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亞洲中心的趨勢，該得意還是該警覺？
多年來，我經常在接見外國訪團時，建議外賓們設法看看國內政商領袖的辦公室內，懸掛的是什麼地圖。因為從那些地圖，我們便可以很輕易的認知到，他們的格局視野在哪裡。
講授國際關係的教授總會偏愛研究和使用地圖，因為地圖幫助我們明白自己在哪裡。這是一本高度使用地圖的書，從不同的定位指標與統計數據，從政治疆界、經濟活動、資源產值、人口分布、宗教文化等多重類別，讓我們看到與傳統投影法所看不到，或是沒有想像過的地圖。
在過去20年的國際旅程中，我特別喜愛一上飛機，先看各家航空公司服務航線圖，因為我會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心。
《世界的中心，現在是哪裡？》透過作者深刻的自省與客觀的實證，再一次勇敢的試圖將我們從15世紀以來，難以掙脫的歐洲中心論之中解放；將我們從自西伐利亞和約以降，慣以為不變的主權疆域定律之中昇華。這本書不但引領我們搭乘太空梭，從外太空冷靜的觀察千變萬化的世界；也強迫我們回歸地球，腳踏實地的思索：科技能否戰勝一切？強權能否主宰自然？
美國獨霸的局面已經動搖，但不致崩解；歐洲統合是大膽實驗，卻困難重重；中國似已掙脫百年屈辱，崛起談何容易；G20可以主導國際政經情勢，但對立互疑仍在。世界的中心確實在向亞洲偏移，國際經濟復甦有賴亞太經濟貿易提供動能，世界穩定須從東北亞的朝鮮到西亞的伊朗看起。
全球金融危機慘況中，亞洲各國的軍費預算攀升最快。亞洲中心論能否成立，可能仍是大學校園論述辯論的課題，但金流與武器已經向這個我們立足的地區快速匯集。我們亞洲人在面對中心移動的大趨勢下，到底應該得意，還是警覺？
我經常會在每場演講的最後提醒聽眾：上帝應許人類，每一天都是晴天，如果你今天沒有看到太陽，那就表示戰略高度還不夠。閱讀這本書，會帶領我們飛向那個高度。
黃介正 博士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前言
世界巨變中，務必改變看世界的方法
片段訊息，我們如何看出全面？
我在多方評估之下，決定跟「地圖與地緣政治學研究所」（Laboratoire d'et udes politiques et d'a na lyses cartographiques，簡稱 Lepac，一個從事應用研究的民間獨立研究機構，專精於國際關係。提供前瞻思考、操作分析和目的性教學）團隊合作編寫，一本從地圖看懂地緣政治（編按：以地理因素為基礎，分析經濟、社會、外交、歷史、政治等層面）的全書。
在為世界各地的企業主管或大學師生進行數十場演講或研習後，我發現，人們很難把發生在各地和眼前的種種現象，做機制或哲學上的連結。地球上的一切事物其實都牽連在一起，但人們總是片斷零碎地去理解跟處理。
人們為什麼難以感受這些連帶關係，甚至連弄懂都很難？為什麼大家總是用二分法的思維方式，如此抗拒事物的複雜性？
生活在開放的民主社會中，我們每天接收大量的訊息。但我們是否知道如何整理？能不能把這些資料互相連結成一個系統來幫助理解，而不是切割得支離破碎？媒體經常混淆了什麼是部分、什麼是總體，什麼是緊急、而什麼是重要的。我們以被動的態度面對各種資訊來源，顯然也使我們失去分門別類的能力。這本書就是要嘗試提供一個歸類和分級後的世界新架構。
一個世界結束了
在我看，這幾年來一個世界正走向結束。正在開展的世界，不再是在歐洲形成，也不是在美國，而是在亞洲。約2000年以來，歐洲與美國、加拿大、澳洲等歐裔，首次不再身處世界中心，西方國家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第一章中「舊有強權，西方早已日落」的章節，要對「西方人」這個不精確、但一直在用的概念提出省思。「西方的沒落」是個受到偏愛、也一再被重複的主題，一直以來是一種似乎頗具創意的自我批判形式，但我自己則對「西方」有股強烈的厭倦。
制度上的去殖民化已經是50年前的事了，但殖民的模式仍徘徊不去繼續存在，被沿用、被模仿，在許多方面「精神上的去殖民化」還沒有達成。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高姿態和傲慢，幾乎數十年來不減，令我十分厭倦。
不可再用西方角度看世界
