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父親的一封信

最親愛的父親，

最近你問過我，我為何聲稱對你感到恐懼。我太了解你了，一如往常，我沉默以對，部分原因恰恰是出自於對你的恐懼，部分原因也正是解說這恐懼會牽涉許多細微末節，根本難以讓我在談話中概括。而當我在此嘗試以書寫回答，它也將是殘缺不齊的，因為就算在文字裡，對你的恐懼及其後果阻擾著我，何況素材之繁多遠遠超出了我的記憶力與理解力。

對你來說，事物往往極其簡單，至少相對於我，以及沒有選擇地，相對於許多其他人而言。事情看來是這樣的：你一輩子辛勤工作，犧牲一切，全都為了兒女，尤其為了我，我因而得以過得「奢華」，享有完全的自由去學習自己想要學習的，無須為五斗米折腰，什麼也不必操心。你未曾期待兒女的感激，你明白「兒女的感激」是怎麼回事，但起碼兒女們該有些因應之道，以顯示一點同理心。反之，我卻老是躲著你，躲到我的房間、書本裡，躲到瘋瘋癲癲的朋友群以及浮誇的想法中。我從未對你敞開心胸聊天，在教堂不曾走近你，在弗朗茲溫泉（註：Franzensbad，位於捷克西部的一水療小鎮。）我也從不去探望你；此外我也不具備家庭觀念，對生意以及你的其他事務我毫不在乎，由你去肩負工廠重責並離棄了你。我支持奧特拉（註：Ottla［1892-1943］，卡夫卡最小的妹妹，也是卡夫卡最喜愛、親近的妹妹。）自身的意願，而對你卻連一根手指頭都懶得動（連劇院門票都沒給你帶來過半張），為朋友我又願意赴湯蹈火。如果你總結對我的看法，結果即是，雖然你沒指責我徹頭徹尾地不合禮數或惡劣（例外的或許是我最近的結婚意向），但卻指我為人冷酷、陌生、忘恩負義。你如此這般指責我，彷彿這是我的錯，好像我就可以像扭轉方向盤那樣，把一切轉向，而你沒有丁點過錯，若有的話，也只錯在你對我太好了。

你的這些慣性陳述我認為只有一點正確，即連我也相信，我們的疏離全然不是你的錯。但也全然不是我的錯。如果我能讓你承認這點，那麼或許──不是指一新生活的可能性，畢竟我倆都有點年紀，但至少會有種平靜，不是去終結，而是緩解你持續不斷的責難。

怪異的是，對於任何我想說的話，你算是有些概念的。例如你最近告訴我說：「我一直都很喜歡你，儘管我在表面上看來待你不如其他為人父者，但這也只因我無法像他人那樣偽裝自己而已。」總的來說，父親，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對我的好意，但我認為這句話不正確。你不偽裝自己，的確如此，但想藉此斷言其他父親是在偽裝自己，你要麼就是不容討論地自以為是，要麼──在我看來確實是──在暗示，暗示我們之間出了點問題，而你有份引起，卻不具罪責。如果你真是這意思，那我們就想法一致。

我當然不是說，我之所以是這樣的我，乃因透過你的影響而成。這未免太誇張（而我竟也傾向於如此誇張）。即便我在成長過程中完全擺脫你的影響，我也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合你心意的人。我當會是個軟弱、膽怯、猶豫不決、焦躁不安的人，既不是羅伯特．卡夫卡（註：Robert Kafka［1881-1922］，卡夫卡的堂哥，叔叔菲利浦之子。）也不是卡爾．赫爾曼（註：Karl Hermann［1883-1939］，卡夫卡的大妹艾莉之夫婿。），不過一定有異於真正的我，我們彼此或許會相處得很棒。我會因為有你這樣的朋友、上司、叔伯、祖父甚至作為我自身的岳父（儘管有些猶豫）而感到幸運。唯有作為父親這點，你對我而言卻過於強大，尤其是我的弟弟們早夭，妹妹們的到來又間隔得久（註：卡夫卡是家中長子，兩個弟弟皆在一歲左右夭折，六年後，三個妹妹艾莉［Elli, 1889-1941］、瓦莉［Valli, 1890-1942］、奧特拉相繼出生。），我首當其衝還必須獨自面對，我對此太無力承受。

