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女王：她的一生，牽動我們的時代

登基

約克公爵夫婦的女兒伊麗莎白公主（Princess Elizabeth）在11歲又8個月的大時候就已經曉得，如果父母膝下仍舊沒有子嗣，自己有朝一日將會成為英國女王。她的伯父，也就是英王愛德華八世（Edwaed VIII，家族成員習慣喚他「大衛」），為了跟「我所心愛的女人」結婚——曾兩度離婚的美國人華里絲．辛普森（Wallis Warfield Simpson）——決定於1936年12月10日在莎麗郡（Surrey）的住家貝爾維德堡（Fort Belvedere）簽下遜位文告。政府內閣明確告知愛德華八世，必須在鍾愛憲法所無法接納的女人與熱愛自己的國家之間做出抉擇，結果他選擇了女人。他的統治在隔天立刻失效，成為英國史上在位時間第五短暫的國王，共326天。

按照原先的計畫，加冕典禮如期在隔年正式舉行。然而，王冠不是落在國王喬治五世（King George V）所擔憂的那名恐怕難以勝任王位的兒子（指愛德華八世）的頭上，而是其弟亞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家人都叫他「伯蒂」）。為了鞏固王室的穩定性及延續性，亞伯特王子按其第四個教名（即喬治）被加冕為英王喬治六世（George VI）。

（譯注：國王喬治五世1936年1月駕崩，繼任國王的愛德華八世，原本排定要在1937年5月12日舉行加冕儀式，孰料他在1936年12月就提前遜位。）

愛德華一退位，旋即離開英國，並於1937年6月3日與「那個女人」（華里絲．辛普森）在法國共結連理。僅管夫妻倆後來被封為溫莎公爵與公爵夫人，但眾所皆知，「殿下」（Her Royal Highness）這項前綴稱謂，並未授予這位前任國王的妻子。此這對她丈夫而言，成了憤恨懊悔的源頭，直到他1972年客死異鄉法國，愛德華都無法原諒王室家族的冷酷無情。

自愛德華遜位的那一刻起，由於王位繼承順位的緣故，愛德華的弟弟及其家屬的人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

亞伯特王子（約克公爵）1923年4月26日與史特拉摩爾暨金霍恩伯爵（Earl of Strathmore and Kinghorne）的女兒伊麗莎白．鮑斯–萊昂（Elizabeth Bowes-Lyon）走入婚姻。在這之前，這位未來的約克公爵

夫人，曾經兩度拒絕他的求婚，直到第三次才默許答應。1926年4月21日，倆夫妻的第一個孩子伊麗莎白．亞歷山德拉．瑪麗（Elizabeth Alexandra Mary）在倫敦出生，地點就在梅菲爾區（Mayfair）的布魯頓街17號（17 Bruton Street），這裡是她外祖父母的倫敦寓所。她的妹妹瑪格麗特．羅斯公主（Princess Margaret Rose）則在1930年8月

21日出生於蘇格蘭史特拉摩爾的宅邸葛拉米城堡（Glamis Castle）。年幼的兩名公主，或多或少渴望過著一種相對「平凡」的生活，避免自己成為鎂光燈的焦點——而她們的大衛叔叔、亦即未來的國王，也懷抱著同樣的心願。不過，一切的一切在1936年發生了改變。

「12月那段可怕的日子所帶來的震撼，著實令人震驚。」已故的王母太后（Queen Mother，女王的母親）如此說道。當她回想起後來的那幾個月，她說：「就好比頭部遭到重擊之後，恢復了意識一樣。」

童年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祖先，可追溯至西元827年至839年在位的英格蘭國王艾格伯特（Egbert）。伊麗莎白二世是維多利亞女王的玄孫女，也是自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以來的第40任英國君王。她跟瑪格麗特．羅斯公主一起在比卡迪里街145號（145 Piccadilly，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炸毀）長大；到了夏季，全家人會一同前往蘇格蘭的柏克館（Birkhall）度假，這裡與他們在亞伯丁郡（Aberdeenshire）的王家私人寓所巴爾莫勒爾堡相去不遠。自1931年起，國王喬治五世就將溫莎大公園（Windsor Grear Park）的皇家小屋（Royal Lodge）挪給家人使用，作為他們的鄉間寓所。而兩位小公主，經常到兩邊祖父母的家裡一同生活——國王與王后的山均漢姆堡與巴爾莫勒爾堡；史特拉摩爾伯爵與伯爵夫人的葛拉米城堡與聖保羅沃爾登貝立莊園（St Paul's Walden Bury）。由於伊麗莎白的童年有不少日子是在英國的鄉村地區度過，所以女王喜愛溫莎大公園更甚於林蔭大道（The Mall），一點也不令人感到訝異。而且女王終其一生都熱愛著馬匹與小狗。

