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為了見證，活了下來
李敏勇
在我的文學之路，巡梭了許多時代見證的心靈。其中，又以東歐一些國家在二戰後共產黨統治體制被壓迫的聲音，印象最為深刻動人。
捷克詩人塞佛特（J. Seifert, 1901-1989，198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他的〈河畔公園〉裡，說「到了老年/我學到寧靜的可愛/有時它比音樂更刺激/寧靜中會出現顫抖的信號」。接下來的行句，更是觸目驚心：
「在記憶的叉路口
你會聽到
被時代窒息的名字
夜晚的樹林中
我甚至聽到鳥的心跳
有一回我還在墓園裡
聽到棺木迸裂的聲音
來自墳地深處」
捷克這個國家，在1980年代末期，經由動人的絲絨革命，結束了共產黨統治體制，走向自由化。整個東歐的國家，毫無例外地，也都走向非共的民主新時代。相同的時期，台灣解除戒嚴統治，但國民黨中國體制仍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也沒有結束。
二戰後，東歐各國從納粹德國控制下解放，走向共產黨統治體制。而台灣，則從日本殖民統治，走入國民黨中國以祖國之名的類殖民統治。從二二八事件到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及長期化的戒嚴，塞佛特詩裡的見證，一樣血跡斑斑。但是文學的見證呢？詩的見證呢？
因為從日本殖民統治到國民黨中國類殖民統治，不只政治困厄延續，語言更從不同的國語轉換情境中，讓跨世代跨時代的人們瘖啞化。失去了語言，找不到語言的出口。再加上，國民黨中國的類殖民統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長期壟控，以及人民的心靈被宰制，扭曲的社會病理，轉型正義即使政黨曾經轉替執政，也未充分實現。
沒有豐富的時代見證心靈反映在文學作品裡，沒有歷史的清洗，沒有像塞佛特一樣的詩對不公不義政治的控訴，沒有足夠的社會觀照力量，沒有足以顛覆一黨統治長期化的覺醒條件……，但是，仍然有一些政治受難者，以自身的苦難作見證，讓我們聽到時代所窒息的名字，聽見來自墳地深處棺木迸裂的聲音。
他們也許並非文學家，不是詩人，但他們彌補了文學家、詩人不在場的見證。鍾興福前輩──這是曹欽榮的稱呼。鍾興福回憶錄──是一個曾經被判無期徒刑、被監禁了21年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告白，也是時代的見證。他的患難「同學」盧兆麟前輩，曾是我三十年前職場「同事」，蔡焜霖前輩也是。
蔡焜霖前輩、盧兆麟前輩都有文采，他們從日文而中文，顯露的是知識人的形跡，著書立說自然而然。而鍾興福前輩，自述為一介凡夫，但特殊的人生經歷卻使他不能不舉筆為文，書寫下在政治困厄下苦難的見證。我翻閱著他的回憶錄書稿，對照著曹欽榮在「採訪後記」中的〈認識因緣〉，看到了一位沒有被時代窒息的政治受難人形影。
回顧2008年春，盧兆麟前輩在二二八當天，於馬場町為青年朋友講解白色恐怖歷史而突然倒地。過逝。我在一首詩：〈春祭．馬場町〉紀念他，寫下「彷彿永遠矗立在馬場町/你的形影將冷風轉化成自由的空氣/呼喚青春之歌/那是消失時代裡你的身影」。在2010年春，更從鍾興福前輩的回憶錄書稿裡，看到「我活了下來，為了見證，國家暴力『永不再犯』」的相對性側面。
作為一個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年出生的台灣詩人，在某種意義上是在死滅歷史的生之體驗。在我成長的時代，鍾興福前輩及許許多多政治受難者在政治困厄的處境裡印記了歷史。這樣的歷史應該被觀照、不能被抹滅。回憶之書留下見證，記憶著壓迫者罪責的歷史，也提醒錯誤不要再犯。
「書寫──以便記憶
並讓死去的人復活」
敬謹地為鍾興福前輩的回憶錄為序。
自序
我生於農業社會的貧苦家庭，歷代以農工為生，不懂政治也沒有智能去學習政治、參加政治。不幸的是，一九五○年蔣介石政權撤退台灣後，設置保密局到處亂抓共產黨。我日據時期從沒有聽過共產黨三字，蔣介石來到台灣，到處都有抓不完的共產黨。抓一個共產黨員可領獎金十萬元，每月抓一個就可月收十萬元，一個案子最少有十個人以上，因此可收取一百萬元，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難怪當時街上大酒家、小酒家的常客，都是情報人員及專打小報告的人。
蔣政權在台灣戒嚴三十八年，一般人不能進入山地，他成立一團砍檜木大隊，名叫開發處[1]，專門負責砍伐檜木的工作。連日據時期所種小檜木，也毫無保留賣給日本，甚至連檜木頭部都被挖走，直到全部砍光為止。造成今天山地到處下一點雨就會有土石流，山地人埋怨大雨及土石流，但都不知道其起因。
蔣介石統治台灣，沒有什麼建設，只壓迫善良百姓，搜括民間錢財，以反攻大陸為藉口，箝制人民的思想和自由，執行「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恐怖政策，造成無數家庭的災難。我就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當局抓我的藉口是，當時我為了養家，不得不離家到宜蘭松羅坑的東台行找工作。當中遇過王忠賢[2]，他在松羅坑從事道路補修工作。我倆只在路上交談時，提及反對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而已，想不到三年後，他被捕時也把我牽連進去，軍法官就依此羅織我罪名而判處無期徒刑。從此，我在軍法處四年，安坑二年，綠島新生訓導處一年多，泰源九年，綠島綠洲山莊三年多，一共坐了二十年多的牢役。
