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
對蘇聯國安會反情報部門──K局來說,這是一項例行竊聽公事。
用不到一分鐘就撬開了列寧大道一○三號八樓一間公寓的門鎖,莫斯科的這棟高樓大廈裡,住滿了國安會軍官及其眷屬。在兩名戴著手套、身穿工作服的男子開始有條不紊搜索公寓之際,還有兩位技師神不知鬼不覺地迅速在屋裡布線,在壁紙和壁腳板後方植入竊聽裝置,在電話聽筒裡嵌入麥克風,並在客廳、臥室和廚房的燈具裡安插攝影機。當他們在一小時後完事,這間公寓已經沒有一個角落能逃脫國安會的耳目。最後,他們戴上口罩,對衣櫥裡的衣服和鞋子噴灑放射塵,濃度夠低而不至於中毒,但足以讓國安會的蓋革計數器(Geiger counter)追蹤到穿戴者的行動。然後他們離開,小心鎖好身後的大門。
數小時後,一名俄國高階情報官從倫敦搭乘蘇聯民航(Aeroflot)班機,降落在莫斯科機場。
國安會上校歐列格.安東尼耶維奇.戈傑夫斯基(Oleg Antonyevich Gordievsky)正處於生涯顛峰。這位蘇聯情報機構的奇才認真刻苦地逐步晉升,先後任職於斯堪地那維亞、莫斯科和英國,紀錄幾乎無可非議。這時,他以四十六歲的年紀,獲拔擢為國安會倫敦聯絡站站長這份高位,並應邀返回莫斯科,接受國安會主席正式指定。戈傑夫斯基這位職業間諜,可望在這個一手掌控蘇聯、巨大而冷酷的情報網絡裡,晉升到最高層級。
結實健壯的戈傑夫斯基,信心十足地大步穿越機場的人潮。但一種低沉的恐懼卻在他心中沸騰。因為國安會資深特務、蘇聯忠實的祕密情報員歐列格.戈傑夫斯基,是一名英國間諜。
十多年前被英國對外情報部門軍情六處(MI6)吸收,代號「諾克頓」(NOCTON)的這名特務,已經證明了自己是史上最有價值的特務之一。他回饋給英國主管的大量資訊,改變了冷戰的走向、撬開了蘇聯間諜網、協助防止了核戰,並在世界事務陷入凶險的時候,提供獨特的洞見,讓西方得以理解克里姆林宮的思維。這位蘇聯間諜所提供大量不同凡響的機密,都匯報給了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en)和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但兩位領袖都不知道他的真實身分。就連戈傑夫斯基的年輕妻子也對他的雙重人生一無所知。
戈傑夫斯基被任命為國安會駐外站長(俄文rezident,國安會駐外聯絡站負責人),這件事讓知曉這個專案的一小群軍情六處官員雀躍不已。身為蘇聯派駐英國最高階的情報特務,戈傑夫斯基從此就能取得俄國間諜工作最核心的機密,他得以在國安會採取行動之前,先行將他們的計畫告知西方;國安會在英國也將失去力量。但他突然被召回莫斯科,諾克頓小組對此感到不安。有些人察覺這是個圈套。戈傑夫斯基在倫敦的安全屋和軍情六處的上線們倉促會面時,他們向他提供了「全家叛逃並留在英國」這個選項。所有與會人員都了解風險:要是他正式成為國安會站長回來,那麼軍情六處、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他們的西方盟友在情報上就中了大獎;但如果戈傑夫斯基落入圈套,他就會失去一切,包括性命在內。他苦思長考之後下了決定:「我會回去。」
軍情六處官員們再次複習了七年前擬訂的戈傑夫斯基緊急脫逃計畫:行動代號「皮姆利科」(PIMLICO),當年的期望是這項計畫永遠無須派上用場。軍情六處從來不曾從蘇聯境內將任何人偷運出境,更別提國安會軍官了。這個複雜又危險的計畫,只能在萬不得已時發動。
