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我的田野—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

★首次在薩摩亞的田野調查
在一九五九年首次出版的《人類學家和他們的工作》（Anthropologists and What They Do）中，米德寫道：組織田野工作需作要做兩項決定，第一項是關於研究的地點和哪一個文化，第二項是關於問題的焦點，要先做哪一項決定無所謂，一個人類學家可能會先挑選民族和地點，然後才自問他或她能研究什麼樣的問題；或者相反的，也可以先從一個問題開始，然後再選擇最能回答這個問題的地點和民族。

米德首次赴田野短暫訪問所選擇的地點/文化和研究課題，都是由鮑亞士教授做最終核定的。解決地點問題需要米德與鮑亞士進行特別的協商，因為一九二四年參加加拿大多倫多的英國科學促進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經驗使米德相信：她應該在自己的「民族」――也就是她畢生事業所繫的文化――當中做田野調查，根據路德的說法，找尋她自己的民族「變成了一種主導的驅力」。

然而在另一方面，鮑亞士這位在人類學界望重一方的領袖並不打算讓為數有限、能出田野的人類學家隨意地進行自己選擇的研究課題，此外，儘管鮑亞士想將人類學家部署到那些隨著西方文明入侵而迅速消失中的文化裡，以期獲取大量而且彼此能呼應協調的資料，他卻也有很強烈的責任感，所以又覺得應該把他的學生――當中有許多是女生――放在較沒有危險的區域去做研究。

鮑亞士未能說服米德到美國西南部去研究美國原住民。從許多方面來看，美國西南部都是個安全得不得了的地方，在米德知道自己可能沒有人身安全之虞的同時，她也了解到自己將沒什麼冒險的機會，因為她將會成為許多已經活躍在當地的人類學家中的一份子。

這是她的第一次田野調查，瑪格麗特不會接受她不想去研究的一個地方和民族。路德寫道：在米德身上，鮑亞士碰上了一個「棘手的問題」，於是，鮑亞士認識到瑪格麗特是個聰明、不受管束且野心旺盛的學生，他也願意和對待急於到美國境外去展開第一次田野調查的男生一樣，給予米德以同等的支持，結果，米德選擇了玻里尼西亞群島為她的田野地點，鮑亞士表示，只要米德去的是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amoa）的話，他便不再反對，因為那是美國船隻固定停泊的地方，當時那裡的政府也在美國海軍的管轄之下。

至於米德要考察的課題如何選擇，可就好解決得多了。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人類學教授暨系主任維克多˙巴瑙（Victor Barnouw）在其著作《文化與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一書中，歸功於米德開創了以某一個問題為中心來開展田野調查的作法。傳統上，人類學家假定這些所謂的原始文化將迅速消失，所以哪怕是殘磚破瓦在內的所有資料都值得重視，因此人類學家盡可能去記錄構成某一個文化的各種不同成分的資料。巴瑙提到：雖然米德有些民族學報告仍承襲上述傳統，但她最著名的論著則都是瞄準某個特定的問題，而且是既關係到被研究的文化，也關係到美國文化的問題。巴瑙寫道：「鮑亞士對於這種偏離了他本人的作風的研究手法也有幾分貢獻，因為在米德到薩摩亞做第一次田野調查之前，他建議過米德研究什麼樣的課題，並與她討論過這些課題。」。

米德最初比較傾向於她自己選擇的關於文化變遷的課題，但是當鮑亞士建議她研究青少年時，她同意探索小女孩在度過青少年期的過程當中遭遇到的困難。假如薩摩亞的女性從女孩變成年輕女人的過程輕鬆自然，那麼普遍存在於西方文明中的青少年期的風暴和壓力，就可以被視為是由文化所造成的。如果薩摩亞女性在這一過度期也發生種種調適困難，那麼青少年問題則可被視為是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是一種生物而非文化的作用。鮑亞士和他的學生們的作品一面倒的支持文化勝於生物性的觀點。佛洛依德的心理學認為，青少年問題是一種生物性的因素所導致的躁動時期，但鮑亞士卻相信這個躁動是文化造成的。

鮑亞士還支持米德向美國國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生物科學獎助金管理委員會申請經費補助，結果，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米德接獲了獎學金申請案已被審核通過的消息，再加上她父親也提供了到薩摩亞去的路費——事實上是她費盡心機去搞來的禮物，米德的田野調查計畫至此完全底定。不能免俗的，她在隔天五一勞動節與「垃圾筒貓」們為此大大的慶祝了一番，這一天，也就是詩人艾德娜˙聖文生˙米萊接受貓女們所獻的花籃的那個令人鎮奮的五一勞動節。

