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戰爭史

第一章 明末農民戰爭的背景 
第一節 明後期政治的腐敗
第二節 土地高度集中
第三節 國家財政破產和賦稅加派
第四節 水利失修和災荒頻仍
第五節 軍制的敗壞
第六節 裁驛遞
第七節 農民大起義的前奏
第二章 明末農民戰爭的爆發 
第一節 陝西農民首建義旗
第二節 勤王兵的嘩變
第三節 張獻忠、李自成參加起義
第四節 起義早期的特點
第三章 起義初期明政府的對策和義軍主力轉入山西 
第一節 楊鶴主撫政策的失敗
第二節 起義軍在山西的發展
第三節 陝西起義軍的堅持鬥爭
第四節 起義軍的詐降和突破黃河天險
第四章 起義中期的千里轉戰
第一節 向中原進軍
第二節 起義軍的漢中突圍
第三節 起義軍的大舉入豫和所謂“滎陽大會”
第四節 起義軍攻克鳳陽
第五節 崇禎八年起義軍在陝西的勝利
第六節 明廷的剿撫並用和高迎祥的犧牲
第七節 李自成等部進軍四川
第五章 明末農民戰爭一度轉入低潮
第一節 明廷十面張網和增兵增餉
第二節 李自成等部連遭挫折
第三節 張獻忠、羅汝才部的“受撫”
第四節 穀城、房縣“受撫”的透視
第六章 張獻忠、羅汝才重舉義旗和楊嗣昌督師的慘敗 
第一節 剿餉延期和加派練餉
第二節 張獻忠、羅汝才等部再次起義
第三節 楊嗣昌奉命督師
第四節 瑪瑙山之役
第五節 張獻忠、羅汝才部轉戰四川
第七章 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的大發展
第一節 李自成起義軍挺進河南
第二節 李自成起義軍攻克洛陽
第三節 李自成起義軍首攻開封和項城戰役
第四節 李自成、羅汝才聯軍二攻開封
第五節 襄城之役和三攻開封
第六節 侯恂督師和起義軍一敗孫傳庭
第七節 革、左五營同李自成部義軍聯合作戰和攻克汝寧
第八節 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凱歌行進的原因
第八章 李自成起義軍南下湖廣和襄陽政權的建立
第一節 李自成等部南下湖廣
第二節 起義軍走向統一和“羅、賀事件”
第三節 襄陽政權的建立
第九章 張獻忠起義軍進軍湖廣、江西
第一節 張獻忠部轉戰豫皖
第二節 張獻忠部佔領武昌
第三節 張獻忠部南下湘贛
第四節 大西政權在湘贛的設施
第十章 孫傳庭部的覆滅和李自成西安建國 
第一節 吳甡督師之議
第二節 孫傳庭的出關和覆滅
第三節 李自成起義軍佔領西安
第四節 李自成起義軍收取三邊
第五節 建國大順
第六節 大順軍渡河東征和永昌元年詔書
第七節 寧武之戰和勢如破竹的進軍
第八節 大順軍的南線作戰
第十一章 明廷在覆滅前的掙扎 
第一節 李建泰奉命督師
第二節 調吳三桂部進關之議
第三節 南遷之議
第四節 沒頂之際的幾根稻草
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關之戰
第一節 大順軍攻克北京
第二節 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的措施
第三節 山海關戰役
第四節 大順軍放棄北京
第十三章 大順政權的失敗 
第一節 明朝官紳的叛亂
第二節 李自成返回西安時的部署
第三節 清軍佔領山西
第四節 懷慶之役和清軍佔領西安
第五節 西北地區明降官降將的叛亂和該地區大順政權的崩潰
第六節 李自成的犧牲和大順政權的失敗
第十四章 大西軍在四川 
第一節 大西軍入川
第二節 張獻忠在四川建國
第三節 官紳地主的叛亂和大西政權的加緊鎮壓
第四節 張獻忠犧牲及大西政權失敗的原因
第十五章 弘光政權的覆亡和南方的階級鬥爭形勢 
第一節 弘光朝廷“借虜平寇”政策的破產
第二節 南方農民反對封建統治的鬥爭的特點
第三節 南方的佃變
第四節 南方的奴變
附錄 
說明 
表一 大順政權地方官員表
表二 大西政權地方官員表 
表三 山海關戰役後三個月內官紳叛亂情況表


 

