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鑄陳回憶錄-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865540821

圖書名稱：謝鑄陳回憶錄

謝鑄陳（1883－1960），原名謝健，晚年又字竹岑。青年時抱持著救國的信念，以法律為劍，掃除世間不平事，歷任司法官、律師、檢察官等職，見證了清末民初以來司法機構的沿革。然而時局的動盪，社會的失序，深刻影響了他的法律職業。晚年追隨太虛大師皈依佛門，回憶錄中除了寫親友交往、親歷的案件之外，也不乏他參與中國佛學會相關會務的記載。

文史專家蔡登山認為：「它是極少見的法律人本身的回憶錄。書中敘述了一位法律人的生命史和心路歷程，為中國建構法治社會何以如此步履維艱，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

例如，謝鑄陳回憶早年在漢口武昌地檢廳任檢察官的判案經過：在李艾弟輪姦案中，因原告口徑前後矛盾，多次訊問後終於承認是受家族威逼誣供；嘉魚縣古廟案查驗兇手血衣尺寸與嫌犯身量不合，於是判決無罪，原審官吏照例懲處等。

轟動一時的宋教仁案，則發生在謝鑄陳於上海任律師期間，謝鑄陳不僅拒絕為被告武士英辯護，也根據法理向承辦此案的司法人員剖析對嫌犯的處置，法界三君子陳英、黃鎮磐、金泯瀾遠寄傳票傳訊趙秉鈞之舉，遂成一時美談。

儘管長年受咯血痼疾纏身，謝鑄陳面對公理正義卻從不遲疑──「我一面吐血，一面吃藥，一面仍繼續進行辯論。這樣律師，松江人認為從沒見過。我的聲名，因此在當地大振。」

作者簡介：

原著／謝鑄陳（1883-1960）
清末民初法律人，宣統元年留學歸國，先後任法政教員、司法官、律師、縣知事等職。民國後歷任推事、檢察官、庭長、縣長等職，南京民國政府成立後在文官處、司法行政部和考試院等處任職。後以律師為業，1960年病逝於台南。

主編／蔡登山
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楊翠喜‧聲色晚清》、《多少樓臺煙雨中：近代史料拾遺》、《多少往事堪重數：百年歷史餘溫（1890－1990）》等十數本著作。

章節試閱

〈赴滬進愛國學社〉
我交卸襄河水師時，並售出襄河住宅，餘下數百金，決心繼續讀書。上海風氣開通，人文薈萃，為青年醉心讀書之所。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春，我亦聞風而往。到滬後，適逢虹父夫子落拓春申，我日至旅社相與傾談，不久我獲一機緣，進愛國學社。

愛國學社，成立於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十月，解散於翌年癸卯閏五月，僅止七個月壽命。如是一普通學按，朝生暮死，人間久己忘其名字，豈有記載價值。因此學校，是清末學界風潮的導線，革命份子的俱樂部，當時政府的眼中釘。在國史、黨史上，都有提到的必要。他的前因後果，自有史家詳記，我只就個人入學後所見所聞的，略加紀載而己。在未有此校以前，先有上海中國教育會，蔡元培（孑民）、章炳麟（太炎）、吳敬恆（稚暉）諸先生及宗仰和尚（即烏目山僧俗名黃宗仰），都是中堅分子，平常計劃革命，提倡學生以罷課爭自由。適值南洋公學某教室中，因失一墨水壺，當局牌示開除一學生，該班學生請求收回成命，竟被開除全班。於是全校大譁，蔡先生是總教習，聯合各班教授，力爭不得，遂由中國教育會決議援助，該校學生二百餘人，全體退學，在英租界租屋創辦愛國學社，蔡、章、吳三先生任主教，同學的特班學生分任助教，參加者尚有龍澤厚（積之）、徐敬吾（綽號野雞大王），葉浩吾、戢元丞等。教職員均不支薪，全盡義務。經費除學費外，由中國教育會墊支，另募捐款。我到上海適值上海國民公會成立（是時值各處發生或醞釀革命風潮甚烈，桂撫王之春有借法兵平亂之議，群情憤慨，上海民眾開會於張園，通電反對，即成立國民公會，又名「國民議政會」，號稱將以此為中國國會基礎），桂林龍積之先生主持其事，任我為駐會幹事。學社成立後，龍先生勸我入社求學。我聽說有吳稚暉諸先生任教，欣然願往，因看《新民叢報》（梁任公在日本橫濱辦的）知吳先生在東京與清使館爭保送陸軍學生憤而投海獲救事，非常欽佩其人，願意從學。到社時，先由教務處問我國文程度，我說粗通而己，就被編入丙班，恰是吳先生主教，課本是嚴譯《天演論》。每日聽先生講學，風趣環生，雖然一口無錫官話，不能完全了解，但學生還是喜歡傾聽。彼時蔡先生教乙班，章先生教甲班，到了學期考試，每人寫〈我的歷史〉一篇，我名列全校第一，章先生就升我到甲班聽講，記得課本是德人那特硜博士的《政治學》。

