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壤歌(40周年紀念典藏簽名版)

序 朱天心
代序 胡蘭成

閒夢遠 南國正芳春
楚天千里清秋
緣兮衣兮
日膾光華 旦復旦兮
行行且遊獵篇

【經典版代跋】從前從前有個陽光世界 / 林俊穎
朱天心創作年表

 

序

　　簡單說，這是一本反映上個世紀七○年代台灣某個精神／社會風貌的書。

　　寫作的是一個十七歲的女孩，以自傳體、因此無一字虛構的心情下筆。

　　這書在出版的頭五年銷售三十萬本，至今仍年年再版，使得她可以在大學畢業後，不須太猶豫的得以支撐過專業寫作的生活到現在。

　　何以要用如此疏離陌生的語氣描述這本我等著進台大歷史系的那年暑假寫的《擊壤歌》（某些版本上有副標〈北一女三年記〉）？因為其純真、熱情、理想、夢想（常時，這是同一回事），距我、距今，太遠太遠，就算為了校訂工作，我都不願再打開它，害怕被竄出的烈焰灼燒。

　　不談烈焰內容，談寫作背景和身分和動機，或是必要的，不然無從理解其眼中世界所呈的樣貌，比方說，對中國的憧憬、情感和不瞭解。

　　好，開始。

　　我是典型的外省人第二代，意即一九四九父親隨國民黨政府來台，在台灣娶本地女子的第二代小孩，我十五歲之前出生、成長在眷村（國民黨中下級軍人的獨立封閉社區，如軍區大院），中國大陸是我們最大的鄉愁（不知下落的爺爺奶奶還在人世否？），主政的共產黨又是國仇家恨的所有來源（國民黨軍人父輩就是被打敗來此的呀），從小受的黨國教育和冷戰時期國共對峙的局面，更強化了我們得與之誓不兩立，但另一端的熟悉浸淫熱愛中國的文化歷史（文化中國），總之構成我們被拉扯扭折的處境。

　　當時十六七歲的我，儘管學校就在總統府前，並不感受到時代的風起雲湧，我念的是全台灣升學率最高（我始終不願說是最好）的北一女中，認識了一堆至今仍聯繫來往的好朋友，我們想辦法逃學四處遊盪，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逃學為了讀更多書，教科書之外的文史哲，看電影，坐火車出城看世界有多大）……，是這樣「大觀園」的日子，讓我直到畢業得離開仍戀戀不捨，想用筆，記下當時的風日當時的親愛友人當時的每一絲情牽，見證曾有那麼一群人是這樣活過的。

　　心並不大（從未妄想記錄下一個時代的風貌庶民史什麼的），但那不肯放過眼下身畔一點點人和事的執拗勁兒，如今看來出土化石似的，倒也極其真實的反應了一代之人年輕的心志活動。

　　此書前兩章是依日記和良好（當時）的記憶力所寫，後兩章，明眼人定能看出「偷渡」了不少東西，書中不明書，只以「爺爺」代稱，實則是胡蘭成老師。

　　我剛下高三那年，隨父親和姊姊天文上陽明山文化大學探訪當時在那兒寓居教學的胡蘭成老師。之前儘管我們都看過他《今生今世》，但我猜同行之人都暗存這樣的心思「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

　　胡老師那快七十了，走路比誰都快，送我們至巴士站時，一馬當先前頭走著，中式袍袖擺著，襯著滿天雲霞，一直是我記憶中每想起他時的畫面。

　　但他的書被政府查禁了，原因當然是遭人舉報是汪精衛政府的漢奸，我那時始讀他其他著作，為他不平極了，便在書中大量偷渡他的被禁絕的作品片段，用我的方式讓它得見天日。

　　我正要準備聯考並緊鑼密鼓時，父親將胡爺爺接到隔鄰待租售的鄰居空屋落腳，胡爺爺每週末晚開講易經和禪學，整日文壇各路人馬絡擇不絕來拜訪聽講，但幾無一人當時或後來願公開承認，怯畏如參加的是亂黨邪教似的。我一一看在眼裡，不解、憤怒。

　　胡爺爺喜讀歷史，說李世民十八歲打天下，把我給急壞了，怎麼同樣十八歲的我還得回頭與數學糾纏搏鬥呢？

　　乃至暑假裡的寫此書，常謄寫一段落，胡爺爺就要了去看，我都沒如此認真讀他同時在寫的《禪是一枝花》呢。那時來訪簇擁的眾女子（好多是現今仍大有名聲的作家），皆喊胡先生或老師，我第一天就叫胡爺爺，是異於他一生所有際遇過的女子嗎？他真的就爺爺起來對我，叨我不許再戴隱形眼鏡，叨我別再成日抱狗抱貓，叨我三餐要正當別只吃巧克力像蘇曼殊……，他把著手教讀禮記詩經史記，教下圍棋，買帖子要我練字（替我挑的是《西峽頌》），他見我玩瘋了中斷寫稿，就上街買上好的日本原珠筆予我，和我小孩氣的勾小手指相約看誰先寫完。

　　書出版時，我進大學，同時出版的是之前三年在課堂上寫、報刊發表過的一些短篇小說《方舟上的日子》，所以，至今我仍不知該算哪一本才是我的第一本書。

　　《擊壤歌》出版第一年便再版十餘次，我猜有不少是誤讀的，把它當作如何考上台大的教戰手冊，更不少人以此志要考上北一女，考上了的看，沒考上的也看，女校看，男校更看。多年後，我在一些公開場合，仍會遇到一些年輕孩子拿著一看就是三十年前的舊書的《擊壤歌》要我替他們的父母簽名。

　　我從不敢問，那你們看嗎？我毫無把握這些比我世故虛無、比我們資訊沛、比我們消費娛樂多樣的下一代下下代，他們怎麼看待《擊壤歌》中那單純堅定的心志和對世界純真浪漫美好的想望？對此中漫溢的愛國主義一定好教人不安吧，但，有機會能面對聆聽彼此真實的誤解，才是和解的開始吧。

　　若此書可以提供想知道我們台灣那些年的一個切入口 ，是我認為三十年後重新出版的最大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