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

殖民地臺灣工運簡史

回顧殖民地時期臺灣勞工運動發展的軌跡，1927年4月的「高雄臺灣鐵工所大罷工事件」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歷史時刻。在此之前，臺灣勞工與從事反殖民社會運動的知識分子處於兩相隔絕、互不往來的狀態，儘管分散於各地的工人已經歷過數十次的自發性罷工，卻少有「集體組織」被發展出來，無法為臺灣勞工建立起全島性的關係網絡，無法做為一個「階級」團結起來。與此同時，島內的反殖民知識分子，儘管許多人已接受了當年風行於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理論，臺灣文化協會的工作卻依舊是以「文化、思想運動」為主流，尚未意識到基層群眾組織的重要性。

基於這份「勞工與知識分子之隔閡」的緣故，「高雄臺灣鐵工所大罷工事件」做為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以後，左派分子全島性基層組織工作之一環，其爆發正象徵著這小小島嶼上「工人階級自發性」與「知識分子自覺性」之匯流。

高雄臺灣鐵工所罷工的過程當中，在社會主義者連溫卿的倡議下，或許是受到1926年英國礦工總罷工的影響，單一工廠的罷工轉瞬演變成全島範圍的工廠工人「總罷工」行動。隨後，又演變為1927年度大規模的五一勞動節鬥爭—在這遍地開花的工潮當中，民營事業的勞工對上資方，國營事業的勞工對上國家，一場罷工連鎖造成另一場罷工，層出不窮的抗爭事件造成全島工人階級的組織化浪潮，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與此同時，臺灣文化協會左傾以後，裂解成左右兩翼的島內反殖民知識分子，亦在這股工運浪潮當中拉攏各地勞工，增強各自的組織勢力。他們以不同的政治藍圖、實質的支援行動以及運動的成果，樹立起己方的威信。不過，儘管左右兩翼運動者形成競爭態勢，至少在表面上，雙方仍維持著「無產階級共同戰線」，在基層工人組織之內同進同出。《臺灣民報》的評論者將這段時間稱為「勞動運動的黎明期」。

鐵工所大罷工之後，則是勞工運動的「成熟期」。不同於鐵工所運動中尚且能在表面維持的「無產階級共同戰線」，左右兩翼工會系統發展到這個階段，已經壁壘分明。在當年社運的右翼方面，右派人士一脫離文化協會，就聯合了島內地主、資產階級等有經濟實力的人物，在1927年7月成立臺灣史上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從而聲勢大漲。他們為運動中的工人提供了一套既有政黨推動政治主張、又有基層工會付諸實行的一整幅「改革願景」。加以同時期左翼分子紛紛入獄，臺北蔣渭水、臺南盧丙丁、基隆楊慶珍、臺中廖進平等右翼組織者，於是在全島各地取得了工人運動的主導權，大大增強了右翼分子的影響力。直到1928年春天，勞工運動的右翼勢力，已得到約莫三十個新興工會的支持。從而在1928年2月19日，臺灣島上全部的右翼工會團結起來，成立了臺灣史上第一個跨產業的全島性工聯「臺灣工友總聯盟」。2月21日，右翼組織者又在民族主義的大原則之下團結在臺中國移工，成立了「臺北華僑總工會」，創造出「臺灣民眾黨」、「臺灣工友總聯盟」、「臺北華僑總工會」三重組織相互提攜的運動態勢。

「臺灣工友總聯盟」結成以後，得到全島基層工人的廣泛支持，一路勢如破竹，在短短兩年之內成長到四十餘家基層工會、一萬餘名會員的全盛狀況。相較於左翼工會陷入內鬥，工友總聯盟以民族主義、組合主義（今譯工團主義）的精神，號召全島工人階級炮口一致對外，協調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以便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自此以後，右翼組織者在全島各地領導基層工會進行勞資爭議，其組織狀態在1928年中段達到最高峰。當年度五一勞動節，工友總聯盟除了在各地發動大規模五一抗爭，更同時在全島範圍內操作六場罷工行動，可知其深厚實力。

