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自述文稿和照片,記錄了一個在那個思想封建保守的時代,一位民間女子的奮鬥和人生經歷。文字裡有逾半世紀的戰火和動盪,有許多當年大江南北真實的生活民情,有血有淚、有情有愛,雖是筆墨輕談,敘述樸實,那份情真,卻很感人。
情至不嬌,雨潤無聲。最樸實的感情,猶如無聲的雨,悄然染溼天地,淡然如是,真實如是,深刻如是。——杜南發
「多年來,我所看到的、聽到的、親身經歷的都是妻離子散或生離死別的人間大悲劇,而這些都是日本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所造成!這血海深仇永烙我心,中華兒女又豈敢稍忘?!」
書中簡單幾句話,凝聚著無數血淚的烙印!
淡然筆墨,血淚心情。文稿寫來,沒有浮爛的悲情,字裡行間,卻都是刻苦銘心的記憶,
永難忘懷的傷痛和義憤。
江山萬里,一片白雲,悠然飛渡;家國在心,天地浩氣,凜然長存。
她是在滿目瘡痍國土上、出生於松花江畔哈爾濱的小女孩;
她是在顛沛流離中讀完燕京大學,懷抱愛國憂民之心的女青年;
她以客觀的筆調,記錄了日寇鐵蹄下的民族之難與家園之苦;
她就是來自白山黑水、原籍山東萊州的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起親歷採訪
—徐州會戰、台兒莊大捷、徐州大突圍、魯南及湘鄂戰地
—武漢會戰、武漢大撤退、長沙大火、重慶大轟炸
—陝北延安、陝甘寧邊區、山西中條山游擊區
作者簡介:
張郁廉(1914-2010),偉大時代的一位傑出女性,其身影已淡出於世,然做為中華兒女在國家有難之際,其不顧自身安危,挺身而出抵禦外侮之事蹟,實為炎黃子孫永世傳承的典範。
章節試閱
第二篇 張郁廉自傳
「聚聚」是父母為我取的小名。後來父親告訴我這個名字的寓意:他厭倦了離亂的生活,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但是,事與願違,我們的家不但沒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麼徹底,那麼悲慘!
一、取名聚聚,然我兩歲半就失去親生母親
我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夏天在哈爾濱霽虹橋(南崗通往道裡的要道)旁的中東鐵路局附屬醫院出生。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松花江畔的哈爾濱,是我國東北三大名城之一(另兩個是瀋陽和大連),「哈爾濱」三字是滿族語,意思是「曬漁網的地方」。當時的人口二百五十萬。此地從前是荒涼的漁村,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清政府和帝俄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密約》,俄取得特權,在東北修築由滿洲里經哈爾濱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東清鐵路」(後改稱「中東鐵路」),哈爾濱遂成為鐵路的重要交匯點和歐亞交通中心,正式成為商埠。
哈爾濱大體上分為三大部分:道裡、道外、南崗。郊區有上號、顧鄉屯、偏臉子、馬家溝、懶漢屯等。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沙皇被推翻。大批俄國人逃亡到歐洲或我國東北,尤以哈爾濱為多,幾乎占哈爾濱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些「白俄」(「白俄」一詞,來源可能是:蘇共自稱「紅黨」「紅軍」,把帝俄時代的官員、地主、富商以及自由知識份子視為「白」)多屬於上流社會,文化程度高,經濟富足,生活優裕,在哈爾濱從事文化藝術傳播工作,組織音樂、文學社團,成立繪畫、戲劇機構,舉辦演奏、出版、展覽。城裡的學校、書局、畫廊、博物館、教堂、商店、餐館,從建築到室內裝潢完全歐化,尤其是道裡,街道及市容最是俄國化,有一條馬路叫「中國大街」,全部用石塊砌成,路燈明亮,寬敞的人行道上有座椅,兩旁大多是俄國人或歐洲人開的商店及餐館。哈爾濱開風氣之先,最先接觸歐洲的書籍、刊物、影片、唱片、美術、音樂、文學和歌舞,成為中國最為歐化的城市之一。
哈爾濱被國人稱為「東方小巴黎」,歐俄文化在城市裡日益發展,居民尤其是知識份子受到程度不等的潛移默化。俄語成了中國人所學習的第一種外國語。在這座華洋雜處、亦東亦西的都市,我生活了十七年,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初中畢業。我出生後,父母為我取名「聚聚」。後來父親告訴我這個名字的寓意:他厭倦了離亂的生活,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但是,事與願違,我們的家不但沒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麼徹底,那麼悲慘!
