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治療的起源 單元1
我們是藉由人際關係來定義自己、維持個人的生存,單是從個別治療裡,無從了解人在人際網絡中的運作與受到影響的情況,而家庭治療是從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去了解人類行為,因此受到矚目。
家族治療可以追溯到佛洛依德(S. Freud),只是他所注重的是「記憶中的家庭」(family-as-remembered)(Nichols, 2010, p.5),而非實際運作與進行的家庭。家族治療最先是受到團體動力的影響,然而家庭成員的關係與複雜度較之團體更深,而且有共同的歷史與未來,因此其持續性(continuity)、承諾度(commitment)、以及彼此分享或共有的扭曲思考(shared distortions),也都有別於一般的團體(Nichols, 2010, pp.13-14)。
家庭成員不像團體成員那樣享有平等的權利,況且光是對話仍不足以造成改變,而治療師也不能仰賴家庭成員挑戰家庭規則(Nichols, 2010, p.52),畢竟每個家庭都處理過類似的議題(也就是需要做改變或維持原狀),然而決定進入治療的家庭,可能發生處理上的問題、或是處理不當反而讓問題更嚴重,因此治療師的介入是必要的。阿德勒(Alfred Adler)是最早將現象學觀點介紹進來(家庭星座的觀點),讓我們了解家庭系統(Corey, 2017, p.406),也就是需要從個體主觀對於家庭環境與氛圍、以及彼此對待的脈絡中來看。
精神分析治療師將團體視為「家庭」之「再造」(re-creation)(Nichols, 2010, pp.13-14),可以提供矯正原生家庭經驗的機會(Yalom, 1995),而團體的過程、內容以及使用的技術,的確影響了後來的家族治療。此外,「角色理論」也提供了一些想法,包括家庭成員的角色基本上是互惠、互補的,家庭之所以很難改變,主要就是彼此角色的互相「增強」使然—彼此都在等待對方的改變(Nichols, 2010, pp.12-13)。家族治療也受到社會工作的影響,因為社會工作就是將人視為在環境中的個體(person-in-the-environment),較之系統觀更早將「生態」的觀念帶進來(Nichols, 2010)。
家庭治療理論是從1940 到1960年代開始,而真正的成長、成為正式的治療是在1970至90年代。Becvar與Becvar(2009, pp. 16-52)則將家庭治療歷史分為:種子期(1940年代—控制理論、跨領域取向的發展)、植根期(1950年代,特別著重Bateson等人的貢獻)、萌芽期(1960年代,家庭治療漸漸受到重視、研究持續,新的研究與出版)、開花期(1970年代,不同取向及理論的加入)、連結與統整期(1980年代,將舊有理論如Freud、Adler的觀點融入現有的理論中)、矛盾衝突期(1990年代,女性主義的批判、家庭醫學的分支、管理照護的改變)及持續關注與浮現的趨勢(21世紀,911恐攻及全球事件、校園槍擊等,持續需要關注與有效處理)。家庭治療聚焦在整個生活系統的改變,家人是彼此有聯繫的系統,因為這層關係所以「牽一髮而動全身」。
影響家族治療起源的重要人物:Gregory Bateson的貢獻(一) 單元2
家族治療起源於1940到1950年代臨床治療師對於精神分裂症者(思覺失調)的治療。Gregory Bateson從「神經機械/控制學」(cybernetics)(研究系統內回饋控制的方法,以維持與調節系統內平衡的機制)那裡借用了「回饋」(feedback)觀念,來說明家庭用來規範或調節家庭成員的行為、以維持其平衡(Nichols, 2010, p.88)。「回饋圈」(feedback loops)是一種循環的機制,其主要目的是將系統輸出的資訊重新輸入,以改變、修正或是管理系統的功能,維持家庭之「平衡」/「恆定」(homeostasis)(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8, p.23; Nichols, 2010, p.88 )。若將這些觀念運用在家族治療上,「回饋」是指家庭成員與外界接觸所帶回到家庭裡的、或是成員本身的成長或變遷(如青春期、上學、離家或離婚等)新訊息。「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是新訊息對家庭目前發展方向的確認與增強,而家庭對於新訊息的接收與重新調適,是主要的改變動力(並不一定是不好的);「負向回饋(negative feedback)則是發現訊息讓家庭系統走偏了、需要做適當修正,家庭系統會拒絕或是壓抑新訊息、不讓它影響家庭原本的平衡。