把我們兩相比較：我，簡而言之，是一個帶有些許卡夫卡脈絡的洛威（註：Löwy，卡夫卡母親的娘家本姓。），但這脈絡卻並非受到卡夫卡式的生命力、事業心、征服欲所激發，而是經由洛威式的鞭策，偷偷地、羞怯地，朝另個方向發揮，還經常無以為繼。你則是個真正的卡夫卡，強壯、健康、胃口佳、聲線宏亮、能言善道、自滿、對外界具優越感、有毅力、沉著、有識人之明、相當大方，當然也具有與這些優點相關的所有失誤與弱點，而其中你的脾氣以及偶發的躁鬱驅使你這樣。就我而言，如果拿你來與菲利浦叔叔、路德維希叔叔、海因里希叔叔（註：Filip Kafka［1847-1914］、Ludwig Kafka［1857-1911］、Heinrich Kafka［1850-1886］，卡夫卡父親的兄弟。）比較，你在世界觀上也不完全是個卡夫卡。這是奇怪的，對此我也不太明白。他們全都比你快樂、活潑、隨意、輕鬆，不像你那般嚴厲（順便說一下，這方面我倒是沒少繼承你，而且還把這份傳承管理得太好，但我本性不具備你所擁有的那些必要的平衡力）。另一方面，你在這點上也算經歷了不同階段，或許快樂過，直到你的孩子們，尤其是我，讓你失望，讓你在家感到壓抑（來了外人，你就另個模樣）。你現在或許又變得快樂了，因為你的外孫和女婿，再度給了你那些你自己的兒女們，瓦莉或許除外，所不能給的些許溫暖。無論如何，我們截然不同，並且在這差異裡互為威脅。以至於如果有人去預估，像我這樣成長緩慢的孩子以及你，一個成年人，會如何對待彼此，可想而知，你會輕易把我踩在腳下，踩得我一無所有。當然這並沒有發生，生命無法算計，但是也許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我一再請求你不要忘記，我丁點都不曾認為過錯在你。你對我的影響是不由自主的，只不過你必須停止認為我之所以屈服於這影響，是由於我這方面的惡意所造成。……

（全文未完）

最親愛的父親，

最近你問過我，我為何聲稱對你感到恐懼。我太了解你了，一如往常，我沉默以對，部分原因恰恰是出自於對你的恐懼，部分原因也正是解說這恐懼會牽涉許多細微末節，根本難以讓我在談話中概括。而當我在此嘗試以書寫回答，它也將是殘缺不齊的，因為就算在文字裡，對你的恐懼及其後果阻擾著我，何況素材之繁多遠遠超出了我的記憶力與理解力。

對你來說，事物往往極其簡單，至少相對於我，以及沒有選擇地，相對於許多其他人而言。事情看來是這樣的：你一輩子辛勤工作，犧牲一切，全都為了兒女，尤其為了我，我因而得以過得「奢...