我這一生中最遺憾的事,是對自己的親生母親幾乎一無所知,就連同她的長相模樣都不復記憶了。她去世時我僅僅兩歲半,弟弟復成剛剛出生。我身邊曾經有過一張父親母親和我合拍的照片,後來,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繼佔領東北後向華北進犯,全國人民忍無可忍,奮起展開抗日戰爭。戰亂期間,學校停課,各地學生紛紛向大後方流亡,顛沛流離中,我遺失了這僅有的珍貴照片。
我只知道母親娘家姓李,名字不詳,出生於山東掖縣平裡店東路宿村。她是大姐,有三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她和父親結婚後,到了哈爾濱,在那裡大概住了三四年,生了兩個孩子,年紀輕輕一生就結束了。她故去時有多少歲?因何病而喪生?我都不知道。那年代,從山東、河北到關(山海關)外闖蕩的人,假若在外死亡,靈柩一定要運回老家安葬。就為了這,父親辭去工作,安頓好兩個失去母親的孩子,護送母親的靈柩,離開哈爾濱,往山東老家掖縣平裡店朱由村。這是一段艱辛漫長的路程:得先乘南滿鐵路的火車,自哈爾濱到遼東半島尖端的商埠大連;在大連改乘輪船,橫渡渤海灣,到山東省煙臺;再從煙臺乘汽車沿煙濰公路(煙臺到濰縣)到掖縣平裡店;下車後,換乘由馬或騾子拉的大板車,走二十來裡田埂小路,其間經嬰裡村(晏嬰故里)、麻渠村(孫家世居)、東路宿村(我外婆李家住地)和西路宿村(復鈞兄弟外婆王家住地),最後到朱由村。朱由村是瀕臨渤海萊州灣的一個村莊,屬魯東掖縣(掖縣是軍閥張宗昌的家鄉,因他的胡作非為而聞名全國),大概有三百多戶人家,多半姓張。這裡的居民忠厚、樸實、勤儉、樂天知命。據說我家祖先是明朝張獻忠在四川大屠殺時,逃離成都,幾經播遷,終於定居魯東。到底有幾代在山東掖縣居住,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我祖父張吉亨早年喪偶,膝下只有我父親張日高(字升三)和一個叔叔(不知道名字),世世代代以種田為生。
張孫兩家的老人們,大約在清朝光緒廿二年即一八九六年前後從原籍魯東,隨著一批批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背著簡單的行李,不顧清廷禁令,千里跋涉,私自出關(山海關),赤手空拳地到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東北闖天下。那個時候的東北,是俄國和日本爭吃的肥肉。俄國藉口代我向日本索還遼東半島,要求酬謝,獲得了在東北築鐵路的權利,並且租借遼東半島的旅順和大連。俄人在一八九八年,以哈爾濱為起點,向東、西及旅順大連三方面,分別鋪設路軌,於一九〇三年即以閃電方式建成中東鐵路。中東鐵路全長二千四百三十公里,以哈爾濱為中心,西北至滿洲里,東至綏芬河,南至大連。修築鐵路需要大批年輕力壯的勞工,而當時山東、河北兩省民眾,因為在原籍謀生不易,紛紛冒險出關另尋生路。我的父親張日高和弟弟,才十七、八歲,有的是力氣,離開家鄉,隨闖關東的大流,到了完全陌生的東北。他們在冰天雪地之中,忍饑耐寒,走遍松花江流域的大小城鎮,胼手胝足,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吃盡苦頭,付出血汗的代價,建立起自己的家園,繁衍後代,家族日漸興旺。
這個開闢草萊的群體,年富力強,敢冒險,能吃苦,其中一部分人將多年積蓄投入工商業,另求發展,風生水起,漸漸掌握了東北經濟的命脈。另外一部分,苦學俄語,在鐵路築成後,成為中東鐵路局的員工。由於精通俄語,很受俄人重視,所獲待遇以金盧布計算,格外優厚。我父親在東北奮鬥了十餘年後,有了謀生技能,也薄有積蓄,遂返回老家成親,帶著新婚的妻子,再度返回哈爾濱。至於那位我不知道名字的叔叔,不知是和父親同時還是幾年後才動身,千里迢迢去了東北,一去就失去了聯絡,至今渺無音訊。
朱由村雖然不是我出生和生長的地方,但是我對這個靠海的小村莊懷著深厚的感情。那是我們張家祖先和我父母出生和埋葬之處。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我兩次到朱由村去,那時我已就讀北平燕京大學,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山東老家,和從哈爾濱趕回去的父親相聚。我之所以沒有前去父親定居的哈爾濱,是因為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強佔東三省,對中國人百般刁難,對知識份子實行嚴密的控制,無辜者遭逮捕和殺害的消息時有所聞。因此,父親報我「已死亡」,名字從戶籍上取消。
