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久之前,某教育雜誌的記者前來採訪,請教我對於「道德教育」的看法。與其說是請教看法,不如說對方其實根本不瞭解「道德教育」是什麼意思,於是我便先這樣回答了:
「日本社會在道德上有所規範是不爭的事實吧!前首相田中角榮會辭去職務,與其說是政策上的失誤,倒不如說是道德上的問題。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因水門事件下台,也是如此吧……。道德力量如此強大,能夠迫使一國首相辭職下台,望向未來,顯然這樣的道德規範也將依舊存在,假使沒有讓孩子確實明白這是怎麼樣的規範,將來他們進入社會勢必無所適從。因此,『現實社會中有這樣的規矩喔』,將此般事實當作一種知識或常識,有系統地用以教育孩子,這個義務便落到了老師身上。要是不這麼做,孩子們就太可憐了。」
「這樣啊!所以您贊成道德教育呀!目前社會上大概也是這樣的空氣。」對方回應了奇怪而意味不明的話語,然後問道:「那麼,您認為應該從何處著手才好呢?」
我回道:「這個問題不難吧!首先,我認為可以先說明日本的道德就是差別道德,明白地點出這樣的現實狀況。」
然而,這個回答好像完全出乎對方的意料之外,對方驚訝地看著我說:「這……這這……這樣講可就麻煩大了。」
「怎麼會呢?我並非主張「應該有所差別」,我只是主張最重要的是讓孩子們理解到「差別道德」存在的事實。就算如實說出事實,也正因為是事實,所以就只是直接說出口而已。說出口本身沒什麼大不了,難的是說跟不說都很麻煩。」
「沒錯,雖然您這麼說也是有道理,不過以現場的空氣來說……,那麼您有什麼樣的事實可舉例呢?」
我舉了一個簡單的實例,那是發生三菱重工爆炸事件時,某外媒特派記者所做的報導。根據報導指出,就算三菱重工發生爆炸,有重傷者倒臥在路上,人們也只是冷漠地在一旁觀看。現場當然也有各處聚集而來投入救援的人,不過如果詳加詢問,就會知道這些都是傷者所屬公司的同事,也就是所謂的「熟人」才會採取行動。由此即可看出,人們是以熟人╱陌生人等明確的「差別道德」來對待傷者。如果以一個道德規律來說明這樣的情況,那就是「人們對於熟人、陌生人是有所分別的。當有人遭受危難,假如此人是自己認識的,人們就會用盡各種手段給予協助,否則就算發生在眼前,也會完全無視、不想有所牽連」。你也可以把熟人╱陌生人分為團體內╱團體外。事實就是大家都是依照這樣的道德規範行動。所以,批評是一回事,但是首先必須如實告知事實的真相,否則孩子們就無法克服這樣的狀況。我要講的就是這些而已。
對方說:「那樣的事絕對不能說啦。首先,差別道德這種說法……」
「那麼,例如三菱重工爆炸事件那樣的情況,你要怎麼解釋呢?」
「嗯,你這樣問,我就頭大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為什麼會頭大呢?為什麼不知道該怎麼說呢?根本沒什麼好頭大的吧!只要直接說出事實應該就可以了。因為大家都這麼做,所以覺得自己也要這麼做。只是我自己絕對不會把這樣的規則明白說出口。日本的道德禁止人們說出自己行事的規範,而且如果說出口,就算說的是事實,日本人也會『把說出口視為不道德的行為』。因此絕對不能說出自己的行事規範,這就是日本的道德,而且大人們都這麼做。所以,認為這麼做是正確的人,就請照著這樣做。你只要這麼說就好了。」
「不可能,這樣說的話就糟了。」
「不會喲。只要改變行為就好了吧。因為大家都這麼做,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你之所以會這麼做,也是因為是受到這種教育的緣故吧!以結果來說,大家對於上述的事件,做出非系統性且零碎的判斷或是評判身邊發生的個別案例時,也同時是教育了下一代。而且,這麼做一點也不『頭大』吧。」
「您這麼說也是沒錯……」
