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找回消失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母親?
這些年來,我隱身在別人的生死故事裡,而她只活在我破碎的記憶中。」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從戰地回到廚房,藉著可以喚起對母親最甜美回憶的地方,
展開一趟通往寬恕的旅程。
進廚房把不同風味的食材混在一起,也許能讓我回到小時候的時光;
我想找回十歲以前認識的媽媽,那位優雅、聰慧、精神正常的母親。
在母親過世之前,他就已經失去了她,因精神上的疾病,命運之神從他的生命中奪走這位曾經優雅迷人的女性,也徹底毀掉他的童年。
長大後,他坦白傾訴自己通往寬恕的旅程,這趟旅程帶他回到母親留給他最多幸福回憶的地方——廚房。
透過追憶小時後的快樂時光、廚房點滴和對母親的記憶,他述說一個讓人印象深刻、感動人心的故事:關於家庭、食物和愛。
在這本文筆優美的回憶錄裡,普立茲新聞獎得主麥特.麥肯艾列斯特將鏡頭從戰地拉回廚房,一個可以喚起對母親最甜美回憶的地方,娓娓道來他與長年患精神病的往生母親重新連結的歷程。
麥特.麥肯艾列斯特的童年時光本來像田園詩般美好,那時他的母親會為全家人準備像天堂一樣美味的食物,再綴滿歡樂與笑聲。後來母親脫序,酗酒,從他十歲起少有清醒的時刻,在他成長的歲月中缺席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他只能孤單無助看著熱情機敏的母親,被那無從理解與診斷的疾病折磨摧殘。
最後他不顧一切地逃開,成為海外特派記者,走訪世上最危險的地方,從貝魯特到巴格達,隱身在恐怖行動與他人的悲劇裡。可是戰地的所見所聞仍沒讓他做好準備去面對曾經優雅、曾經生命力旺盛的母親終於過世的事實。
接下來那幾個禮拜和幾個月,麥特發現自己在家裡的舊照片和舊信件裡試圖找回母親。而就在他重新翻看母親珍藏已久的多本食譜時,這才明白唯有透過母子間共同熱愛的事物,才是找回母親的最好方法:她曾用滿滿的愛心為他烹調各種食物,那是他歡樂的源頭——從烤肋排到烙餅,再到手工草莓冰淇淋,這些在回憶裡似乎都是快樂時光的精華所在。在透過廚房回溯自己生命歷程的同時,他也如母親用美食餵養他般滋養另一個新生命。
麥肯艾列斯特以新聞記者特有的精練文筆與說書人般的優雅姿態,帶領我們走過漫漫傷悲的季節——烹飪、飲食與回憶——同時描繪他與妻子求子的坎坷歷程。
《廚房裡的家教課》是一本交織著家庭、食物與親情等故事的回憶錄,在食譜的點綴下,喚起所有過往美好的回憶與未來的希望。
作者簡介:
麥特.麥肯艾列斯特(Matt McAllester)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在他與妻子潘妮拉(Pernilla)回到倫敦定居之前,曾擔任過《新聞日報》(Newsday)的海外特派記者,他表現非凡,榮獲多個獎項,包括以2006年的尼泊爾專題報導得到奧司邦艾略特卓越獎(Osborn Elliott Award for Excellence),他的國際新聞報導也屢獲多家海外新聞俱樂部的表揚。目前是《細節》(Details)雜誌的特約編輯。
譯者簡介:
高子梅
東吳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華威葛瑞廣告公司AE及智威湯遜廣告公司業務經理和總監,現專事翻譯。譯有《模範領導》、《世界咖啡館》、《賈伯斯在想什麼》、《抉擇》、《瑞秋.卡森:自然的證人》、《貓戰士》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這是一位傑出戰地記者寫的書,但這次直擊的不是戰場,而是廚房。他敘事精準,他坦白直言,他大膽反諷──所以也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在他的用心刻畫下,我們清楚看見了屬於一個家族的勇氣、悲劇與親情。」
──作家 羅利.史都華(Rory Stewart),著有(The Places In Between)
「麥特.麥肯艾列斯特堪稱同世代裡最有天份的作家之一,在《廚房裡的家教課》中,他用心描繪關於親情的故事。他的誠實勇敢賺人熱淚,他的廚房探險誘你繫上圍裙,他的優雅說書姿態令眾生驚豔。這是最奢侈的文學饗宴。」
──作家 瑞傑夫.桑德斯凱瑞(Rajiv Chandrasekran),著有(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Inside Iraq’s Green Zone)
名人推薦:「這是一位傑出戰地記者寫的書,但這次直擊的不是戰場,而是廚房。他敘事精準,他坦白直言,他大膽反諷──所以也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在他的用心刻畫下,我們清楚看見了屬於一個家族的勇氣、悲劇與親情。」
──作家 羅利.史都華(Rory Stewart),著有(The Places In Between)
「麥特.麥肯艾列斯特堪稱同世代裡最有天份的作家之一,在《廚房裡的家教課》中,他用心描繪關於親情的故事。他的誠實勇敢賺人熱淚,他的廚房探險誘你繫上圍裙,他的優雅說書姿態令眾生驚豔。這是最奢侈的文學饗宴。」
──作家 瑞傑夫.桑德斯...
