廚房裡的家教課

名人推薦：「這是一位傑出戰地記者寫的書，但這次直擊的不是戰場，而是廚房。他敘事精準，他坦白直言，他大膽反諷──所以也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在他的用心刻畫下，我們清楚看見了屬於一個家族的勇氣、悲劇與親情。」

──作家 羅利．史都華（Rory Stewart），著有（The Places In Between）

「麥特．麥肯艾列斯特堪稱同世代裡最有天份的作家之一，在《廚房裡的家教課》中，他用心描繪關於親情的故事。他的誠實勇敢賺人熱淚，他的廚房探險誘你繫上圍裙，他的優雅說書姿態令眾生驚豔。這是最奢侈的文學饗宴。」

──作家 瑞傑夫．桑德斯...

　母親坐在窗邊的扶手椅上，問我廚藝好不好？

　　「好啊，」我說道：「我的廚藝還不錯。」

　　「你都把食譜打開放在旁邊看嗎？」

　　「是啊。」

　　「那你根本不會做菜嘛。」她笑著，但可不是在說笑哦。「如果必須打開食譜照著做，就表示你根本不會做菜。」

　　以前我們也有過類似對話，通常是像這樣：

　　「你讀過伊莉莎白．大衛（Elizabeth David）的食譜嗎？」

　　「沒有欸，媽。」

　　「如果你想學做菜，就去看大衛的食譜。她會傾囊傳授。就讀《法國地方料理》（French Provincial Cooking）好了，這本書很棒。我們的廚藝都是從大衛那兒學來的。」

　　這類對話是我跟母親討論食物的前奏。我們可以聊的事情其實不多，有很多話題都可能激怒她，害她胡思亂想――譬如我爸、昔日的一些朋友、我們住過的地方、大半的過往時光、政治、外交事務――再不然就是她掉進遺忘的汪洋，不記得自己曾經喜歡什麼，但我都還記得――譬如書、電影和新聞。但如果我告訴她這週末我幫朋友做了什麼菜，我們就能打開話匣子，花一整個下午的時間在開著收音機的廚房裡聊過去、現在和未來，水槽裡堆著剛攪拌過巧克力的碗，冰箱裡冰鎮著甜點，爐上熬著醬汁，烤箱裡小火慢烘微焦的鮮嫩肉排，屋內充滿各種芬芳可口的味道。

　　那是二○○五年五月四日在瑞士村（Swiss Cottage）的美好下午，窗外七葉樹粉紫嫩白的花兒隨著春風搖曳生姿。那時她已經很久沒下廚了，以前她曾住在可以煎點培根的小公寓，後來關進倫敦西北區終日隔離上鎖的精神病房裡，最後才搬來這間日照充裕、位於老人之家（名稱是拉斯莫爾之家，Rathmore House）頂樓的漂亮房間。不過和終日坐在走廊裡那些動也不動的垂死之軀相比，她反倒像個十幾歲的孩子，在年齡上也比較接近那裡的職員，而不是房客。她不和那些彎腰駝背、終日浸淫在回憶裡的老太太們打交道，她不像她們，她會去逛街，上咖啡館喝咖啡，和當地的怪咖人物邊喝咖啡邊消磨時光。如果在老人之家，她會待在房裡，有時讀點小說，看看電視，等我和姊姊打電話給她或去看她。

　　她討厭那裡的食物，所以很喜歡我們帶她出去。前幾天，她和姊姊在櫻草花山附近的店家逛街時，幫我買了一把刨絲刀當禮物，她沒用包裝紙包起來就送給我了，而且沒告訴我理由，她知道我會喜歡。我已經有另一把了，但我更喜歡這把。它有結實的鋼球把手，她也幫姊姊買了另個一模一樣的。

