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爲百世師。
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硏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梁啟超
「梁啟超」這個名字對眾人而言並不陌生,舉凡課本、名人傳內皆有梁任公的身影。梁啟超既是吳其昌的尊師,也是毛以亨的益友,本書即為吳、毛二人分別以弟子及好友角度書寫之《梁啟超傳》合集。
吳其昌所撰寫的《梁啟超傳》內容還原歷史細節,加上親身經歷的情境,筆下文字忠實呈現梁啟超面對變法革新失敗困境與責難的處境。吳其昌是唯一替恩師立傳的弟子,他嘔心瀝血完成此作便溘然辭世,此部恩師傳記成為他的遺作。
毛以亨與梁啟超在一九一八年赴歐途中一見如故,他感佩於其志向胸懷,動筆撰寫《梁啟超傳》,以革命家、政治家的角度描寫梁任公。
透過兩人不同的觀點敘述,讀者能夠更加認識梁啟超,任公其人也因弟子、至交的文字更為清晰立體。
作者簡介:
原著/吳其昌(1904-1944)
為著名歷史學家,師從梁啟超研究文化學術史及宋史,後任南開大學講師、清華大學講師、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逝世前擔任歷史系主任。
原著/毛以亨(1894—1970)
辛亥革命前參加光復會。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系,後獲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里昂大學文學博士。1923年回國。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後歷任多所大學教授。1954年,發表長篇著作《俄蒙回憶錄》。
主編/蔡登山
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楊翠喜‧聲色晚清》、《多少樓臺煙雨中:近代史料拾遺》、《多少往事堪重數:百年歷史餘溫(1890-1990)》等十數本著作。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一世紀來中國之命運——從鴉片戰爭至梁氏誕生的前夕
第一節 緒說
孟子說:「知人論世。」我們要知道一個人全部的事業,瞭解他全部的心境,欣賞他全部的風度,認識他全部的學問,然後才能公正地評判他生平的價值。所以我們要做這個人的傳記,必須暫時把我的神魂,鑽入這個人的時代,並立於這個人的環境,透視了這個人的情緒、性格,然後能做親切有味的描寫、客觀無私的綜述,並且才可成功書寫一部鮮活的信史。
中國這一百年來(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三)的命運,真正是從樂土跌入了地獄,又從地獄爬回到樂土,一個四千年歷史上從未有的大轉捩期,在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雖然內部已經空虛,但外表承乾嘉餘蔭,還是金光燦燁!南京條約以後,綁上第一條枷鎖!割了第一塊骨肉!以後一條一條地綁上無量數的枷鎖:一塊一塊地割了無量數的骨肉!受著這樣「凌遲」的慘刑,簡直墮入地獄的底層,最慘痛苦楚的時期,正在這一百年的中間。自甲午(一八九四)中日之戰,至庚子(一九○○)聯軍之役,那時瓜分的酷刑,已為全世界所宣判定了。稍有血性的國民,都想蹈東海而自殺:陳天華就是著名的代表之一。梁啟超,正是生長在這個最黑暗地獄底層的有血有淚有志氣的一位滿身創傷的青年。他也屢次想跳海而死,但他堅決地相信中國必然不亡,並且斷然復興,所以他在全然無望之中,掙扎奮鬥。但是,可憐,他到死始終不見義師的統一中華。他是在黑暗地獄中過了一生的「盲魚」!雖然他的心是不盲的。別人我不知道,使我而處在梁氏的時代,我恐怕要終日慟哭嘔血而死了。
第二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慘況
一、陷落於絕望的深淵
我們現在來回頭看看梁氏的時代與環境:
……我國民全陷落於失望時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更失望!希望政黨,政黨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憂國之士,溢其熱血,絞其腦漿,於彼乎?於此乎?惶惶求索者有年,而無一路之可通;而心血為之倒行,腦漿為之瞀亂!……(〈飲冰室自由書〉)
