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收集的文字,有的成稿已在二十年前,但大部分則是近十二、三年中所寫,在某一程度上說,可以代表我二十年來研究佛學所走的曲折的道路。
我最先接觸佛典,是在專上學院時代;那時我的興趣已漸漸由文學轉移到哲學,復由哲學而注意及佛教。考進研究所的時候,即決定以佛教的唯識宗哲學作為研究對象。本書所收的兩篇文章:〈佛家哲學中之轉依義〉和〈相見同種、別種辨〉,便是在那一階段中所寫。
一九六九年秋,我獲得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往日本專攻佛學,才有機會真正了解到近百年來外國學者的研究成績。他們運用文獻學的方法,先攻原典,然後配合現代的各種研究進路,重新探索佛教的本來面目,老實說,這對我是一個極大的震撼。這不只是方法的問題,在比較之下,還有中國佛學研究傳統的失落問題,和文化的守護問題。我開始覺醒到:除了做學問之外,還有一些事情是急不容緩。所以從日本回到香港,我除了授課、指導學生之外,常常利用一些校外演講的機緣,發表佛學研究的新方法論,促請佛教人士注意學統問題;又呼籲要因應時代開發佛教的智慧,以免佛教的語言僵化。本書甲部通論篇所收的文章,及附錄的三篇訪問稿,大體上便是這一類帶推動性的言談的記錄。
然而,佛學研究真能上路,決不可止於口號。通論性的文章貴有識見,但如無相當多量的專論性的研究為其基礎不能作出。我自己的興趣,其實還是在學問方面,我很害怕自己的見解沒有深入的研究來支持,常常為了別人的約稿而即時發表。這也是現代人的匆忙,無法像古人那樣的千錘百煉。我很知道自己的不足,不過我既然提倡佛教思想要作現代化的處理,時間又不能等待,便只好硬著頭皮自己來作一嘗試。在這十年中,我曾經把安慧的《三十唯識釋》從梵文譯成現代漢語,並作了詳細的注解;又把《大藏經》中較有代表性的文獻,節選出來加註,編成《佛學》教科書兩冊(以上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同時應韋政通先生之邀,參預《中國哲學辭典大全》的編寫,負責佛學方面的條目(此書由水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餘下來的時間,就是做一些單篇論文,承三民書局的好意,現在大部分都收錄在本書乙部,總名專論篇。由於這些論文撰寫時並未有通盤計劃,隨緣執筆,缺乏連貫的線索,因此在內容上顯得有點蕪雜,包括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中國佛教和佛教邏輯。不過在風格上是一致的,都是從較為重要的問題入手,通過語源、文獻、哲學、歷史等多個角度來進行會通;也許最終目的不在解決問題,而在提供新的視野,使傳統的問題有新意。
至於本書題名「絕對與圓融」,這是取自乙部最後一篇討論中國佛教思想的特質的名字。在那篇文章中,我使用「絕對」和「圓融」一對概念,來展示佛教由印度形態轉變為中國形態的過程。若能通透一點想,則一切學術問題的討論亦均有其「絕對」義與「圓融」義,何者可改,何者不可改;何者可說,何者不可說,亦難判準,端賴操觚者之識見與氣度而定。為了表示一點體會,即逕取此名以為全書之名。愚意此中實涵有無窮義,唯非今可盡,讀者其鑒諒之!
一九八六年元月 霍韜晦 序於香港法住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