學社中革命空氣，異常濃厚，中國教育會諸先生，常常來社演講，社員總是罵政府，講革命，掀動學潮。鄒容（蔚丹）也從日本回國，即住社中，與我們天天談革命，非常激烈。他起草《革命軍》一書，太炎、稚暉諸先生，時參意見，我們是同鄉同庚（十九歲）也很談得來。學社民主得很徹底，沒有什麼師生的禮節，誰也不要管誰。名義上是有自治會，也公推有組長，事實上滿不是那一回事，誰要涉及秩序的話，就被人罵為封建思想，誰要主張冷靜研究，叫囂無益，必被罵為滿奴。

陳夢坡先生主辦《蘇報》，受當時潮流影響，日日登載爆炸性言論，鄒君的《革命軍》脫稿後，先在此報發表。章先生的〈駁康書〉、〈客帝論〉，也陸續登載。張繼（溥泉）先生也以「自然生」筆名，撰論罵清廷。內地各省，因上海的影響，學潮紛起（我也是此時與張先生相識，後來在武昌開震亞書店，張先生為《民報》主筆，就托我為《民報》分銷，因此被封），罷課退學的事，天天見報。江南陸師學堂，是軍事教育，管理向來嚴格，也鬧起學潮，大部份退學，以章士釗（行嚴）為首，亦來加入愛國學社，聲勢越發浩大。

拒法兵之後，又有俄國要求清廷訂立東三省不得讓與他人的協約，人心憤慨異常。日本東京中國留學生，發起組織學生軍，推鈕永建（惕生）及湯爾和兩位先生為代表，向政府請願對俄宣戰。愛國學社，已先有義勇隊的提議，隨即開大會於張園，歡迎東京回國學生軍兩代表，群情激烈，通電清廷拒絕俄約，並應反向俄人要求訂立聖彼得堡不得讓與他人的條約，立刻全國總動員，俄人若再強橫，即對俄宣戰。又有人提議，應該先成立民眾義勇隊，鄒蔚丹大呼，「贊成的出場，在草地上列隊，不去的就是漢奸，我們先打死他」。於是數千群眾一鬨走出會場，到草地還不知如何排隊。我看亂得厲害，才拉出章行嚴來，我說，他是陸軍學生，快出來領隊。章毅然自任，出來喚口號，才把隊排好，再請兩位代表演說。誰知因為代表說要到北洋與直隸總督（袁世凱）商量，惹動鄒蔚丹反對說，「還要去向滿奴請願，這是亡國奴的作風」，後由章、吳諸先生出來說話，然後才平靜的散會。

那時大家革命知識不免幼稚。學社同仁，個性均強，既無嚴格紀律，又無共同領袖，人人均必須貫徹主張，自為事實所不許，加以中國教育會與學社間又生意見，以致吳先生對學社及教育會雙方請辭，擬另組軍國民教育會。蔡先生也因準備赴德留學，退出學社。正在這個時候，《蘇報》案突發，所謂雪上加霜，學社遂難存在。

