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二〇〇七年春天,我在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演講,主人出的題目是「儒學與當代中國的變化」。我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儒學價值的特點,一個是當代中國的變化。因為聽講的美國學生對中文沒有任何基礎,所以不可能像在國內演講一樣引經據典,所以我在演講開始的時候就明確聲明,我不會進入古典文本。於是我嘗試用對比的方式,來呈現儒家思想與價值的一些特性,這就是:道德比法律更重要,今生比來世更重要,社群比個人更重要,精神比物質更重要,責任比權利更重要,民生比民主更重要,秩序比自由更重要,和諧比鬥爭有價值。一共八點。
二〇一〇年夏天,我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主辦的中央國家機關讀書主題論壇做報告,題目是「儒家思想與當代社會」,講了四個問題:一是儒家文化,二是儒家的治國理政思想,三是儒家的人生觀,四是儒學與當代中國。在第四個問題即儒學與當代中國的部分,我用對比的方式和現代的角度來看儒學價值觀的特點,共講了十點:道德比法律更重要,社群比個人更重要,精神比物質更重要,責任比權利更重要,民生比民主更重要,秩序比自由更重要,今生比來世更重要,和諧比鬥爭有價值,文明比貧窮有價值,家庭比階級有價值。這次所講比在塔夫茨大學多了兩點,次序也略有調整。
二〇一二年秋天,我應韓國學術協會的邀請,擔任第十四屆「傑出學者特別演講」主講人,對韓國進行了學術訪問並舉行了系列演講。在韓國做了兩場演講,題目分別是「中華文明的哲學思維基礎」和「中華文明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後者集中於中華文明的價值觀,而前者雖然是專就哲學思維和宇宙論來講的,但可以作為對中國價值的一種宇宙論哲學背景的說明。這兩場演講的題目都是根據韓國學術協會的要求確定的。因為韓方特別提出,希望演講針對西方文明與西方現代性所顯露的問題,從中華文明尋求另一種可供選擇的普遍主義原理。所以我在演講中提出,以古代儒家為突出代表,顯示出中華文明對仁愛、禮性、責任、社群價值的重視,這些價值經過後世哲學的闡發更發顯出普遍的意義。仁愛原則、禮性精神、責任意識、社群本位都是與個人主義相反的價值立場,導向對協同社群、禮教文化、合作政治、王道世界的理性肯定,應該成為普遍性原理。協同社群突出社群的意義,以對治個人主義;禮教文化突出道德意識,以區別律法主義;合作政治突出合作的政治溝通,以有異於衝突的政治;最後,王道世界是一種與霸權主義不同的天下秩序。而這四點都以仁為核心,仁是以相互關聯、共生和諧為內容的基本原理。這些提法的主旨皆在彰顯與西方近代不同的可供選擇的普遍性原理。自韓國回國後,我立即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報告的中文文本,中文文本略有調整,其中增加了這樣幾句:軸心時代中華文明形成的基本價值成為主導中華文明後來發展的核心價值。經過軸心時代以後兩千年的發展,中華文明確定地形成了自己的價值偏好,舉其大者有四: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社群高於個人,和諧高於衝突。這四點是突出與西方近代文化的對照,從上述十點中調整簡化而來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把中華文明價值觀的特色表達得更集中簡練。
以上這些觀點,都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及其特點,近年來我在各處做有關儒學與中國文化的報告中都常常提到,引起了各界的關注。事實上,二〇〇四年以來,我在不同的演講中多次講到儒家和中國文化價值觀的特點。
近年來,國學熱方興未艾,國人對學習祖先創造的燦爛文化的熱情有增無減。因此本書也有兩篇論述國學歷史和國學概念的文章,以幫助讀者瞭解學界對國學的一般看法。二十世紀新文化運動時期,曾有整理國故的運動,當時梁啟超指出,國學的常識是兩樣,中國歷史之大概和中國人的人生觀。就是說,學習國學一方面要掌握中國的歷史文化,另一方面要學習掌握中國文化的人生觀。他所說的人生觀也就是價值觀。因此,我們今天學習國學或中國傳統文化,既要廣泛瞭解自己文化的發生、成長、發展的歷史,認識自己文化的獨特性、存在價值及其普遍意義,還要自覺學習吸納中華文明的價值觀,以此促進國民的文化自信,振奮民族精神,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
陳來
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