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學者、報人、大使 謝然之的風範
壹
一九五○年代,謝然之教授是臺灣炙手可熱的名教授與名報人。他在大陸逆轉期間,受當時臺灣省政府主席(以後擔任副總統)的陳誠先生提攜,到臺灣接辦《新生報》,以後並創辦高雄《台灣新聞報》。
當時,也鑒於培養新聞專業人才的重要,他創立了政工幹校新聞系,並擔任復校後政大新聞系首任系主任,以後又創立中國文化學院(今改大學)新聞系,並參與師範大學新聞組與世界新聞學校的創立。
以後奉派出使薩爾瓦多,又成為一位傑出的外交官。卸任後應邀美國南伊大與德州大學講學,退休後旅居於美國加州。
這位被譽為報人、學者、大使的報壇先進,早期在臺灣從事報業與新聞傳播的拓荒工作,不僅貢獻卓著,也留下深遠的影響。
貳
謝教授然之,號炳文,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出生於浙江餘姚,王陽明先生的故鄉。北伐時期至上海,先後進入聖約翰大學附中與南方中學求學。高中畢業後,先在光華大學肄業,再入東吳大學;卒業後,又到日本東京中央大學研讀新聞學,直至國內掀起抗日禦侮運動,才毅然棄學,返國參加神聖的抗日戰爭。
當謝氏在高中求學的時候,就開始對新聞工作發生濃厚興趣,並從事譯作。在大學時代他對世界文學名著的翻譯,作了不少的努力,其中有英國格爾斯華綏的《銀匣》,德國霍甫特曼的《沈鐘》,俄國高爾基的《深淵》與房龍的《聖經的故事》等(上海世界書局出版),至於正式參加新聞的實際工作,乃是從日本歸來後,開始為國內各報章寫社評。在抗戰初期,擔任軍委會政治部設計委員兼理《掃蕩報》筆政,接著就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處副處長,並主編《中國青年》月刊。
抗日正酣,故副總統陳辭修將軍主持湖北省政,非常欣賞這位年輕的新聞人才,於是就邀請他擔任《新湖北日報》社長,這是謝然之生平第一次主持一張報紙。
然而,烽火連天,戰事緊急,並無辦報的設備,但「憑著人定勝天,我們只要憑雙手和智慧去辦報,一定可以成功」的信念,謝然之就在極端困難的物質條件下,在湖北戰時省會鄂西恩施的貧困邊區,領導起這份無論是內容或形式,都可與重慶報紙並駕齊驅的《新湖北日報》,當時對於民心士氣的鼓舞,與抗日精神的宏揚,確是竭盡了一個報人的貢獻。
當抗戰接近勝利的最後階段,陳誠將軍奉調離鄂,就任遠征軍總司令赴印緬戰區討伐倭寇之時,謝然之回到重慶中央團部,參加青年團中央幹校籌備工作,在教育長蔣經國就職時,出任主任祕書,規劃青年幹部訓練作業。第一期結束成績優異,頗獲蔣總裁嘉許,並奉准出國深造。他首先進入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完成新聞學學士,接著在明尼蘇達大學攻讀大眾傳播與新聞教育,獲得新聞學碩士學位,奠定了以後從事國內新聞教育的基礎。直到抗戰勝利以後,謝然之回國擔任中宣部新聞處長,兼任政大新聞系教授,乃開始了畢生奉獻新聞教育的里程。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情勢逆轉,中央政府遷來臺灣,數以百萬計之忠貞軍民,亦隨同政府渡海來臺,人文薈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之活動亦頓形活躍。那時的臺灣省政府主席便是已故的陳副總統,他很重視報紙。他認為,一張報紙的優劣與其領導人關係密切,所以就再度邀請謝然之先生來主持這份當時臺灣的第一大報。
翌年三月一日,總統蔣公應海內外軍民之要求,復行視事,勵精圖治,使自由中國之國際地位突飛猛進,政府也在此時,整軍經武,並毅然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新生報》處於此一時代洪流中,肩負起精神堡壘的使命,其任務之艱鉅可想而知。
