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政治家李登輝之「我」

過於強烈的自我與苦鬥的青年時代

想知道李登輝，想向他學習的話，最重要的是瞭解其精神世界，而不是他個人的行跡。在此先回顧他的故鄉及台灣的歷史。

台灣最早開發的地方，南有安平港，北有淡水港。而北部最早開發的淡水港，自西班牙時代以來，經三百餘年一直是以港口城鎮繁榮到現在。然而，直到日本時代之前的台灣，並沒一條像樣的道路，因此對外的交通和交流，一直都是倚靠西部大約二十個左右的河口港灣。外國船隻可北溯至台北城的艋舺（萬華）與大稻埕。

日本領台戰爭後，以單騎走完西伯利亞一萬六千公里而成名的福島安正，曾經寫有一本《淡水日記》。另外，六位日籍教師在芝山巖被「抗日游擊隊」殺害的事件，就在淡水河上游，也就是在接近台北城之地所發生的。

　　淡水很早就是文明開化地，接受了東、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洗禮。李登輝就在離淡水不遠的三芝出生。自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就讀，在就學中收到了徵召令。

戰後，他雖成為農業學者，但不久就從學界轉進政界。日後更位居總統高位，針對持續近半世紀的國民黨獨裁專制統治，進行「寧靜的革命」，並推動台灣的民主化。

他的父親為巡警，兄長當志願兵戰死在菲律賓。這樣背景的一位知識份子，在歷史波瀾中，是如何覺醒自我？因此，釐清李登輝的成長過程，對於瞭解近、現代台灣以及後世的台灣，都極具參考價值。

李登輝十三歲就從三芝庄移住到淡水街，寄宿在親戚家中，中學就在此就讀。據說，就從這時候，他開始思考「何謂自我」。

李登輝因父親工作的關係，常轉學，沒有什麼朋友，他以畫畫、讀書來渡日。這個背景也是成就他日後積極「培養自我」的原因。

他雖然在家中相當被溺愛，被保護得很好，但隨著自我的形成，也逐漸對家裡萌生了反抗意識。因此，他才希望在淡水開始寄宿生活。透過在別人家生活的經驗，他自然而然就學習到在環境變化中該當如何面對與處理人際關係。

　　在這過程當中，李登輝開始思考「何謂人？」、「人生應該如何？」等問題。就連吃飯的時候，都會思考筷子的拿法。不久他對自我的關心不斷提高，從十四、五歲就萌生宗教的信仰心。早熟的李登輝不斷閱讀書籍，也因此更執著於「自我」，這讓他的母親非常擔心。

此時李登輝開始傾向於清晨就以做家事、掃廁所、沖瀑布這一類的自我控制（修行）以及日本式的唯心論。不僅如此，還非常推崇「若能捨棄自我，就能從煩惱中解放出來」這種包含禪意的思想。

　　他開始思考生或死，是在高校時代。而意識到做為台灣人、與日本人不一樣的特質、反抗精神的產生，也是在這段時間。

　　他在學生時代參加青年團，為了抑制強烈的自我而進行禪修或苦行，也和兄長一起閱讀佛教學者鈴木大拙的書。

李登輝所接受的日本教育，就當時的台灣人來看，可以說接觸非常廣泛的日本名著。眾所周知他是位非常喜好唸書的人，光岩波文庫的存書就有七百本以上。

　　聽說他相當喜歡讀《古事記》、《枕草子》、《源氏物語》、《平家物語》等古典，至於近代文學方面，則非常喜愛夏目漱石全集以及倉田百三描寫親鸞及其弟子的《出家及其弟子》。他特別感動的，是從倫敦歸國後以《我的個人主義》出發的夏目漱石所達到的「則天去私」境界的過程。

　　在自我的形成過程中，透過和強烈自我的苦鬥，他開始詢問「我是誰？」、「我不是原來的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瞭解李登輝的「我的思索」、「我的自覺」，也可說是理解在台灣人精神史中不可或缺的「發現個人」。

　　有關死後靈魂的想法、感覺或理解方式，因文化而有所不同。中國人認為「人死後，『魂』會昇天，『魄』會降地」。在日本則有更多的形式和想法，例如進行招魂和鎮魂祭，都是其具體表現。

不斷詢問「為何我是李登輝」

李登輝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到「場所的哲學」，是在1990年代當上總統以後的事。而言及「不是我的我」，則是在2005年長老教會上的演講。

我應師範大學友人的邀請，參加了一場分別在台北師範大學和台南長榮大學所舉辦的研討會。當時是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兼哲學會會長的葉海煙先生以及其他與會人，給了我許多關於哲學研究現況等寶貴意見，當時的議論相當成功。

