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發微(精)(附贈藏書票)

 

　　錢穆先生身處中國近代的動盪時局，於西風東漸之際，毅然承擔起宣揚中華文化的重任，冀望喚醒民族之靈魂。他以史為軸，廣涉群經子學，開闢以史入經的嶄新思路，其學術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展現出中華傳統文化的輝煌與不朽，並撐起了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的一方天地，成就斐然。

 

　　三民書局與先生以書結緣，不遺餘力地保存先生珍貴的學術思想，希冀能為傳揚先生著作，以及承續傳統文化略盡綿薄。

 

　　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迄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多年間，三民書局總共出版了錢穆先生長達六十餘年（一九二三～一九八九）之經典著作—三十九種四十冊。茲序列書目及本局初版日期如下：

 

　　中國文化叢談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中國史學名著       （一九七三年二月）

　　文化與教育   （一九七六年二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一九七六年六月）

　　國史新論       （一九七六年八月）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一九七六年八月）

　　中國歷史精神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一九七七年二月）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一九七七年五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一九七七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   （一九七八年一月）

　　黃帝        （一九七八年四月）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一九七八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一九七八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   （一九七九年七月）

　　歷史與文化論叢  （一九七九年八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一九八○年三月）

　　湖上閒思錄   （一九八○年九月）

　　人生十論       （一九八二年七月）

　　古史地理論叢       （一九八二年七月）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一九八三年一月）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一九八三年十月）

　　中國文學論叢       （一九八三年十月）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秦漢史   （一九八五年一月）

　　中華文化十二講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莊子纂箋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朱子學提綱   （一九八六年一月）

　　先秦諸子繫年       （一九八六年二月）

　　孔子傳   （一九八七年七月）

　　晚學盲言（上）（下）        （一九八七年八月）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一九八八年一月）

　　論語新解       （一九八八年四月）

　　中國史學發微       （一九八九年三月）

　　新亞遺鐸       （一九八九年九月）

　　民族與文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一九九○年一月）

　　莊老通辨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二○二二年，三民書局以全新設計，將先生作品以高品質裝幀，隆重推出珍藏精裝版，沉穩厚實的木質色調書封，搭配燙金書名，彰顯國學大家的學術風範，並附贈精美藏書票，期能帶領讀者重回復古藏書年代，品味大師思想精髓。

 

　　謹以此篇略記出版錢穆先生作品緣由與梗概，是為序。

 

三民書局    東大圖書    謹識

 

 

　　中國學業相傳，向分經、史、子、集四部。經學最早，但實惟有《詩》、《書》兩部。《詩》三百，迄今猶存。《書》則惟商、周兩代少數幾篇政治文件，或最先當起於盤庚以後。至唐、虞、夏代，如〈堯典〉、〈禹貢〉之類，皆出戰國後人撰寫，非孔子前所有。至於禮，《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則禮非成書，故稱「執禮」，與《詩》、《書》不同。《儀禮》僅屬士禮，乃孔子以下人所造。〈周官〉更屬後起，當在戰國之晚世，或當在〈虞〉、〈夏書〉之後。樂則無專書記載。即孔子時，鄭、衛之聲，已非古樂。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乃自陳達齊，但亦決非傳自舜代。惟在孔子時，已屬南方之樂之稍古僅存者。至孟子時，古樂今樂已顯相分別。《易》雖古代相傳，但孔子時亦僅為一卜筮之書。《易傳》則當出秦始皇時代，已雜采儒道兩家義成書。孔子前雖有《詩》、《書》，亦不稱之為「經」。蓋古代學術尚未流通，惟政府最高層始掌有之。故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學術傳於社會下層，其事始於孔子。戰國諸子著書，墨家最先有經。漢代諸儒以孔門相傳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學，遂誤稱「六經」。而實是《詩》、《書》、《儀禮》、《周易》及孔子《春秋》，只五書，尚缺一《樂經》。漢武帝乃立五經博士，後代經學惟五經有傳記注疏，此外不再有增。則雖有經學之名，而其學術相傳，則惟傳述，無創作，與史、子、集三部有不同。