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罷工事件，乃是「臺南安平製鹽會社大罷工」與「高雄淺野洋灰大罷工」—前者象徵著國家機器決定採取大動作鎮壓工人階級，警察以「檢舉狂」的方式（黃師樵用語）濫捕濫訴罷工工人與組織者，有計畫地用司法機器打壓勞工運動；後者則是整個殖民地時期對峙力最強的一場罷工行動。以工人幹部黃賜為首的「高雄機械工友會」做為臺灣工運的火車頭，乃是當年最有實力的基層工人組織，工友總聯盟與臺灣民眾黨做為上級單位，更為洋灰工人引進了全島的社會資源做為後盾。

然而，國家的暴力鎮壓卻讓這回罷工轉瞬落幕，罷工工人與組織者四十餘名被當局逮捕，並遭警方非法監禁長達七個月餘，才移送到法院（當時警

察依法只有檢束罪犯一個月內的權限）。眼見國家機器決意「嚴辦」淺野大罷工的參與者，右翼人士最後只有靠民眾黨的力量去賄賂法官，才把身繫囹圄的運動者們挽救出來—淺野洋灰大罷工與隨後的司法審判，因而代表了殖民地時期臺灣勞工運動在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下由盛轉衰的歷史關鍵點，宣告了勞工運動「成熟期」的結束。

在「臺北華僑總工會」的組織脈絡，當年工運右翼的這條「民族主義戰線」始自1927年蔣渭水介入臺北華僑洋服工友會的勞資爭議，隨後蔣氏將華僑洋服工友會改組為「華臺洋服工友會」，試圖把中國移工與本島工人以同一個集體組織團結起來，從而緊隨工友總聯盟之後，右翼勢力成功地設立了「臺北華僑總工會」。這民族主義戰線做為當年工運右翼的某種「理想」，確實有它落實到人間的時刻—1929年「臺北木工工友會大木部」發動臺北地區建築工人的大罷工，「華僑木工工友會」登時響應，於是臺北城內不分本島、大陸籍的建築工人全面歇業，當局立即逮捕了華僑木工工友會會長鄭紀祥等一干核心工人幹部，並將他們遣返中國。由於殖民政府握有「遣返」大權，並將同為勞動者的本島工人與中國移工置於「勞動的分斷體制」之下，華僑與本島工人遂難以團結，經過1929年臺北建築工人罷工的大挫敗以後，華僑工人再也不敢站出來聲援本島工人，右翼的民族主義戰線就此瓦解。

就如同臺灣工友總聯盟必須在南征北討、遍地狼煙的戰鬥中向廣大勞工群眾樹立起組織的威信，「臺灣民眾黨」內部的勞工運動者也面臨了同樣的處境。勞資爭議由黨外的大環境延燒到黨內，蔣渭水等社會主義者與蔡培火等「資產階級的忠實同志」的關係，一如當年俗諺所云：「北水南火，水火不容。」先有勞工運動派與議會運動派的人事鬥爭、「社會主義原則」寫入黨綱的鬥爭，後有彭華英的辭職脫黨風波，彭華英更在媒體上詆毀全島工人階級與其運動者，造成民眾黨機關報《臺灣民報》上，社論文章對之口誅筆伐。凡此種種，都為蔣渭水、謝春木等民眾黨小資產階級核心幹部後來進一步走向勞工運動、信賴工人組織的左傾未來埋下了伏筆。

至於在當年社會運動的左翼一側，繼之以1926年底直到1927年春天鐵工所罷工之際，所建立的全島性機械工會系統，左派嘗試以「產業別／職業別」為中心陸續建立起全島性的「工會聯合會」，成果包括臺灣工友協助會在嘉義地區國營事業大罷工中建立的製材工會系統、臺北印刷罷工中衍生出來的印刷工會系統，以及自由業為主的臺北自由勞動者同盟。與此同時，也積極成立諸如彰化總工會、通霄總工會等以「地域」為中心的「地方總工會」。這些左翼工會系統並且在「工農聯合」的政治想像下協同全島農運中心「臺灣農民組合」，成立「共同鬥爭委員會」，形成了「左翼工會」、「臺灣農民組合」、「臺灣文化協會」三者相互提攜的政治局面。可惜的是，因為在隨後的新竹事件、臺南墓地事件中受到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左翼運動者陸續遭逮捕入獄，從而導致了基層勞工、農民組織工作的頓挫。