《蘇報》天天登載革命言論，對清室破口大罵，有「載湉小子不辨菽麥，殺之不足蔽其辜」之語。至「西后淫婦」之名詞，更屬常見。清廷當然不能容忍。老實說，那時大家只是口誅筆伐而已，並無如何實在進行的計劃動作。但是已經全國震動，清廷更以為起事就在目前。於是想種種方法，誘使這一般人走出租界區域，以便捕殺。吳先生就受過幾次被人計誘，都被識破，未遭毒手。又向英租界當局交涉引渡，亦遭拒絕。吳、章、蔡三先生，宗仰和尚、徐敬吾都受過捕房傳訊幾次，問有無軍火，答以無有，遂無事而回。到了閏月中旬，捕房受會審公堂拘票，封閉《蘇報》館，拘陳夢坡、陳範（即夢坡之名誤作二人）、程吉甫（《蘇報》館帳房）、章炳麟、鄒容、龍積之、錢寶仁，共七名而實六人，僅章先生被捕去，其餘均自行投首。吳先生為友人勸告赴香港轉英國，為此事章、吳兩先生還起了很大的誤會，章先生作《鄒容傳》，對吳先生醜詆，以後章在日本、吳在巴黎，還隔海筆戰，直到民國迄未冰釋。兩公都是我的老師，不敢贊一詞。

《蘇報》案是清政府請西籍律師，代表政府，向英按察署控告，形成中國國民與清政府代表對簿公堂。許多新聞（國外）都大書特書中國國民與皇帝成原被兩造，是國民的勝利。

愛國學社受此內憂外患，自然瓦解。清廷又降諭，大意說，「《蘇報》受愛國學社等亂黨，提倡革命，所有該社諸人，著沿江沿海各省督撫，一體嚴拿務獲，訊明就地正法」云云。師生各自避難，我又接到家電催歸。從章、龍諸先生被拘後，我常到捕房探望章、龍兩先生及鄒蔚丹好幾次，至是也只得揮淚而別。與吳先生也就一別多年。後來在南京才再見面，承賜篆字一聯，可惜未及攜帶來台。

愛國學社同學，除章行嚴，徐敬吾外，還記得有曾劍夫（溫州人）、敖夢姜、沈步洲、穆湘瑤（杼齋，民國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其弟湘玥（藕初，曾任農商次長），此外都忘記名字了。
陳夢坡先生幸未被捕，當時年事已高，甲辰年（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三年）我亡命東渡，與陳先生的女公子擷芬在留學生會館同學日語，常提及老人健在，逝世似在民初。
我經過愛國學社這一段生活，回到武漢，喪服已滿，家中僅我母一人，需人照料，遂與未婚妻鄧鍾女士完婚。成家之後，責任自感加重，於是在武昌橫街頭開設震亞書店，夥計中有陸費伯鴻（後來中華書局的負責人）加入。開書店的最初打算，說來可笑，一方既想做生意賺錢，一方又想準備趕考。在那動亂不定之秋，可見青年人的心情，是如何徬徨與矛盾。

書店開張僅只數月，因出售革命書籍，終被查封。在不幸中，卻意想不到，結識了楊子鴻（後亦名子虹）這位好友。子鴻名禧，湖南長沙人，畢業於南京日本人所辦之東文學堂，患深度近視，口吃（登台講學或演說，卻極流暢）。當我開書店時，經常來看書，次數既多，覺其為斯文道上人，頗饒風趣，彼此開始認識，其初交情尚淺，但憑此一點緣法，日後終成為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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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導讀：謝鑄陳和他的回憶錄〉蔡登山

謝鑄陳（一八八三—一九六○），即謝健，字鑄陳，晚年又字竹岑。祖籍四川榮昌，卻生於貴州貴陽。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出生於一個家道殷實的中產之家。他幼讀私塾，攻八股文。光緒末年，廢除科舉，興辦學堂，他曾負笈成都讀書。光緒三十年（一九○四）負笈日本，主攻法政，凡六年。當時戴季陶亦在東京留學，二人以同鄉關係，友誼頗篤，戴季陶小謝鑄陳七歲，對謝鑄陳以兄長事之。

謝鑄陳於宣統元年（一九○九）留學歸國，任法政教員、司法官等職。北洋政府時期，謝鑄陳先後任司法官、律師、縣知事等職。入民國後，歷任推事、檢察官、庭長、縣長等職。後來又在國民政府文官處、司法行政部和考試院任職。一九三八年被選為參政員，但不久即重操律師業務，一九四九年隨政府播遷來台，時已自公職退休，以夫人在台南法院服務，故寓居台南。一九六○年二月九日，他在台南寓所病逝，享年七十八歲。謝夫人任台南法院推事，由司法界同仁組織治喪會，在湛然精舍開弔。

