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轉災難

特別推薦語
國內外專家好評推薦
引言
 
1 對銅牆鐵壁的信賴
2 天災元年
3 天災科學
4 三隻小豬的故事
5 風險造就出混凝土
6 保險與風險評估
7 歧路花園
8 無可容忍之風險
9 天災預測
10 拯救我們的靈魂
11 災難大師
12 地球愈來愈熱
13 復原力醫師的療方
 
致謝
註解
臺灣防災資訊
 

引言

　　還記得那是阿爾及利亞謝里夫市遭受地震摧殘後的夜晚。弧形的光線照亮了殘破的瓦礫堆。救難隊員的不鏽鋼鏟斗在倒塌的水泥牆板上刮磨，發出了刺耳的聲響。軍人們士氣低落地站在一旁，等著從瓦礫堆中再挖掘出另一具遺體。

　　隨著鑽頭插入有如鬆餅般層層堆疊的水泥牆板，煙塵四散飛揚。我伸手將掉在衣服上的水泥碎屑拍落。我嘴裡滿是沙塵的味道，感覺到它們漸漸在我的肺裡堆積（而在九一一事件隔天，世貿中心旁的街道上，我又再次嘗到同樣的滋味）。

　　第二天早上的景象滿目瘡痍，四周瀰漫著絕望的氛圍。街道上四散著各種破敗的殘骸。原本是二樓的房間少了一面牆，壁紙被扯裂，一張孩子的美勞畫作在風中翻飛，床上則堆滿了瓦礫碎屑。衣服、鍋子、書包和全家福合照，凌亂地散落在塵土之間──平凡而散發出濃烈回憶氣息的日常生活，就這樣硬生生地終止了。

　　接下來的許多年間，我持續前往各個才剛遭受到颶風、洪水、海嘯及地震侵襲的城市。（請別誤會，我並非對災害現場有特殊偏好。我希望我那中古世紀的義大利山城家鄉是隨著年歲增加而傾圮，而非因為天災所致。¬）不過，藉由親眼目擊自然災害的現場，你會深刻且扎實地學到非常多東西。有時候，災區所有的居民都撤離了，現場宛如一座空城，像是風災後的紐奧良。而更常見到的是倖存的人們只能在廢墟上紮營，走投無路的心情不言而喻，像是智利的沿海小鎮迪查多，或是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巴超。

　　每每見到那些剛遭受天災襲擊的城鎮，都不禁讓人在第一時間冒出許多疑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股破壞力是從哪裡來的？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強大？為什麼有些結構物會倒塌，有些卻依舊屹立不搖？

　　接下來你才會慢慢想到：為什麼？為什麼是在這個時間點發生在這個地方？當年把房子蓋在海邊的時候，有沒有人曾經警覺到之後會發生什麼狀況？有沒有人質疑過怎麼可以不找結構工程師，就擅自在海邊蓋起水泥公寓樓房？村民知不知道他們住在鄰近火山口的山坡地上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我是在一次隨團探勘時首次受到天災鑑定科學所吸引，當時的我以科學作家的身分跟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前往巴基斯坦北部的喀喇崑崙山脈。為了更深入了解這門科學，我自願前往協助下一個發生更嚴重災情的現場。兩個月之後，阿爾及利亞發生了大地震。最早的頭條新聞報導表示，罹難人數已高達兩萬人。當天傍晚我就接到劍橋大學的地震學家吉奧弗・金恩（Geoffrey King）打來的電話，他要我開著吉普車前往馬賽港，搭渡輪到阿爾及爾與一個地震學家研究小組會合。

　　歷經千辛萬苦之後，我們終於在深夜時分抵達目的地，徒步走在謝里夫市一片悲慘景象的廢墟裡。隔天一早，我們出發前往遠離主要幹道及城鎮的偏遠地區，裝設地震紀錄儀。接下來的每一天，我們都要進行所謂的固定路線巡視：在漫天塵土、顛簸難行的路上開將近一百三十公里的車，為地震儀更換車用電池，還有把卷軸上畫了一條條線的紙取下來，上面布滿了密密麻麻、看起來像蝴蝶翅膀形狀的餘震波紋。（其中還混合著被壓扁的小蟲屍體，它們也將伴隨這些紀錄紙，送回劍橋大學進行分析。）

　　所有參與的研究人員都睡在災區旁一所廢棄學校的地板上，學校下方就是一座極深的山谷，而位在房外的公廁，就橫跨在山崖兩端的裂隙之上。到了晚上，我們就和來自加州、斯科普里（馬其頓共和國首都）與倫敦的法國地質學家及結構工程師一起出門，他們也跟我們一樣會在天災發生後「做點科學研究」；而這次要做的是：迅速地調查為什麼謝里夫市裡有一半的水泥結構物倒塌了。市區裡的樓房全都是在二十五年前的地震之後重新建造的，其實都還算新。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房子倒塌？

　　幾年後，我代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再次來到了謝里夫市，這次是為了調查在群山底下挖掘出來的渠道。就在渠道的石壁上，我找到了無可辯駁的「證據」：一條白色石灰岩的岩舌衝破了山谷的紅土，露出地表，長度高達三公尺。這條岩舌充分顯示出，正是地表下斷層活動所產生的震動，摧毀了這座城市。在其下方還有另一條石灰岩帶覆蓋在紅土上，而該斷層在以前發生的地震中就已經斷裂了，放射性碳定年顯示時間應該是在十四世紀。