 

　　先秦諸子相傳為九流十家，最先起者為孔門儒家。孔子為中國自古相傳私人講學之始，前後門弟子共七十七人，後世譌稱七十二人。然姓字見於《論語》者，不達半數。《論語》乃孔門師弟子相聚講論語言之記載。然其書相傳，至孟子後，始正式編纂為上下二十篇。故在《孟子》書中，亦尚不見《論語》一書名。墨翟繼孔子而起，但墨家先有成書。如今傳《墨子》及〈墨經〉，其書皆出《論語》為書行世前。其他各家成書，則全出儒、墨後。但獨有小說一家，則其成書當尚有在孔子之前者。

九流各成一家之言，以其門弟子相聚相傳，如同屬一家，故稱「家言」。家族之「家」，指血統言。諸子成「家」，乃指其所講貫之道統言。獨小說家則不然，因小說家所彙集之諸書，尚遠起在孔子儒家講學之前。古代有史官，由周天子分派於列國諸侯間，世襲其位。又有正史、稗史之別。正史居諸侯之國都，稗史則散居國都外城鄉間。其有關稗史所記載之文字，散見於今傳《左傳》諸書中者，尚不少。余已在他篇論及，此不詳。戰國小說家言，則即由其時之稗史來。

 

　　如是則在子學中，豈不即包涵有史學？其實不止於此，即如縱橫家言，豈非即戰國時代有關當前國際事件一種互相分派之爭論與抗議？其實尚不止此，即如孔子為儒家開山，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則孔子之意，乃欲上承周公。後儒則又自周公上推堯、舜、禹、湯、文、武之唐、虞、三代。墨翟繼孔子起，自為家言，則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為墨。」是墨家於唐、虞、三代中，獨取夏禹一人為法。道家繼儒、墨而起，乃更上推黃帝，而唐、虞、三代皆在其下。但又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創為農家言。其次如陰陽家，則伏羲氏、神農氏、黃帝、堯、舜以至三代，凡中國史歷古相傳諸帝王，皆在網羅取法之中。而秦之統一，則其君自稱始皇帝，是亦上承雜家呂不韋《春秋‧十二紀》來。則凡先秦諸子學，實可謂乃無一而非源自史學。

 

　　此後漢代史學繼起，其太史官司馬談討論六家要旨，而私意所宗，則更在道家。其子司馬遷繼之，乃益尊儒家，故既為〈孔子世家〉，又作〈孔子弟子列傳〉與〈孟荀列傳〉，於諸子中最為特出。其〈自序〉則曰：「通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是史遷之為史，亦求上承諸子立言成家。則子、史之學，自古人視之，其間實無大分別。此後二十五史以及三通諸書，乃亦如諸子，各成家言。尤可以宋代之歐陽修為之例。如此中國之子學與史學，豈不貌分而神合，可離而可通乎？

 

　　再次言及集部。集部有駢散之分。最先駢體肇始於屈原之〈離騷〉。《詩》、〈騷〉並言，則〈離騷〉亦可謂乃上自經來。太史公以屈原與賈生並傳，賈誼〈治安策〉乃漢初一名奏議，則〈離騷〉豈不亦可通於子與史？其下乃有三國時代之建安文學，乃始由西漢自〈離騷〉轉為駢體辭賦，又轉入散文中來。如曹操之奏議詔令，皆可納入文學之集部。諸葛亮〈出師表〉，亦入集部。實則此等文字，皆亦子亦史。又如晉、宋時代之陶潛，其所為詩辭傳記，如〈歸去來辭〉，如〈桃花源記〉諸文，皆即其一人之史，亦即其一家之言，豈不史與子與集之三部，實可通而為一乎？

 