戈傑夫斯基接受過察知危險的訓練。當他步行穿過莫斯科機場,神經因為內在壓力而衰弱不堪,他到處看見危險信號。護照審查官查驗他證件的時間似乎久得不尋常,然後才揮手放行。派來迎接他的那名軍官到哪兒去了?這應當是國安會上校返國時的小小禮數。儘管機場原本就在嚴密監控之下,但今天看似漫不經心佇立著的不起眼男女似乎比平時更多。戈傑夫斯基搭上計程車,對自己說,要是國安部得知實情,他踏上蘇聯領土那一刻就會被逮捕了,這時已經在前往國安會監獄的途中,準備面臨偵訊和拷打,而後處決。
就他所見,他走進列寧大道上那座熟悉的公寓大樓,搭上電梯前往八樓時,並未受到跟蹤。他從一月就不曾踏進他們家的公寓了。
前門的第一道鎖輕易開啟,第二道鎖也開了。但門板紋風不動。門上的第三道鎖是老式的鎖舌輔助鎖,從這座大樓興建時就已經安裝,而它被鎖上了。
但戈傑夫斯基從來沒用過第三道鎖。事實上,他沒有這道鎖的鑰匙。那必定意味著某人帶著萬能鑰匙進去過,離開時失手上了三道鎖。那個某人必定是國安會。
前一週的恐懼具體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凍結感。意識到自己的公寓遭人入內搜索,可能還被裝了竊聽器,令他毛骨悚然、動彈不得。他受到懷疑了。有人出賣了他。國安會在監控他。這名間諜被他的間諜同僚監視了。
第一章 在KGB長大的特務(截錄)
歐列格.戈傑夫斯基出生在蘇聯國安會,受它形塑、得它鍾愛,被它扭曲和傷害,而且只差一點就被它毀滅。這個蘇聯間諜部門就活在他的身心之中。他的父親終其一生效力於這個情報部門,每天都穿上國安會的制服,連週末也不例外。戈傑夫斯基一家住在指定的公寓大樓裡,鄰居都是間諜同仁,他們享用專為軍官保留的食品,閒暇時間則與其他間諜家庭社交。戈傑夫斯基是國安會的孩子。
國家安全委員會(KGB, Komitet G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是人類所創造最複雜也最無遠弗屆的情報機構,它直接繼承了史達林的間諜網,將國內外情報蒐集、國內安全執法與國家警察的角色融於一爐。高壓、神祕又無所不在的國安會,滲透並控制了蘇聯人生活的每一面向。它根除國內異議、保衛共產黨領導、向敵對勢力發動間諜及反間行動,並威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的人民俯首帖耳。它在全世界吸收特務、布置間諜,無孔不入地蒐集、收買和竊取世上每個角落的軍事、政治及科學機密。在權勢鼎盛之時,國安會擁有一百多萬軍官、特務及線民,形塑蘇聯社會的深刻程度更甚於其他任何機構。
對西方來說,KGB這個縮寫本身就是「對內恐怖、對外侵略及顛覆」的代名詞,以及由千人一面的國家黑手黨運作的極權主義政體一切殘酷之簡稱。但生活在國安會鐵腕統治下的人們卻不這麼看待它。國安會肯定激起了恐懼與服從,但它做為近衛軍、做為抵抗西方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侵略的堡壘,以及共產主義的衛士,卻也同樣受人景仰。成為這支享有特權的菁英部隊之一員,正是讚賞與驕傲的來源。加入這個部門就是一份終身職。「沒有『前國安會人員』這回事。」前國安會軍官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這麼說過。這是一個嚴選成員的俱樂部,而且絕無可能脫離。在那些擁有充分才華及抱負的人們看來,加入國安會的行列既是榮譽,也是責任。
歐列格.戈傑夫斯基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從事其他工作。
