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西方在哪個時代超越了中國?」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受到中外學者的關注。第一次鴉片戰爭,表面上仍在盛世的清帝國被來自遠方的島國打敗,之後國勢急轉直下。對外屢戰屢敗,經濟權益被侵佔,誘發國內民變四起,最終導致革命,結束長久的帝制,同時開始了數十載的亂局。傳統的歷史研究已證明,中國早於唐代已建立成熟的管治和教育體制,帝國版圖更覆蓋大片亞洲大陸。歷史家今天也普遍承認,宋朝時代的中國,無論在科技、物質文明和對外貿易,都堪稱領導全球。明代海洋貿易的壯旺,令歐洲的新興海洋民族聞風而來,開啟繁盛的歐亞貿易。然而,我們越瞭解中國在十九世紀之前的輝煌歷史,便越發對於它在短短幾十年的急轉直下難以明白。乾隆時期盛極轉衰是有跡可尋,但西方的快速冒升才是「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原因所在。
美國社會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令「大分流」一詞廣為人知,在他眼中,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啟蒙時代和工業革命一連串歷史運動,累積成十九世紀從歐洲至美洲的驚人發展,一度是全球經濟和文化核心地帶的東亞不但瞠乎其後,而且在西方資本和帝國主義擴張的過程中處於被動。芝加哥大學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亦以「大分流」為主題,解釋西歐北歐和東亞兩地區,同樣在1750年時處於人口上升,消費市場發達和製造業興旺的局面,但西北歐受惠於得天獨厚的豐富煤礦,日漸蓬勃的遠洋貿易和新近開拓的新世界資源,得以一度主導全球發展西歐國家的實力,不但體現在經濟發展,也逐步顯示在其軍事霸業。事實上,十六世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先後成為海上強國,商船和戰艦走遍各大海域,但是在東亞一帶卻難以稱雄。葡萄牙人和荷蘭人與中國人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最早交鋒,更完全討不了好。但到鴉片戰爭,遠道而來的英軍,憑不足兩萬的兵力和三十餘艘艦隻,卻在中國的南北洋所向披靡,令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清軍無法招架。之後半世紀,中西方軍力更見懸殊。戰場上的連番敗績,最後將大清王朝帶向覆沒。
美國歷史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在其最新作品《火藥時代:世界史中的中國,軍事創新及西方冒升》(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中同樣用上了「大分流」的概念,解釋中、西方軍力差距拉闊的原因。書中指出歐洲軍力的增進是數世紀的持續戰爭、經驗積累、科學探索和發明的連鎖反應。在戰爭中不斷成長,歐洲人持續改良器械、兵種、訓練和軍事領導。文藝復興以來的工藝發展和科學革命帶來的新知識全都應用於軍事科技。以彈導學(Ballistics)為例,這門新式的科學能精密計算炮彈的落點,令攻城殺敵更為準確。另外,新式的火藥衍生了現代的高爆彈(Shell),大大增強火炮的殺傷力。在第二次穿鼻之戰時,英國艦隻「皇后號」和「復仇女神號」(Nemesis)就憑著火炮射出的高爆彈,以摧枯拉朽之勢炸毀中國沿岸的防禦工事。
西方來勢洶洶,國人也得奮起迎戰。西方敵人從海上而來,中國的軍事領導者亦迎難而上,趕緊籌建艦隊,鞏固海防。海軍是高科技兵種,兼有運送和掩護登陸部隊,長距離攻擊敵人的軍事目標,運送軍需品,圍堵敵人港口等功效。十九世紀已進入鋼甲和蒸汽艦隻時代,艦隻作價驚人,指揮和操作複雜。反過來看,要與來襲艦隊周旋,守方不但要有夠實力的艦隊與之抗衡,還要有海陸軍組成的反登陸佈置。十九世紀的中國,無論海軍知識、人才、技術和資源俱不足,海防建設說不上有太多風光之處,不少人更以甲午戰敗論斷數十年經營一事無成。公平地說,鴉片戰爭前中國擁有的水師,對付本國海盜尚且力有未逮。防衛方面,有限兵力無法有效固守漫長的海岸線,也談不上有多少具有現代海戰思維和眼光的將領。但面對空前威脅,有志之士仍努力認識和學習海軍知識,招攬外國教官顧問,籌建艦隊和海防設施。期間走的冤枉路不少,白花的金錢只能算是買到教訓。和敵人戰力有相當距離,種種憂患到二十世紀還未離開中國,艱苦的歷程更為艱苦。本書收錄的文章,訴說了近代中國海軍建設的經歷、困難和奮鬥。
麥勁生
九龍塘,香港
2016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