當年我被捕時，正當人生青壯黃金時期[3]，那時費盡精力建立的創業途徑全部被毀，離妻離子被關進黑牢，身不由己，拘押期間更是生死未卜，嘗盡人生煎熬，悲憤而痛苦。尤其出獄後，還受情治監視人員的百般刁難，找事工作都處處受到干擾、限制，這中間所受委屈及艱辛的過程，在本書裡都敘列出來。這種折磨及困苦，幸虧獲得賢妻多方鼓勵及支援，才得以克服及度過。
至今我已接近九十之年，回顧自己不過是默默無聞一個平凡的百姓，但一生遭受的種種風波及壓迫，應該將其記述下來供我家子孫或世人的參考，我認為應是一種義務，如能對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有所助益，那就超乎我的期望了。
【註解】
1. 1958/10/29，國民政府為開發台灣東西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以及安置國軍退除役官兵，成立了「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1959/10/10正式成立「台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輔導榮民從事林業工作，開發與整理橫貫公路沿線國有森林資源。
2. 王忠賢，台北市人，涉「台灣省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木工支部王忠賢等案」，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被判死刑， 1954/3/10在台北板橋被捕，1959/2/18被槍決 。另參考2009年3月，陳英泰著《再說白色恐怖》，台北：唐山。頁90-92，描述王忠賢地緣關係、228事件關聯。
3. 根據官方檔案，鍾福興涉「台灣省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木工支部王忠賢等案」，於1955/3/7被捕（當時34歲），以「參加叛亂之組織」被判無期徒刑，於1975年7月減刑出獄。
改版補述
民國36年，鄭克成太太陳金鳳向林一生購買大埔張公開地段水田九分六厘，打算一半給王章興。王章興與我同坪林公學校讀書，他身體比我差，但腦袋比我好，從小一直嚮往月薪生活；我比他差，都向粗重工作，只要有錢賺就去造吊橋，鐵絲上都敢走，不怕死。陳金鳳打算水田一半給王章興，他聰明，一直精打細算。說：「蔣介石來時，不知政策如何，如果日本在台灣我就買，現在我不敢買水田。」因此陳金鳳苦苦哀求我與她一起買，不然訂金會被人取消，我回家傾筐倒篋（翻箱倒櫃）合他購買自耕，我們二人申請分割，各人自耕水田，到民國44年，天降橫禍 我被捕入獄，鄰居游阿在替我工作，游過世後轉給孫耕作，孫又轉給弟（殘障）申請三七五減租租約，孫以後當三星鄉調解委員會會員之一。我於民國64年出獄回家時，妻說：「每年如有颱風或大水，地租就不給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就哀求他，還我自耕，他說：「拿五萬元才來說」，我剛回家一毛錢都沒有，哪裡有錢；當籌有五萬時，他說四十萬才來。之後到鄉公所申請調解，叫我拿自耕證明，才來調解。當時我回答他：「以前我以農為業，才來購買水田，哪裡不能自耕」，公所回答說：「現在須要自耕證明才可申請」。再去向佃農商量，佃農說拿120萬才來廢約三七五。再次向佃農商量，他又說要割地給他才肯放棄。已過六十多年還不還由佃農決定。這是蔣介石來台執行的政策，都是一意孤行。
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假如蔣介石有土地在台灣改版補述土地上，就不會施行三七五減租這種政策。當時上海實行二五減租，後無下文。到台灣對台灣人草菅人命，由他要割、要殺。蔣介石對台灣人民來說：「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他當總統一任再一任，再連三、四任，到死亡為止。國代也跟他一樣，到死為止。台灣戒嚴延續38年才終止。
我在獄中聽到許多難友談到蔣介石的傳言：蔣介石在中國下台，卻有辦法在台灣回復大權，自認只有他才能反攻大陸，他說：「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吳三連的兒子吳逸民曾經關在安坑軍人監獄，吳三連當台北市長時，不得不與兒子脫離父子關係，蔣介石才滿意。南洋華僑：柯千、劉漢卿兩人被判死刑，劉漢卿的父親是南洋僑領，獲悉孩子消息，去發動南洋所有華僑募款，購買二架噴射機送蔣介石當生日禮物，以後才改判無期，監禁終身。柯千刑期到期，還留在綠島綠洲山莊東邊圍牆外的醫務室許多年。
在台北繁華地段中心點興建中正紀念堂供奉獨裁者，很沒道理。台灣全島蔣介石興建別墅算起來幾十所，為了一個人享受，全島老百姓節衣省食交納稅金。多少政治犯槍殺、財產沒收，才去完成蔣介石享受心願。台灣日據時期組織文化協會，全島都有會員、組織，處處與日本警察對抗。蔣介石來台後說：「你們反對日本人，今天可能反對我，所有文化協會會員，單人不留，捉到全沒為止。」教科書上說：「蔣介石是世界偉人，民族救星」，我寫這篇有點「漂白」，是不是錯，請留給後人寫近代史評論。
鍾興福2010年2月4日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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