他的父親安東.拉夫連季耶維奇.戈傑夫斯基(Anton Lavrentyevich Gordievsky)是鐵路工人之子,當過教師,然後被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轉變成一名盡心盡力、毫不質疑的共產黨員,正統意識型態的嚴格執行者。「黨就是上帝。」他兒子後來寫道。老戈傑夫斯基的忠誠始終不曾動搖,即使他的信念要求他參與不可告人的罪行。一九三二年,他協助執行了哈薩克的「蘇維埃化」,策劃從農民手中徵收糧食,以供應蘇聯軍人及城市所需。大約一百五十萬人死於由此導致的饑荒。安東近距離目睹了這場國家一手造成的饑荒。同年,他加入國家安全總局,接著加入史達林的祕密警察組織,即國安會的前身──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他是政治總局的軍官,負責政治紀律及教化工作。安東與二十四歲的統計員奧爾嘉.尼古拉耶夫娜.戈爾諾娃(Olga Nikolayevna Gornova)結了婚,兩人搬進莫斯科一棟專供情報部門菁英居住的公寓大樓。長子瓦西里(Vasili)生於一九三二年。戈傑夫斯基一家在史達林統治下茁壯起來。
當史達林同志宣布革命遭遇了來自內部的致命威脅,安東.戈傑夫斯基已做好準備為清除叛徒貢獻一己之力。一九三六至三八年的「大整肅」(Great Purge),全面肅清了「國家公敵」:第五縱隊和隱藏起來的托派嫌疑犯、恐怖分子和破壞分子、反革命特務、黨幹部和國家官員、農民、猶太人、教師、將領、知識分子、波蘭人、紅軍官兵,以及其他許多人。其中大多數人完全無辜。在史達林疑神疑鬼的警察國家裡,舉發他人是最安全的保命之道。「寧可讓十個無辜者受苦,也不可放走一個間諜。」內務人民委員尼古拉.葉若夫(Nikolai Yezhov)說,「劈柴總會有碎木屑飛濺。」線民耳語、拷問者和劊子手上工,西伯利亞勞改營人滿為患。但如同每次革命必定上演的情節,執法者本人也免不了成為嫌疑犯。內務人民委員部也開始調查及清洗自己人。流血最慘重的那段時間,戈傑夫斯基一家居住的那棟公寓在六個月內被查抄了十多次。逮捕行動都在深夜進行:那一家的男主人先被押走,接著是其他家人被帶走。
其中部分國家公敵很可能就是安東.戈傑夫斯基舉報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永遠是對的。」他這麼說。這個結論既完全明智,也完全錯誤。
次子歐列格.安東尼耶維奇.戈傑夫斯基生於一九三八年十月,那時大整肅逐漸接近尾聲,大戰則迫在眉睫。在朋友和鄰居看來,戈傑夫斯基夫婦似乎是理想的蘇聯公民,他們意識型態純正,忠於黨國,如今更養育著兩個健壯的兒子。歐列格出生七年後,女兒瑪莉娜(Marina)也誕生了。戈傑夫斯基一家衣食不愁,享有特權,而且安全無虞。
但細看這一家人就會發現破綻,表象之下是一層層的欺瞞。安東.戈傑夫斯基從來不談他在饑荒、清洗及恐怖統治期間的所作所為。老戈傑夫斯基是「蘇維埃人」(Homo Sovieticus)的絕佳範例,是共產壓迫製造出來的順從國家公僕。但內裡的他卻懼怕、驚恐,或許還抱有罪惡感。歐列格後來逐漸把父親看成是一個「害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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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即將畢業時,戈傑夫斯基被派往東柏林,以俄國大使館通譯的身分駐紮六個月見習。戈傑夫斯基對於第一次出國旅行的機會大感激動,奉召到S局聽取東德形勢簡報時更是難掩興奮。共產政權統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蘇聯的衛星國家,但無法因此豁免於國安會的關注。瓦西里已經做為非法派遣人員在那兒定居。歐列格立刻同意和哥哥聯繫,為他非正式的新雇主執行幾項「小任務」。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歐列格抵達東柏林,投宿於卡爾霍斯特(Karlshorst)郊區蘇聯國安會駐地的一間學生旅社。