還是小公主的伊麗莎白，沒有到學校讀書，而是由一名來自蘇格蘭的學校教師到家中授課。這名女教師名叫瑪麗安．克勞福德（Marion Crawford），暱稱「克勞菲」（Crawfie）。她深受王室器重，擔任17年的家庭教師，直到1950年因為出版披露王室生活祕辛的書籍《小公主們》（The Little Princesses），破壞了王室對她的信任。從今天看來，這些祕密其實無傷大雅，但被王室視為信任破裂的下場就是失寵。

女孩的保姆萊特（Clara Wright，一直被叫作「Alah」）沒有犯下同樣的錯誤，她與克勞菲一同負責帶公主到公園裡散步、教導閱讀與鋼琴。就像克勞福德在《小公主們》提到的：

「那段時間裡，Alah全權負責孩子們課後生活，包括健康、盥洗，還有穿著。我照料她們的時間是九點到六點，而她需要替自己找一位助理保姆或保姆來幫忙。」

這位助理保姆就是被稱作「波波」（BoBo）的麥克唐納（Margaret Macdonald），她服侍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長達67年，直到1993年過世為止，享壽89歲。在絕大部分的時間裡，波波都是擔任女王的服裝師。據皮姆洛特（Ben Pimlott）所言，她是「設計師與女帽製造商的痛苦來源，也是一位固執的監護人、是日常生活中的夥伴、知己與朋友。」

年輕的公主從小學習法文，而女王後來對於馬匹的愛好，很明顯也是在童年時期就奠定了興趣。小時候，身為姊姊的伊麗莎白喜歡跟瑪格麗特一起玩遊戲，有一回她幫瑪格麗特「戴上挽具」，如騎馬般地在兒童房裡到處奔跑。從小跟伊麗莎白一起長大的人，都叫她「莉莉貝特」（Lilibet），這是爺爺喬治五世幫她取的暱稱。到現在，女王幫親朋好友簽名時，仍會使用莉莉貝特這個名字。

父親登基後，伊麗莎白與瑪格麗特．羅斯兩位公主，從比卡迪里街145號搬到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那裡有廣闊的庭園與湖水，成了她們新的遊樂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入侵的威脅迫在眉睫，國王與王后決定留守王宮，孩子則是送回溫莎堡，國王與王后都拒絕躲到海外的提議。當時的王后說道：

「孩子們不能在沒有我的情況下離開，我不能在沒有國王的情況下離開，而國王不能在任何情況下離開。」

大戰期間，已經是青少年的伊麗莎白加入支援戰事的行列，幫忙包紮繃帶、編織襪子等事宜。當戰事進入尾聲，伊麗莎白加入英軍的女子輔助服務團（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 ATS），從事駕駛與修繕軍用交通工具等工作。戰爭末期的1945年5月8日，也就是歐戰勝利紀念日（VE Day）當天，國王、王后以及隨伺在側的戰時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一同在白金漢宮的陽台上亮相，向底下無數歡欣鼓舞的民眾揮手致意，而他們的女兒，也大膽地偷偷混入人群，渴望與民眾一起分享慶祝的喜悅。

國王與王后一直跟女兒們保持格外親密的關係——提到家人，國王總會說「我們一家四口」——喬治六世把他的責任感傳給了女兒，而為了確保女兒在憲政事務上受到嚴謹的教育，也特別幫她聘請了許多博學的家教。父親跟她談論政治事務，而祖母（喬治五世的遺孀瑪麗王后）也帶給她不少影響，神情肅穆的祖母老是認為，王室家族不該在

公眾場合面露微笑。此外，女王出了名的責任感，也是由祖母所栽培出來的。女王對祖母的景仰，成為她學習效法的對象。不過，當今的女王會面掛微笑，只要她一展顏歡笑，就如同全世界無數子民所說的，「她的臉龐登時容光煥發」。