　　唐代韓昌黎唱為古文，乃始正式由駢變而為散。其自言：「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則其言亦子亦史。一人之集，至少乃為其一人之自傳，亦即當歸入一民族一國家之文化道統中。故集部興起，乃為四部之最後。其實古代之經，如《詩》、《書》，尤其如《古詩》三百首，豈不亦如後代文學一集部？亦可謂集部即是子，但較單純而已。而其當可列入史部，則更不待論。是則中國四部之學，其實約略言之，只是子、史之兩部分。孔子作《春秋》，又與其門弟子所言合成一《論語》。《春秋》經而即史，而《論語》是子，但亦可稱為一集部。是則孔子一身已兼有了四部之學，故後人尊之為「至聖先師」。

 

　　此下於四部之學最有完整成就者，當推北宋時代之歐陽修，其生平著述，可謂經、史、子、集四部皆備。如其為《新五代史》，乃史部之正宗。又兼修《新唐書》，亦入二十五史中。而其於經學，皆有成書。其於《詩經》方面姑不論，而其於《易經》，疑《易傳》非孔子作，此乃自孔子以來，一千年後始發其議。歐陽子自謂再歷一千年又有第二人，兩千年可得第三人，三人為眾，則此一人所疑，二千年後，即當成為眾人之所疑矣。此其運思持論，何等高明而廣大，悠久而深沉。可見由一人之學而成為家學，由一家之學而成為千古之羣學，即道統所存，即於歐陽修一人之身，亦已明白曝露無疑矣。

 

　　又歐陽修之文，上承韓愈。而其闢佛，則成為〈本論〉。以一人之所疑，所反對，化而為全國之政教，此即由集為子一明證。故由歐陽一人，而中國四部之學之可得達成於一家，亦即明白可證矣。

 

　　余此書專為史學發微，苟其人不通四部之學，不能通古今之變而成其一家之言，又何得成為一史家。上之如漢代之司馬遷，後之如宋代之歐陽修，皆可為明證。惟孔子則尤其為至聖先師，為一切中國學人之最高楷模。此則治中國學術，皆當以此為法。此非空言，乃實際標準之所在，則尤貴學者之能深思而明辨之。心知其意斯可矣，又何貴於繁言與空論。

 

 

　　西方人重空間觀，但缺時間觀。古希臘人即有幾何學，作航海測量之用，但幾何學非以測時間。中國古人，則立標測日影，即知重時間。又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雄鷄司晨，亦以測時間為重。

 

　　阿剌伯人有《天方夜譚》，其間有〈能言鳥〉一故事。三兄弟同求能言鳥，兩兄已失踪，其弟繼續追求。一術士告之，循山路上行，路旁有呼聲，勿回顧，則能言鳥易得。其弟乃塞耳上山，路旁叢石聳立呼喝不已，愈上則石愈多，聲愈大。其弟因已塞兩耳，幸能終不回顧。竟得能言鳥所在，取之以歸。路旁石皆起立重得為人。蓋皆來尋能言鳥者，聞聲回顧，遂化成石。此亦如人讀史，過重以往，乃隨前人過去，亦如失敗，無以向前。歷史乃前人一切以往故事，可稱已均屬失敗。回讀史籍，亦如人重蹈覆轍，自陷深淵，重歸失敗。能言鳥故事即此意。古希臘濱海而居，非出國渡海，遠向他邦，即無以經商，亦即無以為生。阿剌伯人居沙漠中，非渡越此沙漠，生命亦無前途。故此兩種人，多主向前，不重回顧。歷史故事皆屬以往，非彼輩所當流連。

 

　　耶穌則猶太人，其創始宗教，乃謂人生從天堂降謫，死後將重返天堂，俾得安居。凱撒事凱撒管，歷史則屬人間事，全屬凱撒，為上帝所不管。信奉宗教，自不留心歷史。西方文化會合此輕視歷史之三大淵源，遂無史學可言。