先前數月以來,東德人經由西柏林逃往西方的人流匯聚成一股洪流。到了一九六一年,約有三百五十萬東德人加入了逃離共產統治的大潮,占東德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隔天早上,戈傑夫斯基醒來時,發現大量推土機入侵東柏林。東德政府在莫斯科催促下,採取激烈行動制止逃亡潮。柏林圍牆正在興建,這道實體障礙將會隔絕西方與東柏林及東德其他區域。實際上,這座「反法西斯防護牆」是一道監獄高牆,由東德建造起來,將自己的公民圈禁在牆內。超過一百五十公里的混凝土和鐵絲網,連同地堡、反車輛壕溝和鏈狀柵欄,柏林圍牆正是鐵幕的實體顯現,也是人類建造過最令人不快的結構體之一。
戈傑夫斯基驚恐又敬畏地看著東德工人將邊界沿線的街道拆除,讓車輛無法通過,同時,軍隊張開了數英里長的帶刺鐵絲網。有些東德人意識到自己的逃亡路線正在迅速封閉,他們奮力翻越路障,或試圖游過邊界地帶的運河,不顧一切爭取自由。衛兵則沿著邊境部署,奉命射殺任何試圖由東德越界前往西方的人。這道新建的圍牆,讓二十二歲的戈傑夫斯基留下了強烈印象:「唯有建立一道實體屏障,並由瞭望塔裡的武裝衛兵增援,才能留住社會主義天國裡的東德人,阻止他們逃往西方。」
但戈傑夫斯基對於柏林圍牆一夜之間建造起來的震驚,並未妨礙他忠實執行國安會的命令。懼怕權威是本能,服從的習慣則根深柢固。S局給了他一個德國女人的姓名,她曾是國安會的線民;戈傑夫斯基得到的指示是探她的口風,確認她是否願意繼續提供情資。他透過當地的警察局找到了她的住址。應門的中年婦女對於一位年輕男子帶著花束突然出現,似乎泰然自若。喝過一杯茶之後,她表明自己願意繼續與國安會合作。戈傑夫斯基熱切寫下自己的第一份國安會報告。直到數月之後,他才明白實情:「被考驗的不是她,而是我。」
那年耶誕,他聯繫上瓦西里,哥哥那時以假身分居住在萊比錫。歐列格沒有向瓦西里吐露自己對於柏林圍牆建造的驚恐。他的兄長已經是國安會的職業軍官,不會認同這種意識型態動搖的表現。一如他們的母親向丈夫隱藏真實感受,這對兄弟也彼此保密:歐列格對瓦西里在東德真正從事的工作一無所知,瓦西里對歐列格真正的感受也毫無頭緒。兩兄弟一同觀賞了《耶誕神劇》(Christmas Oratorio)演出,歐列格「深受感動」。相形之下,俄國似乎是「一片心靈沙漠」,只聽得到官方許可的作曲家創作,像巴哈這樣「階級敵對」的教會音樂,被認為是頹廢的資產階級音樂而遭到查禁。
在東德度過的這幾個月深深影響了戈傑夫斯基。他親眼目睹歐洲在對立意識型態間的實體與象徵之巨大分裂,還品嘗了在莫斯科不允許享用的文化果實。他也開始從事間諜工作。「我非常興奮,早早就能體驗到加入國安會之後要做的事。」
其實,他已經加入了。
回到莫斯科,戈傑夫斯基奉命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往國安會報到。為何他要加入這個組織,執行一套他已經開始質疑的意識型態?國安會的工作令人嚮往,提供了出國旅行的承諾。機密很誘人。他也雄心勃勃。國安會可能會改變。他可能會改變。俄國也可能會改變。薪資和特權也很棒。
第二章 代號:戈姆森叔叔(截錄)