　　她從扶手椅裡站起來，我們親吻，我微笑擁抱她。這是臨時造訪，我剛好在倫敦的家裡，沒去戰地跑新聞，又正好經過這兒，於是騰出一小時的空檔。在這一小時裡，我沒有失去耐心，甚至主動請益，結果難得聽見母親對一些事情的耳提面命，至於是什麼事情，已經不記得了，因為重要的是有母親關愛的那種感覺。我在抱她的時候，手裡仍拿著那把刨絲刀。母親臨時起意買下刨絲刀的那家店，剛好和她心目中的烹飪大師大衛年輕時第一次下廚的那間公寓，坐落在同一條街上。

　　我把刨絲刀放進口袋，這才離去。

　　兩天後的早上，她死在那間房裡。她跌在扶手椅前面的地板上，心臟無預警地停止跳動。



2

　　十八歲那年，我希望母親死掉。她賜我生命，給我滿滿的愛，我卻這麼說，而且是大聲地說。

　　當時我在羅德島新港珍妮佛阿姨家的廚房裡，那是我暑假的落腳處，想省下餐廳當小弟賺來的工資和小費，以便秋冬時搭灰狗巴士環遊美國。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夏天，珍妮佛阿姨比媽大兩歲。她們是四個兄弟姊妹裡年紀最長的兩個，小時候感情最好。約翰．甘迺迪遇刺那年，珍妮佛阿姨從蘇格蘭移民到美國，再到波士頓。我剛從蘇格蘭的高中畢業，來到這個有趣的全新國度投靠阿姨，從她身上找到我多年來不曾有過的東西。她在很多方面都很像我媽――她的聲音、眼睛、對繁文褥節的偶爾不屑。第一天到美國，她就到普羅威登斯（Providence）接剛下巴士的我。她違規停車，等我們衝回停車的地方，她竟跟管理員吵了起來，對方穿著制服，看起來很老實，像個熬了許久才有份像樣薪水的中年人，但我那可愛的阿姨卻粗聲罵他是「納粹」，我媽一定也會這樣。不過她們在很多地方又不太一樣，譬如珍妮佛阿姨會真的到巴士站接我，幫我洗衣服，陪我看電影，煮咖啡給我喝，聽我講笑話，請我上館子吃飯，不會跟我起爭執。跟她說話時，也不必擔心說錯話。表弟克利斯汀拿針線和冰塊幫我穿耳洞時，阿姨會掏出冰箱裡的白蘭地給我。

　　我在新港碼頭旁的餐廳打工，和那些薩爾瓦多籍的朋友一樣都是非法勞工。那天下午，就在要去上晚班前，我們談到了我媽。

　　「我沒有告訴過任何人，但我覺得她死了反而比較好。」

　　「我也這麼認為。」阿姨道。

　　沉默當頭罩下。

　　「麥特，」她伸手去開冰箱。「你想喝白蘭地嗎？」

　　「我覺得她死了會比較快活。」我邊說邊拿杯子。「她不會好起來的，她只是在受苦，她活得沒有意義。」

　　這種事情其實心照不宣，我們都知道她若死了，我會比較輕鬆、好過一點，對其他家人也一樣。

　　「你不必有罪惡感。」

　　「我沒有。」

　　我媽那時沒有死。但過了很多年後，她對我說：「麥特，我現在隨時可以死。我結過婚，生過小孩，已經沒有遺憾了。」

　　她說這話時，心情並沒有低落，也沒有喝醉酒或大吼大叫。當時我們是在她倫敦西北區地下室的小公寓裡喝茶，那裡離姊家只有五分鐘腳程，也是她最後一個無須被全天候看護的地方。她後來又提了一次，心情依舊平靜。我姊告訴我，她也對她說過同樣的話。「我書讀夠了，」她說道，「花也種夠了，飯更煮夠了，我對人生已經沒興趣了。」