如果單就左翼在工運方面組織工作的軌跡來討論，當「臺灣工友總聯盟」組織工作的風聲傳播出來，文化協會連溫卿、機械工會聯合會陳總、臺北自由勞動者聯盟胡柳生、臺灣塗工會李規貞、臺灣工友協助會薛玉虎等左翼組織者和工人幹部，也紛紛聯合起來，推動左翼的全島性「臺灣總工會」的建設計畫。他們預計先將各個產業別的工會聯合成「全島性產業別工會」，其次，將這些全島性產業別工會做為踏板，進一步聯合成「臺灣總工會」，期同右翼工聯分庭抗禮。在「臺灣總工會」的大計畫底下，1928年1月1日，左翼搶先工友總聯盟成立了臺灣史上第一個全島性產業別工會「臺灣機械工會聯合會」，其後「臺灣製材工聯合會」、「臺灣印刷工聯合會」、「臺灣自由勞動者聯盟」、「臺灣塗工會」等全島性產業別、職業別組織逐一出現。然而，正當這些產職業聯合會即將在更高層次聯合起來之時，左翼的「臺灣總工會」計畫卻遭遇了頓挫。

1928年4月底，「臺灣共產黨」於上海成立，黨內負責勞工運動的中央委員蔡孝乾、洪朝宗、莊春火三人在島內積極活動起來。他們的主旨在取消「臺灣總工會」計畫，而以「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取而代之。這背後的政治考量是—臺灣總工會的成立將讓連溫卿一派人對左翼勞工運動的主導權更加鞏固，因而他們打算透過「統一聯盟」政策與右翼工友總聯盟維持一種曖昧的關係，待到共產黨上大派進出之「臺灣工友協助會」組織成長更為茁壯，再直接以「工友協助會系統」為中心，越過連派的「全島性產業別工會」，把「臺灣總工會」建立起來。這樣，上大派便能在鬥倒連溫卿的同時取得全島左翼工運的領導權。共產黨上大派與連派工會組織者兩邊鬥爭的結果，「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計畫成為左翼工人的內部共識，連派提倡的全島性總工會計畫無限期延宕。然而，上大派這「統一聯盟」，並沒有發揮收攏右翼工人的預期效果，因為右翼工聯不但拒絕左翼工會的加盟，更開會決議全面禁止會員工會加入工總聯以外的上級工會，再加上警察對左翼分子的暴力鎮壓，「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還沒開始就一敗塗地。

連溫卿等人有鑑於上大派「統一聯盟」實踐之不可能性，不甘於自1927年以降發展起來的左翼工運陣地就此自毀城池，於是另外推動了「全島工會臨時評議會」計畫。其主旨在於「即使搞不出全島性總工會，至少該把現有的左翼工會團結起來，建立穩定的共同組織」。正當上大派與工會派兩邊打得火熱，國家機器在1928下半年度「臺南墓地事件」中對左翼分子的暴力鎮壓，卻打亂了左翼內部的所有規劃—蔡孝乾、洪朝宗相繼出逃大陸，連派工會組織者紛紛入獄，雙方的計畫都以失敗落空告終。隨後，共產黨中央雖然以「臨陣脫逃」的罪名開除了蔡孝乾、洪朝宗的黨籍，莊春火卻成為黨的勞動運動部長，沒有太多更積極的組織工作。連溫卿等則在出獄以後，運作文化協會的機器，動員文協成員支持「總工會」計畫，並且試圖建立「大眾黨」。可這一次，共產黨人已經全面掌握了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主導權，並且動用日共、臺共的黨機器聯合打擊連溫卿的派系—鬥爭之結果，從墓地事件直到1929年底，連溫卿、李規貞被鬥出文化協會，左翼旗下各個工會系統已分崩離析，再無法團結運作。