「那就照這樣寫就好了吧,因為你也同意我『說得沒錯』。」
「不行,不行。首先,編輯部就不會同意喲。」
「為什麼呢?這是言論自由的時代吧。」
「喔不,就算您這麼說,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編輯部的空氣就不可能說出那種話。」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當時那位編輯再三提到「空氣」二字,他的自由意志被某種不明的「空氣」所束縛。可以說,控制他的並非前面我們討論到最後的結果,而是某種「空氣」,就如同人類不能沒有空氣一樣,他也擺脫不了「空氣」而使行為受到限制。因此,對方採用結論的情況也是一樣,他並沒有採用我們以邏輯討論的結果,而是採用是否迎合社會「空氣」的結果。該結論採用與否由「空氣」決定。因此,假如因「社會空氣就是這樣」的理由而遭拒,被拒絕者也無法反駁,因為人無法把「空氣」當成對象與之爭辯。「空氣」確實是呈現某種狀態的精準表達,人們也確實被無色透明而難以在意識上確認其存在的「空氣」所控制,因此,某種莫名其妙的絕對控制就成為「精神上的空氣」吧。
我一直以來就有點在意「空氣」這個詞。還有,當我開始有所擔心,便發現這個詞彙早已無所不在了,如同一個「絕對的權威」發揮著驚人的影響力。「那樣的決定雖然值得商榷,不過當時的會議空氣……」、「從會議當時的空氣來說……」、「不瞭解當時社會整體的空氣就這樣批判……」、「不要沒考慮當時的空氣就說大話」、「當時的空氣跟我預想的完全背道而馳」等等,各處的人們都表現出為最終決定拍板的「是現場空氣,而不是人」。
令人驚訝的是連《文藝春秋》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年)八月號的〈戰艦大和〉(吉田滿主編)一文中,也看到了這樣的內容:「以當時決策團隊的整體空氣來看,無論是當時或今日,(大和艦)特攻出擊都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決定。」(軍令部次長.小澤治三郎中將)。如果閱讀該文就知道,所有阻止大和艦出擊的人手上都擁有足以阻擋該決定的詳細數據資料,也就是擁有明確的根據。然而,主張大和艦應該出擊的人手上完全沒有資料或立論根據,其合理性的依據就只有「空氣」二字。也因如此,我與前述採訪者經過各種討論之後,最後才會由「空氣」來決定我們的討論結果。做出最終決定,擁有「只能這麼做」的影響力的,就只有「空氣」這一個因素而已。這是非常有趣的事實,因為這或許證明了「某種事物」凌駕於各種辯論與主張,並且控制了我們所有的言行舉止,從大問題到日常小事或是意料之外的突發事件等,「某種事物」都成為控制我們言行舉止的某種標準。讓我們再回到本單元最前面提到的三菱重工爆炸事件。當時約束爆炸現場人們的行為,並讓他們採取特定模式行動的,恐怕就是所謂的「空氣」,而且對於這種作為三緘其口的,也是「空氣」。
那麼,「空氣」到底是什麼呢?我想這恐怕是教育、討論、資料,甚至科學等,都極難說明的「現象」吧!就用我前面提到的「差別道德」為例,假設有老師聽了我的話,詳細說明實際案例並教導學生「絕對不能做這樣的事喔」,但是我相信不僅是學生們,即使是老師真正遇上突發事件,還是會受到「現場空氣」約束,並且做出自己曾經否定過的行動吧!這樣的例子一點也不稀奇。直到現在,千叮嚀萬囑咐「這絕對不能做」的人,一旦面臨緊要關頭,曾經說過「不能做」的事,竟就變成了「可以做」,甚至命令「去做!」。在戰場上,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這類情況,我自己也經歷過了好幾次。戰後,我問對方這麼做的理由,對方的回答一定都是「那時候的空氣使得我不得不這麼做呀」。