　　那時，我已不再認定她的生命沒有意義，但尊敬她對死亡的從容態度。我想那是因為她已經走到某種盡頭，所以我能接受。

　　然後就在星期五的早上，她過世了，當時我獨自在咖啡館吃早餐，看報紙。回到家，姊姊打電話來，聲音很小，帶著恐懼：「媽死了。」於是我打電話給好幾年沒跟母親聯絡的父親、她的姊妹和弟弟、電話簿上找到的葬儀社，還打給驗屍官，問我母親到底在哪裡？因為救護車和警察已經把她從護理之家載走，葬儀社什麼時候可以去領她的遺體？打完電話後，我坐在自家公寓的桌子旁，開始發抖。我不能接受母親死亡的噩耗，這種感覺先出現在腳底，往後背漫延，上升，整個胸腔像在作嘔，最後衝到腦門，臉部扭曲，喉嚨緊縮，放聲哭嚎，兩眼瞇緊，大約持續了兩小時之久，情緒一波比一波洶湧，我只能靠不斷喝水補充那流不盡的眼淚鼻涕。最後筋疲力竭，兩眼無神，直到感覺自己正在慢慢恢復，然後它又回來了，從背脊底往上漫延，一遍又一遍，長達好幾天，好幾週，好幾個月。



3

　　自從母親過世，一直到葬禮前，我的腦袋似乎關閉了大半，只剩兩個簡單的問句不斷重複：「妳在哪裡？求求妳回來。」

　　我在倫敦西北區的各處公園慢跑，在五月茂盛的長草地上穿梭。有天早上經過皇后公園附近的窪地，途中，我發現自己正在重複第三句話，像情急倉皇下的禱詞，邊跑邊在淚水裡吶喊：「爹地，不要死。」

　　這世上我唯一剩下的依靠。畢竟我需要有人照顧我，我不敢相信、也無法想像會剩下我一個人，這讓我驚恐。這麼多年來，都是自己照顧自己，當然也有過心慌的時候，但從來不像現在這樣害怕。

　　我跑回家，站在客廳，汗溼了T恤和短褲。我試圖控制住自己的聲音，撥打爸爸的電話號碼。

　　「嗨，麥特，」他語調溫柔。「最近好嗎？」

　　「爹地，」我說道。「我不要你死。」

　　我已經三十五歲，卻覺得自己像個小孩。母親有長達四分之一的世紀未能照顧和保護我，在記憶裡，她比一無是處還沒用。然而我也驚恐地發現，本來可以保護我、供我安全躲藏和理解世界的那塊領域，有一半永遠不見了。七歲的時候，曾跟母親在蘇格蘭西岸自家附近的岩石上坐看大海。大西洋灰濤洶湧，染白了黑雁密布的岸邊突岩。任何船隻駛近這兒，若水手掉落海裡，都會被裸岩無情撕裂。到現在我都還很怕那個地方，崖壁底下，暗藏著深不見底的海藻與肉眼看不見的漩渦。我緊挨著身穿綠色帆布外套的媽媽問道：「如果我掉下去，妳會怎麼辦？」

　　「我會跟你一起跳下去。」她毫不猶豫地回答。

　　「可是妳會死欸。」我根本不相信她，因為這不合理。「妳也會淹死欸。」

　　「也許吧，不過我還是會跟著跳下去。」她緊緊抱住我。我久久看著翻飛的白浪，然後打開她的手，拿我的手跟她比大小，我喜歡她指甲裡的沙垢，還有手上的傷口、割痕及粗糙的表面，全是因為我們曾在阿德納默亨半島（Ardnamurchan）待了幾個禮拜。

　　「我才不會跟著妳跳下去呢。」我邊說邊回頭，看著那極不真實的氤氳水幕，水花飛濺，打溼了我們腳上的威靈頓靴。

　　媽媽已經與世長辭，她過世前，已經有很長時間不再守護我，但她的愛一樣強烈、不曾停歇。沒有她的愛，我好像變得一無是處。一得知母親的死訊，我就激動地連打了好幾通電話，之後便麻木了。

