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眉壽到長生：中國生命觀與醫療文化(增訂二版)

增訂二版序
初版序言
方法篇—過去的另類，未來的主流？
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
醫療、社會與文化
從醫療透視歷史
形神篇—中國傳統對「人」的認識
由表及裡的人體知識
心與氣在人體的地位
以氣為本的經脈體系之形成
氣一元論的生命觀
祝禱篇—祖先、天神與生命的關係
祖先是個人生命的來源與主宰
宗族群體的生命與個人的生命
天神主宰人世生命
早期的司命神祇
威儀篇—禮制威儀到節適全身
威儀與生命
禮制享受與節適新論
養生篇—長生的追求與技藝
古典的生命期望
古典氣論
戰國養神論
養形與延年
祈命養生小結
生死篇—生死之間是連續還是斷裂
生與死之間
玄 通
傳播篇—醫療的傳播與取捨
醫療道家與日本古代文化
醫史綴言二題——檳榔與祝由
圖片出處
索 引

 

增訂二版序

　　今之醫學，古代屬於方技，《漢書‧藝文志》方技三十六家，首列《黃帝內經》，即是世傳中國正統醫典之始原，集成時間一般認為當在西漢晚期，約西元前一、二世紀之間。

　　〈藝文志〉其他方技三十五家多不傳了，不過中國第一部正史《史記》，太史公特為醫者立傳，記述戰國時代扁鵲秦越人和西漢初倉公淳于意的醫案（行醫記錄），透露一些醫理和醫技。直到最近半個世紀，考古陸續出土一些醫書，而以上世紀七○年代發掘的長沙馬王堆三號墓所出最稱豐碩，基本上符應〈藝文志〉的分類。

　　然而中國歷史文化發展到漢代，至少已經歷三數千年，連動物受傷多知道設法自救，人類從進入文明階段，應該已知道不少治療方法，包含巫與醫的方術。所以醫典問世之前，各種文明應該都累積大量的醫病經驗，並且發展出比較原則性的理論，可以說是醫學的萌芽。

　　遠古尚矣，醫事鮮傳，而在中國，殷商以降各種留傳的文獻，不論與疾病醫療或深或淺的關係，猶可以追溯正統醫典的知識來源和醫療文化的基礎，本書或可以說是中國傳統醫學知識建構工程的一種嘗試。我們從非醫典史料探討中國古代對身體的認識、生命根源的討論，以及衛生（保衛生命）方法的研發，試圖建構醫典形成的前史。這也是非醫學出身的史家可能為醫療文化作出的一點微薄貢獻。

　　本書之作推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起草的〈從眉壽到長生〉，副題作「中國古代生命觀念的轉變」。「眉壽」乃西周祝辭，長生是戰國以下萌生的期望，詞語反映思潮，中國社會從古典到傳統的轉變過程中，人對生命的企求也隨時代社會而發展。十五、六年後將相關論文結集出版，書名仍然沿用《從眉壽到長生》，副題作「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主體論證雖然限於周秦漢的古代史料，相關的觀念其實貫串以後的中國歷史，至今猶有痕迹可尋，所以這次增修新版的副題乃節刪「古代」二字。

　　新版副題又把「生命觀」提到「醫療文化」之前，看似無足輕重，其實和本書寫作的機緣、作者的發想都密不可分。因為我是先思考中國古人對生命的看法才旁及醫療，醫典只作為輔助的參證，至於後世大量的醫家著作則更少觸及，我重視的是醫療的文化面，不是醫理或醫技，所以嚴格說不能算醫學史。

　　大家都知道，凡生而為人，必經歷生、老、病、死，醫事是人類面對這四項事情的產物，所以任何人必然離不開醫療，人生觀與醫療文化遂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才是本書著眼之所在。

　　然而本書主要篇章撰寫前後，我在大範圍的歷史學領域內正提倡新史學，種種機緣結合一起，開拓了這個新領域「生命醫療史」；本書若說是臺灣醫療史研究的催生者，似亦不為過，因此遂被歸類為醫療史。單從書名來看，本書也的確近於醫療史，其實我始初的立意不是要碰醫學與醫療這個於我完全生疏的領域，我關心的是生命的問題。

　　生命的奧秘可能只有上帝才能解開，但每個人都有生命，對生命都可以有他的看法，有他的期待，每個民族遂都流傳著自古迄今的生命觀念，也發展出他們特殊的維護生命的文化。生命雖然每人都有，醫學則是專門之學，只限於少數人擅長，所以凡人在生命和醫事交會之際，不一定非得具備專業醫學才能發言，甚至可以說，醫學專業只作為了解人的輔助工具，不宜喧賓奪主。那麼，一個歷史學者當然也有可能來研究人生的醫事，當然應該著重在文化層面。