章節試閱
母親坐在窗邊的扶手椅上,問我廚藝好不好?
「好啊,」我說道:「我的廚藝還不錯。」
「你都把食譜打開放在旁邊看嗎?」
「是啊。」
「那你根本不會做菜嘛。」她笑著,但可不是在說笑哦。「如果必須打開食譜照著做,就表示你根本不會做菜。」
以前我們也有過類似對話,通常是像這樣:
「你讀過伊莉莎白.大衛(Elizabeth David)的食譜嗎?」
「沒有欸,媽。」
「如果你想學做菜,就去看大衛的食譜。她會傾囊傳授。就讀《法國地方料理》(French Provincial Cooking)好了,這本書很棒。我們的廚藝都是從大衛那兒學來的。」
這類對話是我跟母親討論食物的前奏。我們可以聊的事情其實不多,有很多話題都可能激怒她,害她胡思亂想――譬如我爸、昔日的一些朋友、我們住過的地方、大半的過往時光、政治、外交事務――再不然就是她掉進遺忘的汪洋,不記得自己曾經喜歡什麼,但我都還記得――譬如書、電影和新聞。但如果我告訴她這週末我幫朋友做了什麼菜,我們就能打開話匣子,花一整個下午的時間在開著收音機的廚房裡聊過去、現在和未來,水槽裡堆著剛攪拌過巧克力的碗,冰箱裡冰鎮著甜點,爐上熬著醬汁,烤箱裡小火慢烘微焦的鮮嫩肉排,屋內充滿各種芬芳可口的味道。
那是二○○五年五月四日在瑞士村(Swiss Cottage)的美好下午,窗外七葉樹粉紫嫩白的花兒隨著春風搖曳生姿。那時她已經很久沒下廚了,以前她曾住在可以煎點培根的小公寓,後來關進倫敦西北區終日隔離上鎖的精神病房裡,最後才搬來這間日照充裕、位於老人之家(名稱是拉斯莫爾之家,Rathmore House)頂樓的漂亮房間。不過和終日坐在走廊裡那些動也不動的垂死之軀相比,她反倒像個十幾歲的孩子,在年齡上也比較接近那裡的職員,而不是房客。她不和那些彎腰駝背、終日浸淫在回憶裡的老太太們打交道,她不像她們,她會去逛街,上咖啡館喝咖啡,和當地的怪咖人物邊喝咖啡邊消磨時光。如果在老人之家,她會待在房裡,有時讀點小說,看看電視,等我和姊姊打電話給她或去看她。
她討厭那裡的食物,所以很喜歡我們帶她出去。前幾天,她和姊姊在櫻草花山附近的店家逛街時,幫我買了一把刨絲刀當禮物,她沒用包裝紙包起來就送給我了,而且沒告訴我理由,她知道我會喜歡。我已經有另一把了,但我更喜歡這把。它有結實的鋼球把手,她也幫姊姊買了另個一模一樣的。
她從扶手椅裡站起來,我們親吻,我微笑擁抱她。這是臨時造訪,我剛好在倫敦的家裡,沒去戰地跑新聞,又正好經過這兒,於是騰出一小時的空檔。在這一小時裡,我沒有失去耐心,甚至主動請益,結果難得聽見母親對一些事情的耳提面命,至於是什麼事情,已經不記得了,因為重要的是有母親關愛的那種感覺。我在抱她的時候,手裡仍拿著那把刨絲刀。母親臨時起意買下刨絲刀的那家店,剛好和她心目中的烹飪大師大衛年輕時第一次下廚的那間公寓,坐落在同一條街上。
我把刨絲刀放進口袋,這才離去。
兩天後的早上,她死在那間房裡。她跌在扶手椅前面的地板上,心臟無預警地停止跳動。
2
十八歲那年,我希望母親死掉。她賜我生命,給我滿滿的愛,我卻這麼說,而且是大聲地說。
