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
版畫,通常是指經過特定的技術,在特定質材(木版、銅版、石版、膠版、絲、布、紙等)上經過繪、刻、漏、腐蝕等手段,能移印刷出兩張以上相同的作品即為版畫。
在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以前,書的流傳都依賴手抄,書中的插圖,也都是手繪的,一本書經過傳抄,書中的圖也要輾轉臨摹。可是寫字容易,繪事難工。而書中的精神所在,主要又在文字的內容。於是許多讀書人在抄書時,往往只迻錄文字,而捨棄插圖。就這樣的書籍漸漸只保存文字部分,而將插圖散亡了。這是我們現在看到許多古書,只有文字而沒有附圖的主要原因。
中國木刻版畫的歷史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它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最早木刻版畫歷史都要久遠。也就是說,中國是發明木刻版畫的發源地。在這歷史久遠的木刻版畫史上,我們看到了輝煌的成就。那些優秀的民族藝術遺產是光芒萬丈、源遠流長的,它是歷代百姓的天才創作並為廣大百姓所喜愛。它不是一種「附庸」藝術,也不是單單作為書籍的插圖或名畫的複製品而存在,它有其獨立性,它是中國造型藝術的一個重要部門。
版畫作為獨立的文化形態,出現在人類發明了造紙術和印刷術之後,它是誕生在神州大地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它從東方傳到西方,又從西方傳到東方。
自古就有「無書不圖」、「左圖右史」的傳統,「左圖右史」之說歷來更是備受學者推崇。隋唐以後,雕版印刷術興起,許多出版家,為恢復古制,提昇書籍的價值及影響力,常常雇請繪師畫圖,然後交予匠人刊刻,因此許多書中又有了插圖。這種插圖,古人稱為繪圖、繪刻,或繡像。近來一般人通稱之為版畫。其實版畫除了書中插圖之外,還包括獨幅的刻畫。獨幅的版畫以宗教性的宣傳品(佛像為多)、張貼用的年畫或風俗畫,及作為隨身所帶的符咒性質的圖像較多。版畫集繪、刻、印三種藝術於一身,在我國有極其輝煌的成就。南宋學者鄭樵曾作《通志‧圖譜略》,強調「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史,不可偏廢。」
中國版畫,起自書籍的插圖。至今人們仍把圖、書並稱,蓋緣於此。清人徐康在其所撰《前塵夢影錄》中說:「古人以圖、書並稱,凡有書必有圖」。《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蓋孔子弟子的畫像。武梁祠石刻七十二弟子像,大抵皆其遺法。而兵書略所載各家兵法,均附有圖。《隋書‧經籍志》禮類,有《周禮圖》十四卷,是古書無不繪圖。
時至80年代,李致忠先生在《中國古代書籍史》中,也以專門一節論述〈中國古代書籍的插圖版畫〉,並明確指出:「書籍的插圖,是對文字的形象說明,它能給讀者以清晰的形象的概念,加深人們對文字的理解 」。而書籍插圖的目的或作用,除了增加讀者的閱讀興趣與幫助讀者對文義的理解,優秀的插圖也能提高書籍的視覺美感。
待雕版印書盛行以後,這種有書有圖的風氣不但被繼承了下來,而且大大地向前發展了,這就是中國古書中的插圖版面。
第一節 古籍插圖版畫起源與發展
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有其根源。我國版畫有光輝絢爛的成績,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經過長期發展的結果。
中國是印刷術的起源國。印刷術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歷史進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如英國學者李約瑟所說:「我認為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沒有比紙和印刷的發明更重要的了。」印刷術使知識訊息的傳播在質和量上產生了巨大的飛躍,它使人類從蒙昧蠻荒走向了文明,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宗教繁榮、科學進步、文化交流的強大動力。版畫是印刷術中由圖像印刷部分派生出來的一門藝術,直接與印刷術的起源和進步密切相關,因此可以說,是中國的雕版印刷術開啟了版畫的先河。
印刷術是民族長期的物質與精神力量的綜合創造,有一個不斷積累,由量變到質變,逐漸完善的漫長過程。製版技術在中國有著久遠的歷史,遠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了人類在陶土上的雕刻活動。殷商時期,鏤刻於龜甲、獸骨上的卜辭;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銘文;漢代印璽、封泥、肖形印、碑刻、瓦當、畫像石、畫像磚等。這種長期鏤刻文字的經驗,對於後來雕版印刷的發明,自有其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版畫日後之所以有如此光輝的歷史,自然也深受影響,所以版畫的輝煌成績,是長期間一點一滴從經驗中累積出來的。文化藝術的腳步本來就是緩慢艱辛而又穩重的。這類活動無論從雕刻圖形的角度,還是從拓印的效果而言,都與當今的版畫有著類似之處,這無疑是中國印刷技術發明的先導。
彩陶的圖案設計、甲骨文字的鏤刻,對版畫固然有長遠的傳承關係,後代畫像石刻、肖形印章,更給予版畫直接的啟發作用。
漢代畫像石刻,遺留至今,數量極為豐富,主要分佈地區在山東、四川、河南及山西等處。這些畫像石刻,在我國美術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它們有的質樸厚重,有的雄健生動。而且題材相當廣泛,有歷史故事,也有神話傳說,反映著當時人們豐富的想像力。而它們的鐫刻方法,更對後來的版畫創作,起了借鑑的作用,不但在畫風上有傳承的密切關係,同時從利用刀和鑿子等工具在版面上鏤刻出畫像的特點上,更是一種具有版畫的性質製作。此外,就拓印的效果來說,畫像石刻和版畫也有相同的地方。再從石刻畫像所常使用縱、橫、斜、直的短線條來組成各種形象看來,處處對版畫起了強有力的啟發作用,所以可以說,我國的版畫吸收不少漢代畫像的優點,而漢代畫像對後來的版畫,實在貢獻了不少力量。
