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法句經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自　序
導　讀
 
卷　上
無常品   一
教學品   一二
多聞品   二五
篤信品   三四
戒慎品   四三
惟念品   五○
慈仁品   五五
言語品   六四
雙要品   六九
放逸品   八○
心意品   八八
華香品   九三
愚闇品   一○二
明哲品   一一○
羅漢品   一一九
述千品   一二四
惡行品   一三三
刀杖品   一四四
老耄品   一五二
愛身品   一五八
世俗品   一六三
 
卷　下
述佛品   一六九
安寧品   一七八
好喜品   一八四
忿怒品   一八九
塵垢品   一九九
奉持品   二○六
道行品   二一○
廣衍品   二二二
地獄品   二二九
象喻品   二三七
愛欲品   二四五
利養品   二五七
沙門品   二六六
梵志品   二七八
泥洹品   二九三
生死品   三○八
道利品   三一七
吉祥品   三二九
 
附　錄
法句經序   三三七

導讀（節錄）

　　一

　　《法句經》是一部深受世界廣大佛教信眾喜愛的經典，歷史上這部經典還有很多其他的名稱，比如《法句集經》、《法句集》、《法句錄》、《曇鉢經》、《曇鉢偈》等等。「法句」一詞的梵文形式作Dhammapada，其中“dhamma”指的是法或佛的言教，“pada”的意思較多，主要有足跡、項目、詞、句、詩行等意思，因此，合在一起，就是「佛之教諭」或「佛陀的智慧之路」(The Buddha's Path of Wisdom)的意思。這提示我們，這部經其實就是佛教徒從早期佛典中輯錄出來的一部佛教格言偈頌集，它的完成也極可能不是一人一時之作。現在所見最早的《法句經》，是西元一世紀寫定的巴利語《法句經》，它是巴利三藏小部(Khuddaka­Nikaaya)十五卷中的第二卷。這部經在南傳佛教上座部諸國中享有很崇高的地位，一直延傳至今。與南傳相對的情形是，北傳地區，這部經典的書寫版本有一個比較複雜的變化，簡單地說，就是一開始是用各地的方言俗語傳播，後來隨著大乘佛教的興起，又開始轉為梵語形式。

　　西元一世紀左右，佛教開始進入中國，作為這個文明交流進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環，佛經傳譯活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今天還能看到的《法句經》最早的漢文譯本是署名為吳天竺沙門維祇難等人的譯本。這個《法句經》漢文譯本的序言被保存在僧祐的《出三藏記集》中（為便於讀者翻檢，本書正文後予以附錄）。從這篇序言中可以了解到關於《法句經》傳譯的很多信息，比如這部經的翻譯是維祇難從天竺帶到中土，由竺將炎傳譯，由支謙寫為漢文，時間差不多在西元二二四年（黃武三年）左右；又比如提到當時社會上還流傳著一部「葛氏」所傳的七百偈譯本；再比如提到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敘」，也就是說對當時的印度佛教徒來說，《法句經》是入門的重要啟蒙經典；其中，最為關鍵的信息是，它交代了當時所能見到的《法句經》版本有三種，即九百偈、七百偈和五百偈。就目前我們所常見的《法句經》諸版本來說，維祇難等人的漢文譯本應該就是所謂的「七百偈」本（維本〈法句經序〉說有偈頌「七百五十二章」，而實際上經統計則有三十九品七百五十八頌），其中第九品（〈雙要品〉）至第三十五品（〈梵志品〉）的順序與巴利語二十六品《法句經》剛好對應，總計有五百頌，只不過比巴利語版本多出七十七頌，這應該就是所謂的「五百偈」本（黃寶生通過漢文與巴利文《法句經》對勘，發現漢譯本《法句經》對巴利語本的相應部分偈頌做了或多或少的增補1）。〈法句經序〉說「五百偈」本最初是維祇難先帶到中土，後來竺將炎從印度來，又帶來了一個擴編的版本，比「五百偈」本多出十三品，這也就是「七百偈」本的由來。這個版本的署名是「尊者法救撰」，說明尊者法救可能參與了增編工作。至於所謂的「九百偈」本，目前限於材料原因，對於它編撰、傳譯情況的研究還不太理想。