時序進入1930年，隨著世界經濟大恐慌蔓延到島嶼之內，帝國主義與民族內部的各路資產階級，為了將利潤的損失轉嫁到勞工身上，維持企業的生產組織於不墜，紛紛採用裁員、縮短工時、降低工資等方式限縮生產、節制勞動成本的「產業合理化」措施。臺灣勞工在資本的總侵略之下紛紛起身反抗，從而喚醒新一波的工潮。同時，國家機器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對工人、農民、無產市民驟長的社會運動，進行了大規模鎮暴，島嶼上的勞工運動自此方在真正的意義上，步入《臺灣民報》所謂的「受難期」。

隨著經濟大恐慌時期全島階級鬥爭的普遍激化，繼1927年臺灣反殖民社會運動陣營的左右分裂以後，臺灣民眾黨在1930年再度分裂為「右中之左」與「右中之右」。這事情的導火線是蔡培火、彭華英等資產階級勢力為了與「臺灣工友總聯盟」在黨內的代表（即蔣渭水一派人）相對抗，另外成立了一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兩派傾軋的結果，資產階級同路人全部被民眾黨的左派中央開除了黨籍。在民眾黨內部的這一波階級鬥爭當中，蔣渭水、謝春木、盧丙丁等黨幹部終於認清了所謂「進步性民族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在經濟上的利益，恐怕不是合作的好對象。他們對外聲明「現在的社會已不是依靠有產者的時代」，這份認識導致了臺灣民眾黨的進一步左傾—在社會主義者蔣渭水的大力推動之下，民眾黨全黨通過了「捍衛工農利益」、「民主集中制」、「尋求與世界弱少民族解放運動相提攜」等等的左傾綱領。然而，就在新綱領表決通過的黨員大會上，日本警察宣布了「政治結社臺灣民眾黨即刻解散」的命令，臺灣人第一個政黨於是歸於消滅。

國家機器的大動作鎮壓，導致勞工運動中的右翼人士更進一步左傾。社運明星蔣渭水、謝春木、陳其昌三人對外宣布舊民眾黨中央將不再籌組「合法政黨」，相反地，他們希望舊黨員用盡全力培植基層工農群眾組織。他們基於固有的「玉碎主義」思想，提出了「工人加入工友會、農民加入農民協會、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組織平民同盟」的「三角戰略」新政治藍圖，並且矢言採用「列寧主義」清算過去的錯誤，進而重新規定了臺灣工友總聯盟未來的發展方向。舊民眾黨左翼自覺為弱少民族工農大眾「世界革命」之一環，一方面聲明將試圖在島嶼之外尋求全世界革命同志的互相提攜；另一方面，也在島嶼之內傾全力發展基層工農組織。1931年五一勞動節鬥爭爆發前夕，蔣渭水等右翼工人組織者終於跟臺灣共產黨攜手，建立了「五一勞動節共同鬥爭委員會」。至此，1927年高雄臺灣鐵工所工潮以後久已崩壞的「無產階級共同戰線」，重新建立起來。

在當年社會運動的左翼方面，由於臺灣共產黨中央早期錯誤的勞工政策，連溫卿時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左翼工會組織已經一蹶不振，「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的戰術在國家與右派的雙重夾擊之下毫無效果，這引發了島內左翼運動者與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對臺灣共產黨的批判。首先，第三國際曾透過中國共產黨給臺共「善意的建議」；其次，臺灣共產黨書記長林木順承接日本共產黨的指令，以1928年十一月指令與1929年二月指令連續兩次批判島內的黨中央「取消全島性總工會」政策之不當，結果，林木順被謝雪紅撤銷了書記長的位置；第三，在第三國際東方局翁澤生、潘欽信的協助之下，臺灣島內深入基層運動組織的黨員，包括農組系的趙港、陳德興、文協系的吳拱照、工會系的王萬得、蘇新、蕭來福聯合起來，在1930年底「松山會議」上提出他們對黨中央的運動消極性的質疑，並且建立了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同盟」，以對抗謝雪紅一派人的做事方式。這裡必須特別指出一點，共產黨人根據第三國際中央的斯大林主義「第三期理論」做為認識論的前提，將臺灣社會的經濟大恐慌視為工人階級「世界革命」高潮的前奏，因而刻不容緩地重啟島內的左翼勞工運動，重新把連溫卿1928年在不同意義上主張過的「臺灣總工會」與「全島性產業別工會」計畫提到最優先處理地位。自此以後，礦山工會籌備會、運輸工會籌備會、出版工會籌備會、臺灣總工會籌備會等工作計畫陸續在蘇新、蕭友山、莊守、王萬得等黨員組織者的推動下開展出來。