所以康有為吟著「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的詩,後來梁啟超還是告其友明
水:「使中國而誠無可為,我惟有蹈東海以死耳!」到底那時環境的現狀是怎麼樣的呢?西洋浪人所常常舉例宣傳,乃至照片繪畫中的鴉片、八股、小腳、長辮、笞臀、殺頭、花酒、磕頭等怪狀,這是最粗淺的有形的外症,人人所知道的。如果稍微放眼深刻地一看,那就更可悲了。
二、天災‧人禍
放眼先展望那時代整個的國家,則是:
……地利不闢,人滿為患。河北諸省,歲雖中收,猶道殣相望。京師一冬,死者千計。一有水旱,道路不通,運賑無術: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濱海小民、無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諸地,鬻身為奴,猶被驅迫……馴者轉於溝壑,黠者流為盜賊。教匪會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動。工藝不興,商務不講,土貨日見減色,而他人投我所好,製造百物,暢銷內地。漏卮日甚,脂膏將枯。(〈論不變法之害〉)
三、道德的墮落
以上還可以委之於自然及外來之災禍!然而亡清末年的「漢族奴才」,經過三百年恐怖的大淫威的壓迫,其製造奴根性的政策,居然成功,漢人那時不免大部分呈現著可悲痛的症象。《因明集》有一首古樂府名〈奴才好〉,刻畫得透徹淋漓: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裡且睡覺。
古人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切勿胡鬧。
滿清入關三百年,我的奴才做慣了。
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分人聽他好。
轉瞬洋人來,依舊要奴才。
他開礦產我做工,他開洋行我細崽,他要招兵我去當,他要通事我也會。
內地還有「甲必丹」,收賦治獄榮巍巍。
……什麼流血與革命,什麼自由與均財……
我輩奴僕當戒之,福澤所關慎所歸。
「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國號已屢改;
「大德」「大法」「大日本」,換個國號任便戴!
奴才好,奴才樂,世有強者我便服!
三分刁黠七分媚,世事何者為齷齪……
滅種覆族事遙遙,此事解人幾難索?
……奴才好,奴才好,奴才到處皆為家,何必保種與保國!
這是蔣智由先生沉痛的血淚,今日吾輩青年讀之,真欲怒髮衝冠,而在當時可並不認為是嚴重的怪像。這種「嚴重的怪像」,真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絕不是含血噴人的污蔑、危詞聳聽的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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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毛以亨
老實說,我是不足以知任公的,若謂詳其生平,傳其遺聞軼事,以供士林之佳話,則我不如其家屬與故舊。至述其歷次政治運動之經過,以為後來修史者之採擇,則以參預其事者,所言較為親切,而我則沒有預聞過一次。又如論其思想之變遷,學術之成就,則清華研究院諸人,皆親炙於任公甚久,傳經之任,似屬於他們。無論從那一方面講,我是不適宜於傳任公的。
我與任公,在民國七年(一九一八)赴歐船上認識,朝夕相處,不過同船之五十日。一九一九年在巴黎,雖時有過從,但交換意見之機會不多。他是已經成名的人,我則方開始讀書,彼此之地位不同。我方銳意於進取,他則正欲退而著書,彼此之心情互異。他始終是漸進的改良主義者,顧慮極多;我那時方浸淫於社會革命之說,嫌國民黨之主張,還太溫和,彼此之主張又相反。此等柄鑿之情,不特不能對任公增加瞭解,反而以增加不瞭解之成份為多了。
回國以後,擔任各大學「中外關係史」講席,幾二十年,始認任公為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之人。乃取歷史背景,任公主張,及當年回憶相結合,而開始瞭解任公。覺得其人為書生本色,而大智若愚,能以天下為己任,誠不愧為大政治家。說他是書癡、是學者、是政客、是政論家,都是袁世凱嘍囉們曲學阿世之一脈相承的糟塌他的話。他的做學問、寫政論,都是做政治家的預備工夫。