　　自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以來，我積極參與了各種社會運動，因此一直告訴自己，應以旗手自居，不要忘了「初心」。

我也經常思索關於「我」的問題，我發現，滿腔熱血的社會運動家通常有兩個類型：一種是「渾然忘我」的類型，時常到達「忘我」或「無我」的境界，然而卻有頑固不通、缺乏柔軟性的一面，在某種意義上，是接近苦行僧的那種聖人;另一種則是「捨我其誰」的類型，「自我」非常強烈，像「一匹狼」的獨行俠，借佛教用語來說，即「唯我獨尊」，若依笛卡兒式的說法，則是「獨我論」。

　　台灣的社會運動家，大多屬於後者類型。運動組織在歷史過程中，不斷重複著瓦解的命運，那是因為這些大多數的運動家有強烈的「自我」所造成的結果。

　　苦惱與迷惘，無論任何一個時代的青年都會有。這多半都會變成個人成長的力量。

「我是誰？」

「我不是原來的我。」

「我為什麼是別人無可取代的李登輝？」

「我」就如同「我」在意識那樣，擁有多樣性的「自己」。

若是物質存在以外的，而且不是自己的，那便是他者。

　　蘇格拉底主張哲學的奧義是「知道你自身」，這是一句名言。知道「我是誰、是什麼樣的人」，便是知道自己與世界，亦可說是知道真正的生活方式。

「為什麼我是李登輝，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此種「純粹自我」，即是笛卡兒式的自我，也就是唯我論。然而，雖有「能知的自我」與「所知的自我」，但所謂真正的自我，即是客觀的自我。

　　現代人有很多迷惘，亦會發生自己看不清楚自己的情形，也就是無法自覺自身存在的那種自我喪失。在那裡，亦有和以前曾流行過的「遠離人間」一樣的疏離感存在。

　　被他者或社會所束縛或影響，因而無法表現自己的情況，這樣的人屢見不鮮。即使在沒有義理人情束縛的自由社會裡，也不見得能真正講出自己的意見。

那麼要怎麼做才能表現出無偽的、真正的自己呢？為了能做到如此，就必須透過思考自我的本質、詢問自身，來確認「自己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自己」，並追問「這個獨一無二的自己」。

　　另一方面，「本來就沒有自己」這種想法，來自原始佛教。原始佛教認為「我執」（人執）是一種妄念而否定之，並主張無我論。

　　所謂沒有「我」，即是將自我的存在視為臨時的存在，也就是輪迴的假象。因此才主張捨棄「我」，追求較大的宇宙「自我」（又稱大我）。

　　不管是誰都會思考自己與他人，但這又會因國民性而有所不同。中國人帶有中華意識，因此通常不把別人而是將自己視為中心。所以「我」、「我執」特別強。

　　然而日本是關懷他人之情很濃的民族，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為了維持「和」而捨棄自我的例子非常多。

在鎌倉時代，「他力本願」系的淨土宗開始在日本發展，此中也產生了如淨土真宗那樣，只強調「他力」的教義。日本人常說:「托您的福」，亦可說是誕生於這種風土。

　　追問「我」或「自我」，是極為哲學性的問題。即使在古希臘，諸學問亦從哲學開始。然而諸學問隨著時代演進而細分化、專業化後，追問「我」的學問，最後還是落在哲學上。

　　無庸置疑，比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更早之前，就已有人追問「我」。西元前6世紀後半，因「萬物流轉」而為人所知的赫拉克利圖斯的時代裡，就如同「我探究了自己」那樣，哲學的對象被限定在「我」。

　　近代存在主義者就只針對「我」的存在與自由來進行思考。人的一生當中，有煩惱也有歡喜，有成功也有挫折。人追求的，不僅只是真善美，還有快樂和幸福。

過於強烈的自我與苦鬥的青年時代 想知道李登輝，想向他學習的話，最重要的是瞭解其精神世界，而不是他個人的行跡。在此先回顧他的故鄉及台灣的歷史。 台灣最早開發的地方，南有安平港，北有淡水港。而北部最早開發的淡水港，自西班牙時代以來，經三百餘年一直是以港口城鎮繁榮到現在。然而，直到日本時代之前的台灣，並沒一條像樣的道路，因此對外的交通和交流，一直都是倚靠西部大約二十個左右的河口港灣。外國船隻可北溯至台北城的艋舺（萬華）與大稻埕。 日本領台戰爭後，以單騎走完西伯利亞一萬六千公里而成名的福島安正，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