所謂「不得不」就是「被迫」,而非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且假如強迫他的真的是「空氣」,因為既沒有人能夠追究「空氣」的責任,也沒有方法能夠探究得知「空氣」是透過何種論證過程而達到那樣的結論,所以最終就只能說出「空氣」二字。前述〈戰艦大和〉就是非常有趣的案例,此例呈現出「空氣」與「邏輯、數據」的對決,最後「空氣獲勝」的過程。以下我再引用其中部分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那時在會議現場的都是海軍、船艦與空軍等專家,沒有外行人的干預。還有,日本自從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起,持續與美軍那樣的對手交手,也完全瞭解對方的實力。當時大和艦的出擊可說是由一群經驗豐富的菁英做出的判斷,無法說是無知、沒見識、資訊不足所造成的錯誤。首先,塞班島被攻占時,這個方案就已經被提出,不過「軍令部以軍艦難以抵達戰場,以及就算軍艦能夠順利抵達,主砲也必須在發電機、水壓、電力等都完好的情況下才能射擊等理由駁回」。因此,從理論上來說,除非有資料證明沖繩島戰役與塞班島戰役不同,客觀情勢產生了變化,判斷大和艦「能夠毫髮無傷抵達戰場」,否則大和艦出擊這個方案在邏輯上根本就是行不通的。然而,我想不出當時的客觀情勢有任何改變。假如把塞班島、沖繩等兩組資料交由電腦處理,讓電腦來判斷的話,既然塞班島的結果是No,當然沖繩的結果也會是No吧!因此,如前面引用的「以當時決策團隊的整體空氣來看……」,塞班島戰役時不曾存在的「空氣」卻在沖繩島戰役時產生,我只能認為是那樣的「空氣」做出了決定性的判斷。
明確突出此點的,就是三上作夫參謀長與伊藤整一司令長官之間的對話吧。由於伊藤長官並不清楚當時的「空氣」,當然無法贊成大和艦出擊的作戰策略。然而,當他聽到「為了配合陸軍的總反擊,切斷敵軍的登陸點,希望你能拉高層級,多考量陸軍的狀況」,正因為身為菁英,他更深刻瞭解了那句話的意思,也明白這已經是無法與之討論的對象──「空氣」的決定。因此,他放棄反駁,也不深究懷疑的部分,回答:「若是如此,那就什麼都不用說。我完全理解」。這個「理解」的意涵,當然不是邏輯上明白了對方說明的內容。戰略方案的不可行,從塞班島戰役應該早就獲得證明,因此他「理解了這是空氣的決定」,既然如此,多說無益,所以他也只能說「什麼都不用說」。
那麼,針對這個情況,最高責任者,也就是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戰後又是如何回應的呢?「戰後,世人或史學家譴責當時的戰略太過於輕率,對於這樣的評論,我除了回應當時只能這麼做,其餘的我不想多加辯解。」顯然當時他們並不是基於任何的資料數據而做出這個決定。那也是可想而知的,因為當時讓他們「只能做麼做」的是「空氣」。這麼一來,「因為軍中有抗命罪,無法違抗命令」的爭論也就變得有點站不住腳。或者倒不如說是因為日本社會有「抗空氣罪」,一旦觸犯此法令,最輕就是遭受「村八分」的處罰,與你是軍人╱非軍人,戰前╱戰後等似乎無關。
所謂的「空氣」是擁有真正絕對威權的妖怪,也或許是某種「超能力」。畢竟,專家聚集的海軍領導群強行通過「非正確作戰形式」的「明顯事實」,在那之後,最高負責人將會陷入完全無法說明「當時為何會那麼做」的狀態,極難想像當初會做出那樣的決定。這麼一來,無論是統計、資料或是分析,以及相關的科學方法、邏輯論證等,一切都將白費,再怎麼精密組合這些科學方法,一旦遇到突發狀況,這些方法可能都會被忽略,所有的一切都將由「空氣」決定。若是如此,如果不先搞清楚「空氣」的真面目,我們將完全無法想像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那麼二次大戰之後,這個「空氣」的威力到底是衰弱了呢?還是更強大呢?我當然無法做「戰前╱戰後之空氣比較」等研究,所以無法對此做出任何評論。然而,我認為所謂的「空氣」跟以前一樣,依舊發揮強大的影響力。不過,戰後我們改用「氣氛」(mood)這個詞彙,例如用「從當時會場的整體氣氛來說……」來取代以前「會場的空氣」的用法,或者,有時這個「空氣」會形成一股旋風式的氣氛等等。無論是哪種用法,都是戰前╱戰後使用的與「空氣」屬同系列的用語表現。還有,這樣的「空氣」控制著一切,統領著一切,成為強而有力的規範,封住每個人的嘴。這樣的現象從古至今都不曾改變。
