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原來如此！：前美國記者的第一手社會與職場觀察

名人推薦：各界好評：

本書作者法蘭克．阿倫斯於2010年與家人一起搬到首爾工作，這本書就是用他的眼睛來看「韓國」。我自己寫過觀察韓國文化的書，覺得透過美國人的文字來看這個國家也是很有趣的事，推薦大家可以跟法蘭克一起體驗他在韓國的生活唷！

——「太咪瘋韓國」粉絲團版主 太咪

作者以細膩卻又鋒利的筆尖，劃開了我塵封已久的初來乍到時看不慣韓式作風的各種回憶，一邊拜讀、一邊不得不對他描述的各種韓國面貌連連點頭稱是。

——人氣部落客 老小姐

這不是一本只談韓國的書……韓國人的性格、行事作風、生活樣態，從職場角度...

韓式歡迎會

我進公司後的第一個星期五晚上，我的團隊為我辦了一場歡迎晚宴。正確來說，是我的上司李先生請我和我的團隊吃晚飯。我進公司前沒見過李先生，連聽都沒聽過。我必須在他的名片上註明「我的主管」，才能記住他是誰。更讓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的是，在我這雙見識尚淺的眼睛看來，李先生的長相跟總部其他所有行政主管沒有兩樣：男性、中年、中等身高、中等體格、黑髮、沒有鬍子。他連穿著打扮都跟其他主管一樣：深色西裝、白襯衫、紅色或藍色領帶。相較於很多跟他同年齡的男人，李先生的塊頭不算高大。另外，雖然他個性不算開朗外向，走起路來卻偶爾顯得神氣活現。儘管情感內斂，他對他侷促不安的美籍公關部長倒是挺友善。每次他開車載我一起出去用餐，就會主動把車上的收音機從韓國流行歌曲電台轉到首爾兩家英語電台其中之一。往後我會發現，李先生跟同事酒敘的時候，喜歡開些無傷大雅的玩笑。

李先生依照慣例舉辦下班後的餐會，算是強迫性的聯誼活動。將來我會發現，這是亞洲商業界很普遍的現象。你的上班時間從星期一早上八點開始，到星期五晚上某個你老闆喊停的時間。

此時此刻，我跟蕾貝卡就要初嘗韓國的滋味了。坦白說，感覺更像被強迫餵食。

整件事的意外插曲是，我帶了蕾貝卡一起出席。這完全出乎我團隊的意料，因為沒有人會帶另一半出席這種場合。有人告訴我，如果我和我太太舉辦宴會，比方說慶祝我們孩子出生百日的派對（韓國習俗），那麼我的室長1可以帶太太出席。可是，在其他所有公司的聯誼活動，比如這次餐會，她就不會到場。反正沒有人這麼做。而且這跟韓國很多事情一樣，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慣例。

我跟蕾貝卡不懂這個規矩，就聯袂出席這場在傳統韓國烤肉店舉辦的公司聚會。在這種烤肉店裡，未經烹煮的生肉直接端上桌，在一盆火紅的煤炭或桌子中央的烤架上燒烤。餐桌上擺滿一碟碟小菜，有青菜、麵條、醃製食品、煮熟的塊莖植物、醃製的塊莖食物，還有從不缺席的泡菜。卻沒有烤肉醬。

我們來到首爾的第一天，我們的國務院保證人就跟我們介紹過「韓國烤肉」這個特色。他們說：「歡迎來到韓國，一個『幾乎，卻不盡然』的國度。」他們的意思是，在那些習慣生活在大城市裡的西方人眼中，韓國乍看之下並不陌生。可是，等你深入了解之後，會發現事情有點……怪怪的。烤肉沒有烤肉醬；倒車入庫是規矩，而非例外；任何公共空間都沒有垃圾桶：辦公室、人行道、戲院，任何地方；完全沒有語音訊息；清潔婦突然闖進男士正在使用的廁所；每一輛車的車窗玻璃都貼了深色隔熱紙；辦公室裡的上班族一身正式套裝，雙腳卻趿著室內拖鞋或涼鞋；救護車上閃著綠燈；汽車導航播放電視節目，駕駛邊開車邊看；吃飯時沒有個人套餐，你自行從共用的盤子裡取食。國務院的朋友做了以下總結：「如果你住在國外，必須每天搭人力車去上班，你會說：『好吧，這就是我的人生，我就搭人力車去上班。』」你會入境隨俗、降低期待。可是在韓國，所有的一切看起來都有機會符合你的期待，結果卻不盡如人意，只會讓人更挫折。這種挫折感是雙向的。對韓國人來說，這些事都稀鬆平常，所以我同事很快就聽膩了我的大驚小怪，畢竟，那些在他們看來都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如同一般的商務聚會，我們圍坐在包廂裡的餐桌旁。李先生坐在長桌一側正中央的位置，那通常是在場地位最高的人的席位。我坐在他對面。