然而,謝然之不顧艱難,終於把這一重擔承當。他深知以原來地方性報紙之姿態,不足以應當時時局的需要。為了迎接此一新時代的來臨,他充實報紙的內容,加強讀者服務、延長截稿時間,革新編排方式,同時更增設照相沖洗及製版之器材設備,嚴格訓練技術人員;當時《新生報》所增闢之「每日專欄」,執筆者多為各方推崇的學者專家,不僅內容充實,而且編排新穎,這一項新聞界之創舉,迄今仍為讀者所追憶,認為是當時《新生報》的一大特色。
除致力於《新生報》之全面革新外,謝氏並以餘力創辦南部版於高雄。由於當時臺灣報紙大都集中於臺北,而南部讀者,每有不便之感。謝氏能奪人先聲,於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正式成立《新生報》高雄分社,發行南部版。後改名為《台灣新聞報》,與《新生報》同屬新生報業股份有限公司,由謝然之任董事長。
優良的物質設備固然是報業發展之要素,但才幹卓越之領導人,更是一張報紙成功的要素。《新生報》在謝然之領導期間,由原先窳陋社址,改建為四層的新聞大樓,矗立於中山堂廣場上,而印報機器的更新,報紙篇幅的增加,均為世人所共睹;然而更重要的是《新生報》的內容,永遠是積極而公正,它鄙棄輕薄浮靡的文字,盡掃頹廢無聊的氣氛;在讀者心目中所建立的權威,不是物質所能比擬的。
說起《新生報》的歷史,可說與臺灣光復同時創刊,為臺灣光復後首家報紙。其成長史更可溯及日據時代之六家報紙,可謂公民營報中,根植於臺灣歷史最久遠者。嚴前總統家淦於《新生報》四十週年之慶祝會上所言:「如果沒有《台灣新生報》,過去臺灣的成就可能不會如此輝煌。」可見《台灣新生報》之成長與發展,實與臺灣之發展休戚相關。
光復前一年,臺灣共有六家報紙:即臺北的《台灣日日新報》、《興南日報》、臺中的《台灣新聞》、臺南的《台灣日報》、高雄的《高雄新報》以及花蓮的《東台灣新報》。後因日本瀕臨崩潰,經濟困難,三十三年三月臺灣總督安藤利吉下令將此六家報紙合併,加強新聞壟斷,並改名為《台灣新報》,於四月一日發刊。合併後的《台灣新報》規模很大,但其品質已成強弩之末,如每日出報已經縮成八開一小張,一切器材早已破爛不堪,衡陽路的舊址,經盟軍幾次大轟炸,也是搖搖欲墜。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八月十五日,抗戰勝利。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者,終於在全世界正義壓力下屈膝投降,當時《台灣新生報》即先由臺籍職員接管,日人再也無法插手。日人自一八九六年創辦報紙至此盡行絕跡,總計他們在臺灣報業史上橫行無忌,足足有半世紀之久。
光復後,這份獨一無二的報紙為我國政府接管,改名為《台灣新生報》,隸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先派李萬居先生向前《台灣新報》社日人社長板口主稅及業務局長安詮院貞熊接收前株式會社《台灣新報》社財產,改名為《台灣新生報》社,並派李先生為社長,初出對開一大張。
至於《新生報》的報頭名稱另有一段小典故。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前副總統謝東閔被選為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唯一臺籍代表,是年五月在重慶期間,時值政府忙於光復臺灣之準備工作,特設有臺灣黨務訓練班,臺省李萬居、連震東等先進當時都在這個訓練班接受講習,因此經常聚會,暢談臺灣光復後重回臺灣致力建設之抱負。李萬居先生對於文化事業興趣最濃。