當時我在羅德島新港珍妮佛阿姨家的廚房裡,那是我暑假的落腳處,想省下餐廳當小弟賺來的工資和小費,以便秋冬時搭灰狗巴士環遊美國。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夏天,珍妮佛阿姨比媽大兩歲。她們是四個兄弟姊妹裡年紀最長的兩個,小時候感情最好。約翰.甘迺迪遇刺那年,珍妮佛阿姨從蘇格蘭移民到美國,再到波士頓。我剛從蘇格蘭的高中畢業,來到這個有趣的全新國度投靠阿姨,從她身上找到我多年來不曾有過的東西。她在很多方面都很像我媽――她的聲音、眼睛、對繁文褥節的偶爾不屑。第一天到美國,她就到普羅威登斯(Providence)接剛下巴士的我。她違規停車,等我們衝回停車的地方,她竟跟管理員吵了起來,對方穿著制服,看起來很老實,像個熬了許久才有份像樣薪水的中年人,但我那可愛的阿姨卻粗聲罵他是「納粹」,我媽一定也會這樣。不過她們在很多地方又不太一樣,譬如珍妮佛阿姨會真的到巴士站接我,幫我洗衣服,陪我看電影,煮咖啡給我喝,聽我講笑話,請我上館子吃飯,不會跟我起爭執。跟她說話時,也不必擔心說錯話。表弟克利斯汀拿針線和冰塊幫我穿耳洞時,阿姨會掏出冰箱裡的白蘭地給我。
我在新港碼頭旁的餐廳打工,和那些薩爾瓦多籍的朋友一樣都是非法勞工。那天下午,就在要去上晚班前,我們談到了我媽。
「我沒有告訴過任何人,但我覺得她死了反而比較好。」
「我也這麼認為。」阿姨道。
沉默當頭罩下。
「麥特,」她伸手去開冰箱。「你想喝白蘭地嗎?」
「我覺得她死了會比較快活。」我邊說邊拿杯子。「她不會好起來的,她只是在受苦,她活得沒有意義。」
這種事情其實心照不宣,我們都知道她若死了,我會比較輕鬆、好過一點,對其他家人也一樣。
「你不必有罪惡感。」
「我沒有。」
我媽那時沒有死。但過了很多年後,她對我說:「麥特,我現在隨時可以死。我結過婚,生過小孩,已經沒有遺憾了。」
她說這話時,心情並沒有低落,也沒有喝醉酒或大吼大叫。當時我們是在她倫敦西北區地下室的小公寓裡喝茶,那裡離姊家只有五分鐘腳程,也是她最後一個無須被全天候看護的地方。她後來又提了一次,心情依舊平靜。我姊告訴我,她也對她說過同樣的話。「我書讀夠了,」她說道,「花也種夠了,飯更煮夠了,我對人生已經沒興趣了。」
那時,我已不再認定她的生命沒有意義,但尊敬她對死亡的從容態度。我想那是因為她已經走到某種盡頭,所以我能接受。
然後就在星期五的早上,她過世了,當時我獨自在咖啡館吃早餐,看報紙。回到家,姊姊打電話來,聲音很小,帶著恐懼:「媽死了。」於是我打電話給好幾年沒跟母親聯絡的父親、她的姊妹和弟弟、電話簿上找到的葬儀社,還打給驗屍官,問我母親到底在哪裡?因為救護車和警察已經把她從護理之家載走,葬儀社什麼時候可以去領她的遺體?打完電話後,我坐在自家公寓的桌子旁,開始發抖。我不能接受母親死亡的噩耗,這種感覺先出現在腳底,往後背漫延,上升,整個胸腔像在作嘔,最後衝到腦門,臉部扭曲,喉嚨緊縮,放聲哭嚎,兩眼瞇緊,大約持續了兩小時之久,情緒一波比一波洶湧,我只能靠不斷喝水補充那流不盡的眼淚鼻涕。最後筋疲力竭,兩眼無神,直到感覺自己正在慢慢恢復,然後它又回來了,從背脊底往上漫延,一遍又一遍,長達好幾天,好幾週,好幾個月。
3
自從母親過世,一直到葬禮前,我的腦袋似乎關閉了大半,只剩兩個簡單的問句不斷重複:「妳在哪裡?求求妳回來。」
我在倫敦西北區的各處公園慢跑,在五月茂盛的長草地上穿梭。有天早上經過皇后公園附近的窪地,途中,我發現自己正在重複第三句話,像情急倉皇下的禱詞,邊跑邊在淚水裡吶喊:「爹地,不要死。」
這世上我唯一剩下的依靠。畢竟我需要有人照顧我,我不敢相信、也無法想像會剩下我一個人,這讓我驚恐。這麼多年來,都是自己照顧自己,當然也有過心慌的時候,但從來不像現在這樣害怕。
我跑回家,站在客廳,汗溼了T恤和短褲。我試圖控制住自己的聲音,撥打爸爸的電話號碼。
「嗨,麥特,」他語調溫柔。「最近好嗎?」
「爹地,」我說道。「我不要你死。」