★為什麼選薩摩亞？
米德為什麼繞了半個地球到薩摩亞去？為什麼研究薩摩亞女孩青少年期的不安？這些與鮑亞士教授協商後所作的決定，都建立在嚴謹的推理和符合邏輯的論證上。

首先，米德之前已觸及到玻里尼西亞人生活的一些面向，而且曾在一九二四年多倫多研討會上發表過一篇關於玻里尼西亞人刺青的論文。她對遙遠的、似乎充滿了異國情調的大洋洲很好奇。除此之外，當時在人類學界所流行的一個笑話說：美國西南部的原住民家庭是由五位組成份子構成的——一個父親、一個母親、兩個小孩和一個人類學家，米德不打算在這個舞台上競爭，相對上較不為人所知的玻里尼西亞，將會是她自己的「民族」。

其次，米德是個有野心、有能力的女性，試圖在男性所主導的世界中取勝。在評估情勢時，她會接受她無法控制的因素，並善用那些她力所能控制的因素。她了解到，在傳統上已被女性所占領但男性並不想要研究的領域內做一名人類學家，對自己而言比較容易，因此，當鮑亞士建議她去研究一個社會中的兒童時，米德馬上便表示同意，畢竟，要投入男性所主導的研究領域並試圖去取代他們，將會製造出許多問題。她的推理不只讓她在一九二五年前往薩摩亞研究青少年期的躁動，也導引了她一生中每當遇見類似處境時的決定，並為她的作品提供了焦點。

當瑪格麗特準備動身前往薩摩亞時，路德發現有一位較米德年長甚多的同事愛德華˙沙皮爾（Edward Sapir）正在追求瑪格麗特。沙皮爾是個鰥夫，比米德年長十八歲，已有三個小孩。身為鮑亞士門徒的他，已在語言人類學方面被公認為一名權威。他也和露絲˙潘乃德熟識，兩人間進行著「長篇大論的書信往來」。瑪格麗特顯然被沙皮爾的殷勤和才氣給迷住了，但是，沙皮爾卻試圖向鮑亞士游說，瑪格麗特的健康不適合在熱帶氣候過上嚴酷的一年，瑪格麗特討厭沙皮爾的干預，特別是隱藏於其中的性別歧視，於是，無論她曾對沙皮爾多麼傾心，也再也沒有想過要離婚，並把自己綁死在撫養沙皮爾的三個孩子上。除了沙皮爾的青睞以外，一九二五年夏天，瑪格麗特為了準備她的旅行而累得筋疲力竭，路德則在收拾他的工作，準備到英國進行為期一年的獎助研究。

路德回憶瑪格麗特即將出發到薩摩亞前的那一週，說是他們的婚姻當中最美好的幾週中之一，在羅德島納拉甘塞特海灣（Narragansett Bay）的一處小巧樸素的度假小屋，給了他們一個從前兩年的緊張當中解脫出來的世外桃源。這一週很快就過去了，而米德即將踏上漫長旅程，遠赴總稱為大洋洲的太平洋島群，這個地方不久後便成為美國人心目當中瑪格麗特•米德這個名字的同義辭，連米德自己也不可能想到：決定去薩摩亞的塔烏島（island of Ta’u）上做生平第一次的田野調查，竟會是她生命中如此重大的一個抉擇點。

★寫作《薩摩亞人的成年》
在寫於一九一一年的日記中，十歲的瑪格麗特寫著「我只是想說說故事、講講我對一些人和事的想法」。事實上，她的這種寫作風格一方面使她關於薩摩亞冒險經歷的書成了暢銷書，另一方面也招致了後來的批評。

「當黎明的曙光開始灑在柔軟的棕色屋頂上，和挺立在無色、閃爍的海水前面的修長棕櫚樹上時，戀人們紛紛從隱藏在棕櫚樹下或泊岸的獨木舟的陰影下的幽會處悄悄溜回家，好讓這晨光能在指定的地點找著每一個睡覺的人」。《薩摩亞人的成年》於焉展開。

米德利用詩的語言來描述一個不為人所熟知的世界，以此牢牢地抓住了讀者的想像力，而且，儘管現在看起來不會被認為是有傷風化，但在一九二○年代晚期到一九三○年代早期的一般讀者看來，她的作品含有比其實質材料要多得多的性暗示，同時，人類學家們也自一開始就質疑，一九二○年代的薩摩亞是否真如米德描述的像個牧歌般的天堂，但是她以迴異於一般學術著作的寫作方式，融會了生動且富有視覺效果的語言來呈現感官影像，依然攫獲了大眾的想像。無怪乎，自本書於一九二八年在書店首次問世以來，已被翻譯成十六國語言，並且至今依然長銷中。