代自序

我的治學經歷 
顧 誠

　　1957年9月，我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比較努力，從圖書館借閱的書籍既雜且多，就是不愛記筆記，考試時兩門主課往往得3分，還捱過批評。自己心裏不服，下個學期硬背一通，考了兩個5分。我並不覺得高興，只是證明要拿個5分不難，真正多讀點書才有點實際知識。1958年起掀起了“大躍進”運動，勞動多，政治活動多，上課徒具形式。1959年暑假，我們班為了勤工儉學，承擔了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現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清代乾隆朝一部分檔案的任務，地點就在我校工會俱樂部，檔案用汽車拉來，由檔案部的黃先生指導我們進行分類，然後按時間順序包裹。我們整理的是乾隆後期的檔案，其中有大量乾嘉白蓮教起義的材料和四川、貴州、湖南三省交界地區的苗民起義的材料。大約一個多月基本完成了這項工作，同學們又去“密雲鋼鐵公社”勞動，我剛到工地才住一天就接到通知讓我回校進行科研，在國慶以前完成，向黨獻禮。我趕回學校，心想要在一個月之內完成一個項目，比較可行的是向明清檔案部借閱全部苗民起義的檔案，再參考《苗防備覽》和相關的地方志，夜以繼日地全力以赴，力爭按期完成；當時還有患肺結核已愈正療養的兩位同學王君、張光華幫着謄清。那時年輕力壯，幹勁十足，腦筋也好使，一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一本七萬字的《乾嘉年間苗民起義史稿》，如期在“十一”前夕把謄清稿交到系裏獻禮。國慶成果展覽之後，這部稿子就無影無蹤了。當時“政治覺悟”高，沒有甚麼“私心雜念”，連改寫得很亂的草稿在任務完成後也當成廢紙扔了。

　　這就是我第一次“著書立說”的經過。多年以後每想起來總覺得是件憾事，史稿內引用了大量當時無人閱過的第一手材料——原始檔案，參考的書雖然不多，畢竟經過自己的一番排比研究，文字表達也頗費功夫，即便不能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留着做個紀念和參考也是好的。

　　1960年，中央組織編寫全國高校統編教材，從各高等學校抽調教師和高年級學生參加編寫。世界現代史教材由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河北北京師範學院（現河北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人員組成。編寫組的大組長由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擔任，其他領導成員有人大的楊田、北京師大的王紹岳、北京師院的康泠等人。我當時還是三年級的學生，也被抽調到這個組參與編寫。說來可笑，世界現代史是四年級上的課，我還沒學過竟然來編寫全國高校的通用教材。這個編寫組在人大鐵獅子胡同的校舍待了一個多月，後來又搬到北京大學的十三公寓（那時剛建成）住了將近半年，北大校長陸平同志和哲學系主任馮定同志都給我們講過形式和編寫的指導性意見。剛過冬天，編寫組又遷到二里溝市委黨校的四號樓繼續工作，直到完稿結束工作，那時已經接近1961年暑假。參加世界現代史編寫工作對我後來大半生所走的道路可能起了關鍵性作用，前面講過，我在年級（三個班，同學有一百多人）裏並不是成績一貫名列前茅，在編寫組的後期，我的學識和寫作才能才表現出來。我成了一個小組的組長，組員四人差不多都是教研室主任，如北大王力等人，資歷比我這個學生要強得多，但他們推我當組長，寫的稿子交給我修改後再上交大組，有時改動得還相當大。我記得工作後期，編寫組從吉林師範大學借調了陳本善同志來，他是該校世界現代史教研室主任，看不起我這個學生組長，他把他寫的稿子交給我，直截了當地說：“我的稿子，你一個字也不能改！”讀過他的稿子，我覺得不能用，又不能違背這位老師的囑咐，只好自己動手另寫一章，連同他寫的那一章草稿上交大組審閱，結果大組決定採用我寫的稿子。由於在編寫組的表現，就有人認為我是個可培養的人才。人大的楊田同志私下找我談話，要我畢業後到人大歷史系去工作。週末回校就對總支書記馮效南同志談了，她立即告訴我系裏已經決定留我在系裏工作，叮囑我要嚴加保密，並且以服從組織分配為藉口婉言謝絕人大的好意。到畢業前夕我回到系裏，雖然還是掛着學生的白校徽，可是卻在總支辦公室參與同年級同學的畢業分配，這點是同學們都不知道的。