　　一切看起來似乎很簡單。地質學家確認了哪些是危險的斷層，然後在地圖上標示出來。他們會挖掘渠道來找出足以定罪的證據，確認斷層在大地震中曾經活動過，以及是否有可能再次產生活動。鄰近危險斷層的建築物則會由工程師設計，確保它們在強震來襲時仍能屹立不倒。正如地質學家馬丁．凱普勒第（Martin Capelletti）在一九四四年的阿根廷聖胡安大地震後曾說：「建商、建築師和工程師絕對有能力將地震從人類的苦難中抹去，只要他們願意。」有這麼多科學知識可以應用，十年之內，全世界的城市應該都能夠逃離天災的傷害；至少看起來似乎是如此。

　　當然，我們很天真。工程師依然得出動前往海地或巴基斯坦研究最近一次發生的天災。他們從中學到的教訓，跟之前在謝里夫市的倒塌樓房中學到的教訓，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知道如何建造能夠抵擋強烈地震或颶風風雨的房屋，我們看得出哪一塊土地會因為河流氾濫或海嘯而遭受洪害，或是難以在地震時抵擋土壤液化的毀壞；然而，這些知識與其應用之間，卻有著極大的落差。

　　正如群聚在謝里夫市校舍裡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每一次只要天災發生，就會吸引各個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前往，他們每個人都會將自己獲得的一小部分資訊帶回他們所屬的單位去。而災難就等在這條科學、工程學、社會學、地質學、經濟學及歷史交會的十字路口。沒有哪一個學科真正掌握了事實的全貌，就連科學都在不同領域的專有名詞及工具之下分崩離析：地震學、火山學、水利學、氣象學。就如二○一一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極端狀況特別報告〉中，我的共同作者所提到的：地震、海嘯和火山爆發，是完全碰不得的情況。

　　與此同時，自西元兩千年後，有愈來愈多人在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中死亡，比例已經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大部分罹難者都是在忽視災害之下而受害：聰明活潑的巴基斯坦女學生被倒塌的水泥校舍壓死，或是緬甸克倫難民在熱帶氣旋的劇烈暴風雨中遭軍隊首領丟下不管，只能眼睜睜看著洪水快速地向他們湧來。

　　天災造成財富損失、土地貶值，更會威脅到政權的穩定。災難，是政治問題。從拉丁美洲革命家西蒙．玻利瓦（Simón Bolívar）到古巴的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國家領袖已經體認到，他們得戰勝天災，才能維持手上的權力不輟。天災，曾助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政權扶搖直上，也曾讓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的天下大亂。而面對著攸關存亡的災難性淹水問題，荷蘭人以強而有力的法規與土地所有人的責任感，馴服了他們口中的「水狼」，這也形塑了荷蘭人共識協商的波德模式（polder model）。

　　每個人都會質疑，為什麼要把大筆金錢花費在防範一個可能今生都不會遭遇到的天災上。政客也比較喜歡被媒體拍到自己在災難現場的廢墟中慷慨解囊的模樣。二十五年前，保險業者從慘痛的教訓中學到，讓天災親自告訴你該付出的代價有多少，是多麼危險的事。一九九二年的安德魯颶風之後，有八家保險公司關門大吉，倫敦的保險交易市場勞合社在之後幾年持續不斷的天災損失賠償下，也幾近崩盤瓦解。

　　在危機的背後，天災模型已然在它們長達十萬年的總和性歷史中，發展出該如何計算保險的價格，並能夠判斷在極端年份中，需要有多少預備金才足以支付天災帶來的損失。這個保護市場的科技技術同樣也可以保護人。現在，天災模型已用來設計如何以最具經濟效益的方式減少災損的風險，大家也愈來愈期待政治領袖於潛在的天災發生之前，就能未雨綢繆其可能帶來的死傷人數及損失金額。

　　與此同時，全球上千座城市，從移居人口節節上升的達卡到人口已然稠密的邁阿密（西方世界中颶風災害最嚴重的熱區），也正悄無聲息地製造愈來愈多的新危機。就像是受到危險吸引似的，全球最有價值的科技公司全聚集在矽谷，即板塊中線上的地殼裂縫所在之處。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東京，其下方則是絕無僅有地匯集了三個板塊。此外，無論是海平面上升或是劇烈的暴雨，氣候變遷都正在為未來醞釀前所未見的大洪災。

　　有時不免覺得，我們就像置身在一場戰爭之中，對抗著陰險的天災大敵；它總是在夜晚突襲我們那些沾沾自喜、翩然入夢的城市。每當發生了需要理由做為解釋的天災時，在約定俗成之下，這些災難依然會貼上「神的怒行」的標籤。然而，已經有愈來愈多人大聲疾呼要培養所謂的「復原力」，也有些國家致力於控管風險的範圍，而我們距離大地震來臨或強烈颶風襲擊某座沿海城市時，沒有一個人會因此而死亡的那一天，愈來愈近了。

　　這本書說的是一個故事，一個橫跨了地球陸地與歷史的故事，也是一個尋找方法以徹底解決天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