最近我看到一本小冊子,是專家在談論汙染的議題;其間屢次讀到「在目前的空氣之下,再怎麼樣也不能在媒體上談論」這類的內容。特別是關於複合性汙染的問題,如果是金屬,把金屬合成,毒性就會變少等資訊。雖然我不是專家,但也對:這是「以毒攻毒」嗎?這是不是所謂的「自然回復力」?等各方面的知識,非常感興趣,而不只是關心解決汙染的問題。然而,就算這類的資訊清楚地公開,彷彿也飄散著「無法說出口的空氣」。這樣的現象表現在各方面,不僅限於汙染的問題。因此,假如日本再度面臨滅亡,使日本陷入滅亡的是與大和艦類似的「空氣」,滅亡後,最高負責人被追究當時判斷的理由,我想其回答應該也是一樣:「當時我不得不做出那樣的決定」。
若是如此,就更應該找出「空氣」這東西的真面目。既然稱之為「空氣」,是因為有某
種如氣壓般的壓力所帶來的力量。一定是人們感受到那股壓力,所以用看不見的「空氣」來形容。因此,如果在那樣的「空氣」消逝之後,再來閱讀對抗、爭辯該「空氣」的論述,反而無法明白為什麼那些人會如此專心一意地反駁當時的空氣。舉個最近的例子來說,《文藝春秋》(昭和四十九年六月號)裡有篇文章是「Group 一九八四年」寫的〈民主聯合政府綱領批判〉。這篇批判寫於所謂「逆轉保守與改革」的空氣下,當那樣的空氣煙消雲散之後,從批判中反而奇妙地看到堅定的反駁論調。可以說大和艦的情況也是一樣。假如大和艦因「有勇無謀、無謂犧牲生命」的反對而停止出擊,那麼後世的人們大概就會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身為專業的海軍軍人會堅持對海軍軍人做出這種連一般人也懂的主張呢?」
前面談論的「空氣」究竟是什麼呢?顯然所謂的「空氣」就是擁有極強大且幾乎是絕對控制力的「判斷標準」,也是擁有以「抗空氣罪」的名義,將人隔離於社會之外的超能力。以上的例子都呈現了我們服從「空氣」而做出判斷、決策,而非基於綜合的客觀情勢之邏輯討論下所做的判斷與決策。然而,通常這樣的標準是不容置喙的。
這也難怪,因為無法透過種種的邏輯說明,所以才會以「空氣」來稱呼。因此,我們經常是根據「邏輯判斷的標準」以及「空氣判斷的標準」等兩種標準過日子。不過,雖然我們嘴上說邏輯判斷標準,其實真正的判斷標準卻是「空氣不允許」的空氣判斷標準。如果說大和艦出擊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小小案例,那還算單純。但是,現實中這兩種標準其實難以清楚辨別,因為某種邏輯判斷的累積形成空氣判斷的標準,兩者透過這樣的形式合而為一。因為可以說,比起討論中討論者的邏輯內容,很多情況是討論中語言交換的本身醞釀出某種「空氣」,最後那樣的「空氣」就成為決斷的標準。
那麼,這樣的「空氣」究竟是如何醞釀而成?如何作用?當此作用結束,又是如何銷聲匿跡的呢?解答這些疑問的一個線索,就是有人基於某種意圖,有意識地創造出某種「空氣」。換言之,比起討論本身,很顯然是有人企圖透過討論醞釀出某種「空氣」。通常「空氣」並不是透過這樣的人為操作而形成的,而是透過語言的交流,在無意識且不作為當中形成,也就是自然形成的。然而,隱藏某種意圖的作為,也就是醞釀「人為空氣」也不是不可能。因此,如果調查「人為空氣醞釀法」,似乎就會對「自然發生的空氣」之形成過程稍微有些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