秦漢以後,我們的祖先還有一種習慣,喜歡在石頭上刻紀念性的文字和使用印章。石刻文字,最享盛名的是石經,捶拓石經的方法和工具是促成雕版印刷術發明的主要因素之一。石刻文字最早是凹下去的陰文,到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洛陽老君洞始平公造像石刻,出現了陽文凸起的方格大楷書。而印章的摹刻,都是反文,捺印出來的文字才是正文。石刻上的陽文和印章上的反書習慣,又是促進雕版印刷術發明的另一主力因素。同時漢代以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有一種「肖形印」的流行。肖形印所刻的內容包括飛禽、走獸、魚蟲、花草等,形象精美巧麗,富有濃厚的圖案風味。雖然肖形印也屬於印章的一種,但從印章的摹刻施印方法看來,與雕版印刷的效用和性質,已甚接近。再從美術的觀點上來說,如果稱之為小品版畫,視之為版畫的前身,應該都不會太過離譜。
人類在印刷術發明以前的雕刻活動,基本上都是在骨、甲、陶、泥、石、玉、金屬等硬質材料上進行的,這種紀錄方式極大地制約了人類知識的傳播。而廉價、輕便的書寫材料的出現,改變了人類資訊傳播的歷史,這個偉大的發明就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紙。
造紙術的發明同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遠在東漢蔡倫造紙之前就已經有了紙的存在,紙的出現不僅使知識的記錄和傳播實現了重大變革,而且也促進了雕版印刷術的產生。
任何一項新技術的產生,都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是當時社會對這項技術有強烈的需求;二是產生這種技術要有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在中國隋唐時期,這幾方面條件均已具備,雕版印刷術由此應運而生。
雕版印刷技術的產生與佛教經文和佛像傳播的需求有直接關係。佛教在中國經歷了從漢魏初興到南北朝時期的發展,直至隋唐達到鼎盛。當時長安城是寺院三千,僧尼遍地,舉國上下對佛教異常狂熱,佛教徒們迫切需要將通俗易懂的經文和明白形象的畫面化一為千百,廣為傳頌。但抄經的方法耗時費力,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佛教教義傳播的需要,一種新的圖文複製方法便創造出來,這種技術就是包括版畫在內的雕版印刷。這一創造性的發明,不僅為佛教的深入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工具,也為中國版畫藝術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空間。
古代的版畫起源一直存有很大的分歧,有漢朝、東晉、六朝、隋唐朝等說。我國的西北和吳越等地都曾發現唐及五代時期的版畫,可見版畫的歷史相當悠久。而在四川成都出土的至德本版畫,推測應是至德年間所做,至德是唐肅宗的年號,即756-758年之間。但目前我國現存的版畫中,鐫刻有確切年代的,最早的應是咸通本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首畫《祇樹給孤獨園》,咸通是唐懿宗李漼的年號,即860-874年之間,根據題記,這本經書應作於868年,為目前最早有明確紀年的版畫。研究發現,盛於唐代的雕版佛畫,是僅存的古代版畫珍品,也是考察中國版畫藝術史的唯一源頭。
敦煌版畫是中國雕版印刷術現存最早的實物,填補印刷科學技術史的部分空白,對研究中國印刷科技的起源及發展具重要史料價值。據載,木捺小佛像、小菩薩像的小印版,曾啟發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畢昇最早開始是製作木活字,後來改用燒製的泥活字,小像木雕版是活字之祖。
唐及五代這一時期的版畫特點是古樸俊秀、奉刀有神,且多表現的是宗教經卷的內容。至宋元時期,佛教版畫在前朝的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山水景物等圖形也開始出現在經卷中。早期的版畫多用於對宗教的宣傳,先是佛教,然後出現在道教與儒家中,基本上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其後,在諸如科技知識、文藝門類等其他題材的書籍、圖冊裡也開始大量出現版畫。由於版畫是附著在中國傳統的印刷術之上,而我國印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出現在宋代,宋元時代的刻書業中心在福建的建安和浙江的杭州,因此兩宋時期的汴京、臨安、蘇州、福建建安、四川的眉山、成都等地,都成了各具特色的版刻中心。而在同一時期先後與宋朝對峙並存的西夏、遼、金等三國的版畫也很發達,我國和世界上目前發現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畫,就是遼代的《南無釋迦牟尼佛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極其重要。另外,由於實用的要求,在宋代也出現了用於印製紙幣和廣告的銅版印刷。元朝統一中國後,印刷業版刻業仍然保持了興旺發展。而與宋代相比,元代的插圖雕刻水準又有一定的提高。我國的連環版畫的前身,便是元代的平話刻本。由此可見,中國的版畫製作,在明朝以前便已經十分發達,插圖可見於各類書籍中,全國南北各地都遍佈雕版作坊,而雕刻技巧也相當圓熟,版畫中不僅出現了連環畫,還出現了套印版畫,這些都為明清時期我國版畫藝術的發展奠下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