然而，就在上述工會籌備會紛紛成功設立，共產黨、舊民眾黨兩派社會主義者合流為「共同鬥爭委員會」的時候，臺灣農民組合核心幹部趙港在一次與警察的遭遇中無意識地向國家暴露了共產黨組織的存在，因此引發了橫貫1931全年度的「臺共大檢舉」，左翼的工會組織、政黨組織在這一波大規模鎮壓中幾乎全數歸於消滅。

殖民地臺灣工運簡史

回顧殖民地時期臺灣勞工運動發展的軌跡，1927年4月的「高雄臺灣鐵工所大罷工事件」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歷史時刻。在此之前，臺灣勞工與從事反殖民社會運動的知識分子處於兩相隔絕、互不往來的狀態，儘管分散於各地的工人已經歷過數十次的自發性罷工，卻少有「集體組織」被發展出來，無法為臺灣勞工建立起全島性的關係網絡，無法做為一個「階級」團結起來。與此同時，島內的反殖民知識分子，儘管許多人已接受了當年風行於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理論，臺灣文化協會的工作卻依舊是以「文化、思想運動」為主流，尚未意識到基層群...

回看那個壯闊時代：反思日治時期臺灣社運史的幾個可能視角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很高興能為闊宇的這本書撰寫推薦序。記得好幾年前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時，我曾經就日治時代臺灣文學史研究中的臺灣經濟史想像等議題，與指導闊宇這篇論文的黃美娥教授，有過一番交流討論。其後，兩年前我在臺灣圖書館出版的刊物《臺灣學通訊》中寫了一篇短文〈昭和經濟危機下的臺灣勞工運動（1927-1933）〉，在該文中，我從臺灣經濟史的視角對於闊宇的碩論，也就是本書的前身做了一些不同觀點的對話討論。大概因著這個緣故，有機會蒙闊宇本人與黃美娥教授的青睞，邀請撰寫這篇序文。

近三十年來伴隨臺灣民主化，臺灣社會與學術界開始有機會正視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歷史與文學，臺灣史與文學研究從「險學」變成「顯學」，而在這一新興學術浪潮中，或許一九二○至三○年代的臺灣政治與社會文化運動是最受關注與熱門的研究議題。臺灣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政治啟蒙與社會運動以及文學革命，可以說都起源於那個精彩時代，而對那個時代的歷史詮釋與重構，不僅是戰後初期國民黨政權歷史宣傳的重點，也是一九七○年代以來臺灣各時期的政治與文化運動以及學術界歷史論辯的焦點。

在筆者來看，本書有幾個層面的意義值得關注，首先，這本書在臺灣社運史料開發與利用上有其示範作用，雖然臺灣社運史的研究已有數十年，但既有研究基本上都僅依賴總督府的官方史料以及連溫卿、蔣渭水等社運重要參與者的相關史料，而闊宇這本書則費心整理了日本治臺五十年間的各種新聞資料，帶領我們前往歷史現場查看那些年間臺灣人的社運圖像。雖然晚近學界已經廣泛利用這些新聞史料從事各種主題的研究，但很少有如闊宇這份研究一樣，把這些新聞資料庫像是歷史田野一樣，詳細地逐筆整理了其內容，並透過與各種相關史料的比對，組裝與述說出一個不同於陳說的社運歷史。

其次，這本書對於臺灣的左派政治史研究也有其積極意義，過去的左派政治史研究，受限於既有史料的性質，往往集中於總督府的帝國主義鎮壓敘事或者運動重要領導者的民族主義英雄敘事，但闊宇的研究的確如其所說的，透過「工運組織內部運作過程」的描述，盡力呈現出日治時期臺灣工人組織與工人集體的狀況。闊宇囿於其左派帝國主義分析架構，書中對於右派政治人物在工運發展中的角色分析雖然未盡公平，但這種側重於普通民眾工運意識與行動的分析取徑，或許是過去側重於英雄與民族主義敘事的政治史研究應該參考的，對於我們認識日治中期臺灣社會民眾的意識狀態與政治化應該是重要的。