　　1961年開學後，我卻被系主任白壽彝先生要去，跟他搞中國史學史，那時我大約每個月到西單武功衛白先生家聽取他的指示並彙報治學情況。當時一起的有趙光賢、郭澎和另一位同事，他的姓名我現在已經記不得了。白先生讓我以明代史學史為重點。經過很短時間的摸索之後，確定第一個研究對象是明中後期著名的史學家王世貞，我大約用了三個月時間仔細閱讀了王世貞的史學著作，寫出了一篇題為《王世貞的史學》的文章，白先生看後似乎不太滿意，他寫了個批語：“王世貞先放下，繼續讀書。”這篇稿子直到二十年後才在《明史研究論叢》上發表出來，自然並不完全符合原貌。白先生分配給我的另一項任務是《明史》的編撰過程，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把王鴻緒的《橫雲山人史稿》同欽定《明史》逐字逐句地對讀，凡遇不同的地方都抄出來，列成了對照表，有五十多張大紙；另外還寫出了一篇比較長的論文稿。我把文稿和作為根據的對照表一起交給白先生，白先生究竟仔細看了沒有，我不知道。過了不久，白先生宣佈史學史組改組，他同我們一起到北海公園（也可能是中山公園，記不清了）照了合影，原來的組就散了，郭澎回去教中國古代史，我到世界現代史教研室。我們離開後，白先生要了楊燕起、李起民兩人去，工作方式也有很大的改變，讓他們埋頭研讀《史記》，當時我們還有點羨慕呢！至於我寫的關於明史的稿子和對照表，問過白先生，他說全部交給趙貞信先生了。我和趙貞信先生很不熟悉，他又不住在校內，不便去問；“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更是不用提了。回想起來，花了半年時間（那時正是“三面紅旗”導致的生活極端困難時期，人人吃不飽，許多同學都浮腫。我們儘管飢腸轆轆，可是精神上沒有壓力，不搞政治運動，不用去幹重體力勞動，有時間專心讀書了）認真校讀兩部書的結果不能加工發表，成果付諸東流，實在是件可惜的事。但也不能說工夫白費，經過這次校讀，明代歷史的基本線索和重大事件多少留下個印象，為以後治明清史打下了基礎。

　　我離開史學史組以後，又回到世界現代史教研室，其間兩度擔任班主任（59級、63級），那時當班主任（又稱輔導員）工作非常繁忙，和同學談話有時直到熄燈時分還安排不過來，至於下鄉勞動自然是和同學一道。比如1965年下學期到1966年6月，整整一年就是帶63級同學到山西長治參加“四清”，除搞運動外還要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等到回校時已經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捲北京各高校的時候了。這裏還有個插曲要講一下，1965年10月我還在長治鄉下時，接到系裏來信通知，我已同系裏另外三位同志調到學校新成立的外國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工作，編制上已不屬歷史系。1966年6月回到學校，“革命師生”正在造反，揪鬥校系領導人，五個年級的輔導員也多數被學生批鬥。我是同歷史系三年級學生一道下鄉“四清”的，回校後自己斟酌以到歷史系參加運動為好，如去外研所有躲避“史三”同學之嫌。所以約有半年時間工資在外研所領，卻在歷史系參加運動。幸好我和“史三”同學們關係不錯，除了一張督促我積極參加運動的大字報以外，沒有受到任何衝擊。我只是參加歷史系教師的運動，組織了一個保守的“戰鬥隊”，響噹噹的造反派“師大井岡山”紅衛兵得勢以後，我們的那個“老保”組織自動瓦解，我也就到外研所去了。由於自己是“老保”，只能跟着掌權的造反派抄寫大字報，跑跑腿，還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隨波逐流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我心中暗想，連黨章規定的接班人林彪都成了叛徒，看來“文化大革命”不可信，不能再跟着跑了。從此對運動消極應付，私下裏重新閱讀明清史書籍。“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曾迫於壓力把抄錄的史料和一些史籍（那時藏書並不多）處理掉，且留了個心眼把農民起義的史料收藏起來，即便被人發覺也可以振振有詞地說這是歷史上階級鬥爭的紅線，應當保存。當時圖書館和系資料室都不開放，我私下找到管資料室的馬國靖先生請她幫忙，她一口答應，要我在下午近六時利用人們去食堂吃飯的機會到資料室門前，她給我取出我要借的古籍，使我能在晚上和週末仔細閱讀。這在當時是要冒相當風險的，我至今還對這位善良的先生心懷感激之情。當然，歷史系資料室的藏書有限，遠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我就利用每年一個月的探親假到南京去看書。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在頤和路12號，離我五哥家極近，但當時也和其他圖書館一樣不開放。我請五哥幫忙，他找了當時任職於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的一位老朋友寫了介紹信，說工作需要
　　查閱古籍，我就冒名頂替地在南京圖書館讀了不少書，大約去過三次，每次近一個月，抄了許多較罕見的史籍和地方志中的史料；可能較晚一些時間，我還通過熟人在南京大學圖書館讀了一些書，其中就有康熙二十三年（1684）編撰的河南《杞縣志》孤本，這部書裏的《李公子辨》具有重大史料價值，對於我後來研究李岩問題很有幫助。

　　總的來說，我從1971年冬天起開始偷偷摸摸地持續不斷鑽研明末農民戰爭的史事，比起其他大多數人從1977年才重新開始治學，在時間上多爭取了大約五年。這是值得慶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