一九三七年六月回朱由村的記憶至今清晰,我在燕大已讀完三年,還差一年就畢業,利用暑假,和父親約好在山東見面。我從北平乘津浦鐵路的火車到濟南,換乘膠濟鐵路火車到濰縣;下車後,改乘煙濰公路局的汽車,行駛三、四個小時,途經掖縣縣城,到平裡店。平裡店是煙濰公路上的一個小鎮,那裡有電報和郵政局。父親先我幾天到家,我抵達時他在平裡店迎接。父女兩人坐上早已雇好的騾拉板車,搖搖晃晃地順著麥田中間的土路緩緩前行,花了一個多小時,遠遠看見了老家那紅磚砌成的圍牆。牆內分三個院子,每個院子裡有一排三間的房子,房子雖老,但都經過整修,印象最深的是屋頂上鋪著一層層曬乾的海草(有人說是海帶),厚厚的,據說這種草產自當地,鋪在屋頂,不漏水不透風,使房子冬暖夏涼,便宜實用。家家戶戶都一樣,怪不得離村莊遠遠的,就聞到鹹鹹腥腥的海草味。記得三個相通的院子外,還有一個小裡院,院裡靠邊堆著燒火用的木頭、枯枝等雜物,不遠處有兩棵枝葉茂密、年年開花結果的桃樹,中間是一個露天的大糞坑(廁所)。一進大門的院子裡,住著大奶奶,她是父親的伯母,伯父早亡,無兒女,她由父親奉養。並排另一院子,兩明一暗的房屋,供父親和我暫住。院子裡還有一口深井,家中用水都由此汲取。夏天,趕集的日子(五天一集)一到,父親便去買些西瓜回來,盛在打水用的木桶裡,放進水井泡著,傍晚時一家子在院中乘涼,就吃上冰涼涼的西瓜。第三個院子裡,住著瞎了眼的奶奶。她不是我父親的生母,我親祖母在我父親十來歲時就故去了。
我所見到的庶祖母是怎樣嫁進我家的呢?我誕生以前,有一年山東幹旱,各地鬧饑荒。一批難民逃到我們村子裡,其中有一個寡婦,從平度那邊過來的,三十多歲,孤苦伶仃,在我家門前乞討。那時我家人口單薄,正需要人來照顧祖父及兩個稚兒,就把她收留了。從此我家就稱她為奶奶,那時她的雙眼還未失明。此後的年月,多虧有她撐持老家的一切家務,父親和叔叔才放心離開,到東北去謀生。祖父去世後,家中破屋她獨自居住,幾畝田地也由她照料,直到父親在東北立穩腳跟,賺了錢。父親陸續把錢寄回老家,把房屋整修重建,老人家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說到我的外婆家,我知道的就更少了,只知道姓李。李家世世代代居住在與朱由村相隔十餘裡的東路宿村。外公外婆家中有四女一男,我母親居長。我兩次回朱由村,都到外婆家住一兩天。那時外祖父已去世多年,小舅舅也死了,家中只有外婆和四姨。二姨隨丈夫到東北一面坡經商,我沒有見過她;三姨到哪裡去了,我沒有印象;那時四姨已出嫁,丈夫到關外謀生,一去十幾年沒有音訊,四姨只好回娘家長住,和老邁的母親做伴。外婆的家境十分淒涼,茅屋僅可遮蔽風雨,教我看了十分難受,但我還在求學,並沒有收入,無力濟助。倒是父親時時不忘送點錢過去。那一晚,在外婆家過夜,三人睡在炕上,我和四姨睡一頭,外婆睡在另一頭,合蓋一床棉被。夜裡外婆緊抱著我的雙腳為我保暖,四姨則兩臂摟著我禦寒。唯一的小舅舅,模樣我到現在還清晰地記得。但記不清是哪一年,他大概只有十七、八歲,到哈爾濱投奔父親,父親介紹他去店鋪當學徒。父親第一次帶他進家,他穿藍布長衫,臉面清瘦。父親對我說:「這是你娘的弟弟,你親舅舅啊!」小舅興奮地握著我的小手,不自覺地流下了淚。以後他又來看過我幾次,有一次他咳嗽得很厲害,幾滴鮮血濺到地板上,從此沒有再來,父親說小舅舅有病回山東老家去了,不久聽說他死了。他來去匆匆,在我的記憶中只有這一點點。四姨個子高高的,瓜子臉,眉目清秀,落落大方。我對自己的母親沒有一點印象,直到現在,只要想到母親,眼前泛現的就是四姨的模樣。家鄉的人都說四姨長得很像當年的母親,而我又酷似四姨,這麼說來,我大概很像我的母親。
第二篇 張郁廉自傳
「聚聚」是父母為我取的小名。後來父親告訴我這個名字的寓意:他厭倦了離亂的生活,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但是,事與願違,我們的家不但沒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麼徹底,那麼悲慘!