此外，這個工運史的描繪對於臺灣經濟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啟發。在本書中，闊宇應用了一些臺灣產業史的最新研究來說明個別產業勞工運動的發展背景，但這本書也描繪了很多過去經濟史研究未曾關照過的產業，譬如印刷、木工、紡織等多種產業。因此，透過閱讀本書，經濟史研究者也可進一步開拓一些新的研究對象與議題。另一方面，過去臺灣經濟史研究往往強調「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圖像，但本書有關工運的歷史敘事，則一定程度透顯了日治中期以來臺灣工業發展的圖像，補白、說明了臺灣產業史的一些重要發展面向。

闊宇在本書中對於日治中期臺灣工運發展的分析，奠基於其對該時期臺灣經濟史的一些看法，做為這個時期的經濟史研究者，我對其分析所借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的定位有些不同觀點，但我不擬在此細談，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上述提及的短文以及我的日治時代臺灣經濟史的研究，詳細了解這些不同觀點。

「左手寫詩、右手搞工運」（新新聞記者報導語）的闊宇，撰寫本書的目的不僅是日治時期工運歷史的重寫，同時也希望為今日的勞工運動開展新的「變革性政治想像」。因此，在此我只想介紹一些在分析討論臺灣一九二○至三○年代的經濟史、社會運動史與社會主義史等研究議題時，可以關注的一些研究典範與理論觀點。

首先，闊宇在這本書所採用的經濟史觀，一部分是當時臺灣左派與第三國際採取的列寧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這是一種經濟決定論的壟斷資本主義論，用以說明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發展與資本家對於勞工的剝削狀況；另一部分則是戰後一九七○至九○年代流行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即屬於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一環的聯屬理論，來分析一九二○年代臺灣米糖相剋的產業結構下工人工資的變動，這一理論主要關切之前壟斷資本主義論所忽視的不同產業生產模式之間的聯屬關係。

一九二○年代晚期以來至今臺灣經濟史學界的幾個重要作品中，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1929）一書屬於列寧的壟斷資本主義論，而凃照彥的《日本帝国主義下の台湾》（1975）一書，與柯志明的《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2003）都可歸屬於聯屬理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凃照彥的分析雖然多方修正矢內原忠雄的觀點，但仍然強調殖民剝削與支配的面向，然而柯志明雖然同樣採用類似的聯屬理論分析架構，但卻強調日治中期一九二○至三○年代晚期日本管制臺米出口之前，臺灣農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明顯提升，換言之，雖然採用聯屬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架構，但柯志明的分析結論卻是接近於晚近經濟史學界所謂的殖民近代化論（儘管實際論證架構有很大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闊宇在分析一九二○至三○年代的勞工薪資與勞工運動之間的關聯時，雖然說是從廖偉程的研究中轉引柯志明的聯屬理論分析觀點，但實際上他的分析論點與其說是接近柯志明，不如說是接近凃照彥的殖民剝削觀點，即強調一九二○年代以後勞工薪資日益惡化。簡言之，柯志明的研究主要關切臺灣米作與蔗作的產業與農民收入的聯屬關係，並未進一步延伸到工業勞工部分，但若依照其聯屬分析論點，並參照溝口敏行等人的實質工資統計資料，實際上並無其所謂一九三○年間嚴重倒退回一九二○年以前的情況。

其次，是與上述經濟史觀點相關的勞工運動解釋問題。闊宇在解釋勞工運動的發生時，強調：「經驗證明任何勞工運動的起源都是工人階級改善生活的願望，好了要更好，壞了要抵抗。」單看這句話會以為他將勞工運動的產生，完全歸結在經濟剝削上。不過，他的工運史解釋成功的地方在於透過「工運組織內部運作過程」的討論，潛在地說明了一九二○至三○年代的臺灣勞工如何定義生活的好壞，與發展出改善生活的願望。