民國初年他曾做過擁有三百國會議席之進步黨黨魁。我想如以兩黨政治為民主原則,必不吝予任公以政治家之地位的。
更奇怪的,任公雖昌言反對革命,而實為革命家。我的解釋,改良派倘以請願協商為最後手段,一定沒有力量,而當局必然不會答應。故請願不成的出路,必為革命。可以說請願為合法行動,而革命為直接行動,兩者須交相為用,始配稱政治運動;否則上呈文而已,何需於群眾,更何有於示威?故改良派倘沒有革命手段,而只是改良,則最後亦必連改良之主張而拋棄之,不至變為磕頭蟲的官僚政客不止。試就中國近百年史觀察之,當年叱咤風雲之士,其終於墮落者,滔滔皆是。戊戌之變,庚子之自立軍起義,豈非掛著保皇招牌,而骨子裏頭幹著革命運動嗎?護國討袁之役,豈不是表裏如一的革命運動嗎?如說任公此舉,尚不配稱為革命,則我們真要自承,不懂什麼才可稱為革命了。
任公不僅實行革命而已,且亦曾在文學上,鼓吹革命排滿。此種文字,除見於《新民叢報》、新小說外,尚有一種雜誌,名《中國秘史》,與孫中山先生合辦,一共出了兩期,專言宋明亡國與洪楊遺事。其在《清議報》所載,最富革命性的文章,莫如〈少年中國說〉。殆欲否定既往,抹殺老年人的一切,非革命之情緒而何?其言略曰:「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所未經者,故常常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多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無不可為者。」
這篇文章,五十年來各種版本的小學國文教科書都選入的,所以沒有人不讀過。這是十足表現任公之衝決羅網的少年精神,直至晚年,此等豪邁之氣,迄不稍衰。任公又稱有百歲之童,有三歲之翁。故其本意不在恭維少年人;而在鼓勵少年氣概,以期造成少年中國。
故結論曰:「梁啟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帝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寃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有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谷,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地無疆!」
這是一首歌詩,可作少年之勵志詩讀,可作少年中國之頌讚讀,並且亦可作為任公之自箴讀。今引於任公傳序中,殆欲以之作為少年叢書之總序讀,蓋鼓勵少年,任公此文實最酣暢。此文撰於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庚子,任公方三十歲,適在唐才常起事以前。故其革命性之重,與爆炸性之烈,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任公自稱其勉為壯語,故其他諸文皆一樣的豪壯。至其行事的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尤為人所稱道。
任公的言行,皆足以鼓勵青年,可惜我這枝禿筆,未能狀其豪情於萬一。不特有負任公之友誼,抑亦重違青年之期望。但如青年們的觀點和我一致,同視任公為政治家與革命家,則已得其所以自勵之道了。我以闡明事實為限,無取乎文字渲染之末,以有玷任公。本傳的材料,於已發表者則應有盡有,而於未發表者,為前輩之口說,亦相當的多。鑑定而排比之,經六閱月,尚未能成一字。蓋撰此傳,全以敬恭寅畏之情出之,較王湘綺齋戒沐浴作《湘軍志》以述曾國藩之心情,實無二致。但學殖久荒,其不足副大家期望之殷,則殊有自知之明,尚幸大雅君子,不吝正之而已。是為序。
第一章 一世紀來中國之命運——從鴉片戰爭至梁氏誕生的前夕
第一節 緒說
孟子說:「知人論世。」我們要知道一個人全部的事業,瞭解他全部的心境,欣賞他全部的風度,認識他全部的學問,然後才能公正地評判他生平的價值。所以我們要做這個人的傳記,必須暫時把我的神魂,鑽入這個人的時代,並立於這個人的環境,透視了這個人的情緒、性格,然後能做親切有味的描寫、客觀無私的綜述,並且才可成功書寫一部鮮活的信史。
中國這一百年來(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三)的命運,真正是從樂土跌入了地獄,又從地獄爬回到樂土,一個四千年...