我已經三十五歲,卻覺得自己像個小孩。母親有長達四分之一的世紀未能照顧和保護我,在記憶裡,她比一無是處還沒用。然而我也驚恐地發現,本來可以保護我、供我安全躲藏和理解世界的那塊領域,有一半永遠不見了。七歲的時候,曾跟母親在蘇格蘭西岸自家附近的岩石上坐看大海。大西洋灰濤洶湧,染白了黑雁密布的岸邊突岩。任何船隻駛近這兒,若水手掉落海裡,都會被裸岩無情撕裂。到現在我都還很怕那個地方,崖壁底下,暗藏著深不見底的海藻與肉眼看不見的漩渦。我緊挨著身穿綠色帆布外套的媽媽問道:「如果我掉下去,妳會怎麼辦?」
「我會跟你一起跳下去。」她毫不猶豫地回答。
「可是妳會死欸。」我根本不相信她,因為這不合理。「妳也會淹死欸。」
「也許吧,不過我還是會跟著跳下去。」她緊緊抱住我。我久久看著翻飛的白浪,然後打開她的手,拿我的手跟她比大小,我喜歡她指甲裡的沙垢,還有手上的傷口、割痕及粗糙的表面,全是因為我們曾在阿德納默亨半島(Ardnamurchan)待了幾個禮拜。
「我才不會跟著妳跳下去呢。」我邊說邊回頭,看著那極不真實的氤氳水幕,水花飛濺,打溼了我們腳上的威靈頓靴。
媽媽已經與世長辭,她過世前,已經有很長時間不再守護我,但她的愛一樣強烈、不曾停歇。沒有她的愛,我好像變得一無是處。一得知母親的死訊,我就激動地連打了好幾通電話,之後便麻木了。
姊姊負責打電話給律師和牧師,還得設計和印刷告別式的節目單;挑選讚美詩;找搬家公司去老人之家載母親的遺物到別地方寄放;回電驗屍官,確定媽媽無他殺之嫌。據姊姊說,她確實是死於心臟病。另外,她還得挑選殮衣,是一件棉布洋裝。姊姊幹練俐落,我卻手足無措。我沒法回電,也沒法回別人的弔唁信函。母親過世時,我女朋友才動完手術,正在醫院復原,我連她也沒辦法照顧。我只會去酒吧,在公共場所裡流淚出醜;只會為葬禮挑選最後一首曲子;只會寫悼文。我只會做這些事。
「這就好比走在路上,有個人上前來,莫名其妙朝你臉上揮一拳,」我告訴幾個沒經歷過喪親之痛的朋友。「我不騙你們,一定要聽清楚,這種事發生時,根本措手不及,就像晴天霹靂。」他們點點頭,但我知道他們還是不懂,因為喪親這種事根本無從準備,你不可能有機會去練習。
但這種被打的比喻有點不恰當,它其實比較像是羅賓漢電影裡的一幕:你在森林裡騎馬,突然不知打哪兒飛來一袋小麥砸到你,你落馬,動也不動地躺在林地上,瞪著地上的昆蟲和松果,生命和氣息正慢慢消失。
母親過世後的那個禮拜六早上,我和姊姊一起去諾丁丘(Notting Hill)找葬儀社老闆。這個叫約翰的男士非常客套,和前天晚上他助手在電話裡的態度如出一轍,即便不認識我母親,還是直呼她「媽媽」。譬如他會說:「我們會在禮拜一的時候把媽媽從驗屍官那兒帶回來。」「你想為媽媽準備什麼樣的棺木?」還有「媽媽想土葬還是火葬?」
在回家的葛爾邦路上(Golborne Road),經過賣沙拉三明治和西班牙辣香腸的小販,然後走進一家什麼都賣的古董店。一進店裡,我就看見牆上掛著一個巨大的牛羚頭顱。
「這隻牛羚賣多少錢?」這個標本很巨大,放在我家任何房間都顯得突兀,活像是頭野獸從馬廄門上方探出頭來。我可以想見它在公寓裡的模樣。
「六百英鎊。」
我轉身對姊姊說:「我失去了媽媽,想買頭牛羚來安慰自己。」
「你再考慮一下好不好。」她趕緊把我帶出店外。
4
驗屍官把母親遺體發還給葬儀社老闆,當初是醫務人員把她從老人之家送到驗屍官那兒。我從沒見到那些人,此刻他們正把她從這個冰櫃換到那個冰櫃,從這台輪床換到那台輪床。我想帶她回家,平放在餐桌上,就像鄉下人的傳統一樣守靈,她還是屬於我的。我可以請大家到家裡來,請他們喝威士忌。但我不能這麼做,還是得按規矩去殯儀館瞻仰死者。因此葬禮的前一天下午,我和姊姊還有女友(她已經出院回家)坐在我在蘭僕林(Ladbroke Grove)隨意挑的殯儀館裡,等待瞻仰母親的遺體。我心想驗屍官一定把她開腸剖肚過,身上搞不好有很大的切口,也許縫得很醜。