哥本哈根的蘇聯大使館二十名官員裡,只有六個真正的外交官,其他人都為國安會或軍方情報機構──總參謀部情報總局(GRU)工作。站長列昂尼德.扎伊采夫(Leonid Zaitsev)是富有魅力又認真負責的官員,而他對於多數下屬無能、懶惰或奸詐,甚至往往三者兼而有之似乎毫不在意。他們花費在虛報帳目上的精力,遠勝於真正的間諜工作。國安會的廣泛職責是要發展丹麥聯絡人、吸收線民,並鎖定可能的特務人選。戈傑夫斯基迅速意識到,這是在「招引貪腐」,因為多數軍官就只是憑空編派他們和丹麥人的互動、假造帳單、杜撰報告、中飽私囊。派駐在哥本哈根的人員沒幾個能說流利的丹麥語,有些人甚至完全不會。但中心看來沒有注意到這個異常之處。
戈傑夫斯基決心展現自己不同於其他人,業已精通瑞典語的他開始學習丹麥語。早上的時間他都遵從自己在領事部門的掩護工作,用來辦理簽證申請;間諜工作從午餐時間開始。
國安會在斯堪地那維亞三國的非法特務網絡分布不均,戈傑夫斯基的工作多半是行政事務:在無人交換點留下資金或訊息、監視信號點,並與臥底間諜暗中保持接觸,其中多數未曾謀面或只知其名。要是有個非法特務在特定公園的長椅下方遺留了橘子皮,意味著「我身陷危險」,蘋果核則是「我明天要出國」。這些複雜的安排有時落得一場鬧劇。在某處信號點,歐列格在一間公廁的窗台上留下一根彎曲鐵釘,告知某位非法特務要前往預訂的無人交換點取回現金。臥底特務告知收到訊息的答覆信號,是將一個啤酒瓶蓋留在同一位置。歐列格回到那個地點時,發現的是一個薑汁啤酒瓶的瓶蓋。薑汁啤酒在間諜信號中等同於普通啤酒嗎?還是有另一層意義?和聯絡站的同事們激烈地徹夜討論之後,他得出結論:那名間諜無法區別這兩種瓶蓋。
丹麥的出生與死亡登記,由基督新教的丹麥國教會進行,經由人手記錄於大本分類帳上。在莫斯科派來的熟練偽造者協助下,不管多少新身分都可以經由竄改教會紀錄憑空編造。他開始發展神職人員以獲取登記簿,並策劃了多處教會的闖空門行動。「我開闢了新天地。」他後來說。丹麥國教會的登記簿裡,至今還有許多全由歐列格.戈傑夫斯基捏造出來的丹麥人身分。
同時,戈傑夫斯基也著手吸收線民、特務及地下信差。「那是我們在這兒生活的最主要目的。」扎伊采夫對他說。他化名為戈爾諾夫(Gornov,他母親的娘家姓氏),發展數月之後,說服了一位小學教師和妻子一同擔任「活信箱」,向非法特務傳達及接收訊息。他和一位丹麥警察交朋友,但見過幾次之後,他開始懷疑到底是自己在吸收對方,還是他被對方吸收。
抵達哥本哈根不到一年,一位與其他同事大不相同的國安會軍官加入了戈傑夫斯基的崗位。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柳比莫夫(Mikhail Petrovich Lyubimov)是一位前途看好、性情開朗、知識淵博的烏克蘭人,他的父親曾在布爾什維克黨人的祕密警察「赤卡」(Cheka,全俄肅反委員會)任職。柳比莫夫在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大戈傑夫斯基四屆,在校時為國安會寫了一篇論文,題為「英國國民性及其在行動工作中的用途」。一九五七年,他奉國安會之命,在莫斯科的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會(World Youth Festival)上勾引了一名美國女孩。四年後,他以蘇聯大使館新聞參事的身分調往英國,同時在工會、學生團體及英國政府內部吸收線民。他的英語帶著低沉圓潤的上流社會腔調,大量夾雜著老派英國口語,例如「喂!再會!」(What ho! Pip pip!),讓他聽來就像是俄國版的伯蒂.伍斯特。柳比莫夫對英國的一切事物產生了一種癡迷,或者更確切地說,對他喜歡的那些英國文化面向癡迷:威士忌、雪茄、板球、紳士俱樂部、量身訂製的花呢上衣、撞球和八卦。英國情報機構為他取了綽號「微笑麥克」(Smiley Mike)。英國人是敵人,而他愛慕他們。一九六五年,他吸收一名英國譯電員未果,英國情報部門立即試圖反吸收他。他拒絕了擔任英國間諜的提議,隨即被宣告為不受歡迎人物,遣返莫斯科──這個經驗毫不減損他對英國的狂熱崇拜。