晚近社會學界有關社會運動的理論觀點，除了帶有經濟決定論馬克思主義色彩的階級關係決定論外，主要有相對剝奪論、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與新社會運動論等分析典範。雖然闊宇在分析一九二○至三○年代的勞工運動時，有時候受限於當時工運組織者的左派帝國主義論與階級分析話語，而過度強調了經濟剝削的面向，但他有關工人組織與工人集體的分析觀點，涉及了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心理認知與共識建構等議題，其實很可以與前述的幾種新的社會運動解釋觀點相互連結。

在此我想提醒的是，闊宇在本書的分析集中於工人經濟狀況與組織和集體的討論，這的確是工人運動分析最重要的基礎，但若配合前述的幾種社會運動解釋觀點來看，該時期工人運動史的出現，其實有必要放在更廣泛的社會與歷史脈絡中來分析。因此，有關該時期臺灣史研究所探討的一九二○年代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左派理念的傳布、殖民地統治體制轉向內地延長主義、一九二○年代前期臺灣右派主導的議會請願運動，還有同時期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這些與工人運動直接間接相關的各種制度、脈絡與環境，或許也可以適當納入解釋架構中。

最後，從社會主義史的角度來說，晚近臺灣左派的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者，仍一直將其對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的認識停留在一九三○年代的第三共產國際時期，並未注意到戰後冷戰體系雙方左派思潮的先後更新。一方面，歐美自由主義陣營的左派思想家放棄了第三國際時期經濟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改採經濟、政治與文化體系各具相對自主性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或者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同時北歐與西歐國家的左派政黨也反對暴力革命的共產黨政略，而發展出社會民主主義的左派政綱，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上，透過社會福利政策的社會重分配體制，建立保護勞工與弱勢者的公平正義社會。另一方面，戰後追隨蘇聯的共產黨國家如東歐各國與中國、越南，則在數十年的社會主義體制實驗失敗後，不得不追隨西方已開發國家採行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方略，並希望逐步建立社會福利體制。

當然如同最近幾年受到矚目的社會經濟學者T.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或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 E. Stiglitz的《全球化及其不滿》等書所說，戰後一九六○年代以來幾十年間，在北歐、西歐與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逐步確立的這種維持經濟發展並一定程度兼顧社會分配正義的體制，並非必然可以持續下去並擴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因為近年來伴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下，資本流動日益快速便利，全世界的資本家們正在以提供投資與創造工作機會為由，威脅要求各國改變稅制並削減社會福利，嚴重戕害戰後以來做為社會發展典範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存續。但無論如何，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威脅，這些學者們的解方顯然不是第三國際時期的暴力革命與廢除資本主義等傳統第三國際方案。

就闊宇本書所關心的當代臺灣社會如何從歷史學到教訓的問題，我想戰後臺灣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以來的社會民主主義進展，的確仍有很多問題與挑戰，而日治時代的臺灣工運史不僅對於工運等社會運動，還有政治與文化運動，以及臺灣社會如何從過去變成當代社會，也的確能提供很多的歷史教訓。但我想進一步提醒的是：經歷戰後七十餘年社會變遷的我們，在反思與重估那一段工運的歷史與當代意義之時，也應放寬歷史的視野，將戰後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理論變遷與學術史一併納入思考。同時，這一代困頓年輕人的社會改革處方，不應僅向過去臺灣戰前的左派歷史求索，也必須將世界各國戰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歷史納入考察，並思考如何壓制新自由主義對於社會民主體制的破壞性力量。

回看那個壯闊時代：反思日治時期臺灣社運史的幾個可能視角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很高興能為闊宇的這本書撰寫推薦序。記得好幾年前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時，我曾經就日治時代臺灣文學史研究中的臺灣經濟史想像等議題，與指導闊宇這篇論文的黃美娥教授，有過一番交流討論。其後，兩年前我在臺灣圖書館出版的刊物《臺灣學通訊》中寫了一篇短文〈昭和經濟危機下的臺灣勞工運動（1927-1933）〉，在該文中，我從臺灣經濟史的視角對於闊宇的碩論，也就是本書的前身做了一些不同觀點的對話討論。大概因著這個緣故，有機會蒙闊...