 

　　中國人則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前人隨時過失，後人即當警戒。並且前世以往亦並非無成功之處，亦可資後人以承襲與模仿。歷史教人向前，即因其能知過善改，亦因其能善所承襲。西漢人言：「自古無不亡之國。」其時則中國歷史已歷兩千年以上，伏羲、神農、黃帝以迄唐、虞、夏、商、周，以至秦漢，一部兩千年以上之歷史，豈不告人以人類已往，歷史有得有失，有成有敗，使人知所警惕，有過能改。則過而常存，去而復來，乃得依然向前。人生遂能發出前所未有之聰明與措施，而改善其將來。如此則歷史所記乃人道，實亦即天道。人類智識貴在此不斷過程中，求獲將來之新得。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如人一日三餐，有排泄，但亦有存留。惟其所存留已非故物，因謂之「化」。化則非屬過去，故曰：「所存者神。」莊周言：「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是則歷史非盡屬過去，乃成一種神化作用。西方人輕視歷史，則過去盡成臭腐，如希臘，如羅馬，乃至如近代之英法，不久亦當全成為臭腐。而中國則上下五千年通為一體，盡成神奇，此豈西方之所有。人文學中之史學，其功用乃如是。

 

　　《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必經以往過失，始得繼續生存。孔子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過去與將來，即屬人生之兩端。當前現在，則是其中。歷史可貴處，即在其屬於過去之一端。不斷過失，實亦為不斷存在之前因。即在此過失中，求一不斷之嚮往。儻盡放棄其一切過去於不顧，則此端既不存在，亦即無其他一端可言。既無過去，亦即無將來，更又何從尋得一向前之生路。中國人言「死生」、「存亡」，此即兩端。不死又何有生，不亡亦何有存。

 

　　中國人又言「道」字。道即一條路，向前一步，則失去了其走過之一步。其實就其不斷向前言，則一步過去，亦即是一步完成。但當求前途之所止。而人生無窮，則其前途亦無止。故步步向前，非只是步步過去，實亦是步步完成。人類歷史正如此。司馬遷引《詩》以讚孔子曰：「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此見人類遠大成功之一境，亦即無可至不能止之一境。而「景行行之」之逐一步驟，則亦盡在逐步向前之途上。即過失，亦進步，同時亦即是完成。此則中國人之歷史觀。

 

　　余嘗謂人生即歷史。人生之最要過程在能知過勿憚改。歷史亦然。孔子時時夢見周公，但其老年則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周公在孔子當時，實已成為一過去人物，亦可謂一失敗人物。儻周公不過去不失敗，則周室亦不東遷。故孔子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則孔子已知周公當年之道，不復可行於孔子之時矣。孔子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亦如周禮能言，而魯不足徵。其言不足徵，即猶言過去之亡失。但亡失者乃其事，非其道。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杞、宋不足徵，即夏、殷兩代已在過失中。魯不足徵，即周公與西周亦盡在過失中。其或繼周者，有繼周而起，此即「自古無不亡之國」之先聲。歷史在過去中，乃指其事，非言其道。而人生則貴在有將來。但非有過去，又何得有將來？是則歷史即人生，但可謂乃指其前一半之已過已失言，非指後一半常存常在之將來言。而將來之可知，則即在過去中。雖可知而不可知，雖不可知而仍可知。此則讀史而明其道乃可知。

 

　　故人道即天道，當前之中國，或可謂孔子已先知之。所以孔子往日之所言，至今仍有可用。以今日世界之情況言，亦可謂早在孔子之預見中。然而孔子之在今，豈不亦已成為一過去人物？孔子之所言，迄今已兩千年，早已過去，又豈得一一有用？是則貴在傳孔子之道者，斟酌而善行之。果尚求為東周，則盡人而明知其非矣。但此孔家店，則仍然不得打倒。此則當前之中國人，又誰歟能深識其意旨之所在？