向讀者介紹完薩摩亞人平凡的一天的開始之後，米德敘述了村民們吃早餐和去上早班的狀況。她接著說：「此刻正值中午，炙熱的沙地燒烤著孩子們的腳，他們於是紛紛爬進了屋裡的陰影下，留下了棕櫚葉小球和赤素馨花紮成的風車兀自在驕陽下枯萎」。米德以這樣一段話結束了這一章：「有時候，睡眠會在子夜已過了許久之後方才降臨村子；最後，靜息了的村莊，只聽見流盪於暗礁間輕柔的浪濤聲和戀人的竊竊私語，直到破曉。」

★從寫到印
一九二六年，從民族學者轉行變成成功作家的喬治˙杜塞（George Dorsey）建議瑪格麗特將她的草稿送到哈潑兄弟（Harper ＆ Brothers）出版社去，並且建議她用《薩摩亞的成年》這個書名。在哈潑拒絕了這份書稿之後，幸好杜塞仍保持他對出版這本書的興趣，並且說服了一位剛開始成立自己的出版社、名叫威廉˙馬婁（William Morrow）的人考慮米德的作品。

在馬婁看過手稿後，明智地建議米德加上一些比較薩摩亞人與美國人青春期的資料，米德欣然接受了，事實上，她已經準備好要寫這篇附加的章節。自她回美國後，她已經對各色各樣的聽眾講過薩摩亞經驗，並記錄下了人們所問的問題，也仔細斟酌過她的回答。就這樣，馬婁為米德引介了一個機會，讓她在生命中又一個關鍵時刻作出了正確的選擇，因為這一事件而產生的最後兩章，不只使這本書變成了暢銷書，還為她的公開演說事業提供了一個跳板。

在此插一句頗具諷刺性的旁白：哈潑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在一九九九年購併了威廉˙馬婁出版社，二○○一年，哈潑•帕瑞尼爾出版社（Harper Perennial）再版了《薩摩亞的成年》一書，以紀念米德的百年誕辰。

★將薩摩亞經驗運用於美國
或許薩摩亞社會並不是像米德所呈現地那樣，是個田園牧歌式的天堂，但這個地方無疑沒有像在美國生活壓力那麼大，米德憑著她的洞見和誠懇討論了相對的優劣。她寫道：涉及抉擇的事情影響了美國年輕人生活的各個層面，而在性方面，一九二○年代的單身男女所面臨的，是從婚姻到不論有無承諾的各式各樣「試婚」等多重的道德標準。對比之下，一九二○年代的薩摩亞社會是個閒散的社會，米德指出：儘管這樣的社會培養不出偉大的領袖和偉大的藝術品，它卻也不會製造出對他們生涯的諸多選擇懷有深刻感受的青少年，而這些選擇常常造成他們對成人的反抗。

米德寫道：在美國社會中，選擇並不侷限於跟性有關的議題，選擇不僅滲透到了美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且伴隨著基於種族和家世背景的不同而來的許多矛盾。米德建議，以比較變遷速度緩慢的簡單社會與變化步調迅速的現代社會，來解釋這些美國人生活中的衝突。米德也將薩摩亞人沒有精神官能症歸功於該社會罕有對個人的要求，與美國社會的狀況極為不同。

在「我們的教育問題」這一章的結尾處，米德建議美國人理解這一點：一個民族的特定行為方式並非天注定的，而是由他們的歷史所造成的。她了解一九二○年代的美國社會是很複雜的，所以她並沒有提倡要照薩摩亞社會的樣子去簡化、修改美國的社會，以求解決問題，她只是建議美國人在尋求解決之道時，可以考慮一下其它的文化。

在《薩摩亞人的成年》的最後一章裡，米德討論了美國的年輕人，特別是女青年們所面臨的各式各樣選擇。美國人應不應該模仿薩摩亞人去限制可能的選擇呢？米德寫道：不！美國人應該教導小孩如何去面對他們在未來生活中不得不做的選擇。她在全書末了下結論說：薩摩亞的孩子們只學到唯一一種生活方式，接著她提問，知道世上有許多不同生活方式的美國人是否會允許孩子們自己選擇，這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仍然是個有意義的問題。

★首次在薩摩亞的田野調查在一九五九年首次出版的《人類學家和他們的工作》（Anthropologists and What They Do）中，米德寫道：組織田野工作需作要做兩項決定，第一項是關於研究的地點和哪一個文化，第二項是關於問題的焦點，要先做哪一項決定無所謂，一個人類學家可能會先挑選民族和地點，然後才自問他或她能研究什麼樣的問題；或者相反的，也可以先從一個問題開始，然後再選擇最能回答這個問題的地點和民族。米德首次赴田野短暫訪問所選擇的地點/文化和研究課題，都是由鮑亞士教授做最終核定的。解決地點問題需要米德與鮑亞士進行特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