　　姊姊負責打電話給律師和牧師，還得設計和印刷告別式的節目單；挑選讚美詩；找搬家公司去老人之家載母親的遺物到別地方寄放；回電驗屍官，確定媽媽無他殺之嫌。據姊姊說，她確實是死於心臟病。另外，她還得挑選殮衣，是一件棉布洋裝。姊姊幹練俐落，我卻手足無措。我沒法回電，也沒法回別人的弔唁信函。母親過世時，我女朋友才動完手術，正在醫院復原，我連她也沒辦法照顧。我只會去酒吧，在公共場所裡流淚出醜；只會為葬禮挑選最後一首曲子；只會寫悼文。我只會做這些事。

　　「這就好比走在路上，有個人上前來，莫名其妙朝你臉上揮一拳，」我告訴幾個沒經歷過喪親之痛的朋友。「我不騙你們，一定要聽清楚，這種事發生時，根本措手不及，就像晴天霹靂。」他們點點頭，但我知道他們還是不懂，因為喪親這種事根本無從準備，你不可能有機會去練習。

　　但這種被打的比喻有點不恰當，它其實比較像是羅賓漢電影裡的一幕：你在森林裡騎馬，突然不知打哪兒飛來一袋小麥砸到你，你落馬，動也不動地躺在林地上，瞪著地上的昆蟲和松果，生命和氣息正慢慢消失。

　　母親過世後的那個禮拜六早上，我和姊姊一起去諾丁丘（Notting Hill）找葬儀社老闆。這個叫約翰的男士非常客套，和前天晚上他助手在電話裡的態度如出一轍，即便不認識我母親，還是直呼她「媽媽」。譬如他會說：「我們會在禮拜一的時候把媽媽從驗屍官那兒帶回來。」「你想為媽媽準備什麼樣的棺木？」還有「媽媽想土葬還是火葬？」

　　在回家的葛爾邦路上（Golborne Road），經過賣沙拉三明治和西班牙辣香腸的小販，然後走進一家什麼都賣的古董店。一進店裡，我就看見牆上掛著一個巨大的牛羚頭顱。

　　「這隻牛羚賣多少錢？」這個標本很巨大，放在我家任何房間都顯得突兀，活像是頭野獸從馬廄門上方探出頭來。我可以想見它在公寓裡的模樣。

　　「六百英鎊。」

　　我轉身對姊姊說：「我失去了媽媽，想買頭牛羚來安慰自己。」

　　「你再考慮一下好不好。」她趕緊把我帶出店外。



4

　　驗屍官把母親遺體發還給葬儀社老闆，當初是醫務人員把她從老人之家送到驗屍官那兒。我從沒見到那些人，此刻他們正把她從這個冰櫃換到那個冰櫃，從這台輪床換到那台輪床。我想帶她回家，平放在餐桌上，就像鄉下人的傳統一樣守靈，她還是屬於我的。我可以請大家到家裡來，請他們喝威士忌。但我不能這麼做，還是得按規矩去殯儀館瞻仰死者。因此葬禮的前一天下午，我和姊姊還有女友（她已經出院回家）坐在我在蘭僕林（Ladbroke Grove）隨意挑的殯儀館裡，等待瞻仰母親的遺體。我心想驗屍官一定把她開腸剖肚過，身上搞不好有很大的切口，也許縫得很醜。