 

　　知過去乃知將來，知亡失乃知存在。西方人不肯認有過，又不喜言亡失，故不愛言歷史。其所言之歷史，則盡屬成功一方面，如言希臘史、羅馬史，以迄於最近之英法史，當前之美蘇史，莫不皆然。使人僅見有當前之形成，而不見有以往之過失。則試問個人人生又焉得僅有生存，而無死亡。西方之耶穌教言，人死仍有靈魂上天堂，則正是此義。

 

　　中國人貴能知過，又貴能改過，故其言歷史亦常在言人生之過失處。知得人生已往之過失，則亦易知當前及將來之所得完成。西方人則僅知此一端，不知彼一端。如羅馬人，僅言己是，不言希臘人之過失處。現世英法人，亦僅言己是，而亦不言以往羅馬人之過失處。即如當前之美蘇，亦僅能各言己是，而不能言英法已成過去之一切前非。但美蘇自己不遠將來，亦將自陷於過失中。故西方乃終不能有其如中國般之史學，乃使其人生常陷於過失中，而不能自拔。

 

　　孔子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僅生七十二年，但至七十始能從心所欲，而不見有過失。則其前七十年，豈不亦常在過失中？故孔子「學不厭」，即學求其少過。但中國亦僅有孔子一人為至聖先師，則其他人亦盡不如孔子，斯其畢生多過可知。學史功夫即在知過。孔子作《春秋》，試問春秋兩百四十年，又誰一人能在無過中？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然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則雖管仲，又焉能無過？故歷史多過，學史在求少過，直待天下太平，始為至善可止。則試問何日能達？故孔子之門人言，孔子之死，亦僅孔子之休息，尚待後學繼起，續加努力。西方人只認各有長處，並日在進步中，此乃西方人之歷史觀。今日國人慕之，不論是非，不問過失，惟知求變求新，日趨進步。即如原子彈發明，亦是一進步，並是一大進步。但不僅不問進步之所止，亦不問進步之當前實況究如何。此為中西雙方民生精神之不同，此即其既往歷史，亦宜無可相同矣。

 

　　中國人言「鑒古知今」，西方人則貴開闢創造，求變求新。即當前之美蘇，又當變，又當新。但新又如何？則非當前之所知矣。

 

　　又西方人重多數，故其歷史亦惟重多數。而在中國則惟少數人能入史，能為歷史人物。西方人既不重歷史人物，乃有無歷史人物，但只惟變惟新而已。故西方人論新舊，中國人則重褒貶。又少褒而多貶，即新亦可貶。又孔子前人言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但孔子則並此而不言，乃惟言一「學」字。過往歷史，即在其所學中。而西方人則曰：「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師則可在歷史中，而真理則多在歷史外。故西方不重有史學。此一大要端，亦誠不可不深論。

 

　　今日國人好罵中國史，謂其全屬過失，毫無進步。以另一觀點另一角度言，此亦庶或有當。西方人因貴多數，多人所是即為是，多人所得即為得。時刻在求得中，此正當前西方民主社會乃有此，誠亦當前一史實。中國則重己重少數，孔子曰：「知吾者其天乎。」又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但孔子作《春秋》，當為中國史學之開山，則宜其難為今日國人之崇慕西化者言之。

 

　　今日國人讀中國史，亦必稍知中國之傳統文化為如何。希讀吾書者，其亦深思之。今試再易辭言之，中國人惟知愛重歷史，故能蔓延擴張，以有今日。西方人只為不愛重歷史，乃日趨分裂，亦直達於今。今日國人惟西方之是信是崇，乃亦分為兩國，一崇美，一崇蘇。明證當前，豈不與人以共鑒。儻使我當前之國人，仍能回頭一讀中國史，則此下宜分宜合，亦自當知所從事矣。余既為《中國史學發微》一書作序，意有未盡，再草此篇。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錢穆識於素書樓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