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可以說中國歷史文化是筆者一生中研究和教學的重要內容,但把它作為寫書的題目,卻是近十多年的事情。回憶起來,最初寫作的萌動是覺得其內容重要,很希望通過教學加強讀書,通過寫作,自己的教學水平登上一層樓,從而「教學相長」。繼而,在近幾年,在中國明確進入「民族復興偉業」努力的時代,而作為一位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者來說,好像有一種歷史的使命在召喚。雖然筆者亦深知,中國歷史文化博大精深,它涉及的面既廣又深。但它卻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根」和「源」,如果能從浩瀚的中國歷史文化寶藏中貢獻一點成果,那就可算此生無憾了。筆者於是進入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階段。而筆者比較幸運的是,在這近五年來,筆者都在講授「中國歷史文化導論」和地域史的一些課程,它使筆者更能把研究的精力集中在這個方面。
而應該特別提出的是,對本人驅動最大、影響最深的,恐怕就是中央不僅把認識中國歷史文化與民族復興事業聯繫起來,而且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深化,使筆者能提高對中國歷史文化理論的認識。特別是2023 年6 月2 日,習近平主席在《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而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延續五千年而沒有中斷過的,就只有中華文化,這正是人類文明的奇跡,是我們歷史文化的重要底氣。所以中國歷史文化的主體性的堅實基礎正是歷史賦予的,問題只是我們如何在民族復興的偉業中理解它,正確認識它,並在實踐中把它繼承下來。1 習主席關於文化主體性的理論,使我們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人獲得了堅定的文化自信,使筆者更充滿信心投入這個課題的研究和教育實踐中。
當然,作為一位中國歷史文化研究和教育者,在明確了社會的改革方向和潮流後,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參與整個社會的改革潮流時,應把更深入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研究,將成果貢獻社會。所以,筆者在本書的序言中,首要的任務是向讀者說明本書的基本結構和內容,解釋書中各大部分的互相關係。筆者希望能把學習和掌握中國歷史文化最基本的內容和方法作重點的鋪陳,並從我們國家目前的文化狀況出發,提出一些要特別關注的問題,克服影響我們樹立文化主體性概念的因素,為中華的文化復興作一點努力。本書若從結構方面看,分四大部分:一、緒論;二、中國歷史文化的宏觀線索;三、中國地域研究篇;四、西方幾部有關文化研究著作的述評。
在第一部分中,筆者重點闡述的是幾個非常普通的文化學和歷史學中的概念。由於筆者在近年的教學實踐中發現,有部分同學對一些普通的傳統性概念不是怎麼重視,只是對一些新鮮的外來辭感興趣。所以,他們從學習的開始,就不是認真接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熏陶,而是受西方學術流行文化的影響,講究形式新穎。只要我們對這種文化現象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到,它很容易就會從形式轉向內容方面發展。如果是這樣,就勢必然會影響到對本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久而久之,就會失去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那根本談不上樹立起本民族文化的主體性了。所以,筆者把學習中國歷史文化最需要的基本理論放在開始部分,目的是為接下來的學習打下基礎。
第二部分「中國歷史文化的宏觀線索」。這是全書份量最重的部分。中國歷史文化怎樣形成,怎樣發展,為什麼能持久存在等等一系列問題,都在這一部分作了簡要的說明。我們之所以以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宏觀線索作為敘述的骨幹,是希望能把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波瀾壯闊畫面用濃墨粗線條勾畫出來,既不失它的宏偉氣魄,又能表現它的美態多姿。特別希望能把其中幾個節點交代清楚,從而使學習者,既能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整體有一較清晰的認識,同時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形成和變化亦有初步的感性認同,為他們以後繼續學習和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因為本書是用宏觀的方法進行講述中國歷史文化,因此讀者應該明白,我們只能是把中國歷史文化最重要的發展線索勾畫出來,而其中又只能對變化較大的時代作重點作說明,不能面面俱到了。