　　「你們以前看過死人嗎？」我問姊姊和女友，這時候約翰已經確定「媽媽」的遺體準備就緒了。

　　「沒看過。」她們說。

　　想說點話安慰她們，我對死亡和屍體這種事還算很有經驗。想起第一次碰到的殘忍死亡畫面，一九九三年年底，我還是麻州渥斯特市的研究生，正要到學校幫大學部的學生上寫作入門。那天清晨，我站在波士頓紅線地鐵的月台上，列車正要進站。就在我左邊約十呎的地方，有個滿臉鬍渣的男人在月台旁絆了一跤，列車隆隆駛來，他瞬間跌了下去，不見了，後來我才知道列車把他切成兩半。那一次只算是我湊巧碰上，但後來觀察屍體卻成了我的工作之一。第一次親眼目睹死屍是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四年。那時我是長島報社《新聞日報》（Newsday）的夏季實習記者，新聞主編派我去一個叫做日落公路的簡易機場採訪。據警察的說法，有個摩托車騎士在公路上向朋友炫耀車技，於是把安全帽頂在前額，結果滑到鼻樑，倏地擋住視線，撞上路旁卡車的車尾。我親眼目睹那男的腦漿淌在公路上，等我回到辦公室，負責該管區的記者路辛達（Lucinda）竟然說：「麥特，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基因庫淨化報導（cleansing－the－gene－pool story）。」從一九九九年開始，我就在戰地裡看過許多屍體，有些是從科索沃（Kosovo）和伊拉克（Iraq）的集體墳場挖出來的，腐化程度不一。有些是剛死的屍體，蠟黃色皮膚上的彈孔仍很新鮮。我尤其記得西岸納布盧斯（Nablus）的陳屍所裡那具巴勒斯坦男孩的屍體，森白陰穢的骨頭穿透了他的皮膚。他大概十歲左右，本來在哈瑪斯（Hamas）政治辦公廳外面玩耍，突然天外飛來幾顆以色列飛彈，想取哈瑪斯領導人的性命，據我所知，那些人都在建築物裡。男孩一絲不掛，只穿著白色內褲。再來就是巴格達（Baghdad）的救護車和停屍間，全是最近被自殺炸彈炸爛的市民屍塊。

　　只是我見過的死屍都不是我媽，他們沒幫過我忙，我也不夠資格去安慰別人，所以我保持沉默。

　　約翰出現在屋後方的觀察室。

　　「媽媽常塗口紅嗎？」他問道。

　　「呃，沒有。」姊說道。

　　「我想也是，」約翰說。「不知道她怎麼會塗了口紅，我幫她擦掉。」

　　顯然從母親兩眼一瞪，兩腳一伸，躺在驗屍官的解剖台上被開腸剖肚，一直到在殯儀館裡被穿上殮衣的過程中，有人決定幫她先上點妝。

　　約翰消失了，過了一會兒，又出現了。「弄好了。」他說道。

　　儘管約翰已經用可麗舒面紙或嬰兒濕紙巾擦掉母親的口紅，但還是看得出來有口紅擦過的痕跡，彷彿是張很大的嘴巴。那張嘴不是扮鬼臉，也不是在微笑，只是拉長了。我從沒見過媽媽臉上有過那種表情。

　　「她好小。」我說道。身穿棉布洋裝的她，躺在棺木裡――不是很高級的棺木。

　　小時候，我會把洋芋片的空袋子丟進烤箱幾秒鐘，直到袋子縮到很小。母親現在看起來就像那樣：烤箱裡的縮小版。

　　姊說：「漂亮的媽咪。」我們兩個都哭了。她伸手輕撫母親額前扁塌的白髮：「漂亮的媽咪。」

　　我怕碰到她。我看過這麼多死人，但到現在才想起從來沒碰過他們。

　　待了一會兒，我卻不想離開她，反而想坐下來，在這裡靠著牆睡一夜。因為對我來說，那不只是一具遺體，那是我的母親。我不信上帝，沒有宗教信仰，也不懂死後的生命意義，我感應不到靈體與靈魂。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笑容可掬、周到保護、無所不能的媽媽看顧我們，只有這個沒有生命、等待火化的軀體。我只剩幾個小時可以陪伴她。

　　但我們離開了。

　　葬禮上，我坐在父親旁邊。讚美詩令我發冷，我對告別式的進行一無所覺，只在乎左邊走道上的那只木箱子。我上前致悼詞，經過箱子旁邊輕輕摸它。站在讀經臺上，放眼臺下，除了前來致哀的人之外，其他會眾大多是非裔移民和年長的愛爾蘭天主教徒。

