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西南聯大沉思錄

序 尋找「精神的框架」

第一輯 人物
梅貽琦：「戰時校長」與工科理想
聞一多：重構「士」的人格理想
劉文典：風骨與沉浮
費孝通：鑽石品質
任繼愈：「士子志節」的深度考量
鄧稼先與楊振寧：從「功臣的小屋」到清華園暢談
李政道：流光容易把人拋
趙寶煦：校園憶趣與得道之樂
季羨林：此情可待成追憶

第二輯 話題
「飛狗事件」：觸犯眾怒的追究
《畢業歌》與「學子從軍」的語境錯位
有關「校歌之爭」的語境與身份
西南聯大的「想像誤區」
日記與靈魂的失落
從「老滇票」到「第二故鄉」——衝突與融合

第三輯 紀念
詩歌折射的聯大歲月
帶有個人「體溫」的聯大小說——也談《圍城》《南渡記》和《未央歌》
西南聯大與我們——在北大演講

第四輯 一所戰時大學的「形」與「神」
開篇 先賢的預言
一、茶館英才
二、「薛蟠」與「迎春」
三、打工與「君子近庖廚」
四、大轟炸下的師生
五、名師雲集，三校沿革
六、陋室耕讀與「無差別」生活

後記 故事、人性與「卓越」的銜接


 

序

尋找「精神的框架」

　　陳寅恪說過：「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

戰爭的壓力，使學者們對我們這個民族的獨特歷史文化更加珍視。

　　這個人群，為甚麼五千年來打不散，而形成世界上唯一的亦古亦今的龐大民族呢？

　　2016年秋，我在成都與馬識途先生晤談。馬老是西南聯大1941級外國語文學系學生，也是當年中共地下黨在西南聯大的支部書記。他說，聞一多曾經想辦一份報紙叫《十一》，合起來就是一個「士」。聞一多想在戰時的艱難環境中提醒和完善「士人」的人格品行。

　　「士」的稱謂，從西周就有，指那些「王」以下的貴族，他們享受供養，對周王朝負有責任。到東周形成了一個階層，通「六藝」，具有一些特殊的品質。再後來，「士」形成一系列的歷史與文化。這個傳統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將自己看作被賦予大局使命的人。

　　戰時聞一多捨棄舒適的書齋與藏書出京，喊出：「去吧，去認識我們的祖國！」到師生們的步行中，踐行「飽以五車讀，勞以萬里行」之類的古訓，並重新自省。

　　朱自清之子朱喬森說：「我父親覺得自己的任務就是保持中國『弦誦不絕』。弦誦不絕，就是讀書這個傳統不要絕。」這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意義重大。

　　重構「士」的人格框架以及相應的倫理範式，在西南聯大形成了一個普遍的人文趨勢。

　　羅庸在《鴨池十講》（增訂本，北京出版社，2016年）中也談到「士」的價值觀：「原來士之所以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負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為。」

　　周作人附逆，學界痛惜其「失節」，稱「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聞一多、羅庸他們，並非如當下很多學者那樣，在抽象領域中來解析一種人格建構，而是在自己的「生存領域」中，在戰火與貧困中，打造理想中「士」的人格。他們是從行動開始的。

　　羅庸先生在昆明郊區居住時，意外的火災燒光了他的藏書，他面色如常，令同僚們起敬，可以聯繫到他在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中寫的「動心忍性希前哲」。

　　聞一多這樣的「新月派」詩人，回到了傳統，相信其中可以淘濾出精神的金沙。任繼愈在多年後評價：「聞一多研究《詩經》《楚辭》，功力深厚，他利用西南地區民族民俗的活化石，開闢了學術的新局面。」

　　聞一多帶着孩子們到小河邊洗臉，坐在草地上玩耍，月明之夜在清輝投射的小院子裏講詩。他曾說過「詩化家庭」。那是將親情與文化相溝通，是倫理關係的一種升華。

　　這是很多有文化素養的父親都做過的事情，而聞一多則將它明確地宣示定義了。

　　不由回憶起我的父親，他也總是挑選一些田園、思親、懷鄉的古詩帶我們誦讀，避開那些帶有儒家說教氣息的詩歌，而聞一多追究到古詩的終極價值，從屈原之高潔到《春江花月夜》的浪漫。