他表示,日本政府為控制臺灣輿論,把臺灣所有報紙合併成《台灣新報》。既經接收《台灣新報》,應該把它用來啟迪民智,發揚中國文化,當時即請教謝東閔,謝東閔稍事思索後說:「就叫『新生報』好了,一來表示臺灣淪為殖民地,從此得以光復重回祖國懷抱,再者臺省同胞數十年的枷鎖,也從此掙脫而獲重生。」一經大家贊成,於是一起去請黨國元老于右任先生親書,並由李萬居攜帶來臺,將接收日據時代的《台灣新報》,更名為《台灣新生報》,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對開一大張的《台灣新生報》就此問世。《台灣新生報》的誕生意味著祖國文化之植根臺灣及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文化之結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三十八年,《新生報》由總經理制改為社長制,經董事會聘請董事謝然之先生兼任社長。謝先生臨危受命擔當大任,並在危樓中奠基業,全力扭轉乾坤。同年六月創立高雄分社,發行《新生報》南部版,對南部地區廣大讀者提供適時、適地的服務。三十八年政府遷臺後,《新生報》躍升為全國性質,廣伸傳播觸角,將社論委員會改為主筆室,延聘國內政論專家經常主持社論之撰述,並使言論配合新聞;四十年加闢每日專欄,為新聞界之創舉,光復後至四十年代初期,《台灣新生報》銷路一直佔全國第一,當時《新生報》編採部門幾乎網羅了前上海《申報》大部分人才,新聞界人士談起《新生報》陣容,嘗謂「良將如雲,謀臣如雨」。三十九年公營報紙銷數佔總銷數的百分之九十,民營報紙約佔百分之十。三十九年十二月,因為政府規定節約用紙,篇幅減為一大張半,乃忍痛減縮廣告,停止所有副刊及畫刊,並改編版行式,減張,使《新生報》承受最大打擊,原有的廣告客戶乃大量流失,轉往其他傳媒,使公民營報紙的業務出現了消長的形勢。
謝然之先生在六十二年《新生報》發刊一萬號時談到接掌《新生報》的心路歷程。他說,民國三十八年,他原定去香港負責改組《國民日報》(《香港時報》的前身),但在奉命接任臺灣省主席陳誠堅持下,隨同來到臺北,臨危受命,在一座遭盟軍轟炸的危樓中接辦《新生報》。
他說,由於當時通貨膨脹劇烈,加上員工薪資微薄,最缺乏的是印刷器材,尤其每天不可或缺的食糧──印報的紙張,庫存只有數天的用量,更叫人捏把冷汗,憂心忡忡的謝社長,常獨自沈思到黎明而不能入眠。當時構想的重點是如何使《新生報》在大局危疑之際,負起全國性的輿論任務,如何改進內容,網羅作家,開闢每日專欄,如何整頓經理部門,建立新制度,成為一現代化報業,並進而與國際新聞事業發生聯繫。而最迫切的是引進青年優秀幹部,積極推動與創設新聞教育機構,培養新聞人才,不僅為《新生報》所需,也為以後各報社電臺供應專業人員,這說明了謝然之辦報之餘,以從事新聞教育工作為最大的志願。
謝然之進入《新生報》,未及二週,陳誠命於一個月之內,在高雄創立一家新的日報。因當時高雄還沒有報刊,臺北的《新生報》要第二天才能看到。他認為這件事很迫切,必須在一個月內出版,此緊急任務使謝氏及其報社同仁手足無措,所幸在齊心一致下,在斷垣廢墟下努力趕工,雖然來不及正式登記,但《新生報》南部版終於在六月二十日創刊,這也是《台灣新聞報》的前身。謝氏於民國五十年卸任社長,歷時十二年的任務,正可謂為《新生報》繼往開來奠定功不可沒的堅實基礎。
六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新生報》發刊第一萬號,歷時二十七年五月又二十八天的《新生報》不僅已長大茁壯,且堅守過去公正的新聞理念,不因競爭而有所動搖,同時於次年推動五年建設計畫之訂定,包括更新印報設備,改進編採內容,興建新生報業廣場大廈等。編印大樓於六十五年五月完成,並遷入使用,計地下一層,地上四層。