　　關於一個民族生命觀的論述，表面上似乎屬於思想史，然而生命是很具體的存在，怎樣看待生命，在生或死，健康或病痛這麼真實的判別中，空洞虛玄的概念是不會作為文化而流傳的。因此，我始初探索中國古代生命觀時，便沒有投注在思想史追究天人、心性等哲學命題，而是從具體的人身入手。

　　老子說得好，「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如果連身體都沒了，還有什麼好煩惱、好擔憂的呢！還用得著那些長篇累牘的形上理論嗎？沒有具體的身體，抽象的思想便無所依存，當然也不會有所謂的思想史。我明白，這麼「形而下」的生命觀研究是不會被思想史家認同的，更不用說哲學史或觀念史家了。雖然我討論的生命觀念，由形而下逐漸形而上，多少也涉及一點哲學層次，更多則在思想史的範疇，譬如形神分合、氣心孰主或「氣論」，多是思想史著作出現過的課題。

　　我所理解的史學界如此，然而不管有沒有人把本書當作思想史，我還是秉持不離事而言理的作風，不一頭栽入抽象思想與人糾纏，我還是認為生命觀離不開具體文化，要植基於維繫生命的醫療史研究才穩固。根據中國古代知識分類的典範《漢書•藝文志》，醫療屬於六略的方技略，包含醫經、經方、房中，和神僊四種。〈藝文志〉總結方技略說：「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生生」是維護生命，「具」是方法，所有的維生方法都構成文化的一部分，故一個民族的醫療方法會呈現該民族文化的特色。

　　方技四種中，經方即藥方，依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熬煎藥材，用以通閉解結。房中本諸人情，為之節制，追求和平壽考，以免致疾隕命；神僊則保性命之真，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使無怵惕於胸中。至於對身體血脈、經絡、骨髓，以及陰陽表裡之認識或建構者是醫經；偏於理論，為醫技作合理的解釋，不同文化多有不同的體系。

　　不論東方或西方，人體生理組織都是一樣的，但中（漢）醫與西醫身體認識的差別卻相當大，即使同樣採取經絡概念，漢醫經脈的分佈與源自印度的藏醫也完全兩樣。西方醫學走實證，故建構「科學的」知識，中國醫學以十二經脈結合五臟六腑，擴而波及到五聲、五色、五味，構成一個無所不包的五行系統，應該是一種「玄學」。玄學之理作為醫療實踐的說明或亦無傷，但真正面對生命，醫者的經驗才是切要，雖有實證的成分，但不容易複製，不算「科學」，故難以獲得西醫認同。不過實證的本草學所起的作用，恐怕才是延續這個民族生生不息的經驗知識。

　　我既從事所謂的醫療史研究，又鼓吹年輕學子加入，原來想研究「死亡」的轉而研究「生生之具」，原來研究宗教、婦女者亦跨域至醫療。或因醫以及國，從醫事看政治；或從飲食文化而進入醫治的食療。這一波新史學的作為，正如上面說過的，我不過想從醫療來了解歷史文化罷了，不是想宣揚中國傳統醫學，（即使要宣揚，還輪不到我們這些醫學門外漢。）

　　由生命而及於醫療，由醫療而及於文化。諸多民族所共同面臨的生老病死，看看他們如何促生、延老、治病和防止或對待死亡，了解他們的觀念與方法有何異同，因而探究不同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色。這些文化雖與醫學或醫療有關，卻又不限於醫學專業的範圍，所以我稱作「另類醫療史」，「另類」兩字也表示不敢和醫家的醫史爭正宗。不過，在九○年代草創階段，倒有醫藥史家客氣地將我們的「另類醫療史」稱作「外史」，以別於傳統直接探討醫學理論源流以及醫技、醫者或醫案的「內史」。就我的專業而言，討論醫療文化既然離不開時代與社會的生命觀與文化面，不集中在醫典，自然屬於真正的「外史」！

　　史籍有外傳，儒林有外史，本書凡所論述，看不到醫學專業，讀者諸君正應當以「外」視之。不過，「外」的天地固比「內」遼濶，即使深度，從某些角度說，恐怕也不遑多讓。我曾援引醫學外史的學者，有陳寅恪論史之旁及醫藥，也介紹周作人、江紹源從民俗看身體與醫學，他們或具備不同程度的醫學知識，但應該都是醫學的外行。