餐會一開始相當愉快，等到燒酒送上來，氣氛開始變得很韓國。燒酒是韓國的國酒，透明無色，釀酒原料通常是稻米或大麥，也可以是馬鈴薯或其他食物。酒精含量各品牌互有差異，多半維持在二十八標準酒度（或「度」，套用韓國人的說法）。燒酒裝在一種類似舊式可口可樂玻璃瓶的綠色瓶子裡。韓國政府刻意把燒酒的售價壓在每瓶一美元上下，好讓韓國人民都能負擔得起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經常性暫時逃離他們難艱的人生。他們的日子也確實相當辛苦。六十年前，韓國還跟非洲最貧窮的國家一樣窮，當時的辛苦在於日復一日的求生存。如今國家富強了，他們又活在另一種痛苦裡，那就是終其一生的高度競爭導致的身心問題。所以，他們借燒酒解愁。燒酒就像俄國的伏特加，它不單單是酒。在工作上，它是建立團隊精神的媒介，在生活上則是鞏固人際關係的利器。最理想的情況是，二者合而為一。在某一次的餐會中，有個主管起身敬酒——原則上在場所有男士都得起來敬酒，一同吶喊。那位主管舉起酒杯，以誇張的表情大聲吼道：「這是燒酒嗎？」

「不是！」全場吼回去。

「這是我們的氣魄嗎？」

「對！」大家回答。

我曾經聽人說過、也在書上讀過韓國的飲酒文化。事實上，我第一次到現代面試時，主考官問我：「你喝酒嗎？你的部屬可能會想請你喝酒表達敬意。」我告訴我的韓國籍面試官，我不排斥喝杯好啤酒。然後，我油嘴滑舌地補了一句，我相信我的部屬可以用其他方式對我表達敬意。

我錯了。

大多數研究報告顯示，韓國人每天灌下的黃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而且多很多。根據二○一四年歐洲一項調查，韓國人平均每星期喝十一杯酒。這個數字讓他們稱霸全球，遙遙領先第二名的俄國一倍多。俄國人平均每星期喝五杯。

第一個問題：我真的不是酒國中人，我太太也不是。意思是說，我們基於信仰與健康理由，不讓自己喝醉。我偶爾喜歡跟幾個哥兒們聚聚，當然，一個晚上三、 四小時的時間裡，會喝個兩杯、甚至三杯精釀啤酒，比如淡色啤酒或印度淡色啤酒或銅色啤酒。曾經有個韓國籍主管氣呼呼地問我：「難道你不喝酒？」「我喝啤酒，」我答。「呿！」他很不屑。我很快就弄懂，韓國人不認為啤酒是酒。以美國成人的標準來看，韓國的飲酒文化明顯相當扭曲。

歡迎餐會上，每個人面前都有個裝燒酒的烈酒杯，還有個大酒杯，差不多像漱口杯那麼大，裡面裝啤酒。兩只杯子都倒滿，然後喝光，再倒滿，如此這般。在韓國，你得幫同桌賓客倒酒才算合禮數。如果他們的酒杯空了，你就失禮了。倒酒的時候可以雙手握住酒瓶，也可以右手持瓶，左手恭敬地碰觸右手手肘。接受倒酒的人也恭敬地以雙手握杯，之後再幫對方倒酒。我的新同事們敬酒的時候會說「乾杯」，意思是「祝你健康」，或者說「祝你……」（自行填空：健康、生意興隆之類的）。

不久之後，所有人都開始大喊「乾一杯！」，然後把燒酒一飲而盡。隨著時間慢慢過去，大家酒酣耳熱，臉頰也更紅，喝起酒來開始花招百出：有「交杯酒」，兩個人手臂互勾，臉頰貼近，一起乾杯。喝完以後還得把酒杯倒過來高舉過頭，證明一滴不剩；還有韓版「深水炸彈」，也就是在美國名為「鍋爐廠」（boilermaker）的調酒。你把燒酒杯放在啤酒杯裡一口乾掉，接著再把杯子搖得匡噹響，證明酒喝光了。在場酒伴會高聲為你喝采。