菲立普親王

希臘的菲立普親王是在1939年第一次在達特茅斯（Dartmouth）遇見國王喬治六世的長女，此時女方13歲，男方18歲。菲立普親王當時是海軍軍校的學生，父親是希臘的安德魯王子（Prince Andrew of Greece，希臘國王喬治一世的第七個孩子、丹麥國王克里斯丁九世的孫子），母親則是巴登堡公主愛麗絲（Princess Alice of Battenburg）——即蒙巴頓爵士（Lord Louis Mountbatten）的姊姊。跟伊麗莎白一樣，菲立普是維多利亞女王的玄孫，他跟女王是六等親的關係。無怪乎，國王與王后前往達特茅斯處理公務，登上皇家遊艇維多利亞與亞伯特號的時候，菲立普被派去照顧兩位公主。據傳，伊麗莎白曾經說過，她對菲立普是「一見鍾情」——至少對她而言是如此。

菲立普1921年出生於希臘科孚島（Corfu）的蒙利普斯（Mon Repos），這棟別墅先前曾是希臘國王的夏日行宮。菲立普18個月大的時候，全家人流亡離開希臘，來到法國。他最早是在巴黎接受教育，在英文、德文、希臘文之外，另外又學了法文。然而他的童年生活，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英國度過，先是就讀於奇姆預備學校（Cheam Preparatory School），接著又前往蘇格蘭，到柯特．哈恩（Kurt Hahn）創辦的高登斯頓學校（Gordonstoun）就讀。哈恩曾經在德國薩勒姆（Salem）興辦學校，後來因為納粹的興起而停止辦學，當時的菲立普大肆嘲笑向納粹敬禮的行為，他的脾氣與性情，在這一早期階段就已經可以瞧出端倪。希臘王位的繼承順位，菲立普排行第六，但菲立普在1947年捨棄希臘與丹麥王子（Prince of Greece and Denmark）的頭銜，歸化為英國國民。與此同時，他將姓氏改為蒙巴頓（Mountbatten），這是經過英語

化的母親娘家姓氏（即母親出嫁前的姓氏）。

伊麗莎白與菲立普的第二次碰面，發生在1943年。當時菲立普前往溫莎堡，欣賞王室家族孩童每年都在那裡表演的其中一齣默劇，當年表演的是《阿拉丁》。當時他上岸放假，坐在最前排。沒多久，兩人開

始通信，菲立普也發現自己愈來愈常受邀出席王室場合。1943年耶誕節，他在山均漢姆堡（Sandringham）與王室家族一起度過。此外，他也時常駕駛他的名爵（MG）跑車進出白金漢宮（眾人一致認為，他的

開車速度過快）。

菲立普親王在1946年9月向伊麗莎白公主求婚，但顧慮到女兒只有19歲，所以國王遲遲無法做出決定。後來，女兒與家人一同出訪南非，國王認為這會是個「冷卻期」，可藉此考驗兩人是否情比金堅。若伊麗莎白歸國之後，仍渴盼著結婚，那麼他將會祝福女兒。結果女兒依然

想婚，而他也點頭答應了。1947年7月10日，菲立普與伊麗莎白訂下婚約；同年11月20日，兩人終於在倫敦的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步入禮堂。彼時，伊麗莎白公主21歲，而她的先生——結婚當晚國王喬治六世封他為愛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則是26歲。

公主戴上祖母的頭冠，穿上哈特奈爾（Norman Hartnell）設計的禮服，身穿海軍元帥制服的父親坐在她身旁，一起搭乘愛爾蘭馬車抵達西敏寺。當天稍晚，國王曾告訴約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賈博（Cyril Garbett）：「把女兒交給新郎，感動的程度遠遠勝過自己結婚。」這次婚禮，共有兩千人到場觀禮；部分民眾是在當天傍晚透過電視來收看這場婚禮的菁華部分（1947年能夠收看電視的只有極少數人）；世界各地則有數百萬人是靠著收聽廣播的方式，聆聽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杰弗瑞．費雪（Geoffrey Fisher）主持兩人的終身大事。

在8名伴娘、2名侍從，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皇親國戚（有些仍在掌權，有些已經失勢）、國會兩院議員、朋友、達官顯要以及其他賓客一同會聚教堂，場面熱鬧繽紛。伊麗莎白身穿加長禮服，戴上頭冠，親王穿上鑲有穗帶的制服，在歷經耗時而疲憊的戰爭之後，這場婚禮的出現，似乎一掃先前的陰霾，迎來了曙光。

結婚後的愛丁堡爵士與爵士夫人，一開始的住處是位於桑寧德爾（Sunningdale）附近的溫德爾沙姆別墅（Windlesham Moor）。克萊倫斯宮（Clarence House，按建造者前克萊倫斯公爵威廉四世的名字來命名）整修期間，他倆就居住在此。克萊倫斯宮是由奈許（John Nash）所設計，興建於1825年至1827年，是國王提供給這對新婚夫妻的住