　　在維祇難等人傳譯出「七百偈」本後，漢地又相繼出現幾部與《法句經》緊密相關的典籍，比如西元三世紀末和四世紀初晉沙門法炬和法立翻譯的《法句譬喻經》、西元四世紀末後秦竺佛念翻譯的《出曜經》，以及西元十世紀宋代僧人天息災翻譯的《法集要頌經》。其中，《法句譬喻經》這部經典最值得關注。現在我們根據《出三藏記集》的記載，可以知道它的翻譯時間大約在西晉惠帝和懷帝之間（「惠懷之間」），距離《法句經》在中土被翻譯出來的時間最接近。此外，從體例上說，這部漢譯經典不僅把《法句經》裡的偈頌收入（約三百頌），還十分詳細地敘述了這些偈頌是在什麼情況下被佛陀說出，即交代了所收偈頌的緣起。這大概與「譬喻經」的性質有關。「譬喻經」對應的梵語作Avadàna，它屬於梵語佛經十二分教中的一種特殊文體，大概的意思是指通過說譬喻的方式讓人知曉佛法義理之所在。我們看這種通過譬喻為偈頌設置故事背景的形式，其實很像佛陀的本生故事。總之，《法句譬喻經》的內容性質對於我們把握《法句經》相關偈頌的內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幫助作用，值得重視。《法句譬喻經》之後的《出曜經》，與維祇難等人譯《法句經》類似，是原始的巴利語《法句經》的增編本，且附有偈頌的緣起故事。按照《出曜經》對於「出曜」二字的解釋，這部經「所謂出曜者，從無常到梵志，採眾經之要藏，演說布現，以訓將來」（〈放逸品〉），所以也是通過比喻的方式演說佛法，與《法句譬喻經》相似，因此，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法句經》的意蘊。

　　二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法句經》編撰之後，這部經典曾經一度是佛法入門的必讀經典，原因大概在於，《法句經》的編撰正是在佛陀滅度之後最近的時間內。因此，其中一定有很多偈頌是佛陀生前所說，有的即便不是親口所說，也一定比較直接地反映出佛陀的思想，而少經後人的改竄。這裡就要提到《法句經》的編撰者「尊者法救」了。關於法救本人的生平行跡，漢文的材料並不多，只在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的《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中有所提及，但也是語焉不詳。根據現在學界的研究，我們已經了解到：法救大約生活在古代印度貴霜王朝的迦膩色迦王時代（西元一二八—一七七）；他是部派佛教說一切有部中著名「四大家」（法救、世友、妙音、覺天）之一，也是譬喻師的中心人物。除了《法句經》這部經典外，上面提到的《法句譬喻經》也正是由他所編撰，此外，他還有一些解釋因明的和論述《阿毘達磨》的著作。法救在他生活的時代就已經被尊為大德，他的很多思想（比如對於「三世」的理解）在當時的影響很大，很多人傾向於認為法救本人的思想最貼合佛陀或早期佛教的基本教義。我們看《法句經》，隨處可見一些偈語比較明顯地體現出早期佛教基本思想，比如關於「四聖諦」（苦、集、滅、道）思想、「戒定慧」思想和「三法印」（無常、無我、涅槃）思想等等。

　　對於普通的讀者而言，《法句經》所傳達出來的思想也很能契合人類共同的道德準則和人生智慧—

　　比如教人追求良師益友，精進努力：「鄙夫染人，如近臭物；漸迷習非，不覺成惡。賢夫染人，如附香熏；進智習善，行成潔芳」（〈雙要品〉）；「既自解慧，又多學問；漸進普廣，油酥投水」（〈廣衍品〉）；「雖誦千言，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意。雖誦千章，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可度。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述千品〉）等。

　　比如勸人心懷仁慈，不要暴力行兇，宣揚因果報應：「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述佛品〉）；「擊人得擊、行怨得怨、罵人得罵、施怒得怒」（〈惡行品〉）；「所謂有道，非救一物；普濟天下，無害為道」（〈奉持品〉）等。

　　比如勸人持戒修德，清心寡欲：「常守慎身，以護瞋恚；除身惡行，進修德行」（〈忿怒品〉）；「慧人以漸，安徐稍進；洗除心垢，如工鍊金」（〈塵垢品〉）；「絕諸可欲，不婬其志；委棄欲數，是謂梵志」（〈梵志品〉）；「貪欲生憂，貪欲生畏；解無貪欲，何憂何畏」（〈好喜品〉）；「謂心無為，內行清虛，此彼寂滅，是為仁明」（〈奉持品〉）等。

　　比如教人在社會中如何行為處事：「處安不忘危，慮明福轉厚；福德之反報，不問尊以卑」（〈道利品〉）；「無病最利、知足最富、厚為最友、泥洹最快」（〈泥洹品〉）；「勝則生怨，負則自鄙；去勝負心，無諍自安」（〈安寧品〉）等。

　　總之，由於早期佛教思想比較切近人類本真的心理狀況和倫理需求，所以《法句經》誦讀起來就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心理共鳴。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這部經典在世界各地受到了眾多佛教徒甚至教外人士的廣泛關注和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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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黃寶生《巴漢對勘法句經》，上海：中西書局，二○一五年版，第九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