　　母親過世前，我根本不知道基爾本（Kilburn）魁克斯路上的聖心教堂（Sacred Heart Church），竟是媽媽在二次大戰時受洗的地方，只離我的公寓十分鐘腳程。事實上，我不知道她在倫敦出生。這些年來，我對她的過去變得很敏感，不想聽到她過往的故事，因為那對我來說，代表痛苦與失落。

　　六十二年前，我母親就在這地方被她母親抱在懷裡，用聖水淋濕前額。

　　站在讀經臺上的我，好不容易說出這段話：

　　自母親過世後，我一直想辦法讓自己忙碌，於是上禮拜有一天，上網找到一個和嬰兒名字有關的網站，我把安這名字放進網站的搜尋引擎，想知道這名字有何意義。在希伯來文裡，它是親切的意思。想了一下什麼叫親切，這才發現我不是很懂，於是從字典裡找到幾個解釋，其中一個說：個性圓融，有禮貌。我想如果安這個名字代表的是個性圓融，那我外婆和外公真的是幫我母親取錯名字了。

　　我母親是我所知道個性最不圓融的人。即便在她年輕時，還沒生病前，就聽說她常把人弄得很尷尬，甚至激怒別人。

　　可是我的父親愛上了她，她的兄弟姊妹也喜歡她，她還有一群很好的朋友。無論她做什麼讓我和姊覺得尷尬或火大，我們還是一樣愛她。

　　相不相信？個性不夠圓融其實是件好事――因為這會讓她不受拘束，少說廢話，直說重點。我朋友李克上禮拜告訴我，當年他還是個十幾歲的彆扭小孩時，曾來過我家玩，但我媽和其他父母不一樣，她把他當大人看，不會用權威的態度跟他說話。

　　這種不受拘束的個性讓她敢於熱情地公開表達愛意。這話的意思，是我生長在一個經常互相說「我愛你」的家庭裡。在這個家裡，我親過爹地的臉頰、鼻子、前額、下巴和嘴唇，每晚睡覺前都親；我愛姊姊愛到想長大娶她。我想我們三個都是從母親身上學到這一點的。我一定是從她那兒學來的，即便她過世了，我還是想在自己的生命中，試圖留住她的那種熱情和不羈的愛。

　　後來她開始不對勁，不再像以前那樣關心身邊的人。她自以為是愛爾蘭的祕密猶太使者，必須為那裡的紛爭畫下休止；有時又是羅曼諾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女繼承人，必須回很多信。我的母親忙得不可開交。

　　不幸的是，就在這一連串的使命、縱酒和精神錯亂過程中，她疏遠了許多家人與朋友，腦袋的功能嚴重失常，她卻視它為尋常人都可能有的問題，這也是我最欣賞、想念和愛她的地方，即便現在也是――因為她除了企圖自殺過一次之外（不過我相信大家早就原諒她了），就從來沒放棄過自己。她雖然找不到什麼活下去的理由，但依舊鬥志高昂。她一定是知道什麼我不知道的祕密，因為很多時候，我會覺得她死了或許比較快樂。我錯了，奇蹟發生了。在我姊姊珍不求回報的幫助下，再加上本身意志，母親又找回了她的快樂與愛，以及某種程度的理智。我從來沒辦法像她那樣堅強、勇敢、樂觀、活力充沛、不肯向命運低頭。我從來不敢跟乖舛的命運作對，但我那身材嬌小、腦部受損的母親卻奮力一博，而且贏了這場仗。所以從這角度來看，這根本不算奇蹟。因為這不是湊巧幸運，而是她努力下的結果。這是一種意志上的抉擇，很艱難的抉擇――我只能說，希望這輩子都能記住她曾面臨到的艱難抉擇，即便遇見再大的困難和挑戰，都要以此時時警惕自己。

　　在抉擇中，母親決定：她要好起來，她要繼續愛人。

　　過去幾年來，她親切和藹，又活得名副其實了。字典裡對親切的其他解釋是：美貌迷人；文雅有品味；仁慈有禮貌；宅心仁厚，生性慈悲。

　　她告訴我和姊姊，已經做好死亡的心理準備。但我們沒有做好失去她的心理準備。我們那貌美、迷人、優雅、有品味、仁慈、熱情、富有同情心的母親終於回來了，但現在卻走了，而我能做的只是用某種方式去感受她與我的同在，去看字典上對親切所下的古老定義：享受恩典、受人認同或討人喜愛。