隨著臺灣社會的民主化,《新生報》雖發展順利,但謝然之早看到《新生報》的未來危機,他曾向時任中央四組主任的陶希聖先生建議,坦陳官報的弊病,要求將《新生報》改為民營,並具體建議將民股當時的百分之十二增為百分之五十,由陳啟川先生負責籌資,其餘百分之五十則由報社員工福利社組成財團法人,向銀行貸款,共同向省府承購、正式改制。並蒙總裁蔣中正批示照准,但由於當時臺灣省政府主席周至柔有意見,乃予積壓,最後竟然石沈大海。
謝然之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往事,不勝感慨。他說:「現在《新生報》真到了存亡絕續之關頭,凡與《新生報》有歷史淵源的友人都祈求上天佑護,轉危為安,重返光明。」
參
《新生報》在謝然之先生領導時期,確是生龍活虎,表現卓越,諸如積極革新內容,改建新聞大樓,倡導廣告事業,興辦民意調查,更新印刷機器,試行編採合一制度。每一件創舉,都有劃時代的意義,也對以後國內新聞傳播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茲就其中較為重要的事項,略加敘述如下:
一、首創媒體廣告學。在謝然之的倡導下,首先促進媒體廣告品質的提昇,《新生報》並是第一個召開國際廣告研討會的媒體,提昇國內新聞廣告學術與實際業務的水準,也進一步使國內廣告發展在國際上增加知名度與能見度。
二、首先開辦民意調查部。受美國密蘇里新聞教育的謝然之,最先引進精確新聞報導的美式作風。《台灣新生報》在民國四十一年二月進行的對日和約民意調查,並在《新生報》第一版頭條中,以顯著地位刊登這一調查的問卷,說明進行調查的原因,作答的方式及寄回問卷的方式。這是臺灣最早的民調,也是新聞界試用精確的報導方法,來評估民意的一起點。民國四十五年,《新生報》成立民意調查部,這更是臺灣地區的第一個正式的民調機構,在成立的六年期間,共進行了近百次的民調。此後臺灣地區的新聞機構在往後的二十年,未再成立專司民意測驗的單位。目前媒體盛行民調、精確報導,即可見謝然之先生當時洞燭先機之先知先覺。
三、引進新聞編採合一制。謝然之先生採用的編採合一制,一直是國內媒體的主流,可以強化記者與編輯之間的溝通,新聞經過策劃、類似製作人制度。目前有部分報社強調編採分立制。也就是將新聞採訪、編輯分開,如此雖可避免互相干擾、著重科層制,然整版新聞的完整、連貫性則受到質疑。
由上述可知,在抗戰、光復時期,不論大陸、臺灣地區新聞教育及新聞實務皆屬一篳路藍縷情況。謝然之在《新湖北日報》、《新生報》時期都是典型的拓荒英雄。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謝先生的事例就是最好的實證。
肆
謝然之先生對於臺灣新聞教育的貢獻,也是令人懷念的。他認為,臺灣新聞教育在三十年來的飛躍發展,不僅超越了過去在大陸的成就,而且逐漸形成為東亞的模範。這是由於三項重要的因素所造成的:一為民主憲政的建設;二為社會經濟的繁榮;三為新聞事業的發達。現在回憶四十年代政工幹校在復興崗首先開辦新聞組,三年後政大新研所成立於木柵,繼之恢復新聞系。民國四十四年世新建校於木柵溝子口,師大社教系亦設立了新聞組,以及嗣後中國文化學院在華岡創設了新聞系。這一段艱辛的過程,現在似乎已成了歷史的陳述,但其間師生甘苦共嘗,確有篳路藍縷,開啟山林的感覺。古人所謂:「作始也簡,將畢也鉅。」然之先生在回憶臺灣新聞教育之開拓時說,民國四十年政工幹校成立後,決定首先創設新聞組。當時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特別支持軍中的新聞教育工作,創設新聞組也是他的重要指示。政工幹校所有學生都是由部隊中嚴格考選錄取的,新聞組原定只錄取八十人,但其他業科的學員均願選修新聞,人數竟超過二百餘名,結果只好重新舉行口、筆試。最後甄選了一百名為新聞組的正式生,這是臺灣最先接受新聞教育的青年學生。因此復興崗的政工幹校也可以說是臺灣新聞教育的發祥地。