作者序
獨特視角看梁啟超/蔡登山
梁啟超的名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說是如雷貫耳,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有關他的傳記,截至目前為止,已超過八十餘種。但筆者所選的這兩種,有個特色,是作者本身和傳主梁啟超都有過密切的接觸,其中之一的吳其昌是梁啟超的學生,而另外一位作者毛以亨可算得是梁啟超的知己和朋友,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同船赴歐,在船上朝夕相處五十天。這兩位作者在為梁啟超作傳有別人沒有的獨特視角,就是他們都有過近身的觀察,對於梁啟超的言行笑貌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此他們不同於其他傳記作家或學者寫的傳記,我將這兩本書合在一起,稱為《我的師友梁啟超》。吳其昌的《梁啟超》於一九四四年出版(重慶勝利出版社)被認為是第一本寫梁啟超的傳記,(雖然一九三四年王森然寫過〈梁啟超評傳〉,但那畢竟只是單篇論文),具有其開創的貢獻。而在吳其昌之後,就是毛以亨所寫的《梁啟超》,它是一九五七年在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的。這兩本書可說是在梁啟超的傳記史上,有其開創之功,也因此筆者將其合在一起重新出版,有其特殊的意義。
吳其昌(一九○四-一九四四)是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是徐志摩的表弟,早年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館。一九二五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啓超和王國維,從梁啓超治文化學術史和宋史,從王國維治甲骨文金文和古史,深受兩位導師賞識。時人以為:「吳其昌研究學術,繼承了王國維的衣缽;發為文章,則一秉梁啓超的文心。」洵為知言。而自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開始,吳其昌記錄和整理梁啓超的清華講稿,此後梁氏多篇演講稿均經其手而成文。一九二七下半年始,吳其昌甚至住居於天津梁家,協助其處理文案。次年,得梁啓超舉薦,吳其昌受聘南開大學,開始走上高等學府的講壇。一九二九年一月,梁啓超病逝。九月靈柩安葬時,吳其昌代表清華大學研究院全體同學在墓前致辭,充滿深情的〈祭梁任公先生文〉亦出自其手。他滿含對導師遽爾去世的悲痛,深情憶述了往日師弟間其樂融融的問學情景:
憶我初來,稚態未薙。如拾土芥,視天下事。潑瀋疾書,一文萬字。古傑自儕,時賢如沬。讀未盈卷,丟卷思嬉。清華芳樹,故解人媚。況有晚風,往往動袂。華燈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讎,三四為隊。師家北苑,門植繁李。率爾叩門,必蒙召趨。垂誨殷拳,近何所為?有何心得,復有何疑?斆治考證,得證凡幾?群囂雜對,如儈呼市。畫地指天,語無倫次。師未嘗慍,一一溫慰。亦頗有時,伸手拈髭。師居慈母,親我驕兒。雖未成材,顧而樂之。此一時也,而如隔世。
此外,吳其昌還撰寫〈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等文章,留下了相當珍貴的史料。
一九四三年,重慶勝利出版社為發揚文化傳統、凝聚民族精神,組織編纂「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時,特邀吳其昌承擔《梁啓超》一書的撰著。因為吳其昌是梁啓超的高足,再加上他治學嚴謹,可說是不二的人選;而吳其昌既感師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設為己任,慨然應允。他不顧自身病勢沉重,他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給主編者潘公展、印維廉的信中寫道:「……其昌受命奮興,時病正烈,學校正課,至請長假,而猶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規畫結構,創造體例,起打草稿,雖在發燒、吐血之日,亦幾未間斷,其事至苦,因之效能遲緩,屢誤交稿之期,甚用愧對諸公耳。近兩月來,幾於日夜趕撰此稿,朋友勸阻而不果。今幸不辱尊命,已將上冊三章五萬字完成,奉呈教正。其昌正因負責、確實、認真三義堅守不逾之故,乃至誤期;更因疾病纏綿,時撰時輟,甚望二公深切體諒。本書為其昌嘔血鏤心之著述。雖片言隻字,未敢稍苟,亦以聊報二公辱命之雅,並翼少酬先師任公知遇之厚也。」而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吳其昌在給侯堮的信中又說:「潘公展、印維廉二先生囑撰《梁啓超傳》,十二月中旬開始動筆,一口氣寫五萬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體太弱,寫四五天必須睡息一天,辛苦!