處。它在林蔭大道東側，距離白金漢宮僅一箭之遙。能夠把心愛的女兒留在身邊附近作陪，國王心裡肯定十分得意。

國王寫給新婚的伊麗莎白的第一封信，想必每位嫁女兒的父親都會產生共鳴：

「在我們走入西敏寺的長路上，妳是如此緊靠著我，我真為妳感到非常驕傲且激動。然而，當我把妳的手交給大主教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失去了某個相當寶貝的東西。」

信末寫道：

「妳的離開，為我們的生命裡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但千萬要記住，妳的老家歡迎妳，要盡可能地經常回來探望。是的，我曉得妳跟菲立普在一起是如此的幸福快樂，但希望妳也別忘了我們。永遠深深愛著妳的爸爸」

「國王駕崩，女王萬歲」

國王喬治六世儘管因為殘疾而缺乏自信，家人知道他有時氣得「咬牙切齒」，但他懂得壓抑自身的脾氣。加上他有口吃，為了證明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帶領國家度過二戰的國王，他不斷表現自己堅韌而專注的一面。同時，他的妻子也跟他站在同一陣線，時間一年一年過去，這位喜歡戴寬邊帽、熱愛羽毛與珠寶的王后，愈來愈受國人的喜愛。王后伊麗莎白從先生在1937年登基，到她2002年享壽101歲為止，總是能跟自己的子民打成一片，從不計較他們的出身與階級。身為「女王媽媽」的她，在民間享有超高人氣，相對於個性內斂的女兒，有好幾次幾乎都要搶走女王的風采。

上帝始終沒有賜予喬治六世一副強健的體魄，身為老菸槍（他罹患肺癌）的他，1952年2月6日在山均漢姆死於心臟病發作，享年56歲。當時，公主伊麗莎白與丈夫正好代替病重的國王出訪澳洲，來到安排好的第一站行程。當他們人在肯亞的薩迦納小屋（Sagana Lodge，肯亞殖民地政府送給他們的禮物）時，伊麗莎白才從丈夫菲立普親王的口中得知父王過世的消息。後來有人問菲立普親王，伊麗莎白當下如何面對這個噩耗，「很堅強，有如女王一般。」親王回答。

瑪麗王后之死

雖然女王的祖母在有生之年得以親眼看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上王位，但在她疼愛的孫女準備要加冕的三個月前、也就是1953年3月24日的這一天撒手人寰（譯注：君主逝世不宜立即舉行歡慶新王正式登基的加冕大典，因此加冕儀式通常會延後數個月舉行）。祖母對年輕伊麗莎白的影響，就好比是她跟喬治五世讓英國君主政體踏上現代化的道路一樣，可謂影響甚鉅。

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爆發不久，歐洲王室就以驚人的速度消失在政治舞

台上。其中最富戲劇性的例子，就是俄國王室在1917年遭到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的暗殺。儘管國王喬治五世與瑪麗王后的外表看起來比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喬治五世的父親）還更加食古不化，但他們卻決心要滿足國家之需，在履行其職責義務時，比過去更深地融入到百姓當中。其結果就是使得英國君主政體變得更為現代化，儘管鮮少有人記得他們這項功勞。

國王喬治六世駕崩時，菲立普親王的舅舅蒙巴頓爵士希望家族姓氏可以從溫莎改為蒙巴頓，但瑪麗王后拒絕接受這個提議。國王喬治五世曾在1917年將家族姓氏從薩克森–科堡–哥達（Saxe-Coburg-Gotha）改成溫莎（Windsor），瑪麗王后認為，沒有理由要去改變這個姓氏（一直要到1960年，才有一份聲明宣布，女王伊麗莎白的後世子孫，將取上蒙巴頓–溫莎這一姓氏，而根據紀錄顯示，安妮公主在1973年結婚時，是第一個使用了這個姓氏的王室成員）。

自出生就是特克的瑪麗公主（Princess Mary of Teck）的瑪麗王后，終其一輩子都擁護著一種對於國家的高度忠誠感（她的長子在1936年選擇遜位時，讓她感到十分痛苦與憤怒）。總是筆直著身軀、配戴雍容華貴的珍珠與鑽石項鍊，這位瑪麗王后灌輸給孫女的，是一種堅定不移的責任感。有時候，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臉部，會出現與她祖母極為神似的表情。