「你們以前看過死人嗎?」我問姊姊和女友,這時候約翰已經確定「媽媽」的遺體準備就緒了。
「沒看過。」她們說。
想說點話安慰她們,我對死亡和屍體這種事還算很有經驗。想起第一次碰到的殘忍死亡畫面,一九九三年年底,我還是麻州渥斯特市的研究生,正要到學校幫大學部的學生上寫作入門。那天清晨,我站在波士頓紅線地鐵的月台上,列車正要進站。就在我左邊約十呎的地方,有個滿臉鬍渣的男人在月台旁絆了一跤,列車隆隆駛來,他瞬間跌了下去,不見了,後來我才知道列車把他切成兩半。那一次只算是我湊巧碰上,但後來觀察屍體卻成了我的工作之一。第一次親眼目睹死屍是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四年。那時我是長島報社《新聞日報》(Newsday)的夏季實習記者,新聞主編派我去一個叫做日落公路的簡易機場採訪。據警察的說法,有個摩托車騎士在公路上向朋友炫耀車技,於是把安全帽頂在前額,結果滑到鼻樑,倏地擋住視線,撞上路旁卡車的車尾。我親眼目睹那男的腦漿淌在公路上,等我回到辦公室,負責該管區的記者路辛達(Lucinda)竟然說:「麥特,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基因庫淨化報導(cleansing-the-gene-pool story)。」從一九九九年開始,我就在戰地裡看過許多屍體,有些是從科索沃(Kosovo)和伊拉克(Iraq)的集體墳場挖出來的,腐化程度不一。有些是剛死的屍體,蠟黃色皮膚上的彈孔仍很新鮮。我尤其記得西岸納布盧斯(Nablus)的陳屍所裡那具巴勒斯坦男孩的屍體,森白陰穢的骨頭穿透了他的皮膚。他大概十歲左右,本來在哈瑪斯(Hamas)政治辦公廳外面玩耍,突然天外飛來幾顆以色列飛彈,想取哈瑪斯領導人的性命,據我所知,那些人都在建築物裡。男孩一絲不掛,只穿著白色內褲。再來就是巴格達(Baghdad)的救護車和停屍間,全是最近被自殺炸彈炸爛的市民屍塊。
只是我見過的死屍都不是我媽,他們沒幫過我忙,我也不夠資格去安慰別人,所以我保持沉默。
約翰出現在屋後方的觀察室。
「媽媽常塗口紅嗎?」他問道。
「呃,沒有。」姊說道。
「我想也是,」約翰說。「不知道她怎麼會塗了口紅,我幫她擦掉。」
顯然從母親兩眼一瞪,兩腳一伸,躺在驗屍官的解剖台上被開腸剖肚,一直到在殯儀館裡被穿上殮衣的過程中,有人決定幫她先上點妝。
約翰消失了,過了一會兒,又出現了。「弄好了。」他說道。
儘管約翰已經用可麗舒面紙或嬰兒濕紙巾擦掉母親的口紅,但還是看得出來有口紅擦過的痕跡,彷彿是張很大的嘴巴。那張嘴不是扮鬼臉,也不是在微笑,只是拉長了。我從沒見過媽媽臉上有過那種表情。
「她好小。」我說道。身穿棉布洋裝的她,躺在棺木裡――不是很高級的棺木。
小時候,我會把洋芋片的空袋子丟進烤箱幾秒鐘,直到袋子縮到很小。母親現在看起來就像那樣:烤箱裡的縮小版。
姊說:「漂亮的媽咪。」我們兩個都哭了。她伸手輕撫母親額前扁塌的白髮:「漂亮的媽咪。」
我怕碰到她。我看過這麼多死人,但到現在才想起從來沒碰過他們。
待了一會兒,我卻不想離開她,反而想坐下來,在這裡靠著牆睡一夜。因為對我來說,那不只是一具遺體,那是我的母親。我不信上帝,沒有宗教信仰,也不懂死後的生命意義,我感應不到靈體與靈魂。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笑容可掬、周到保護、無所不能的媽媽看顧我們,只有這個沒有生命、等待火化的軀體。我只剩幾個小時可以陪伴她。