序一　回看那個壯闊時代　　　　　　　　　　　　　　　林文凱
序二　反思當代、指向未來，從真誠面對歷史開始　　　　周聖凱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殖民地臺灣工運簡史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材料範圍
第三節　自主工運的史觀
第四節　章節架構與歷史分期
第五節　左右光譜

第二章｜黎明期（1926-1927）
第一節　自發性勞資爭議
一、1926年以前的勞工運動
二、臺灣最初的工會組織
第二節　新臺灣文化協會
一、社會問題研究會
二、臺北無產青年
三、臺灣文化協會左傾
四、工會工作的開展
第三節　高雄臺灣鐵工所大罷工
一、高雄機械工會的組織
二、社會資源湧向高雄
三、臺灣鐵工所的產業地位
四、罷工戰略與政治想像
第四節　全島總罷工與後續工潮
一、全島總罷工
二、五一勞動節（1927）
三、臺北日華紡織株式會社罷工
四、嘉義營林所大罷工
五、臺北人力車工潮
六、臺北印刷從業員組合
第五節　鐵工罷業的尾聲
一、調停者、警察與工會改組
二、罷工者行商團
三、勞工自主企業

第三章｜成熟期（1927-1929）
第一節　右翼工會崛起
一、民族主義、勞資協調與工團主義
二、新竹木工工友會
三、右翼組織工作的進展
四、大稻埕茶業工人運動
五、臺北砂利船友會
六、臺北華僑總工會
七、臺灣工友總聯盟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
第二節　左翼工會弱化
一、臺灣總工會
二、臺灣機械工會聯合會
三、左翼組織工作的進展
四、工友協助會與臺灣總工會
五、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
六、臺灣工會臨時評議會
七、臺灣大眾黨
第三節　風雨中的勞動節
一、五一勞動節（1928）
二、基隆洋服工友會
三、臺北石工工友會
四、基隆船炭工友會
五、臺南安平製鹽株式會社大罷工
六、高雄淺野洋灰株式會社大罷工
七、臺北木工工友會
八、臺北金銀細工工友會
九、臺南理髮工友會
十、臺北印刷從業員組合與臺北印刷工會
第四節　臺灣民眾黨與工友總聯盟
一、臺灣工友總聯盟的組織架構
二、臺灣工友總聯盟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
三、臺灣民眾黨與勞工運動
四、民眾黨內的階級鬥爭

第四章｜受難期（1930-1932）
第一節　臺灣工友總聯盟列寧主義化
一、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二、臺灣民眾黨左傾
三、三角戰略
四、大蕭條裡的組織工作
五、大稻埕金銀紙店爭議
六、高雄印刷從業員組合
七、臺北華僑錫箔工友會
八、新竹木工工友會罷工
九、高雄共榮乘合自動車會社爭議
第二節　臺灣共產黨與臺灣總工會籌備會
一、臺灣共產黨的工運政策
二、對臺灣共產黨的批判
三、蘇新與蕭友山的組織工作
四、改革同盟
五、高雄苓雅寮肥料袋工廠罷工
六、臺中菸草組合從業員罷工
七、宜蘭蔗渣工業試驗所爭議
八、臺灣出版工會籌備會
九、臺灣交通運輸工會籌備會
十、臺灣礦山工會籌備會
第三節　殖民地勞工運動的末路
一、共同鬥爭委員會
二、無產階級共同戰線瓦解
三、臺北印刷從業員組合大罷工
四、1932年以後的勞工運動
第四節　殖民地勞工運動的結構性回顧
　
後　記｜百年綦轍低迴遍

附錄
附錄一　《臺灣日日新報》所載大型勞資爭議（1898-1926）
附錄二　《臺灣日日新報》所載大型勞資爭議（1932-1940）

參考書目

序一　回看那個壯闊時代　　　　　　　　　　　　　　　林文凱
序二　反思當代、指向未來，從真誠面對歷史開始　　　　周聖凱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殖民地臺灣工運簡史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材料範圍
第三節　自主工運的史觀
第四節　章節架構與歷史分期
第五節　左右光譜

第二章｜黎明期（1926-1927）
第一節　自發性勞資爭議
一、1926年以前的勞工運動
二、臺灣最初的工會組織
第二節　新臺灣文化協會
一、社會問題研究會
二、臺北無產青年
三、臺灣文化協會左傾
四、工會工作的開展
第三節　高雄臺灣鐵工所大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