登基

約克公爵夫婦的女兒伊麗莎白公主（Princess Elizabeth）在11歲又8個月的大時候就已經曉得，如果父母膝下仍舊沒有子嗣，自己有朝一日將會成為英國女王。她的伯父，也就是英王愛德華八世（Edwaed VIII，家族成員習慣喚他「大衛」），為了跟「我所心愛的女人」結婚——曾兩度離婚的美國人華里絲．辛普森（Wallis Warfield Simpson）——決定於1936年12月10日在莎麗郡（Surrey）的住家貝爾維德堡（Fort Belvedere）簽下遜位文告。政府內閣明確告知愛德華八世，必須在鍾愛憲法所無法接納的女人與熱愛自己的國家之間做出抉擇，結果他選擇了...

儘管有不少的傳記是透過嚴謹的研究，以及訪問她周遭的人所得出的成果結晶，但我們對於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蒙上帝恩典，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與其治領和屬土的女王，大英國協之首，信仰的守護者的瞭解仍有限，有如謎團一般。但也因為這樣的神祕色彩，鞏固了她作為主權者的地位。在談論英國君王的各種著名的觀點當中，維多利亞時期的憲法專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曾說過：「其奧祕之處就在於他的生活，我們絕不能任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奪走他神祕的面紗。」這句經常被拿來引用，雖然以隱喻的方式表述，但這句話所蘊含的智慧，在女王著名的1992年「流年」裡展露無遺。諸事不順的1992年，隨著溫莎堡（Windsor Castle）因為被聚光燈燒到簾幕而招來祝融之災，女王的衰運也達到了最高點。對女王陛下而言，這樣一個諷刺的處境，她不大可能不懂。

女王從不答應接受訪問。關於她的人格特徵，她的子民們所瞭解的點點滴滴，肯定都是來自那些曾與她有一面之緣或共事過的人所提供的二手資訊。一直以來，不乏有人想要揭露她的生活，而這位全世界最有名氣的女人，在2012年2月6日慶祝了登基60年的鑽禧之年（Diamond Jubilee），成為英國史上在位時間僅次於維多利亞女王的君主，後者的統治長達63年又216天。

據傳女王有寫日記的習慣，但到底能從日記瞭解她多少？至少在她生前，我們都不會有答案。不過，女王每年12月都會向全國民眾發表耶誕談話，從中或許能夠得出一些訊息。

也許「女王的耶誕談話」（The Queen's Christmas Message）有時顯得生硬且枯燥乏味，但若全面檢視這些談話內容（包括1969年唯一一次採用書面方式發布，因為當時紀錄片《王室》（Royal Family）正好上映，因而沒有另外再發表談話的必要）會發現，其實它透露許多女王個人的一面，而不是只有表面的東西。而且，這些談話多次證明了女王擁有過人的先見之明。

作為一名君王、妻子與國家元首，女王的各種角色與面貌，全在這些談話裡獲得呈現。從她在1952年耶誕節當天下午3點7分，在諾福克（Norfolk）的山均漢姆堡（Sandringham）家中所做的第一次談話當中，我們也能更貼近真實地瞭解女王當下的感受。

女王統領由大不列顛與其他「治領和屬土」所共同組成的「大英國協」（能維持著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時期的大英帝國面貌），已經有長達60年的光陰（譯注：目前已63年），鮮少有人會去否定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奉獻精神與責任感。

1997年8月，威爾斯王妃黛安娜不幸罹難，當時身為王室大家長的女王，仍與孫子繼續逗留在蘇格蘭的巴爾莫勒爾堡（Balmoral）。一家小報在頭版大剌剌地寫道：「告訴我們妳是在乎的，女士」，這反映出當時的輿論認為，女王應該跟廣大的民眾一起待在倫敦。對於一位把成年生活完全奉獻於關心英國本土及大英國協共2億子民的女人而言，這些文字肯定讓她十分受傷。當時女王認為，此時最需要關心的，莫過於兩名年幼的孫子，避免他們被世界各地的媒體騷擾及窺探。這提醒了我們，就算女王身披王室華服、住在氣氛肅穆的宮殿當中，但她終究是一名凡人──一名妻子、母親與祖母，同樣有著人類的脆弱與情感。表面上，女王「至高無上」，而且極少發表個人意見，但我們不能因此就錯以為女王是沒有想法或自以為社會地位高於眾人的人。恰恰相反，女王曾談論過某個特別貴族家庭，「對我們而言，他們太過崇高了」，她說。