　　聞一多講詩時不講「李杜」，卻說《春江花月夜》是「唐詩中最美的詩」，耐人尋味。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杜甫的思想格局。李白的「長安不見使人愁」，則是他江湖漂泊的牽念。顯然，聞一多追溯的「士」，不是「李杜」這樣的。

　　推崇《春江花月夜》，是從美學的角度上重新定位「士」的格局，是春天與熱愛，自然之美與人間生活，而與「君主」「朝廷」無涉。

　　對《詩經》《楚辭》的愛好與深究，表明他要回到先秦諸子的多元化思想領域去溯源，尋找新鮮力量，以振奮抗戰中的學人。這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個源頭。

　　他在講課中屢次讚美屈原，為自己刻印章「其愚不可及」，直到「最後一次講演」凜然面對槍口，都在昭示一種大無畏的氣概：士可殺，不可辱！

　　「究竟甚麼是文化傳統『創造的轉化』呢？那是把一些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系統加以改造，使經過改造的符號與價值系統變成有利於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的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

　　此書作者林毓生是西南聯大學子殷海光的學生，一位旅美學者。

　　西南聯大的學人們正是繼承了「守正出新」的文化理念，不斷進行變革與創造。

　　從大學的格局來看，西南聯大推行一種中西合璧的現代化的教育框架，一方面使用開放式教材，一方面堅持以「中國通史」作為大一學生的必修課。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記載，鄭天挺在昆明辦講座多次以「讀史以明志」為主題。

　　「九葉」詩人、哲學系學子鄭敏晚年曾感慨：「我們現在沒有要求所有的文學院學生都念『中國通史』。丟掉了對歷史的理解，文科好像就沒有一個站腳的地方。」

　　她說，在西南聯大，課程的設置是非常系統的。它教育學生如何理解這個世界，告訴學生甚麼是重要的。

　　茶館「三劍客」的瀟灑不羈與女生宿舍的雅緻詩意相映成趣，而教師之家以「陋室」自況，詩社成員竟往導師家聚餐，共享「得道」之樂。

　　學生們自辦伙食，「君子近庖廚」，以此為能事。而「倒孔」運動持續發酵，從香港航班上的「飛狗事件」到孔祥熙來校，面對腐敗官僚，學生們不依不饒。

　　吳宓組織「石社」，自命為「紫鵑」，宣揚「維護大美」的精神。教授的古風與學生的頑皮相映成趣。

　　劉文典講課時涉及的音韵、訓詁方面的內容頗有獨到之處，當下幾乎失傳。任繼愈的回憶令人耳目一新：「他還講，中國古典文學經常利用漢字象形的特點，引發讀者的想像，從而增強了讀者的想像力。《海賦》中用『髣髴』二字（而不用『彷彿』），好像海怪蓬頭亂髮在水中出沒，可以增加大海的神祕氣勢。」

　　一把用舊毛線纏繞多道的刻刀，上面留有壓出的指痕，這是聞一多的妻子為防止他治印磨傷手指而親自做的。妻子的脂粉盒被用作印色盒，有一瓶印油是朱自清先生送來的。

　　朱自清詩曰：「閉門拼自守窮慳，車馬街頭任往還。」發國難財的人有的是，別人再怎麼富貴，但教授們寧肯窮得吃不上飯，也要堅持把學生帶出來，把弦誦不絕的傳統繼承下去。

　　梅貽琦之子梅祖彥說：「整個戰爭的威脅，對全國人民，至少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也是一種激勵。我想，是『為國家的前途』的觀念，使學生格外地用功，才能培養出這麼多人才來。」

　　當我向李政道問到西南聯大成功的原因時，他說到一個大格局：「西南聯大之所以成功，有好幾個原因。第一是當時的年輕人跟學者的志氣。老師、教授，不光是吳（大猷）先生一個人，也不光是西南聯大，浙大也一樣，那個時候整個學術界所有老師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是有信仰、有志氣的。他們是要做事的，而且他們把他們的經歷都附在上面了。」

　　他神情沉鬱地說：「（師生們）並不認為我們在抗戰期間被日本人欺負、遭受大屠殺是可以接受的。我們是要有前途的。」

　　美國學者易社強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年）中幾次提到「傳奇」這個詞，一是表明他對這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敬意：