《謝鑄陳回憶錄》是他晚年最後時光（一九五九年三月）才開始寫作，費時半年，「其間因病發不能握管，口授吾鄉封思毅君筆述者，時亦有之。最後則煩我老友陳天錫（伯稼）兄以整理校訂之事。」全文字數約九萬字。該回憶錄的重大意義，是它是極少見的法律人本身的回憶錄。書中不僅敘述了一位法律人的生命史和心路歷程，而且為在中國建構法治社會為何如此步履維艱，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雖然作者自己說寫回憶錄的目的是為後人留下史料，「籍以充稗官野史之資料，供世人茶餘酒後之談助」。但年輕時期的謝鑄陳，身處清末民初大變革的歷史時代，和同時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他認為可以通過學習西方（包括日本）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而法律知識無疑是達此目的之重要工具。他還深信，研習法律，可以維護社會秩序和伸張正義，他曾說：「我旦夕所磨礪以須者，亦有『正義之劍』，問誰有不平之事，此劍非他，法律是也」。可以說，此時的謝鑄陳認為法律知識不僅可以提供他一生的謀生職業，而且是值得信仰的「正義之劍」。

然而，時局的動盪，社會的失序，深刻影響了他的法律職業。綜觀他的一生，職業角色何其之多，或為法政教員，或為司法官（推事、檢察官），或為律師，或為行政官（縣知事、國府秘書、考試院官員、司法行政部次長），或為參政員，等等。職業轉換也甚為頻繁，有的一種職業角色還有數度進出，如為司法官，就有三度出入（一九一○—一九一一年在武漢、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在上海、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在湖北襄陽）。法律人職業的多變與反復，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動亂，未能為法律人提供較為穩定的從業環境，同時也反映了許多司法職業，如司法官職業，對法律人群體來說，沒有多大的吸引力，反而是律師職業成為很多法律人的歸宿。但最後律師職業也僅是一種謀生手段—謀「一口飯」而已，他說：「歷年我為律務出庭，常僕僕於台北、台南、新竹、台中、嘉義、高雄、屏東道途，晝夜不分，風雨無阻，意義何在，一言以蔽，雞鶩爭食而已。」不能不說對他的理想有些幻滅和幾許的落寞！

當年宋教仁被暗殺案發生後，謝鑄陳根據法理，詳加剖析，最後使承辦此案的司法人員，益堅其信念，依其主張，而有遠寄傳票傳訊趙秉鈞之舉。謝鑄陳說：「這在古代同外國，並不算一回事，但在那個時候，不能說不是大膽的作法，各方面的威嚇恫喝，可想而知。且其時，袁世凱聲勢煊赫，爪牙密佈，黃金於前，白刃於後，手段毒辣，人所共知。可是黃廳長從中主持，陳、黃兩人一切不顧，以後究竟一干被告如武士英、應桂馨、洪述祖都明正典刑，趙秉鈞、袁世凱身被天誅，總算無漏網，想來宋先生也可以瞑目了。」這充分表達他以法律為其「正義之劍」，而無所畏懼的理念。

除此而外，回憶錄的內容相當豐富，可視為一部值得細讀的史乘掌故。例如「愛國學社」的成立，《蘇報》案的發生，皆為作者親歷、親見之事，許多細節為史書所無的。又因作者早年涉足法界，從清末民初以來許多律師、法官軼聞，及相關法制組織演進，在書中均有提到。例如清末湖北開辦法院和設立法官養成所、民初上海律師人際交往情形等等，讀來讓人津津有味。像是昔日上海律師，幾乎無不自稱為「大律師」（英文Barrister），但不知何故？根據作者的說明：乃援引英國律師制度分有大、小之別，非經過一定的階段是不能稱「大律師」的，但對中國律師而言，沒有人願意以「小」自居，於是滿街的招牌懸掛的都是「某某大律師」。因此後來上海律師公會，不准於律師上，加任何標榜文字，甚麼博士，甚麼前任某某官職，某某教授等等，都在禁用之列。

另外作者花費許多篇幅來描述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關於公、私生活的一面。謝鑄陳提起同在日本留學的戴季陶說：「他那時大名用戴良弼，號就是季陶（傳賢是他的派名，回國後才改用的。天仇是他在《天鐸報》的筆名，在日本寫文的筆名叫散紅生），他比其他同學都年輕，我們都叫他小戴。」換言之，要瞭解戴季陶個人生平事蹟，本回憶錄也不能忽略。例如，戴氏在清季旅日期間，曾經與朝鮮李姓公主訂婚，謝鑄陳說：「訂婚之日，我當然參加歡宴。席間。季公唱日本歌，我唱川劇（生平得意戲為《叫花子排朝》）李皇叔朗誦《論語》一段助興，其餘猜拳行令，眾皆大醉。」然因事涉政治敏感，而不到三日，交往遂絕，外間鮮知。此可說是戴季陶早年的一段秘辛，從未有人提及過。

