太后本紀〉主要記的,是她做太后以後的事情。這中間有三件事特別突出:一件是對付往日的情敵,一件是控制當今的皇帝,再一件是給娘家人封王。
這三件事,說白了,都是宮鬥劇。不過《史記》寫法不同:第一件是恐怖片,第二件是倫理片,第三件是紀錄片。三個片子還是互相關聯的。
恐怖片的主角,是戚夫人,劉邦當年做漢王以後娶的二房。因為當年的戚夫人年輕貌美,呂后被高祖冷落了好一陣;也因為這位戚夫人,執著地想讓自己的親生兒子如意,代替呂后所生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孝惠帝——做太子,雖然沒成功,卻讓大房的呂后感受到了強烈的生存危機。結果待劉邦一死,孝惠帝登基,呂太后就把她囚禁到了深宮永巷,最後還殘忍地砍去她的手腳,挖掉她的雙眼,火燒了她的耳朵,讓她喝了永遠不能再發出聲音的湯藥,把她扔在廁所裡,還送給她一個極度侮辱的綽號——「人彘」,就是人豬。
倫理片的序幕,是已經做皇帝的孝惠帝被呂太后召去看現場版的恐怖片,得知眼前的人彘就是戚夫人,被嚇得大哭,當場把君權拱手相讓給母后大人,並從此得病,年輕輕的就死了。
於是以眼淚為主題的正片上演了。這回的視角,換成了第三方——年僅十五歲的張公子張辟彊。張公子是留侯張良的兒子,年紀不大,看問題很深刻。在孝惠帝的葬禮上,他發現了一件怪事,就跑去和丞相交流。他問丞相:「太后只有孝惠帝這麼個兒子,現在駕崩了,卻乾哭,不掉眼淚,您知道這事的謎底嗎?」丞相不知道這孩兒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反問他:「此話怎講?」張公子的回答,竟然是:「高皇帝沒有成年的兒子,太后是怕你們這些老臣啊。您如今不妨奏請,讓太后的三個侄兒呂台、呂產、呂祿當將軍,帶兵控制京城的南北軍,讓其他呂家人都進宮,在中央機關工作,這樣太后才會安心,您幾位才可能擺脫禍害。」
如此現實的計謀,出自十五歲的天才,丞相還能說什麼呢?只能照辦。倫理片就此轉場紀錄片。只是下面這紀錄片免不了都是給這位封侯,替那位封王,或者搞掉這個王,再讓那個上,具體的,我們到講「表」和「列傳」時還會涉及,這裡就不多說了。
這裡我們關心的問題,是司馬遷是依據什麼史料,來寫這宮鬥劇的?
當然,基本的框架,應該會參照漢朝的官方檔案。但前兩部分中,倫理片的細節,應該有別的史料作補充;而恐怖片,則肯定不會出自官方檔案和一般文獻,而應該有特別的來源。
那麼,這些其他的史料、特別的來源,會是上一節我們提到的陸賈的《楚漢春秋》嗎?
我們再去讀一下清人輯佚的《楚漢春秋》吧,發現裡面倒真還有一則呂太后的故事,還跟《史記.呂太后本紀》所寫的眼淚故事有關。說是惠帝駕崩後,呂太后想給英年早逝的皇帝兒子起個高高的墳頭,那樣她從未央宮坐著就能看到。就此各位大將都勸她別這樣,太后就是不肯改主意。這時東陽侯出場了,他流著淚對太后說:「陛下您如果日夜都能看到惠帝陵墓,那會極度悲痛,流淚不止,這是傷害生命啊。臣下我只能為之悲哀了。」據說太后聽了這話,才作罷。
但是我們對照一下〈呂太后本紀〉,就知道《史記》並沒有選用陸賈《楚漢春秋》裡的這則故事。不過在《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裡,附錄了一位叫朱建的傳記,涉及一位曾經和呂太后有特殊關係的人,辟陽侯審食其,使我們對於〈呂太后本紀〉前半部分的史料來源,有了新的猜測。
朱建的名號,和戰國四公子之一相同,也叫平原君。他之所以能在《史記》中留名,是因為曾經透過上層關係,幫辟陽侯審食其擺脫欽定罪名,免於一死。審食其怎麼成為欽定罪犯的呢?因為有人向孝惠帝告發,說他跟呂太后關係曖昧,而呂太后又心虛,沒法幫他說話。
那朱建幫審食其脫罪,司馬遷是如何知道的?根據〈酈生陸賈列傳〉篇末的太史公曰,「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這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平原君的兒子跟我關係好,因此我可以比較具體地寫這些故事。因為這句話,後代有不少人指責司馬遷,說他這樣寫史,有徇私的嫌疑。但晚清時期整理《史記》頗有功績的張文虎,卻不那麼看,而認為其中的紀事,「非徒蕪累筆墨也」,就是說也不單單是多餘的文字。我個人的看法,是《史記》給朱建列傳,尤其是重點寫他和審食其的交往,也許是一種暗示,提示像〈呂太后本紀〉那些不可能為官修檔案紀錄的殘酷內情,很可能是由跟呂太后關係非同一般的審食其獨家講述的祕聞,朱建把它們轉述給了自己的兒子,朱建之子又講給了司馬遷聽。