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漫長的中國歷史文化發展,具有錯綜複雜的問題,而歷史文化的形成過程和它個中的變化有相同因素和不同的因素,要認真分辨,幾不可能用宏觀的方法完成。所以,我們只能把學習宏觀的中國歷史文化,作為一種入門的方法。本書筆者是從教學實中感覺到,抓住重點,深入淺出,未嘗不是一個突破在這方面教學的可行方法,並希望經過學術界同儕的共同能力,把它發展成為一種切入當代進行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研究的方法和內容。
第三部分是中國地域研究篇。其實,這是第二部分的延伸和補充部分。本書認為,中國的地域文化研究應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同一系統的分支而有別於目前世界不同地緣組合的文化研究。它作為一種特別的本國的歷史文化研究,亦應總結出自己研究特色,但卻不能與國際上不同民族、國家的地區的研究混為一談。因若從更深層的意義來看,它又是在中國整體歷史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而已。我們雖然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強調地域文化由於地理和歷史的各種因素,會出現一些文化上的差異,但絕對不是說它們之間的文化有質的完全不同。我們把炎黃文化或中國歷史文化看成是由漫長的歷史形成的文化整體,它亦會產生變化,亦會吸收不同地域文化的特征,融合出新的發展變化。地域文化能夠作為中國歷史文化提供養分、來源的因素,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亦可能成為影響文化發展的某種核心,但某一地域文化卻不可能永遠成為唯一的推動整體歷史文化發展的因素。如果把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強調到不恰當的地位,就很容易使人覺得它已與中國的主體的文化分離了。這是非常危險的,也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的研究傾向。
我們在地域研究篇部分寫了兩個個案為例。一個是以澳門歷史文化發展為線索,另一個卻是以廣東近代僑鄉的出現過程為例,說明這個區域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形成僑鄉的史實。對這兩個地域文化中產生的特例,我們認為在全國只有少部分地區有雷同而沒有普遍性。
澳門歷史文化發展的案例到底對我們進行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有什麼啟迪意義?本文認為首先一點是澳門歷史發展的過程,從整體來說它毫無疑問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從遠古說起,意思是溯本追源,說明澳門自古是中華先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再說到近五百年的歷史發展,亦無脫離祖國而存在。在這段歷史時期,即從1557 年到1887 年,可以說是實行「澳門模式」的王朝的管治政策;但在以後一段時間到澳門回歸祖國前,這個地域雖然是在不平等條約下被葡萄牙奪取了管治權,但是,即使在這段歷史過程中,中華文化在澳門還是歷史文化的主流,原因一方面是澳門這個地區,還是受到祖國人民的深切關懷,最典型的歷史事件就是內地,特別是廣東珠三角地區的民眾聲援澳門華人反葡萄牙當局企圖通過在內港一帶「劃界」而擴大管轄區域的鬥爭。另一方面就是澳門的歷史發展遇到一個特別的時期。由於當時葡萄牙人在19 世紀40 年代到80 年代,一反過去接受王朝管轄、交租納稅的規定,並派遣武裝力量趕走中國官員,拆毀中國王朝的縣承、稅所機構,勒令華人向他交租納稅,這些史實歷歷在目,說明當時中國王朝實行的管理制度被迫結束。因此,我們絕不可能把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澳門的管理模式再稱為「澳門模式」了。葡萄牙在這段期間,通過里斯本皇家法令,實行的完全是典型西方的強權殖民主義管理,破壞和推翻實行「澳門模式」制度的正是葡萄牙當局。我們應該把明清王朝初期實行「澳門管理模式」,看作是王朝在邊疆地區實行的一種特殊的管理制度。它在歷史上是有跡可尋(番坊制度),另外,從漢代以來,中國實行的海外「朝貢貿易」,後來發展到明清時期,尤其到了清代「一口通商」制度的實行,它逐步形成一套特殊的管理制度,並非是完全由邊疆大臣任意妄為的。