我團隊裡的班負責炒熱氣氛。他是我底下的室長，個子挺高，自信滿滿，跟大多數同年齡的現代員工一樣，是現代的終身職員，也充滿愛國情操。「第一份職業，也是最後一份職業。」他們都會這麼說。我曾經問他為什麼喜歡在現代工作，他說：「能夠為國家富強奉獻心力，我覺得很光榮。」班是我們國際公關部的娛樂股長，在喝酒方面則是勸酒達人。班跟很多商業界的韓國人一樣，給自己取了個英文名字，以免西方人叫不出他們的韓國名字。我跟班年齡相仿，儘管成長背景南轅北轍，我們之間倒是有些共同喜好，包括八○年代的搖滾樂。他最喜歡的樂團是皇后（Queen）。

身為室長，班的職責是執行上級主管的命令，不管命令來自何處。你可以把室長想像成軍隊裡的中士，負責執行軍官的命令。如果某位主管——以這次餐會為例，就是我的上司——下令並主辦餐會，室長就得負責辦妥。不過，這只是西方的見解。後來我會發現，班在他的組員面前是以父親或兄長的角色自居。他這種心態只是儒家思想的表現。儒家可說是韓國實質上的國教，它以各種方式無孔不入地滲入韓國百姓生活的每個面向。

在另一方面，班也是典型的韓國上班族：他是個「野雁爸爸」。就像傳說中的公雁，飛到離巢很遠的地方為幼鶵覓食，很久之後才返回。韓國的野雁爸爸犧牲跟家人相聚的時間，在公司努力往上爬，只為了供家人過好的生活。有時他們會奉派到地球的另一端，往往一去數年，錯過家人的生日、各種紀念日，錯過孩子大半童年，每年只能短暫相聚兩、三次。以班為例，幾年前他被派到現代美國分公司，帶著家人一起去。後來他被調回韓國，家人繼續留在美國。他辦公室的電腦螢幕保護程式顯示家人所在的美國時區。他每年見妻子和孩子一次，也許兩次。

在今晚的餐會上，班的職責在於鼓吹大家無限暢飲，把氣氛炒到沸騰。他的表現絲毫不含糊。眾人大吼大叫，只差沒把屋頂掀了。笑聲不斷，隔空喊話，組員彼此打趣，暢快地敬酒，齊聲高喊三次「敬你！」。人們跑來跑去，幫彼此斟酒，特別是幫我的上司李先生斟酒，表達對他的敬意。李先生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相對安靜些，卻顯得十分開心，也全然投入。不知為何，我們團隊裡有個女組員會樂呵呵地用兩隻螃蟹螯似的手指掐人，以此表達親切感。

***

當我覺得我們包廂裡的混亂失序已經到達顛峰，有個人按了桌上的服務鈕召來女服務生，點了更多肉。有個拿長夾的男人吃力地提來另一桶紅通通的煤炭，放進餐桌正中央的凹陷處。那名女服務生把烤肉架放在煤炭上，在我們面前將幾塊血淋淋的沙朗牛排拋上烤肉盤，拿起剪刀剪成小塊。滋滋響的牛肉冒著煙，噴著火花的熱煤炭離裸露的皮膚近得嚇人。在這一陣騷動中，大家面不改色地笑鬧推擠。我沒注意到有個組員推著一台推車進來，推車上有兩排杯子，一排是滿溢的啤酒杯，上面立著另一排滿溢的燒酒杯，各自立在兩個啤酒杯的杯緣上。

同事告訴我，我享有以傳統韓式鐵筷輕推第一只燒酒杯的殊榮。連鎖反應會讓燒酒杯逐一掉進啤酒杯裡，之後再把啤酒杯端給在場所有人，大家一起乾掉這杯深水炸彈。他們說，這是高難度動作，只有真正的韓國人做得來。這其實是個善意謊言，因為連鎖反應幾乎不可能不發生。我完成壯舉之後，他們算是表達了對我的歡迎之意。為了確認蕾貝卡血統也夠純正，她也應邀啟動一次連鎖反應。我的團隊很快就習慣她在場，也熱情接納她。想必是體諒我不諳在地習俗。

經過兩小時的喧鬧狂歡，我跟蕾貝卡無比震撼地發現，我們這才完成第一輪聚會。第二攤是「練歌房」，也就是卡拉OK。亮晃晃的燈光，更多燒酒，還有熱力歡唱。

第二個問題：我其實不唱卡拉OK的。我對這很有意見，因為亞洲的卡拉OK不是開玩笑的。每年菲律賓、泰國、中國或日本都傳出有人因為把法蘭克．辛納屈的名曲〈我的方式〉（My Way）唱得荒腔走板、難以入耳，而慘遭砍傷，只因這首歌是亞洲上班族的聖歌。我猜可能是因為亞洲上班族沒辦法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我慢慢得知，在韓國，不管什麼年齡、性別、職業高低或社會地位，卡拉OK都是標準的夜間娛樂項目。再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打歌。