　　我希望她此刻正在享受上帝的恩典，受到認同，討人喜愛，縱然她毫無疑問地不夠圓融，正在天堂裡瞎逛，看到誰就大嗓門地跟人家打招呼，像她生前一樣用滿腔熱情，在遙遠的地方繼續愛著她的孩子以及你們。

　　必須承認，我的悼詞有三個地方不正確。第一，她的康復並不像我在教堂裡說得那麼徹底。第二，我根本不相信天堂這回事――但這是她的葬禮，不是我的，更何況她也相信我們全都要上天堂。第三，我根本感覺不到她的存在。她沒有在我身邊，那時候不在，而我相信，以後也不在。

　　我們的車隊排成一行，駛向火葬場。我差點就對司機發脾氣，而且當我們到達火葬場時，根本沒有人告訴我們禮拜堂在哪裡。最後找到了，魚貫走進去。棺木早在我們抵達之前便安置在紅色簾幕的前方。神父是位親切和藹，語調溫柔的印度人，來自喀拉拉邦（Kerala），叫做班尼神父（Father Benny），他的最後一句話是：「離去時，請把一部分的安放在心中，一起帶走。」這句話也許是葬禮上的標準台詞，但給人的感覺卻是，快回到印度的班尼神父，很清楚我媽是個複雜難懂的人，但是個好人，她有很多東西你不想記憶，但也有很多東西你會想永遠放在心裡。

　　供我們守靈的酒吧餐廳，提供了非常美味可口的西班牙小菜，這部分的安排倒是讓我盡了點力。



5

　　某個寧靜的早晨，我撐著傘站在小威尼斯（Little Venice）的運河橋上，不想被淋濕。晚春雨水輕打水面，這條由西向東蜿蜒倫敦市區的河道，大半被房舍、倉庫和地道給遮掩。我和治療師約好了時間，但我早到了，他的辦公室就在那棟可以俯瞰運河，帶有喬治亞王朝風的白色建築裡。以前也曾站在這裡，但那是三十幾年前，我牽著母親的手，透過金屬欄杆的縫隙，俯看載著遊客的大船慢慢梭游。那時應該只有兩三歲，算是我最初的記憶。

　　不過在記憶裡，對倫敦還是有一點印象。我們家是在我三歲時，才搬到愛丁堡，也是我成長的地方。大學畢業後，來到美國，沒多久成了新聞記者。報社派我去中東、北愛爾蘭、巴爾幹，我都欣然前往。無論哪裡，只要有衝突，只要能探究別人的傷痛，感受人類在極端遭遇下所展現的強韌、生氣與活力，我都樂於前往。但就在美軍入侵伊拉克及二○○三年的血腥夏季之後，我終於忍不住衝動，回到了倫敦，這是一座我其實不是很熟的城市，但現在卻成了我唯一能住的地方。媽媽、姊姊、最好的朋友都在倫敦，而這兒也曾是家人多年前和樂融融一起生活的地方。但即便我住在這裡一年了，還是對它不太熟悉，因為有大半時候，都待在伊拉克或其他國家。直到現在，都還得靠地圖來找我三歲前住過的地方。

　　目光從河面移到那棟白色屋子。運河沿岸的樹木已經披上仲春嫩綠的顏色，我有股衝動想觸摸它們，想置身在綠色世界裡。最近常跑步，一心想找到最蒼翠蓊鬱，最有生命力的公園。想在深軟的草地裡打滾，想躺在草坡頂，一路滾下來，一直滾一直滾，滾到頭昏眼花，被等在草坡底下的媽媽穩穩接住。