一、取名聚聚,然我兩歲半就失去親生母親
我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夏天在哈爾濱霽虹橋(南崗通往道裡的要道)旁的中東鐵路局附屬醫院出生。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松花江畔的哈爾濱,是我國東北三大名城之一(另兩個是瀋陽和大連),「哈爾濱」三字是滿族語,意思是「曬漁網的地方」。當時的人...
作者序
序言: 白雲飛渡情悠悠——讀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手稿記 ⊙杜南發
上世紀九〇年代的一天,雕塑家孫宇立來電,約我到他的蘇菲亞山工作室。
蘇菲亞山是座鬧市裡的小丘,學者鄭子瑜住的建安大廈在上山前的路口,斜坡路盡頭是二戰前美術家林學大創辦的南洋美專,孫宇立的工作室就在中間路段。
孫宇立是專業建築師,原任職於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都市重建處,回新加坡創業,為了興趣,毅然決定放棄建築專業,一心從事雕塑。八〇年代藝評家劉奇俊介紹我們認識,那時他正苦思創作路向,想解決西方拓撲學與中國易學之間的問題,多次與我深夜長談,交流意見,成為好友。
他曾告訴我,他母親是我同行前輩,為中國早期第一位戰地女記者;那天約我見面,是因為老人家剛到新加坡,希望能和我見面。
一進門,便見一位穿著淳樸、相貌慈祥的老太太,氣質優雅,端莊有度,當然就是孫媽媽張郁廉女士了。這年她已八十多歲,依然走得快而腰板挺直,握手有力,言談爽朗,充滿自信。
喝茶聊天,她對新加坡的新聞工作情況很感興趣,也談了自己早年抗戰見聞,尤其是戰場的殘酷,談她在台兒莊大戰結束第二天就到現場所見的情景,以及她半夜穿越日軍封鎖線的驚險經過。
熱帶午後,在南方國度,安靜的室內,聽著報業前輩淡淡述說半世紀前自己驚心動魄的戰場故事,感受良深。
初次見面,輕鬆閒話,已覺得內容豐富,便相約擇日再作專門訪談。但報社事務繁忙,一再耽擱,想起再聯繫時,老人家已飛回臺灣了。
有機無緣,只能錯過;驀然回首,暮雲已遠。也就只能放在心中,成為一段不完整的記憶。
二十多年後始讀到的手稿
二十多年後,孫宇立已是新加坡重要雕塑名家,一天他告訴我他母親二〇一〇年過世後留有一部手稿,原是準備寫給兒孫們閱讀的自傳,他覺得有些內容我可能會感興趣。
連夜拜讀,一口氣讀完,感覺親身經歷了一個大時代的激蕩,心情起伏,一時難息。
文稿不僅記述張郁廉作為戰地女記者,親身經歷幾場中國抗戰時期的重要戰役,如台兒莊之役、徐州突圍、武漢撤退、長沙大火、中條山游擊戰、重慶大轟炸等情景;還詳細追述上世紀初她從小被寄養於東北哈爾濱白俄家庭、考入燕京大學、參加一九三五年北平學聯發動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街頭遊行,如何因為俄語嫺熟而先後在塔斯社、中央社從事新聞工作的經歷。
更有意思的是她還曾陪同蘇聯戰地記者前往延安,和毛澤東握過手,聽過他演講及目睹江青在現場拍照的情景。
文稿也記述了張郁廉一九四四年和青梅竹馬的北平大學經濟系高材生孫桂籍結婚,一九四六年隨丈夫到東北,當時孫桂籍是國民政府負責接收哈爾濱市的社會局長,後來又先後擔任東北物資調節局長、旅順市長和長春市長,張郁廉則擔任中央社瀋陽和長春分社的採訪組組長;一九四八年全家如何在遼沈戰役時被林彪大軍包圍在長春城、輾轉到臺灣等情節;還記述了她和作家韓素英(韓素音)夫婦、燕大校長梅貽寶夫婦、對臺灣經濟貢獻巨大的孫運璿等許多時代人物的交情,以及她後來如何成為書畫名家黃君璧「白雲堂」最早期弟子的故事。
整部文稿是一份自傳,是一位知識女性在那個新舊交替社會的真實人生,更是那個風雲激蕩大時代的一個剖面。
淡淡的筆觸,娓娓敘述著一個大時代的苦難和悲辛,戰爭生活的殘酷,一個個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讀來令人感慨良多。
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
閱讀這份文稿,我最感興趣的是關於「中國第一位戰地女記者」的問題。