我們一大群人前呼後擁地走出餐廳，來到大街上，一路韓英夾雜地大聲說笑，去到附近的練歌房。我們走進一間沒有窗子的房間，裡面有貼牆設置的軟沙發。厚厚的塑膠封套歌本裡有韓語和英語歌曲，大家輪流翻查點歌。音樂聲響起，我的某一位部屬唱開來了，其他人都打拍子唱和。班點了燒酒，在接下來幾首歌裡，燈光閃爍，熱舞開展，大家開始手舞足蹈、熱情奔放。

自然而然地，我上司唱了〈我的方式〉。我唱了幾支英文歌。我選的是比利．喬（Billy Joel），因為歌本裡沒有衝擊合唱團（Clash）的歌。大約一小時後，我跟蕾貝卡都累垮了，肚子裡幾磅烤肉撐得難受，頭暈目眩，衣服沾滿菸味與汗臭味（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只好起身告退，哀求派車送我們回家。團隊很失望，但我們很堅持。顯然，不久後可能還有第三攤。

我們由團隊裡最年輕的員工艾德瓦多陪同走出練歌房，無比感恩地踏進沒有菸味的秋夜清新空氣裡，等候那部黑色現代房車送我們回家。艾德瓦多年紀很輕，剛進現代，成長時期曾經住在國外多年。他父親是個醫生，在海外執業，所以他曾經上過秘魯的美國學校，也在加州長住過。他說起英語像美國人，卻沒有地方腔調。基於他的英語能力，以及他在團隊裡資歷最淺，所以班指派他擔任我的「星期五」。無論我在工作上有任何需求，他都會協助我。另外，如果我的車子需要維修，他會幫我跟只會說韓語的技師預約；萬一公司信用卡無法使用，我會在加油站打緊急電話向他求救；或者，如果我在部屬面前說了自嘲的笑話，事後他會悄聲告訴我這麼做不妥當。

艾德瓦多成了我無可取代的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少了雪巴人諾蓋，艾德蒙．希拉里爵士（Sir Edmund Hillary）永遠征服不了聖母峰。少了艾德瓦多，我永遠沒辦法對這個極其複雜又古老的文化有粗淺了解，而且我很可能撐不到半年，就被現代炒魷魚了。

我們在練歌房外等司機的時候，總是一隻腳踩在韓國文化裡、另一隻腳在外面的艾德瓦多為這天晚上的一切向我們致歉。「長官，」艾德瓦多說，「我為這些韓式胡鬧向您道歉。」他向來喊我「長官」，到現在還是。

「沒事。」我有點口齒不清，太陽穴猛烈抽痛。我覺得自己彷彿被噴射機引擎吹倒，再被拿來擦抹大學兄弟會派對一夜狂歡後的地板。我和蕾貝卡擠進車子後座，手握著手癱坐在一起。我們沉默的韓國籍司機迂迴穿行在首爾車陣綿延不絕的煞車燈之間。儘管已經深夜十一點，車流量卻不亞於清晨的上班尖峰時段。我們的視線穿過車子的深色車窗，看見人行道滿是打扮光鮮的韓國人，一邊逛櫥窗、一邊自拍。促銷商品和韓國偶像劇的動態影片在大樓側面播映，延伸幾層樓高，把黑夜變成躍動的彩色白晝。我們聞到駕駛呼出的鐵屑味泡菜氣息。我會試著習慣這種味道，但我不確定自己能否辦得到。我跟蕾貝卡對望一眼，臉上寫著相同疑問。我們這是上哪去？回家嗎？

韓式歡迎會

我進公司後的第一個星期五晚上，我的團隊為我辦了一場歡迎晚宴。正確來說，是我的上司李先生請我和我的團隊吃晚飯。我進公司前沒見過李先生，連聽都沒聽過。我必須在他的名片上註明「我的主管」，才能記住他是誰。更讓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的是，在我這雙見識尚淺的眼睛看來，李先生的長相跟總部其他所有行政主管沒有兩樣：男性、中年、中等身高、中等體格、黑髮、沒有鬍子。他連穿著打扮都跟其他主管一樣：深色西裝、白襯衫、紅色或藍色領帶。相較於很多跟他同年齡的男人，李先生的塊頭不算高大。另外，雖然他個性不算開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