但我們離開了。
葬禮上,我坐在父親旁邊。讚美詩令我發冷,我對告別式的進行一無所覺,只在乎左邊走道上的那只木箱子。我上前致悼詞,經過箱子旁邊輕輕摸它。站在讀經臺上,放眼臺下,除了前來致哀的人之外,其他會眾大多是非裔移民和年長的愛爾蘭天主教徒。
母親過世前,我根本不知道基爾本(Kilburn)魁克斯路上的聖心教堂(Sacred Heart Church),竟是媽媽在二次大戰時受洗的地方,只離我的公寓十分鐘腳程。事實上,我不知道她在倫敦出生。這些年來,我對她的過去變得很敏感,不想聽到她過往的故事,因為那對我來說,代表痛苦與失落。
六十二年前,我母親就在這地方被她母親抱在懷裡,用聖水淋濕前額。
站在讀經臺上的我,好不容易說出這段話:
自母親過世後,我一直想辦法讓自己忙碌,於是上禮拜有一天,上網找到一個和嬰兒名字有關的網站,我把安這名字放進網站的搜尋引擎,想知道這名字有何意義。在希伯來文裡,它是親切的意思。想了一下什麼叫親切,這才發現我不是很懂,於是從字典裡找到幾個解釋,其中一個說:個性圓融,有禮貌。我想如果安這個名字代表的是個性圓融,那我外婆和外公真的是幫我母親取錯名字了。
我母親是我所知道個性最不圓融的人。即便在她年輕時,還沒生病前,就聽說她常把人弄得很尷尬,甚至激怒別人。
可是我的父親愛上了她,她的兄弟姊妹也喜歡她,她還有一群很好的朋友。無論她做什麼讓我和姊覺得尷尬或火大,我們還是一樣愛她。
相不相信?個性不夠圓融其實是件好事――因為這會讓她不受拘束,少說廢話,直說重點。我朋友李克上禮拜告訴我,當年他還是個十幾歲的彆扭小孩時,曾來過我家玩,但我媽和其他父母不一樣,她把他當大人看,不會用權威的態度跟他說話。
這種不受拘束的個性讓她敢於熱情地公開表達愛意。這話的意思,是我生長在一個經常互相說「我愛你」的家庭裡。在這個家裡,我親過爹地的臉頰、鼻子、前額、下巴和嘴唇,每晚睡覺前都親;我愛姊姊愛到想長大娶她。我想我們三個都是從母親身上學到這一點的。我一定是從她那兒學來的,即便她過世了,我還是想在自己的生命中,試圖留住她的那種熱情和不羈的愛。
後來她開始不對勁,不再像以前那樣關心身邊的人。她自以為是愛爾蘭的祕密猶太使者,必須為那裡的紛爭畫下休止;有時又是羅曼諾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女繼承人,必須回很多信。我的母親忙得不可開交。
不幸的是,就在這一連串的使命、縱酒和精神錯亂過程中,她疏遠了許多家人與朋友,腦袋的功能嚴重失常,她卻視它為尋常人都可能有的問題,這也是我最欣賞、想念和愛她的地方,即便現在也是――因為她除了企圖自殺過一次之外(不過我相信大家早就原諒她了),就從來沒放棄過自己。她雖然找不到什麼活下去的理由,但依舊鬥志高昂。她一定是知道什麼我不知道的祕密,因為很多時候,我會覺得她死了或許比較快樂。我錯了,奇蹟發生了。在我姊姊珍不求回報的幫助下,再加上本身意志,母親又找回了她的快樂與愛,以及某種程度的理智。我從來沒辦法像她那樣堅強、勇敢、樂觀、活力充沛、不肯向命運低頭。我從來不敢跟乖舛的命運作對,但我那身材嬌小、腦部受損的母親卻奮力一博,而且贏了這場仗。所以從這角度來看,這根本不算奇蹟。因為這不是湊巧幸運,而是她努力下的結果。這是一種意志上的抉擇,很艱難的抉擇――我只能說,希望這輩子都能記住她曾面臨到的艱難抉擇,即便遇見再大的困難和挑戰,都要以此時時警惕自己。