其時政工幹校草創伊始,以光復前的北投賽馬場為校址,後來重新規劃,更名為復興崗。新聞組的課堂原是過去部隊的倉庫,因陋就簡,聊蔽風雨而已。然而大家有革命犧牲的精神,對於物質環境,根本無所顧慮。師生團結,一心一意要建立新的報學與報業。然之先生主持新聞組,聘請黃大鵬、朱虛白、徐詠平、潘邵昂、唐際清與陳恩成等人為教授。
軍中新聞教育的中心目標,是培養冒險犯難的精神,鼓舞民心士氣。當八二三金門炮戰揭幕時,第一期畢業生徐摶九就是捨生取義,成仁於料羅灣的優秀子弟。
第一期畢業學員,成績優異,先後在新聞行政、電視廣播與報刊負實際責任,及主持全盤業務者,不在少數。
幹校新聞組後來改為新聞科,而自第八期起則正式稱為新聞系,教育期限自二年延長至四年,與一般大學新聞課程的標準,完全一致。自改為四年制教育後,與以前大不相同者,是將軍事學科與一般學科截然分開。在分科教育時不上軍事課程,分科教育結束後才進行兵科教育,也等於是大學生服兵役。在生活管理方面,仿照美國西點軍校,採用自治制度,完全由學生成立自治團,發揮自動自覺的精神,以高年級管理低年級,教官只從旁輔導,養成自治的能力。四年制畢業時,除由國防部授給少尉軍官資格外,並由教育部授予文學士學位。因此,幹校之新聞教育是文武合一與學用合一。
民國四十三年,在張曉峰先生主持教育部任內,為配合國策,培育高等通才,決定恢復國立政治大學,並任命教育界元老陳大齊先生為校長。校址勘定於木柵,校區翠峰環抱,溪水交流,風景幽美,但當年卻只是一片荒野,地勢低窪,颱風期內常有水患的威脅。復校之初,百年先生限於經費及人才,先從恢復研究部入手,設教育、政治、外交及新聞四個研究所,並聘曾虛白先生為新聞研究所主任,曾先生是名作家,也是名報人。
政大新聞所首期教授與所授科目如左:
一、曾虛白:民意與民意測驗、編採研究。
二、陶希聖:評論研究。
三、謝然之:比較新聞學、新聞文獻。
四、成舍我:中國新聞史。
五、陳固亭:日本新聞史。
六、王洪鈞:美國新聞學、大眾傳播。
七、鄭南渭:國際採訪。
八、呂 光:新聞法。
九、陳訓悆:報業管理。
以後又聘請外國教授,擔任客座講席,第一位是孔慕思教授,他是美國猶大州立大學的新聞學教授;其後南伊大新聞系主任郎豪華博士、日本的小野秀雄教授及南伊大葛萊頓教授相繼來臺任教,他們不但帶來了新思潮,也促進中美與中日文化交流,除了捐贈圖書之外,郎豪華博士並協助新研所高材生姚朋、黃冑、李瞻與張宗棟等,先後至南伊大深造。一年以後,四十四年秋,政大恢復大學部,新聞系從此復校。當時校方請曾虛白兼任系主任,他為了專心辦好研究所,堅辭兼職。陳校長乃親臨《新生報》社找謝然之先生擔任系主任,這是一項艱鉅的責任,謝氏再三懇辭,但未獲首肯,以陳校長之高齡,登上《新生報》頂樓,實在令人感動之至。他臨走時指著樓梯石階笑說:「希望勉為其難罷。」
政大新聞系的復系,一方面要承接過去光榮的傳統,另一方面必須配合世界各國新聞教育發展的新趨勢,尤其要適應我國特殊的國情與國家非常的處境。因此,謝先生在擬定復系的教育宗旨中,曾說明:
「政大新聞系在中國新聞教育史上,曾經有著優良的傳統,我們的教育目標是培養真誠純潔的青年,成為大公無私,盡忠職守的新聞記者。我們以追求真理與事實來建立公正的輿論,為服務社會而不斷努力。我們信仰三民主義,忠愛國家民族,並以促進自由世界人士之團結與瞭解為我們奮鬥的目標。我們深信新聞道德重於新聞的編採技術。因此,新聞系之教育使命就是要敦品勵學,發揚以往的光輝傳統,開拓燦爛的未來,以建設現代的新聞事業。」
為達成上述教育目標,謝氏特將新聞系課程區分為一般必修課及新聞學系的必修課。這一種區分法在現代專業教育中是最合理的基本方針。