《謝鑄陳回憶錄》一九六一年由其夫人楊樹梅法官以個人名義出版，可算是自印本。直到一九七三年沈雲龍才將其收入所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大套叢書中（台北文海出版社），但仍依原來之自印本影印，並沒有重新整理過。而由於當時是自印本，並沒有版型編排之設計，甚至章節、小標題之訂定，也有些不符體例。類似業務報告式的標題，現今看來有所格格不入，加之某些小標題太過於瑣碎，影響到讀者對於正文的閱讀。因此我們此次重新打字、校對編排，尤其是篇中有數段以日記體記之者，我們改用日記的排法，免得如自印本全部排成一大段，難以卒讀。至於小標題也重新擬過，精練扼要，不同於原先之冗長而瑣碎。正文中之引文，另以不同字體排出。太長的段落，再分成數段。原先過於簡陋的標點，現今視之，已不能達意，因此重新點校。其所以如此，在於筆者認為此書有其史料價值，唯有重新編排才能吸引更多讀者去閱讀，若如自印本之編排法，會令讀者望而索然，雖其中有多大價值，亦無法得以彰顯。這也是此次「重編本」出版之用意也。至於自印本原有附錄〈竹岑隨記〉、〈大哀詩殘稿〉、〈世界書局印行「足本花月痕」校補〉，另有〈朱虹父先生及其遺作〉、〈香溪詩〉、〈楊子鴻遺詩三種〉。除〈竹岑隨記〉是謝鑄陳晚年札記，擇其重要者予以收錄外，其餘幾種附錄與本回憶錄並無關係，避免冗雜，遂予割捨，以省篇幅。

〈自序〉
我生平喜讀小說，古來有名說部，大都讀遍。他如名人筆記、遊記、傳記、回憶錄等類之饒有小說興味者，亦每好涉獵，兼及於外國此類作品之佳譯，知之則不厭搜求，得之復每忘寢饋。夫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之生，求無涯之知，我則豈敢，姑從其所好，自適其適而已。民國三十八年，避地台南，假閱《佛蘭克林自傳》，不無感觸，頗擬於是年賤辰，開始仿寫。顧計雖如此，荏苒十年，空拋歲月。念及老病侵尋，歲不我與，加以兒輩迭請命筆，其意更含有不忍言之隱。因思著書立說，我無此學識，仿寫自傳，亦須有相當修養及一定規範，我亦有所不能。況過去既已蹉跎，此時更無此勇氣。無已，若只是將我遊戲人間，所經歷、所聞見者，想到寫到，隨意所之，無任何拘束，藉以充稗官野史之資料，供世人茶餘酒後之談助，自覺為力稍省，其事較易。

且我既以小說為嗜好，今亦以此貢獻於同嗜好者，雖能獲讀者滿足與否，不可知，要之在我，亦庶幾有合於我佛報恩之旨乎。是用不揣固陋，勉強鼓起興致，自四十八年三月始，費半年時日，寫成此作，定名為《謝鑄陳回憶錄》。其間因病發不能握管，口授吾鄉封思毅君筆述者，時亦有之。最後則煩我老友陳天錫（伯稼）兄以整理校訂之事，然後問世。讀者諸君，祈不吝教，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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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謝鑄陳和他的回憶錄／蔡登山
原書序／黃季陸
自序
編輯體例

第一章家世背景
第二章我生之初至十五歲（光緒九年至二十三年）
　　　家庭景況
　　　父親赴粵任職
　　　父親受知張之洞
　　　全眷由筑遷鄂
　　　九歲開筆作詩
　　　進博文福音學院
第三章十六歲至二十九歲（光緒二十四年至宣統三年）
　　　與鄧至游女士訂婚
　　　捐納知縣職銜
　　　父親統辦沿江緝匪事宜
　　　赴滬進愛國學社
　　　赴日留學
　　　回鄂任教
　　　創辦湖北私立法政學堂
　　　任職漢口武昌地檢廳
　　　湖北法官養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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