在抉擇中,母親決定:她要好起來,她要繼續愛人。
過去幾年來,她親切和藹,又活得名副其實了。字典裡對親切的其他解釋是:美貌迷人;文雅有品味;仁慈有禮貌;宅心仁厚,生性慈悲。
她告訴我和姊姊,已經做好死亡的心理準備。但我們沒有做好失去她的心理準備。我們那貌美、迷人、優雅、有品味、仁慈、熱情、富有同情心的母親終於回來了,但現在卻走了,而我能做的只是用某種方式去感受她與我的同在,去看字典上對親切所下的古老定義:享受恩典、受人認同或討人喜愛。
我希望她此刻正在享受上帝的恩典,受到認同,討人喜愛,縱然她毫無疑問地不夠圓融,正在天堂裡瞎逛,看到誰就大嗓門地跟人家打招呼,像她生前一樣用滿腔熱情,在遙遠的地方繼續愛著她的孩子以及你們。
必須承認,我的悼詞有三個地方不正確。第一,她的康復並不像我在教堂裡說得那麼徹底。第二,我根本不相信天堂這回事――但這是她的葬禮,不是我的,更何況她也相信我們全都要上天堂。第三,我根本感覺不到她的存在。她沒有在我身邊,那時候不在,而我相信,以後也不在。
我們的車隊排成一行,駛向火葬場。我差點就對司機發脾氣,而且當我們到達火葬場時,根本沒有人告訴我們禮拜堂在哪裡。最後找到了,魚貫走進去。棺木早在我們抵達之前便安置在紅色簾幕的前方。神父是位親切和藹,語調溫柔的印度人,來自喀拉拉邦(Kerala),叫做班尼神父(Father Benny),他的最後一句話是:「離去時,請把一部分的安放在心中,一起帶走。」這句話也許是葬禮上的標準台詞,但給人的感覺卻是,快回到印度的班尼神父,很清楚我媽是個複雜難懂的人,但是個好人,她有很多東西你不想記憶,但也有很多東西你會想永遠放在心裡。
供我們守靈的酒吧餐廳,提供了非常美味可口的西班牙小菜,這部分的安排倒是讓我盡了點力。
5
某個寧靜的早晨,我撐著傘站在小威尼斯(Little Venice)的運河橋上,不想被淋濕。晚春雨水輕打水面,這條由西向東蜿蜒倫敦市區的河道,大半被房舍、倉庫和地道給遮掩。我和治療師約好了時間,但我早到了,他的辦公室就在那棟可以俯瞰運河,帶有喬治亞王朝風的白色建築裡。以前也曾站在這裡,但那是三十幾年前,我牽著母親的手,透過金屬欄杆的縫隙,俯看載著遊客的大船慢慢梭游。那時應該只有兩三歲,算是我最初的記憶。
不過在記憶裡,對倫敦還是有一點印象。我們家是在我三歲時,才搬到愛丁堡,也是我成長的地方。大學畢業後,來到美國,沒多久成了新聞記者。報社派我去中東、北愛爾蘭、巴爾幹,我都欣然前往。無論哪裡,只要有衝突,只要能探究別人的傷痛,感受人類在極端遭遇下所展現的強韌、生氣與活力,我都樂於前往。但就在美軍入侵伊拉克及二○○三年的血腥夏季之後,我終於忍不住衝動,回到了倫敦,這是一座我其實不是很熟的城市,但現在卻成了我唯一能住的地方。媽媽、姊姊、最好的朋友都在倫敦,而這兒也曾是家人多年前和樂融融一起生活的地方。但即便我住在這裡一年了,還是對它不太熟悉,因為有大半時候,都待在伊拉克或其他國家。直到現在,都還得靠地圖來找我三歲前住過的地方。
目光從河面移到那棟白色屋子。運河沿岸的樹木已經披上仲春嫩綠的顏色,我有股衝動想觸摸它們,想置身在綠色世界裡。最近常跑步,一心想找到最蒼翠蓊鬱,最有生命力的公園。想在深軟的草地裡打滾,想躺在草坡頂,一路滾下來,一直滾一直滾,滾到頭昏眼花,被等在草坡底下的媽媽穩穩接住。
以前沒見過這位治療師,但知道他曾當過海外特派記者,這表示我不必跟他解釋太多。他也幫助過其他受到衝擊的戰地記者,自二○○一年九一一攻擊事件以來,不曾間斷的軍事衝突導致這些人的數量快速增加,希望他能幫我。報社就要派下重要任務,我得更有工作效率才行。