辛苦!」而這書稿完成之後的一個月,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吳其昌因因肺癆咯血病逝,《梁啓超》是他的絕筆之作。該書雖只五萬多字,卻飽含深情地記述了梁啓超的一生及其政治、學術思想,書的風格、體例和梁啓超的《李鴻章傳》類似,吳其昌也成為唯一一位為梁啓超立傳的弟子。北大教授夏曉虹說:「(吳其昌)將生命的最後時日奉獻給自己的導師,得學生如此,梁啓超應該很滿足了。」而吳其昌實踐了梁任公「國難當頭,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之誓言。他的《梁啓超》亦因之以「半部梁傳」之名,譽滿天下。
吳其昌的《梁啓超》還有一特色,是很多歷史細節,他還可聽到傳主的親自講述,例如戊戌死難中的譚嗣同他精忠壯烈的行為,尤為可泣鬼神,可風百世。吳其昌除了在傳中引述梁啟超所寫的〈譚嗣同傳〉之外,他還記述:「這壯烈史跡,民國十六年夏,梁先生親和其昌再講一遍,從黃昏直講到天亮。已經隔著三十五年了,梁先生還是老淚縱橫,其昌也不覺熱淚奪眶。」而同樣梁啟超的〈劉光第傳〉記劉光第父子殉國說:「君(劉)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吳其昌說:「三十五年後梁先生親為其昌追述當時的情形說:『裴村(案:劉光第)臨刑,其嗣子不過十四歲或十六歲,倉促確知,別無法救;趕赴刑場向監斬官剛毅叩頭流血,請代父死,不允。既斬,抱其父頭而哭,立時嘔血,半夜而死。……』聞之酸鼻。」這些細節場景的描述,非得之當時親歷親聞者的口中,是無法詳述的,所以該書某些部分還可稱為口述歷史,較之後來的人所寫的傳記更為珍貴。
毛以亨的《梁啟超》寫作緣起,也是由於他有機緣得見梁啟超之故。他是在北京大學畢業後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由上海乘日輪「丸善丸」赴法國留學。其時梁啟超偕蔣方震(百里)、張君勱、丁文江、徐新六、劉崇傑等人赴歐考察,適與毛以亨同船。同船之五十日,朝夕相處。毛以亨說:「一九一九年在巴黎,雖時有過從,但交換意見之機會不多。他是已經成名的人,我則方開始讀書,彼此之地位不同。我方銳意於進取,他則正欲退而著書,彼此之心情互異。」他接著說:「回國以後,我擔任各大學『中外關係史』講席,幾二十年,始認任公爲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之人。乃取歷史背景,任公主張,及當年回憶相結合,而開始瞭解任公。覺得其人爲書生本色,而大智若愚,能以天下爲己任,誠不愧爲大政治家。說他是書癡、是學者、是政客、是政論家,都是袁世凱嘍囉們曲學阿世之一脈相承的糟塌他的話。他的做學問、寫政論,都是做政治家的預備工夫。」也因此他非常用心地去寫這本《梁啟超》,他在該書自序最後說道:「任公的言行,皆足以鼓勵青年,可惜我這枝禿筆,未能狀其豪情於萬一。不特有負任公之友誼,抑亦重違青年之期望。但如青年們的觀點和我一致,同視任公爲政治家與革命家,則已得其所以自勵之道了。我以闡明事實為限,無取乎文字渲染之末,以有玷任公。本傳的材料,於已發表者則應有盡有,而於未發表者,爲前輩之口說,亦相當的多。鑑定而排比之,經六閱月,尙未能成一字。蓋撰此傳,全以敬恭寅畏之情出之,較王湘綺齋戒沐浴作《湘軍志》以述曾國藩之心情,實無二致。」
以研究梁啟超著名的北京大學教授夏曉虹說:「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只有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指導的學生吳其昌寫過半部《梁啟超》,一九四四年出版。因吳同年病逝,此書並未完成,梁的生平也只寫到戊戌變法失敗,出亡日本,梁之事業其實剛剛開始。所以,從完整性的角度看,毛以亨的《梁啟超》應該算是最早的一部梁啟超傳記。此書出版後,伍憲子(名莊,梁之萬木草堂同學,後任中國民主憲政黨主席)曾發表書評,認為『其持論很公平』,『能將梁啟超真相畫出,是一部有價值之書』,甚至稱讚毛氏的評論『說得極有分寸,亦極中肯』,因謂『毛氏可算任公知己』。不過,此書的價值長久不為人知,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又在臺灣出了一版。」然而由於毛以亨長年在香港教書,書又是在香港出版,當時香港出版品不能進到臺灣,因此閱讀到此書的人甚少。雖然一九七五年臺灣曾有翻印過,但當時毛以亨已經過世了,該書也無法好好宣傳,所以流傳亦不廣。