為了慶祝登基40年，女王在倫敦市政廳發表的演說（也就是提及「流年不利」的那次演說）中提到：

「過度耽溺於美好事物可能會害到自己。曾有一位好心腸的主教，極盡本份地告訴維多利亞女王：『女士，我們不該過度頻繁、過份熱切地為王室而禱告。』女王回答如下：『太熱切，不會的；太頻繁，是的。』我跟維多利亞女王一樣，都深信『凡事務求中庸』這句古老的箴言。」

女王話雖如此，但她對子民的愛，似乎是個例外。

你或許會好奇，一名園藝家、小說家、廣播員、因為園藝及音樂的電視及廣播節目而走紅的人，何以有本事能夠替自己的君王撰寫一部統治一甲子的歷史紀錄。原因不只是我大部分的時間（有3年時間例外）都活在她統領之下的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正如同她的每位臣民一樣，錢包裡的硬幣都刻有她的肖像、把印有女王圖像的郵票黏貼在信封上；也不單只是出於我對她的貢獻懷有無比的敬意，或是對女王過去60年奉獻於子民的方式讓我感到由衷的欽佩。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但出於好運及殊榮，使得我有機會在許多正式或社交的場合與女王陛下碰面。我跟她一起種樹、向她展示我打造的花園、一起共用午餐，儘管我連她的社交圈都沾不上邊，但至少在那次特別的機緣下，女王自在放鬆地與我談論各式各樣的話題，讓我感到十分的驚喜。就像她忠心耿耿的女侍臣一樣，我不會把那次談話的所有內容公諸於眾，生命當中最不被重視的價值之一就是維持信任關係。但與女王幾次碰面下來，加上跟其他王室成員會面及訪問的結果，至少讓我對女王的種種有了一些初步的認識。

我是一個貪婪的讀者，許多年來，我的書櫃裡收藏了幾乎所有跟女王有關的傳記作品，其他還有不少書籍是跟她的先祖之輩有關，範圍橫跨亨利八世（Hernry VIII）、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查理一世（Charles I）、喬治三世（George III）與不幸的溫莎公爵（Duke of Windsor）。我喜愛書籍，比起在網路世界到處搜索而來的資料，書本傳達的資訊內容，基本上還是比較可信，因為一旦書寫下來，就能免於被人介入竄改。

我希望，接下來的內容，不是毫無節制的歌頌與讚揚，這些內容不單只是以一連串訪談為基礎，這些訪談對象有的認識她，有的曾與她共事，雖然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訪問了近每一名王室成員、朋友及工作人員，雖然這些部分都會有所呈現，但更重要的，這是一部關於伊麗莎白二世在位期間的紀錄，以及針對這段時期我們所親身經歷的變革所做的一些反思，並藉著女王自己在耶誕談話中向全國人民說過的話，來作為認識她的一個跳板。比起那些無謂的閒談與驚聲尖叫的報紙頭條，透過女王陛下60年來發表過的所有耶誕談話，我們更能清楚掌握她的觀點與情感。

如果我太過急切想去讚頌女王及她的至親，那麼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曾近距離觀察過他們是如何努力、無私地奉獻及效忠於這個國家及人民。在我看來，從這個前提出發，更重要的是去評斷王室家族的價值貢獻，而不是王室婚姻的種種不幸與起伏。女王1992年在倫敦市政廳的演說中曾提到：

「無庸置疑，批判當然對人民是好的，況且這些建制本身，就是公共生活的一環，不論是城市或王室，種種建制都不該預期自己可以免於被那些付出忠誠與支持的民眾所監督，更不用說是那些不支持的民眾了。不過，我們都是同屬於一個國家社會裡的一員，而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監督如果可以溫和一些、保持良好的幽默與體諒，也能達成一樣的效果。」

在這本書中，我希望能夠同時兼顧這三者。

天佑女王

艾倫．狄契馬緒

儘管有不少的傳記是透過嚴謹的研究，以及訪問她周遭的人所得出的成果結晶，但我們對於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蒙上帝恩典，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與其治領和屬土的女王，大英國協之首，信仰的守護者的瞭解仍有限，有如謎團一般。但也因為這樣的神祕色彩，鞏固了她作為主權者的地位。在談論英國君王的各種著名的觀點當中，維多利亞時期的憲法專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曾說過：「其奧祕之處就在於他的生活，我們絕不能任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奪走他神祕的面紗。」這句經常被拿來引用，雖然以隱喻的方式表述，但這句話所蘊含的智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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