坐在他的辦公室裡,他問我需要什麼幫助。他是個很容易讓人喜歡的傢伙。
我告訴他,「我馬上就要去尼泊爾做尼共的追蹤報導,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勝任。」到現在都還沒打電話,也沒約好任何訪問,而我就快要出發了。「那裡其實不危險,但真的不想去。」
「要去多久?」
「一個月左右。覺得好累,我意思是有很多像我們這種人,九一一之後的戰爭似乎永無止盡,阿富汗、伊拉克,你懂吧?也許我得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你有幻覺或夢魘嗎?」
「不算有欸。」
「你會毫無來由地發怒嗎?」
「有時候。」
他看起來不太擔心我的問題,也許是因為他以前當過特派記者,所以了解有人在完全自願的情況下,選了一份很蠢的工作,卻還抱怨東抱怨西的。
對我來說,沮喪的來源似乎再明顯不過:永無休止的戰爭,或許母親過世更加劇了我的問題。法魯加戰役期間(Fallujah),我跟著美軍,而那不過是七個月前的事。它算得上越戰以來美軍所遭遇過最激烈的戰事,相當駭人。
「還有,」我說道,「我母親三個禮拜前過世了。」
「哦,」治療師臉上表情突然變得有興味起來。「難怪你情緒不好,我很遺憾。」
我告訴他想置身綠色世界的想法。他說這想法很正常,但我沒告訴他有關牛羚的事。
填了一張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檢測問卷,結果顯示我完全沒問題。他說我的無力感跟戰爭無關。問題沒什麼大不了,很普通,就是我母親死了。
他的結論令我驚訝。天底下每個母親早晚都會死,不是嗎?
「有些研究顯示,母親和兒子之間有某種特別緊密的關係,」治療師告訴我。「所以這種事不是很好過。」
我很感激他的同情,也感激他認為我的悲傷理所當然。但還是覺得最近這種幾近狂亂的悲痛方式不太正常,這種情緒的泛濫似乎與眼前遭遇不太對稱。我失去了母親――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完全符合大自然的生死定律。我想每年都有上百萬母親死亡,就算兒子和母親特別親(不過我認為父親和女兒、以及母親和女兒之間的關係應該也不遑多讓),但失去母親這種事,絕非多不幸的遭遇,父母本來就會比孩子先走。母親六十二歲過世前,已經生了幾十年的病,所以會早死並不令人意外。事實上,我有大半生的時間,都在等著接她的死訊。
治療師建議了兩種自我療癒法:應該多讀一些有關傷痛的書;應該懂時間會沖淡傷痛的道理(只是當時看來,好像對我行不通)。第一年的忌日可能很折磨人,第二年就會出乎意料之外地好過許多。
我謝過他,沿著運河走在雨中,在克利夫頓路旁的店裡買了晚餐,這裡是我還在襁褓時,母親會來購物的地方。
母親坐在窗邊的扶手椅上,問我廚藝好不好?
「好啊,」我說道:「我的廚藝還不錯。」
「你都把食譜打開放在旁邊看嗎?」
「是啊。」
「那你根本不會做菜嘛。」她笑著,但可不是在說笑哦。「如果必須打開食譜照著做,就表示你根本不會做菜。」
以前我們也有過類似對話,通常是像這樣:
「你讀過伊莉莎白.大衛(Elizabeth David)的食譜嗎?」
「沒有欸,媽。」
「如果你想學做菜,就去看大衛的食譜。她會傾囊傳授。就讀《法國地方料理》(French Provincial Cooking)好了,這本書很棒。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