講到呂太后的生前事,還有一件跟第二件的控制皇帝有關,就是呂后實際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時的公開紀年問題。
根據《史記.呂太后本紀》,孝惠帝死後,在呂太后的操縱下,先後有兩位劉氏小皇帝登基即位,第一位即位時雖然標明是新的「元年」了,還是「號令一出太后」,就是所有的官方命令其實全都出自呂太后;第二位上位時,索性「不稱元年」了,因為「太后制天下事也」,就是太后管著天下的事呢。這兩段傀儡小皇帝的時間,加起來有八年,後來像《資治通鑑》等史書,就直接把這八年用「高后某某年」來標示了。
「高后某某年」的紀年是真實存在過的嗎?對此學界有不同的看法。相關學者認為,那個時段呂太后實際掌權,是毫無疑義的,但紀年是很正式公開的大事,呂太后未必會這麼做。一九八○年代前期,湖北江陵的張家山漢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漢初年的竹簡,其中有一篇曆譜,據考古發現簡報,是起於高祖五年,終於高后二年的。但事實上,我們看後來正式出版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一書,這份曆譜裡從頭至尾都沒有出現「高后」二字,甚至被判定為高后的那兩個年份,文字都正好是缺失的。所謂「高后元年」、「高后二年」的說法,是透過文獻考證獲得的。因此,高后紀年是否確實實施過,至今依然是個謎。
呂太后在執掌朝政十五年後死了。她一死,〈呂太后本紀〉的主題和主人公就都變了。這部分也寫了三件事:一件是奪南北軍,一件是殺姓呂的人,一件是迎代王做新皇帝。掌控局面的主人公,則都是高祖時代的老臣。
這個部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那些重新掌握漢王朝實權的大臣,在選擇新的漢朝皇帝時,特別注意他們的生母的家庭情況。比如當有人提出齊悼惠王作為候選人時,就馬上有反對意見說,這位齊王的母家姓駟,其中叫駟鈞的,是個惡棍;有人提議淮南王,反對的聲音裡就說他「母家又惡」,只有最後被提名的代王,不僅是漢高祖活著的兒子中年紀最大的,為人仁義,尊奉孝道,個性寬厚,而且同樣重要的,是他的老娘薄氏,做人小心翼翼,個性善良,所以最後取得各位大臣的一致同意,把這位代王推舉上去,做新一代的漢朝皇帝——就是後來的漢文帝。
這樣的結果,當然是呂太后生前不願意看到的。她的意識裡,是劉家和呂家既已結親,就共享漢朝了。所以從宋代的王觀國,到清代的趙翼,都竭力幫呂太后說話,說她根本沒有「盜漢之意」,也就是沒有竊取漢朝江山的意圖。我也同意這樣的看法。不過,在當時,那些劉邦的老臣們,想法和呂后並不相同,在他們的意識裡,漢家天下,一定是嚴格的狹義的,具有絕對的排他性,說白了,就是男性的劉家必須獨主漢朝。這兩者從根本上說,是有衝突的。而結果是大臣們勝利了,所以母系的呂姓一系的人,就統統得死。
記錄了那麼多的血雨腥風之後,在〈呂太后本紀〉的末尾,司馬遷寫了這樣一段「太史公曰」: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這段「太史公曰」,翻譯成現代漢語,是說,孝惠皇帝、呂太后當政的時候,黎民百姓得以遠離國家戰爭之苦,國君和大臣都希望休養生息,無為而治,所以孝惠帝放手不管,呂太后以女天子的身分代行皇帝之職,政令不出房門,天下安寧,很少用到刑罰,犯罪的人因此也很少,百姓們一心一意務農,衣食一天比一天豐盛。
從這段太史公曰,結合〈呂太后本紀〉的敘事,可以明顯地看出司馬遷的歷史書寫原則和歷史評價標準,是並不相同的:在書寫歷史時,他的最高原則是求真;而評論歷史時,他更傾向於求善。但他不以基於全域因而相對抽象的好評,去掩蓋具體的真實的惡;也不以具體真實的惡,而改變從長時段歷史看做出的總體性的好評。
因此,司馬遷的歷史觀,在他生活的時代,是具有明顯的超越性的。他對於呂太后時期的評價,既超越了姓氏,也超越了性別,而具有更廣泛意義上的評判國家領導者的指向。在他看來,宮鬥也罷,私心也罷,上升到國家治理的層面,一切應該以是否讓老百姓安居樂業,是否合乎普遍的人性,為唯一的價值判斷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