一九六六年底,柳比莫夫被派往哥本哈根擔任政治情報主任(國安會術語稱為PR線)。
戈傑夫斯基立刻喜歡上了柳比莫夫。「重要的不是獲勝,而是比賽本身。」柳比莫夫低沉有力地說道,同時講述著他在英國的生活故事──在嵌著鑲版的俱樂部房間裡,一邊啜飲格蘭利威威士忌,一邊吸收間諜,令後輩大飽耳福。柳比莫夫也收了戈傑夫斯基為徒,他如此形容這位後輩:「他對歷史的絕佳知識令我印象深刻。他愛聽巴哈和海頓,這讓人肅然起敬,尤其跟丹麥蘇聯使館區裡的其他人比起來。那些人的全部時間都用在出海釣魚、購物,以及盡可能積攢最多物質財產。」
一如柳比莫夫愛上英國,戈傑夫斯基也同樣發現自己迷上了丹麥和它的人民、公園與音樂,還有丹麥公民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包括性自由在內。丹麥人對性的態度極為開放,甚至從歐洲標準衡量都是先進的。有一天,歐列格造訪哥本哈根的紅燈區,一時興起走進了一家販售色情雜誌、情趣用品及各類情色書刊的店舖。他在那兒買了三本同性戀色情雜誌,帶回家向葉蓮娜展示。「我只是好奇,我不知道同性戀者都怎麼做。」他把雜誌放在壁爐架上,公開展示一種在蘇聯得不到的自由。
「身為人類的我容光煥發,」他寫道,「那兒有這麼多美好、這麼活潑的音樂、這麼傑出的學校,還有一般人民之間這樣的開放與快活,回顧蘇聯龐大而貧瘠的集中營,我只能看成一種地獄。」他開始打羽球,發現自己愛上了這種運動,尤其享受羽球的欺敵面向。「羽毛球在空中飛行的最後幾秒會放慢下來,給了選手機會,在最後一刻動腦改變擊球。」最後一刻改變擊球的這門技巧,他鍛鍊得爐火純青。他參加古典音樂會、飢渴地閱讀圖書館藏書,並且走遍丹麥每個角落,有時為了間諜公事,但多半就只是為了享受能夠旅行的樂趣。
平生第一次,戈傑夫斯基覺得自己沒有受到監視。不過,他確實在監控之下。
丹麥的治安及情報部門,安全情報局(PET, Politiets Efterretningstjeneste)規模雖小,效能卻很高。該單位依法明定的職責是「預防、調查和打擊對丹麥這個自由、民主、安全國家之存續,構成威脅的行動與活動」。安全情報局強烈懷疑歐列格.戈傑夫斯基構成了這樣的威脅,從這位愛好古典樂的青年俄國外交官抵達哥本哈根那一刻起,他們就一直留意著他。
丹麥人照例都會監視蘇聯大使館人員,但缺乏實施二十四小時監控的資源。大使館內的某些電話受到監聽,同時,蘇聯國安會的技師則成功滲透了丹麥安全情報局的無線電網路,大使館內的監聽站照例也會截收丹麥監控小組的通聯。葉蓮娜.戈傑夫斯基這時和丈夫一同為國安會工作,她監聽這些通聯並譯成俄文。結果,國安會經常能藉此查出安全情報局偵防車的部署位置,並確保其軍官不受監視。被懷疑為國安會軍官的每一個人都有個代號:戈傑夫斯基在安全情報局的無線電通聯中被稱為「戈姆森叔叔」,指的是十世紀丹麥國王哈拉爾.「藍牙」戈姆森(Harald “Bluetooth” Gormsson)。
丹麥安全部門幾乎毫不懷疑,戈傑夫斯基(又名戈爾諾夫、又名瓜迪耶采夫、又名戈姆森叔叔)就是一名以外交身分為掩護的蘇聯國安會間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