毛以亨曾歷任北大、平大、暨南等校教授,精研史學,卓然有所見。他的《梁啟超》,原本是當作青年讀物的,因此不容有專論學術的篇幅,也不能寫得太繁瑣而枯燥乏味,而梁啟超又是「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的人,因此作者以少年讀書時期(一八七三-一八九四)、維新運動時期(一八九四-一八九八)、流亡辦報時期(一八九八-一九一二)、民初從政時期(一九一二-一九一九)和文化運動的晚年,來分別論列不同時期的梁任公,可說相當允當。而作者文筆生動,引用資料極為翔實,在評論上更有其見地。例如他談到:「康梁之不同,有出於先天者,有源於性格者,有基於學術之立場者,有因於做事之手法者。如認識南海與任公者,則知其不特外表上相反,即其內心上亦極為差異。以外表言,南海和易易與,而任公則壁立千仞。南海如瀟灑出塵的神仙,任公若龍蛇飛舞的壯士。以內心言,南海爲仁者,故常優柔;任公爲智士,故多果斷。南海爲敎育家,故精華外露;任公則爲實行家,故勁氣內斂。只以救國維新主張相同,而其時彼此不盡相知,故戊戌時代曾合作過一次。然以精神上之根本差異,故無法再度爲眞誠之合作。至師生之名分,所用以維繫其關係者,抑亦末矣!」這是作者獨到的見解,對此他更進一步地說明:「我們分析康梁之異同,並無抑南海而揚任公之意。無論在政治上與學術上,皆各有短長,而並無軒輊。特以改良主義,南海實其創造的開山老祖,而任公則爲廣大山門之人。觀於任公之愛護南海,唯力是視,不以其主張之不同,與政治無成就,抹殺南海。則我們之不應抹殺康梁,以自鳴高,爲顯然了。」可說是極為中肯客觀之論斷。
獨特視角看梁啟超/蔡登山
梁啟超的名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說是如雷貫耳,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有關他的傳記,截至目前為止,已超過八十餘種。但筆者所選的這兩種,有個特色,是作者本身和傳主梁啟超都有過密切的接觸,其中之一的吳其昌是梁啟超的學生,而另外一位作者毛以亨可算得是梁啟超的知己和朋友,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同船赴歐,在船上朝夕相處五十天。這兩位作者在為梁啟超作傳有別人沒有的獨特視角,就是他們都有過近身的觀察,對於梁啟超的言行笑貌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此他們不同於其他傳記作家或學者寫的傳記,我將這...
目錄
獨特視角看梁啟超/蔡登山
兩位作者吳其昌和毛以亨的簡介/蔡登山
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張蔭麟
跋《梁任公別錄》/張蔭麟
梁啟超傳/吳其昌 著
第一章 一世紀來中國之命運——從鴉片戰爭至梁氏誕生的前夕
第一節 緒說
第二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慘況
第三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教育狀況
第四節 梁氏後來對於祖國命運的影響
第二章 亡國景象與維新初潮——從梁氏誕生至戊戌變法
第五節 綜敘
第六節 亡國現象的種種
第七節 梁氏幼年的家庭生活及家鄉環境
第八節 康梁會接
第九節 梁氏獨立事業的開始
第三章 維新的失敗與革命的成功——自戊戌變法至梁氏亡命
第十節 促成戊戌變法的原因
第十一節 戊戌變法史劇的繪影
第十二節 變法失敗原因的解析
附錄 〈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
附錄 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
附錄 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陳寅恪
梁啟超傳/毛以亨 著
張序/張君勱
自序
一、緒論
改革者的方法論
成績的總估計
梁傳的作法
二、少年讀書時期
梁啟超的故鄉
他的家庭
十五歲前之任公
十八歲以前之任公
受業於南海
康梁之異同
三、維新運動時期
公車上書
開強學會
上海《時務報》
時務學堂與湖南新政
戊戌變法
康梁流亡日本
四、流亡辦報時期
悲憤的出走
《清議報》
保皇黨
上海國會與勤王
自立軍之失敗
康梁的衝突
《新民叢報》與遊美時代
請願立憲
五、民初從政時期
武昌首義
回國從政
由閣員退至言論界
護國討袁
復辟與參戰
六、文化運動的晚年
赴歐特使任內
在法研究
國民運動
遺教
獨特視角看梁啟超/蔡登山
兩位作者吳其昌和毛以亨的簡介/蔡登山
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張蔭麟
跋《梁任公別錄》/張蔭麟
梁啟超傳/吳其昌 著
第一章 一世紀來中國之命運——從鴉片戰爭至梁氏誕生的前夕
第一節 緒說
第二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慘況
第三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教育狀況
第四節 梁氏後來對於祖國命運的影響
第二章 亡國景象與維新初潮——從梁氏誕生至戊戌變法
第五節 綜敘
第六節 亡國現象的種種
第七節 梁氏幼年的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