　　所謂的醫學外史，西方也有例證，我曾主講過〈另類醫療史研究20年〉，舉證1930年代瑞士醫學史家Henry E. Sigerist (1891-1957)，他創辦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醫學史集刊》），翻轉過去專重「內史」的偏頗，從醫學專業轉向社會。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副主席、也是對世界醫學教育與研究極具影響力的Alan Gregg，評論Sigerist說：「他提醒我們注意一個事實，醫學之為生物學的研究與應用，植基於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與文化的環境條件上，這方面的貢獻遠遠超過任何人。」這就是醫學外史比內史的天地寬廣的明證。Sigerist可是醫學科班之士，畢業於蘇黎士(Zurich)大學，獲醫學士(MD)學位，又到萊比錫(Leipzig)大學深造，師事德國醫學史大師Karl Sudhoff，1932年受聘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大學擔任醫學史研究所主任。

　　以Sigerist作為典範，證明外史研究的重要性與意義絕不亞於內史，借用Alan Gregg的話說，也就是關注生物學研究與應用時，不能忽略存在的歷史、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條件。進入二十一世紀猶有醫學史作者稱讚他是此一新方向的創始人，醫學史乃形成告別歷代大醫、名醫以及他們的專著，轉向醫療的社會與文化現象。

　　在倡導另類醫療史將近三十年之後，準備祝賀史語所九十週年的演說時，我有機會讀到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撰寫博士論文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古典時代瘋狂史》）緣起的介紹，才知道我的「閉門造車」竟與二十世紀後現代史學宗師不謀而合。1957年傅柯從巴黎到瑞典Uppsala大學請Stirn Lindron教授指導論文，因被拒而寫信為自己辯護說：「我的計劃並不是要寫一份精神醫學的發展史，而是要寫出這個科學是在什麼樣的社會、道德和意象脈絡之中發展的歷史。」（林志明譯《古典時代瘋狂史》《導讀別冊》）傅柯研究重點不在精神醫學的內史，而是其社會文化脈絡的外史，正和早他二十多年Alan Gregg稱述Henry Sigerist的取徑相似。

　　上世紀九○年代，英美也先後出版這方面的新醫史論著，其一《醫學在社會》的編者Andrew Wear說：「醫療存在於各種形式，並且是在社會之內」；(Medicine in Society: Historical Essays, “Introduction”)另外《醫學與西方文明》的編者David J. Rothman等人也倡言「從醫學到文化，並且從文化到醫學」的研究(Medicin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roduction”)。當我在臺灣提倡「另類醫療史」時，想不到世界另一端也有同頻的「友聲」，雖然我與他們並沒有接觸。

　　本書主體內容的寫作較早，分別是1991年的〈生死之間是連繫還是斷裂？〉（《當代》58期）和〈形體、精氣與魂魄〉（《新史學》2卷3期），以及八○年代末起草而1995年才出刊的〈從眉壽到長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本2分）。2005年結集成書時將這三篇論文拆開重組，構成本書主要的章節，分「形神」、「祝禱」、「威儀」、「養生」和「生死」五篇，包含從肉體到精氣魂魄，從個人、家族到社會政治，從俗世到死亡等方面，以建構中國的生命觀，大抵粗具體系。另外是1993年發表的〈醫療史看道家對日本古代文化的影響〉（會議論文集《中日兩國二千年の文化交流と“滇王之印金印”》），列為「傳播篇」，使「另類醫療史」設定的文化交流部分獲得補足。最後再加上〈檳榔、醫療與文化交流〉，這是為林富士教授遺著《紅唇與黑齒—縱觀檳榔文化史》而寫的短序，體例之限，失之簡略，不過切合本單元主題，故一併收入。至於本書第一單元的「方法篇」，相關文字亦作於九○年代，可以當作九○年代未滿十年的時間內，我在史語所推動生命醫療史的記錄，當然也包含我的研究構想。

　　我曾把歷史的有機性比諸於人，人有骨骼，有血肉，還有感情和精神，然而回顧上世紀自七○年代以來，我的專業研究多集中在中國古代的社會與國家，只關注歷史的「骨骼」部分，如七○年代的《周代城邦》(1978)，八○年代的《編戶齊民》(1990)和《古代社會與國家》(1992)皆是。到了八○年代後期，我深感如此的史學研究缺乏血肉，更無感情和心態，看不到歷史上的人，明顯有所不足，思欲突破，於是激發出「新社會史學」，以實踐同時所提倡的新史學的「新」。