　　以前沒見過這位治療師，但知道他曾當過海外特派記者，這表示我不必跟他解釋太多。他也幫助過其他受到衝擊的戰地記者，自二○○一年九一一攻擊事件以來，不曾間斷的軍事衝突導致這些人的數量快速增加，希望他能幫我。報社就要派下重要任務，我得更有工作效率才行。

　　坐在他的辦公室裡，他問我需要什麼幫助。他是個很容易讓人喜歡的傢伙。

　　我告訴他，「我馬上就要去尼泊爾做尼共的追蹤報導，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勝任。」到現在都還沒打電話，也沒約好任何訪問，而我就快要出發了。「那裡其實不危險，但真的不想去。」

　　「要去多久？」

　　「一個月左右。覺得好累，我意思是有很多像我們這種人，九一一之後的戰爭似乎永無止盡，阿富汗、伊拉克，你懂吧？也許我得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你有幻覺或夢魘嗎？」

　　「不算有欸。」

　　「你會毫無來由地發怒嗎？」

　　「有時候。」

　　他看起來不太擔心我的問題，也許是因為他以前當過特派記者，所以了解有人在完全自願的情況下，選了一份很蠢的工作，卻還抱怨東抱怨西的。

　　對我來說，沮喪的來源似乎再明顯不過：永無休止的戰爭，或許母親過世更加劇了我的問題。法魯加戰役期間（Fallujah），我跟著美軍，而那不過是七個月前的事。它算得上越戰以來美軍所遭遇過最激烈的戰事，相當駭人。

　　「還有，」我說道，「我母親三個禮拜前過世了。」

　　「哦，」治療師臉上表情突然變得有興味起來。「難怪你情緒不好，我很遺憾。」

　　我告訴他想置身綠色世界的想法。他說這想法很正常，但我沒告訴他有關牛羚的事。

　　填了一張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檢測問卷，結果顯示我完全沒問題。他說我的無力感跟戰爭無關。問題沒什麼大不了，很普通，就是我母親死了。

　　他的結論令我驚訝。天底下每個母親早晚都會死，不是嗎？

　　「有些研究顯示，母親和兒子之間有某種特別緊密的關係，」治療師告訴我。「所以這種事不是很好過。」

　　我很感激他的同情，也感激他認為我的悲傷理所當然。但還是覺得最近這種幾近狂亂的悲痛方式不太正常，這種情緒的泛濫似乎與眼前遭遇不太對稱。我失去了母親――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完全符合大自然的生死定律。我想每年都有上百萬母親死亡，就算兒子和母親特別親（不過我認為父親和女兒、以及母親和女兒之間的關係應該也不遑多讓），但失去母親這種事，絕非多不幸的遭遇，父母本來就會比孩子先走。母親六十二歲過世前，已經生了幾十年的病，所以會早死並不令人意外。事實上，我有大半生的時間，都在等著接她的死訊。

　　治療師建議了兩種自我療癒法：應該多讀一些有關傷痛的書；應該懂時間會沖淡傷痛的道理（只是當時看來，好像對我行不通）。第一年的忌日可能很折磨人，第二年就會出乎意料之外地好過許多。

　　我謝過他，沿著運河走在雨中，在克利夫頓路旁的店裡買了晚餐，這裡是我還在襁褓時，母親會來購物的地方。

　母親坐在窗邊的扶手椅上，問我廚藝好不好？

　　「好啊，」我說道：「我的廚藝還不錯。」

　　「你都把食譜打開放在旁邊看嗎？」

　　「是啊。」

　　「那你根本不會做菜嘛。」她笑著，但可不是在說笑哦。「如果必須打開食譜照著做，就表示你根本不會做菜。」

　　以前我們也有過類似對話，通常是像這樣：

　　「你讀過伊莉莎白．大衛（Elizabeth David）的食譜嗎？」

　　「沒有欸，媽。」

　　「如果你想學做菜，就去看大衛的食譜。她會傾囊傳授。就讀《法國地方料理》（French Provincial Cooking）好了，這本書很棒。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