復系後的教育方針,在力求理論與實際的密切配合,除了課內講授理論外,特別注重實習工作。經常的實習工作是編印《學生新聞》,每週出版一次,由三年級學生負責編採校對及發行工作,並由報刊實習講師指導。另一英文實習報刊名為「政治前鋒」,是與研究所合辦的,每月出刊,供三四年級選修「新聞英語寫作及翻譯」的學生實習,由鄭南渭教授與余夢燕教授相繼指導,學生則分任編採撰寫與校對工作。
最後是畢業時的業務實習,將四年級學生分組派往各新聞單位實習,並聘請各單位負責人士擔任指導委員。這項業務實習不僅使新聞系卒業學生在理論與實務兩方面配合,更藉此溝通學校新聞教育與社會新聞事業之合作關係。在學生方面可測驗自身志願與興趣,在專業單位可乘機選才,以備聘用。
新聞系恢復之初,專任教授不易物色,唯有借重新聞研究所的教授兼課。以後王洪鈞、徐佳士、李瞻與漆敬堯等先生,相繼自美學成歸國,應聘任教,師資陣容日漸充實。謝氏於四十八年秋應南伊大之聘,擔任客座教授,系務請王洪鈞教授代理,翌年即由王氏繼任。
在政大新聞系恢復同時,成舍我先生發起籌建世新於木柵溝子口,與政大距僅數里之遙,於是臺北木柵成了自由中國新聞教育的新興中心。在舍老的敦促之下,然之先生也加入了籌備的工作,經常出席校董會議,與會者有蕭同茲、程滄波、陳訓悆、郭驥、葉明勳與端木愷等人。
世新以「德智兼備,手腦並用」為校訓,創校之初,即成立印刷實習工廠,設備雖簡,卻證明學術與技能並重,尤其為了世新廣播電臺的設置,更煞費周章,經長期爭取而始獲准。至於《小世界》雖為學生實習報,卻常有獨家出現,為臺北各大報所不及刊出,可說是意外收穫。世新是私校,在舍老的經營之下,由一棟棟教室到一層層大樓,發展為今日的世新大學。
民國五十一年,張其昀先生創辦中國文化學院,先設研究所,次年後開辦各科系,決定設置新聞系,並再三敦促然之先生兼任系主任。當時雖因黨務與報務在身,殊無力挑起這重擔。然而然之先生熱愛青年學子,總希望將個人對報學的經驗與體認,傳授給繼起學子,他說:「這種心情,絕非好為人師,貪慕虛名,而是生平飽經憂患挫折,冀望以培植後進有所報效黨國,兼以答謝昔日師長們所賜予的恩澤,亦即以其所受於先師者授之於我們的後起之秀。這一意念蘊藏在內心的深處,故而不避譏讒,不辭勞怨,一再在臺興辦新聞教育,從復興崗經木柵以至華岡,總是鼓起餘勇,竭智盡忠,為開拓新聞教育的園地而邁前。」
由於華岡離市區較遠,交通不便,開辦時確是頗費心力,他乃聘請鄭貞銘為執行祕書,實際負責系務,並經過多方延攬,方聘妥王洪鈞教授任「大眾傳播理論」、錢震教授擔任「新聞學」、馬克任、歐陽醇教授擔任「新聞採訪」、劉昌平教授擔任「新聞編輯」、張宗棟教授擔任「新聞法規」、黃遹霈教授擔任「報業管理」、姚朋教授擔任「新聞文學」、顏佰勤教授擔任「廣告與發行」、丁維棟教授擔任「英語新聞」。他們乘車長途顛仆,上山教課,始終誨人不倦,予學生啟發甚大。
曉峰先生以華岡二字代表美好的德性,並舉華岡十德,以勉師生。新聞系努力的目標,除了培養學生學識之外,更重於新聞道德的薰陶與待人接物的義禮。
伍
在民國四十八年秋,謝氏赴美南伊大講學時,贏得學子敬重,民國六十年更入選為國際百位報人之一,國內外同輩中鮮有出其右者。他被譽為「臺灣新聞教育之父」,可謂實至名歸。此外,謝氏對於世界道德重整會的宗旨尤表讚揚。他曾多次出國訪問,宏揚道德不遺餘力。
在薩爾瓦多大使任內,謝氏更奠定了中、薩邦交的穩固基礎。他任內曾促成薩國總統與外交部長赴臺訪問,為當時飽受國際外交冷暖的中華民國外交上的一大突破與成就。
此外,在增進兩國經貿與文化交流方面亦有傑出的表現,證明然之先生不只是新聞專才,也是外交戰場的豪傑。
今年為這位學者、報人、外交家的九秩華誕,他的好友、部屬與學生特撰文獻書以祝他的嵩壽,並向遠居海外的謝然之教授致敬,遙祝他福泰安康、壽比南山。(正鳴敬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