　　聯大以壯偉的漫漫長征開始，以數年的剛毅堅卓為之繼，以摻雜着悲劇的成功告終。這無疑是傳奇的材料。

　　一是表態，要用嚴肅的史學家態度來對待這段歷史：

　　然而，假如聯大僅僅是一段妙趣橫生的傳奇，那最好由小說家來承擔這個任務。之所以有必要從歷史學的角度研究聯大，是因為它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知識史（intellectual history）、文化史和政治史上佔據了至關重要的地位。

　　我贊同這樣的態度，對於一部正在浮出水面的歷史，首先要用歷史的態度來發掘與研究。至於戲劇化的傳播，那只是一種對歷史的消費，屬於另一個範疇。

　　作為一名西方的自由知識分子，易社強對西南聯大的驚奇心與認同感是並存的。

　　而我和走近西南聯大歷史的當代學人們，感受到的卻是一種文化傳統的歸屬，在敬仰中有一種熟悉感與親和力。

　　當年的這批中國知識分子是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氣節」「士可殺，不可辱」這樣一些觀念是等同於生命的。

　　當是時，日本人正在對中國施行「亡國滅種」的戰略，在所佔領地區已經用日文代替了中文教育，用血腥手段逼迫中國人對太陽旗敬禮。

　　與一般戰爭中的掠奪和屠殺不一樣，這是對中國人進行種族與文化的滅絕。

　　在整個「二戰」中，貧弱中國所面臨的命運不能與其他國家相提並論。文化與種族滅絕的危機籠罩在國人的頭上，這不只是知識分子的感受。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當軍隊在為保衛國土與人民生命浴血奮戰時，學人肩負起自己的使命。

　　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野裏，從中國當時的生存危機裏，南遷與堅持漫長的辦學，正是這批學人生命中必然的選擇，是一個民族必然的選擇。

　　其實西南聯大各層人士最重要的共性，涵蓋一切差別的共性，是民族生存與民族抗爭。這是一股融合一切的力量，所以他們可以南遷，可以捨棄小我，可以忍辱負重，而決不可以拋下學業與教育的使命。

　　易社強的透視還遠未達到這一點。諸如，他提到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是不能涵蓋他們身上的家國意識、民族氣節的；對梅貽琦毫不猶豫選擇南下和預見性轉移物資，他僅從清華與美國的關係來解釋，未免貶低了一個中國教育家的情懷；尤其是他批評中國學者身上的「士大夫情結」，而不懂得這是他們安身立命之根本。

　　他自己也意識到了：

　　欲理解聯大的淵源，我們至少得回溯到已逝的19世紀；欲理解聯大的遺產，我們得穿越20世紀90年代，進入未知的將來；欲理解聯大的歷史意義，我們要越過中國的疆界，探討更廣闊的跨文化的問題。（同上）

　　趙元任的二女兒趙新那回憶，當年她非常喜歡昆明，那裏有很多熟悉的人，「彷彿是另外一個北平」。這句話非常獨特，帶着童真和智慧。

　　南遷的人們把北平這個文化都城的靈魂帶到了昆明，進行重構。年少的趙新那所感受的「另外一個北平」，蘊含着新的洗禮與開拓，打造出更加剛健與深沉的氣質。

　　這本書裏的文章寫的時候各自成篇，集中起來，就是對那個時代的學人們的「精神框架」的一種追尋。

　　聞一多的人格追求、鄧稼先的奉獻精神、任繼愈的「氣節」之說、趙寶煦的教育思想、李政道的家國之念，還有劉文典的風骨與沉浮，皆具有那種涵納民族古今、融匯中西精髓的磊落情懷。

　　季羨林當年不在西南聯大，抗戰的時候他在德國，一個「局外人」。在《留德十年》和《牛棚雜憶》，還有那篇著名文章《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中，他都有歲月風雲的梳理與自白。畢生奉獻於青燈黃卷的他，在暮年卻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審判。

　　《孟子》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季羨林持有的「愧疚」與「不忍」之心，從另一個視角補寫了一代學人的精神框架。

　　戰爭期間季羨林身在敵國，別有一番深刻的感觸，他說：「當然，『愛國』這個詞一聽是好的，但也不一定。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德國法西斯侵略別的國家的時候，都高喊愛國主義，但那是假的。愛國主義應該有兩種：一種是真的，被壓迫、被殺害的民族的愛國，是真的；而壓迫別人、殺害別人的愛國主義，是假的。」

　　所謂「國族情結」，不只是一種親情和根系，也有着「道義」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