每個家庭對於回饋的反應與處理(決定哪些訊息可以納入調適或拒絕受到影響),也顯現出此家庭的開放程度如何?開放系統(open system)是持續與外在環境互動的,會因刺激而反應、也會主動創造改變,說明家庭系統是持續不斷變化與調整的;健康的家庭系統不僅維持平衡、也尋求改變的必要性(Nichols, 2010, p.93)。倘若家庭是一個閉鎖系統(closed system),拒絕任何新資訊的流入或做適當改變,最後淪為滅絕(entropy)的命運,但若全然開放也會陷入一團混亂,然而基本上家庭系統不會走到這兩個極端;適度開放的家庭同時利用「負向回饋」(稀釋或減少)與「正向回饋」(增強或加大)來調整其功能與運作(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8, pp.25-33; Nichols, 2010, p.93)。
一個健康的家庭必須對改變的可能性(家庭外環境的壓力、或是家庭成員成長發展的自然過程)做適度的開放,才可以維持其長期的穩定性,拒絕改變則會造成停滯與衰退(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8, pp.25-33; Nichols, 2010, p.93),因為一般活的生物有機體是需要依賴兩個重要過程,其一是在面對外來環境的騷擾時,可以維持完整性(需要經由「負向回饋」的作用,藉以減少改變),其二是要改變系統本身去遷就新的資訊(這就是「正向回饋」的功能)。有彈性、功能良好的家庭會適度調整、是否將新資訊納入系統內,並做適當的改變,像是當孩子進入不同發展階段,家庭系統也會適時做調適或改弦更張(Nichols, 2010, p.46)。
影響家族治療起源的重要人物:Gregory Bateson的貢獻(二) 單元2
家庭若無適當的正向回饋機制(或是溝通模式),就不能去做調適、改變,而家庭要維持其平衡也需要負向回饋的機制,缺一不可。後來的學者注意到「正向回饋」未必是不好的,可惜早期的家庭治療師常常過分強調家庭「負向回饋」與拒絕改變的部分(Nichols, 2010, p.90),沒有更仔細去探討家庭正向回饋與改變的可能性,這也容易將家庭預設在某些偏頗立場、少了激勵與發展正向動力的機會;但過度重視「平衡」的功能,也誇大了家庭的傳統特質、而忽略其可能有的資源。此外,將家庭視為一系統,卻可能忽略家庭外更大的系統(如社區、文化與政治)網絡之影響力(Nichols, 2010, p.92 )。
Bateson發現系統理論最適合用來描述家庭為一個「單元」(unit)的功能(Nichols, 2010, p.91),他注意到家庭角色間的功能可以是互補(comple-mentray)或對等的(symmetrical),也就是彼此的關係是互動,而非固定的;他也將一般人把問題歸因於過去事件的線性思考,轉變為目前仍在持續進行「某件事」之「循環回饋圈」(cicular feedback loops)的觀念(也就是問題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目前仍在進行的一連串行動與反應所造成)(Nichols, 2010, p.100)。
另外,Bateson也發現所有的溝通都有兩種功能或層次,其一是「報告」(report,是指訊息所傳達的「內容」),另一種是「命令」(demand,指報告是如何被接收解讀的、對話者的彼此關係是如何),第二種訊息也可以稱之為「後設溝通」(metacommunication),是隱而不顯、常被忽略的(Nichols, 1992, p.39; Nichols, 2010, p.18),像是妻子抱怨丈夫:「你都不幫忙做家事。」字面上意義似乎是抱怨,但是隱藏的意義可能是一個「委屈」、想要丈夫疼惜的女人。Bateson的「雙綁理論」(double-bind theory)在IP(Identified Patient,「被認定病人」)的家庭溝通中是有其意義的,家長將心理疾病的孩子「神祕化」,同時傳遞兩種互相衝突的訊息(例如母親對兒子說:「你都沒有自己的主見,如果要像個男人,就趕快去找工作!」如果兒子按照母親的訊息出去找工作了,是不是「證明」了他沒有自己的「主見」?如果不去找,是不是就「不像」個男人?)讓病人更困惑,也以為每個陳述背後都隱藏著特殊意義。Bateson與其團隊相信:溝通有多層次,不良關係模式是由家庭自我調節的互動所維持的(Minuchin & Nichols, 1993; Nichols, 2010, pp.19-20)!
若從我國的傳統倫理與文化觀點來看,也因為要維持表面上的關係(虛性)和諧,隱藏了真實的感受或表達的完整性,溝通需要顧及社會(和諧)層面、卻犧牲了心理(真實感受與想法)的需求,導致愈在乎的關係、愈無法真實表達自我,不良溝通造成的關係緊張與問題,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