　　新史學要「新」什麼？始初我並沒有固定的標的，而在這個時候，適逢一些特殊機緣遂促成我的歷史研究的轉變，無意間竟然構成臺灣史學的一段歷史。所謂特殊機緣，一是要給業師高曉梅（去尋）先生撰寫八十祝壽文，不願再炒中國古代社會國家的冷飯，終於想起「眉壽」和「長生」的課題或可談談，於是寫了〈從眉壽到長生〉的未完稿。翌年，已故學友傑出人類學家黃應貴教授啟動他的新研究計劃，第一期主題「人觀」，邀我參與研討，我乃有〈形體、精氣與魂魄〉之作，副標題是「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以回應研討會主題。同時，一向介紹近代西方思潮、影響青年學子的《當代》雜誌規劃「生死觀的思想、歷史與社會考察專輯」，雜誌創辦人金恆煒先生約稿於我，於是撰寫〈生死之間是連繫還是斷裂？〉，副標題作「中國人的生死觀」。至於〈醫療史看道家對日本古代文化的影響〉，係1993年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udies)研究訪問時，應中國考古學家俞偉超先生之邀赴日本福岡開會而作。這些論文原來都不是自己規劃的寫作，而是因應機緣的產物，卻不期然地促成我在「生死」這個人生命題的思考。

　　學術史上往往存在的現象，一種新學術的誕生多少會帶點機遇性，推動者的學養思想固然有關，外緣因素也不可或缺。上述幾篇論文，相對於過去我閑熟的領域，的確距離頗遠，但不同的約稿卻都匯聚在生命議題上，無意間為我苦思冥想新史學之「新」找到一條出路，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偶然吧。而此時遠赴普林斯頓大學深造的林富士先生，因碩士階段關注過疾病，馳書請我出來組織學友探討歷史上的疾病。有疾病就有醫療，生命和醫療就這麼結合在一起，史語所研究醫療史就這麼樣似偶然又似必然地誕生了。研討小組的名稱首先將就富士的提議，擬訂為「疾病、醫療與文化」，但我還是覺得生命範圍比疾病為廣，乃改稱「生命、醫療與文化」。

　　由於有不少青年學人願意獻身於這個新領域，過去三十年的臺灣史學才可能增添一幅令人贊歎的勝景。我經歷的研討活動只限於九○年代，二十年後我在中國醫藥大學「醫家與史家的對話」國際研討會(2012)所作的主題演講，概述九○年代以來生命醫療史研究經歷三代、日益茁壯的情況。臺灣史家年輕世代在這個領域的成果豐碩，斐然成章，不但為新史學樹立一個典範，也被世界同行認可為臺灣現代史學最具特色之一。自此以後，臺灣史學領域多了醫療史一目，與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藝術史等並列，躋身於史語所編纂的「中國史新論」（2010年代）系列論著之中，中央研究院召開的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2012)也列為一個獨立單元。這個史學新領域在臺灣的確站穩腳步了。

　　然而關於生命醫療史研究，本書終究屬於草創時期之作，很多新課題在第二、第三代都交出令人注目的成績單，建構輝煌的殿堂；相較之下，本書勉強只能算是華廈落成前的簡陋工寮而已吧。不過，如果毛遂自薦，本書在這一波新史學運動中，多少還具有一點學術史上的意義，其涉及的具體論述，恐怕也還有一點參考的價值。

　　今天距離本書初次結集又快二十年了，出版社準備改版問世，徵詢我的意見。舊作新版，作者理應吸收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增訂，不過三十多年來這個新領域的成果甚夥，又散佈在廣大的歷史課題中，如疾病、宗教、婦女、帝國、殖民、政治等等，雖然都是名符其實的「外史」，但和本書的主題與時代範圍關聯較少；至於少數專尚古代醫經的著作，與我當年探討的人觀、生命觀亦鮮有交涉。年輕世代的醫療史同仁皆卓然成家，他們的研究成果固不可能在本書呈現，何況公元兩千年以後，我的際遇以及研究興趣距離醫療史稍遠，所以本書再版，在架構上乃多仍其舊。

　　不過，本書關注的中國生命觀及其衍生的種種文化，年輕世代討論的尚不多，應該還可以容我「野人獻曝」；而書中議題的論說，敝帚自珍，也還有一點自信，故樂於維持原來的架構再版。話雖如此，我乘這次改版機會通讀一次，還是作了相當幅度的補正，增益不少資料，讓原旨更加通暢。我也改正一些錯誤，把太艱澀的文字略作修訂，庶幾符合「新版」兩字的要求。

　　本書之改訂是以年近八十的我審視尚未五十歲的我，客觀評量之後，自認尚能立足於學界。至於書中不足不備之處在所難免，古代哲人尚且感嘆「生也有涯而知無涯」，何況才疏學淺如我者！祈盼讀者諸君多予指正。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