世界的歷史的發展總是與按天時、地利、人和多種因素綜合起來發展的,它並不是完全按獨裁者的棍棒指揮的。所以我們在分析葡萄牙人在簽訂了《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以後的澳門社會,一定要充分看到華人社團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本作者認為,在澳門歷史研究中,對19 世紀末到20 世紀90 年代澳門回歸這段歷史,一定要重視當時華人社1 鄭德華:《《澳門十九世紀「自由貿易政策的歷史評議」》,載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學院中文系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編:《明清海運與海防》,澳門: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3-39 頁》。團的興起,尤其是華人社團精英通過各種方法保護澳門華人社會的利益,他們不僅對澳門中華文化的保存,而且對澳門社會能夠度過經濟極度困難時期,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作為澳門歷史研究如果忘記了這一段史實,無疑是一種嚴重的缺失。
第三部分的第二個案例是廣東僑鄉歷史文化研究。我們在本書中闡述的廣東近代僑鄉歷史文化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歷史觀念。廣東近代僑鄉的形成與中國沿海的地域位置息息相關。嚴格來說,中國在古代有海外移民,但卻沒有僑鄉。原因主要是王朝在明以前大體認為,大海是一個邊界。王朝在開放海外移民的過程是非常被動的。可以說是被迫於從外國販賣中國苦力而開始的,時間已經是在19 世紀50 年代了。去往外國的移民如果沒有往返自由,僑鄉是不可能出現的。因此廣東大規模形成僑鄉是在20 世紀末才慢慢開始的。我們把廣東僑鄉作為一個中國僑鄉的典型去研究,完全是與中國近現代歷史文化發展吻合的。從廣東僑鄉形成的過程來看,它有兩個顯著的特徵。其一是與海外勞工販運、排華運動結合在一起;其二是它的結束時間大約在新中國的初期。嚴格地說,本書所敘述的僑鄉屬於在中國社會的歷史大轉折時期,中國局部社會在某種社會網絡的影響下局部變化的一種個案。所以廣東僑鄉亦帶有中國農村社會向現代轉化的成分。以廣東台山僑鄉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它在中國農村的社會轉變中是走在前列的。可以說,廣東僑鄉在社會形態上的發展,如城鎮的飛速增長,現代化的設備如近代醫院、__近代學校首先出現,後來中國兩條商辦鐵路:台山的新寧鐵路和潮州的潮汕鐵路都是出現在廣東的。我們從廣東僑鄉歷史文化中,清晰地找到它們對廣東近代化的影響。這些僑鄉當時所表現出的思想是相當前衛的,可惜卻沒有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中國當時並沒有形成足夠的社會大轉變的歷史條件。
第四部分是對「西方幾部有關文化研究著作的述評」。我們認為,人類社會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經歴了不同的地域,不同歷史,形成了不同的種族、民族和國家。它們在今天科技飛速發展的形勢下,接觸和交往愈來愈頻密。它們之間的差異明顯地浮現出來。我們應當非常清楚地認識到,這是在人類漫長歷史中形成的狀況。既然我們早已認同「人生而平等」,就應該尊重他們歷史文化發展的過程。在文化方面,我們不應把受殖民地管治而到今天仍然物質文明較為後進的地區視為「文化落後」。本書在緒論中提出「文化」和「文明」兩個詞的討論,通過這兩個概念從產生到發展過程的敘述,目的就是使大家明白它們在內涵方面有實質的不同。所以,從物質生產能力比較,即文明的角度看,我們可以說有高下;但從歷史文化方面看,我們不應把他們歸入低層次的行列。筆者覺得,近年聯合國提出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這批曾被西方勢力壓迫的民族和國家說了話,撐了腰。
随着世界交往的更加頻密,西方透過「軟實力」影響世界的漸次增強。他們特別注意的是隨着世界殖民體系走向結束的時代,看到一批批民族獨立的國家出現,他們都有着自己獨立的歷史文化。西方勢力為了保存它們在世界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奪得的霸權地位,一方面利用在物質生產能力方面優勢,即利用科技方面取得的優勢,千方百計把這些國家納入他們的生產系統之中,繼續成為他們的附庸;另一方面,他們又挖空心思瓦解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尤其是借用人心理中對物質的重視和追求,去代替世界民族主體性醒悟和崛起。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們中國因為有非常特別的歷史發展過程,甚至可以說是歷史優勢,為世界民族文化大聲說話。為此,本書特別加插這部分。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用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主體性,支撐民族的復興事業,特別為新擺脫舊殖民伽鎖的國家和民族張目。這種時代的使命感使我們覺得,破除擺在我們面前的路障必須清除,這是不可動搖的信念。是為序。
鄭德華
2024.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