「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採訪戰地新聞的女記者」,這是當年中央社社長蕭同茲對張郁廉的稱譽和肯定。
蕭同茲是開創中國現代新聞通訊事業的官方新聞機構領導人,被形容為二十世紀中國百年新聞史上無法繞開的一位人物,備受尊敬,他的肯定,自成公論。
抗戰前期的徐州會戰,是中國新聞史上首次有中國女記者出現在戰場,張郁廉便因當年親赴採訪而獲得這項殊榮。
徐州會戰指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六月間,中日兩國軍隊以徐州為中心展開的一系列激戰,是中國抗日戰爭中一次重要會戰,雙方共出動八十萬大軍,連戰數月,傷亡逾十二萬人,最後雖以中方撤守徐州結束,但其間爆發著名的台兒莊大戰,日軍在一次戰役中傷亡逾萬人,是中國抗戰第一場大勝利,對鼓舞中國軍民抗戰士氣影響很大。據張郁廉記述,她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受塔斯社社長羅果夫委派,與蘇聯塔斯社總社派來的軍事記者前往徐州戰區採訪,她所住的花園飯店,就遭日本軍機多次直接轟炸。
她也記述在戰火中搭軍車前往徐州城外五六十公里處的台兒莊前線,到國軍作戰旅長指揮部採訪。當時周圍仍然槍聲不斷,炮聲轟隆,旅長覃異之少將對她說:「你是到最前線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記者」,還送她一把德制勃朗寧小手槍自衛。
據查考,這位覃異之旅長,當時率領的是國軍第五十二軍二十五師第七十三旅,為台兒莊會戰主力攻擊部隊。抗戰後,在東北遼沈戰役的長春圍城之戰時,覃異之還曾和已是長春市長夫人的張郁廉相遇,當時他已升任第五十二軍軍長,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通電反蔣,回北京擔任水電部參事室主任、國防委員會委員等職。
但我發現當年在徐州戰場上,除了張郁廉,還有另一位元戰地女記者,而且和新加坡有關!
她就是《星洲日報》特派記者黃薇。黃薇是福建龍岩人,廈門集美學校和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因兄長移民新加坡,曾到新加坡探親,後考入日本明治大學。抗戰開始,她和許多留日學生一起回國,組團到新加坡和南洋各地宣傳抗戰,一九三八年三月以《星洲日報》特派記者身份回中國,有「華僑記者」之稱。
當時《星洲日報》總編輯為關楚璞,兼任主筆,經常撰文支持抗戰,立場鮮明,或許因此決定特聘黃薇為特派記者,回國採訪當時讀者最關心的抗戰新聞。
回國一個月後,一九三八年四月,黃薇便以新加坡《星洲日報》特派記者身份,參加武漢新聞界組織的記者團,前往徐州抗戰前線採訪,是武漢戰地記者團中唯一的女性。(新中國成立後黃薇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處長,負責和馬共總書記陳平聯繫。)
雖然徐州戰場上同時有兩位元戰地女記者,分別隨蘇聯戰地記者團及武漢戰地記者團行動,但考慮到張郁廉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已經到了徐州,黃薇則是三月才從新加坡回國,四月方到徐州,時間相差一個月,因此,稱張郁廉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採訪戰地新聞的女記者」,是合理的。
她們兩人還有一段因緣,就是當年記者們在徐州突圍時,各有驚險經曆,張郁廉就走了二十一天才穿越日軍封鎖線,回到武漢。徐州會戰結束一個月後,重慶生活書店曾收集有關報導,出版《徐州突圍》一書,由黃薇寫序,書裡就收錄有張郁廉寫的《徐州最後的一瞥》。「五月十四日」敵機轟炸徐州城里,擲過幾次炸彈後,敵機稍稍飛遠了,我們趕緊慌忙從花園裏跑出來,大同街上堆滿了泥土,磚瓦、石塊、電燈和電話桿橫豎的躺著,斷了的電線滿了街道,前面四五丈高的鐘鼓樓也沒有了頂,胡夙里照樣過不去,好不容易穿過一條小巷、一座茅屋在燒著、屋裡傳出慟哭聲。」
馬、人、擔架、貨車、挑夫蜂擁誠一條大潮……
