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完的新亞
佳榮兄撰新著,並囑作序。
出版社一送抵校對稿,看了書名,立刻擱下案頭工作,一口氣認真地閱讀,三日而畢。全稿通讀了一遍,心頭湧現王勃《滕王閣餞別序》中的幾句話。「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這幾句話,直濃縮了我對佳榮兄撰寫此書的情懷和意向的理解。
與佳榮兄論交已逾五十年。自入新亞書院,然後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然後負笈日本同校同系,三度同窗;之後,因學術文化與文字的往來,四十多年不輟,可說是世緣非淺。五十年的相交,也成為知己。佳榮兄真是讀書種子,日以書本為伍,是一個整天與書籍打交道的人。大學開始,他已致志於史學的研究,雖有文學情懷也富文采,卻以為餘事。他勤於著述,數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前,曾刻了「依然白髮一書生」和「書生意氣」兩方閒章,以自勵自況,看來,用之以喻佳榮兄,更恰當不過。
佳榮兄退休後,教書、演講和撰述如故,依舊沒啥閒逸,大有「不知老之將至」之慨。在我看來,退休後的他,最大的不同,是擺脫了現行學術和大學教育的各種覊絆,踐行自己的意願。如同會花更多的精力和時間,以從事宏揚文化,普及學術的寫作。佳榮兄幾十年來,除研究和撰述學術論著外,也一直努力於學術文化的宏揚和普及工作,自始就不是一個只會埋首故紙堆的學者。退休以後,更能率性隨心而已。近年他用心撰寫了好幾本深入淺出的史學著作,大裨益於後學,就是最好的明證。真正的學者,大都在學術著述之外,不忘以自己堅實的學養,通透的觀點,撰寫深入淺出、以廣益後學和社會大眾的著作。此書的傳主錢賓四先生,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這原該是學人的一種文化責任,一種教育責任。深受新亞人文精神薰陶,浸淫於「通經致用」的新亞史學學統的佳榮兄,更明白這種道理。謂他「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豈為過哉?!
關於三國時代的諸葛孔明,有這樣的一個記載。「桓溫征蜀,猶見武侯〔諸葛亮〕時小史,年百餘歲。溫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答曰:『諸葛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沒後,不見其比。』」這是一個小人物,經三國魏晉紛亂之極的世變,對被譽為「三代之後第一人」、自己面識而已的諸葛孔明,有這樣的印像,說出了這樣的感受。話似尋常,卻很真實,細想一下,會覺意味深長。英雄不世出,聖賢何獨不然!作為新亞精神最上揚、歷史學系師資最鼎盛的農圃道時代的新亞書院的過來人,閱畢佳榮兄這本著作,對錢賓四先生之在香港,真有像蜀國小史所說的感受。佳榮兄這本著作,從史學、歷史教育和文化影響三方面入手,奠基於有關賓四先生和新亞書院的豐富文獻和著作,糅合了自己在學時的切身聞見和體驗,再經幾十年在學術和文化教育界的體會,而寫成的。「文章為時而作」,此時此地,撰著以抉發錢先生的潛德幽光,其價值豈只是闡釋錢先生在香港的往跡而已矣!
在此著作中,無論旨題和內容,佳榮兄闡述和分析得已很周至透澈,結構也很完整,鄙人實少所置啄和補充的餘地。佳榮兄的文字,素以清通流暢見稱,也無必另作解人。既承佳榮兄的不棄,囑為序,謹借此略及與佳榮兄的世誼和對他的認識,作為同為新亞舊侶的一份文字紀念。
陳萬雄
自序:
錢穆、新亞與
香港文教事業
史學家錢穆五十五歲來港,以堅毅的信念和過人的魄力創辦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離任後於七十三歲時移居台灣,在香港的十八年間,成就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教育事業,他長期以來建構的史學體系至此亦宣告完成。錢穆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新亞遺鐸》,收錄新亞校訓、學規、校歌及講詞、文稿等,可見他晚年對新亞時期教研事業的重視,並且在回憶中一直念念不忘。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是繼香港大學之後本地的第二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三個成員學院之中,新亞書院的創建早於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也早於其他私立大專院校如香港浸會學院(香港浸會大學前身)等,足見其在香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現時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的校訓都是「誠明」,很少人知道創立時的宗旨是「人文」,一直沿用了六年,到1955年。人文精神是新亞創校的初衷,是新亞精神的根源。
書院是中國教育的傳統,新亞是要弘揚宋代以來的書院制度。書院譯成英文就是college,不過在香港,college譯成中文卻分兩級,一般中等學校和大專院校是「書院」,再高一級的書院叫做「學院」。崇基一開始就是學院,新亞和聯合至今都是書院;浸會是由書院升格為學院,再升格為大學的;樹仁亦一樣由書院升至學院再升至大學,珠海也是由書院升格為學院的。以繼承中國書院辦學為職志,新亞是明顯的例子。
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年提倡「新史學」,影響中國學術界至巨。錢穆早年編著《國學概論》,即採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作分期敘述,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可與梁氏同名之書相提並論。錢穆在香港期間,尤致力於歷史教育,編撰多種普及著作,新亞歷史系開本地高等教育之先河。錢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亦與梁啟超的著作同名。「新亞史學」謂為演繹梁啟超新史學的主張,亦曰得宜。
錢穆生於1895年7月30日,今年適逢錢穆誕生一百二十五周年紀念,本書謹以「錢穆在香港」為題,闡述他對本地高等教育的貢獻,從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的創辦與發展,到促成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人文精神的提倡,以及新史學的成長。本書副題「人文.教育.新史學」,就是要表達錢穆為香港學界帶來的影響。
2017年,拙著《錢穆史學導論——兩岸三地傳承》出版時,本擬兼論當年新亞書院諸位師長一時無兩的學術氣象,但只有寥寥數語提及。本書儘量在相關的地方加以介紹,希望可以從更廣闊的角度彰顯錢穆在港辦學的情形。另闢〈新亞史學家〉一篇,記述創辦初期的師生傳承,而這九位學者都是我在史學研究成長歷程中引領前路的恩師和前輩。述往事,思來者,戰後香港高等教育此一精彩階段,相信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可供參考。
大學時代的同窗,畢業後仍常往還,光陰荏苒,不覺已近半個世紀了。摯友陳萬雄兄撥冗為本書撰序,尤有多重意義;張偉國兄提供錢穆晚年回港參加活動的照片,保留了珍貴時刻的影像;梁偉基博士亦給予了大力支持,使本書得以順利完成;還有浸大歷史系和新亞研究所同事師生的關懷,在此一併致謝。是為序。
周佳榮
2020年2月25日
於新亞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