【導論】我跟我的朋友都不是害蟲
◎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九一九年，卡夫卡想與新戀情茱莉．沃里契克（Julie Wohryzek）結婚的事，受到他父親強烈的反對，讓卡夫卡感到憤憤不平，這就是《給父親的一封信》的起因。通常我們寫信，不論寫得再長，信的結尾總是攤牌的時刻。《給父親的一封信》也是一樣，卡夫卡在前面提了許多父子關係的陳年往事，但到了最後，還是點到整件事的關鍵，卡夫卡寫道：「但像我們現在這般情形，婚姻的大門對我是已經關上了，因為那恰恰是你的個人領域……只有你沒有覆蓋到或者你無法覆蓋的領域，才可能是我的生活。而根據與你高大身軀一致的想像，這樣的領域寥寥無幾，無法給我多大慰藉，婚姻尤其不在其中。」
父親巨大的身軀壟罩了卡夫卡的生命。巨大的身軀這個意象，是源自卡夫卡童年的經驗。當然，每個父親的身影都是巨大的，只是他們的父親同時也是慈愛的，但卡夫卡覺得他的父親不是。在信的一開始，卡夫卡第一次提到巨大父親的段落，是「那個巨人，我的父親，那終極權威，會幾乎不需要理由地在三更半夜把我拖出被窩並拎到屋外過道去，對他而言我什麼都不是。」
卡夫卡並不認同這樣充滿巨大身體力量的父親，為了對比自己與父親的不同，他在信的開頭提到：「把我們倆相比較：我，簡而言之，是一個帶有些許卡夫卡脈絡的洛威。」卡夫卡在這裡展示了對母系的認同，洛威是母親（本名Julie Löwy）的姓氏。卡夫卡強調，母親這邊是「洛威式的鞭策，偷偷地、羞怯地……」，而父親這一方剛好相反，「你則是個真正的卡夫卡，強壯、健康、胃口佳、聲線宏亮、能言善道、自滿、對外界具優越感、有毅力、沉著、有識人之明、相當大方……」
除了母系這邊的洛威，我們不能不提另一個洛威，那是卡夫卡年輕時認識的猶太劇團演員洛威（Jizchak Löwy）。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參考《卡夫卡日記》（商周，2022），您將會發現，從一九一一年十月五日到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卡夫卡在這段期間的日記裡，寫下了大量他與洛威的密集互動。洛威是來自波蘭的猶太人，他所參與的猶太劇團當時於布拉格的薩伏咖啡廳（Café Savoy）巡演，卡夫卡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他的觀戲經驗。後來不少學者都認為這個猶太劇團的演出，對正往文學之路邁進的卡夫卡在創作上，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比如，卡夫卡於一九一三年發表的小說《判決》，其結構與內容上就與當時猶太劇作家戈爾丁（Yakov Gordin）的另一部作品《神，人與魔鬼》（Gott, Mensch, Teufel）類似，卡夫卡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提到他去聆聽洛威朗誦此作。
卡夫卡將洛威視為好友，他的纖細與敏感，讓卡夫卡覺得像是找到新的同盟，可以一同對抗父親。卡夫卡對父親的負面經驗，也來自父親對洛威的不友善。卡夫卡邀請洛威來家裡玩時，父親卻對客人指指點點，很不禮貌，讓卡夫卡相當生氣，他在日記提到此事時說：「……寫著寫著我簡直恨起父親來了。」卡夫卡的氣憤，不是沒有原因，因為他認同洛威，而父親對洛威的否定，讓他看清楚自己與父親的差異。卡夫卡寫這封長信的一九一九年，當時他已經三十六歲。可是八年前父親羞辱洛威一事，他依舊懷恨在心，在信中他就抱怨說：「像意第緒演員洛威如此天真無邪的人，也不得不為此受罪。在不了解他的情況下，你用我已忘記的可怕方式，把他比作害蟲。」這件事就發生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卡夫卡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因父親說洛威壞話，而跟他頂嘴的事。
「害蟲」，卡夫卡用了Ungeziefer這個字，這個字也是小說《蛻變》提到那隻蟲時，所用的德文字。父親罵我最好的朋友是害蟲，那不就等於間接說我也是一隻害蟲嗎？我想卡夫卡內心的潛台詞應該是如此。
這封信的另一個重要的隱藏訊息，是關於他最小的妹妹奧特拉（Ottla）。在卡夫卡的妹妹當中，就屬奧特拉跟他最親。但是奧特拉與天主教徒約瑟夫．大衛（Joseph David）交往一事，跟父親起了激烈衝突（兩人最後於一九二○年七月結婚）。卡夫卡在信中替奧特拉抱不平，因為奧特拉也是屬於母系這一邊，是他的盟友，卡夫卡在信中形容奧特拉：「她那方面是洛威式的反叛、敏感、正義感、不安。」
卡夫卡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或十三日間，寫下這封一百零三頁的手稿之後，他再打字成四十五頁的長信，並請他的母親轉交給父親。但是卡夫卡的母親並沒有依照兒子的想法，最後是將信退還給他。雖然卡夫卡與茱莉的婚約於一九二○年七月取消，但他隨即又談起了戀愛，這次是捷克記者米蓮娜（Milena Jesenská），卡夫卡寫了大量的情書給她。當然，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一個重視俗世金錢價值的父親，自然很難忍受自己的小孩以文學、哲學或藝術為人生志業。根據美籍猶太裔政治學者漢娜．鄂蘭的看法，班雅明與卡夫卡在面對原生家庭的糾結，有不少類似之處。她為《啟迪：本雅明文選》寫的導言提到：「這個時代的文學中充滿了這種父子衝突。如果佛洛伊德是生活在其他國家，使用其他語言，而不是在提供他病例的德國－猶太人社會環境進行研究，我們可能永遠不會聽說伊底帕斯情結。」
《給父親的一封信》不是文學作品，是學法律出身的卡夫卡對原生家庭的控訴。如同卡夫卡在兩個洛威身上尋求支撐，或許那些自覺與卡夫卡有類似經歷的讀者，能在卡夫卡的信中找到認同，因為他說過：「只是為了那些絕望者，希望才被賜予我們。」

※另有作家平路、張亦絢精采專文推薦，詳見本書。

【導論】我跟我的朋友都不是害蟲
◎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九一九年，卡夫卡想與新戀情茱莉．沃里契克（Julie Wohryzek）結婚的事，受到他父親強烈的反對，讓卡夫卡感到憤憤不平，這就是《給父親的一封信》的起因。通常我們寫信，不論寫得再長，信的結尾總是攤牌的時刻。《給父親的一封信》也是一樣，卡夫卡在前面提了許多父子關係的陳年往事，但到了最後，還是點到整件事的關鍵，卡夫卡寫道：「但像我們現在這般情形，婚姻的大門對我是已經關上了，因為那恰恰是你的個人領域……只有你沒有覆蓋到或者你無法覆蓋的...

目錄

【導論】我跟我的朋友都不是害蟲　◎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卡夫卡家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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