雖然中國戰地女記者首次出現戰場上,是一九三八年的徐州會戰,但在更早的一年前,已有一位女性,活躍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爆發的淞滬會戰的戰場,在上海周圍戰區活動,寫了許多戰場通訊和文藝作品。
她就是傳奇性的女作家胡蘭畦。胡蘭畦的經歷,十分傳奇,她曾以時尚俏女郎登上過《良友》畫報的封面,留學德國,坐過納粹德國的監獄,是民國時期被授少將軍銜的少數女性之一,曾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出席過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備受蘇聯大文豪高爾基賞識,早年並曾和陳毅有過一段美麗的戀情。
但當年在淞滬戰地上活動的胡蘭畦,並非記者身份,而是率戰地服務團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和戰地救護工作,其戰場通訊也多與著名戰地記者范長江合寫。因此從嚴格定義而言,並不能算是首位戰地女記者。
當然,所謂「首位戰地女記者」之名,只是一個記錄問題,重要的是這些新時代的中國女性知識份子,在國家危難時,不顧自身安危,親赴戰場,各自揮筆對抗戰做出貢獻,這才是真正的意義。
在日本國會圖書館資料室,有一本緒方昇著作《支那採訪》,一九四一東京日日新聞社出版,書中第一部分就有一篇文章,題為《九位投身抗戰的女記者》,第一位就是塔斯社張郁廉,其他依次為路透社趙敏淑、《星洲日報》黃薇、《中央日報》封禾子、《大公報》彭子岡、《新民報》浦熙修、《時事新報》馮若斯和熊岳南、《新蜀報》張志淵。
書作者緒方昇,是昭和時代詩人,支那學者緒方南溟之子,畢業自早稻田大學,加入東京日日新聞社到中國採訪;戰後還創辦文學界的「日本未來派」,獲得《讀賣新聞》的文學獎。
熟悉中國的緒方昇這本介紹中國抗戰的書,第一章就專門介紹這九位中國女記者,或許不夠齊全,但至少說明當時在日本方面的情報記錄裡,張郁廉是名列第一的抗戰女記者。
序言: 白雲飛渡情悠悠——讀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手稿記 ⊙杜南發
上世紀九〇年代的一天,雕塑家孫宇立來電,約我到他的蘇菲亞山工作室。
蘇菲亞山是座鬧市裡的小丘,學者鄭子瑜住的建安大廈在上山前的路口,斜坡路盡頭是二戰前美術家林學大創辦的南洋美專,孫宇立的工作室就在中間路段。
孫宇立是專業建築師,原任職於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都市重建處,回新加坡創業,為了興趣,毅然決定放棄建築專業,一心從事雕塑。八〇年代藝評家劉奇俊介紹我們認識,那時他正苦思創作路向,想解決西方拓撲學與中國易學之間的問題,多次與我深夜長...
目錄
第一篇 序言:白雲飛渡情悠悠——讀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手稿記 杜南發
第二篇 張郁廉自傳
第一輯 離散歲月 (一九一四|一九三七)
第二輯 記者生涯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三輯 亂世沉浮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第四輯 寶島年華 (一九四九|二〇一〇)
第五輯 緬懷母親,感念瓦娃 孫宇立、孫宇昭補記
第三篇 在前線—張郁廉來自前線的報導
編後記 孫宇立
第一篇 序言:白雲飛渡情悠悠——讀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手稿記 杜南發
第二篇 張郁廉自傳
第一輯 離散歲月 (一九一四|一九三七)
第二輯 記者生涯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三輯 亂世沉浮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第四輯 寶島年華 (一九四九|二〇一〇)
第五輯 緬懷母親,感念瓦娃 孫宇立、孫宇昭補記
第三篇 在前線—張郁廉來自前線的報導
編後記 孫宇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