我的職業生涯已經遠離當初所學的民族學背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甚至覺得完全用不上。民族學要求高度的精確性，並要求研究者能不斷調整位置，不論是在世界的空間，還是心理的空間。然而，正是民族學讓我學會了謹慎小心的研究方式、對其他民族帶著尊敬的好奇心，尤其能迅速果決地跟西方文化劃清界線。
特別要感謝法國民族學家孔多米納斯（Georges Condominas，1921~2011 年），這種方法能夠一絲不苟且極為平等地探索世界，以及各個民族。無論是安瑪薩利克（格陵蘭島東南方）或努勒維特（加拿大境內）的因紐特人、喀布爾或潘傑希爾（位於阿富汗中部偏北）的阿富汗人、阿爾及爾（阿爾及利亞首都）或沙那（葉門共和國首都）的阿拉伯人、尼泊爾南部的塔芒族人、卜卜迪烏拉索（布吉納法索工商大城）的摩西族、巴西的瓜拉尼人、馬克薩斯群島的毛利人……。
我生活在全球化工作的時間中，這是一個快速有序的西方式時間，讓我每週想起「他們」好幾次，一張臉孔、一個動作，以及人們穿梭其間的非都市景色中。懷舊？也許吧。多情而輕信？沒錯，因為這些人教我一種祖孫代代相傳、循環不已的世界觀，大異於西方那種把大地開發到耗竭的心態。
這些人，該怎麼稱呼他們？原住民？土著？在地人？對我而言，他們可以說民族與親族兼而有之，因為他們以其差異使我更充實、更紮實。思索族群歸屬的問題，包含某種「求同」的追尋，但我的個人歸屬反而是透過「尋異」而產生。在這本書中，我始終希望兼而有之的民族與親族能被看見。
未來真的會愈來愈進步？
看著我們眼前跟腳下的歷史，可以了解到：認為一切必將隨著時間愈來愈好、愈來愈富足的「進步」，不再是唯一的歷史方向。地球不再確定有更好的未來。這個進步的概念，被思想家莫杭（Edgar Morin）稱為「西方的天意迷思」（出自2010年出版《道路》〔La Voie〕），也就是西方發展的富足路徑不再是唯一的遠景；科學與技術不再提供保證，本體論的懷疑開始滋長。
這種經濟模式是生產者也是摧毀者。這枚銅板有兩面，一面是生產，帶領數億人走出每天兩美元的生活水平，但另一面是毀滅：環境汙染、氣候變遷、動物滅絕、能源浪費、水源消失，以及社會與世代間的連結斷裂。
在不加限制的擴張後，擴張的限制已經到來。在各地，地球耗竭的跡象層出不窮，各種威脅清晰可見。我們是否還抱持幻想，以為現在所用的經濟模式有辦法解決人類的問題？書中會對這些經濟模式提出質疑，因為只朝向單一方向前進的時間概念，已走到終點了。
超越國家層級的地球辯護人
環境問題的國際談判同時涉及多種層面，異常複雜，包括：科學事實和我們對這些事實的相信程度、統計工具一致或分歧、國際環境法律體系的創立、經濟與財政上的計算、從不曾消失的南北對抗重新興起、歷史遺留的情緒，當然還有政治政策以及做出這些決定的脈絡。種種因素混合在一起，就是2009年在哥本哈根、2010 年在坎昆、2011年在德爾班的情況（譯按：指聯合國氣候談判）。
這就是為什麼最好趕緊創設一個國際環境組織的原因，讓該組織具有像是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那樣的制裁能力，以便建立超越國家層級的國際環境安全體系。
當一個國家參與談判時，首要功能之一便是力求維護本國利益。然而，光是保衛本國利益，就會反過來危害該國以為可以保衛的利益。國家主權不再能提供足夠的外交手段，層級也不足以解決地球上各種問題。怎樣以最好的方式居住 在這個行星上？如何保衛人類自我存續的能力？我們的民主社會以法律保障個人，而書中多次突顯我們的地球既不是政治主體，也不以法律主體存在，這個行星迫切需要一個好的辯護人。
要是災難？災難早就發生了
有件事情加深了我的急迫感：2011年在里昂，我與一群資訊產業老闆進行研習，我講述了能源、經濟、氣候和人類社會未來間的關係，試著描繪出彼此間緊密層疊的連帶關係。研習尾聲，一位聽眾問我：「終歸一句，要是災難真的發生，這些會有助於我們理解跟因應，不是嗎？」
這種想法讓我大吃一驚。對我而言，災難明明就擺在那裡了，不必多想都知道，例如，2010年在墨西哥灣，英國石油公司無力防止一座離岸深海鑽油平台爆炸，在接下來兩個月，又對原油不斷流入海中束手無策；2011年8 月，離蘇格蘭的亞伯丁180公里外海，殼牌石油（編按：荷蘭皇家殼牌設在美國的跨國石油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也遇到同樣狀況，只是為期較短。
此外，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在預防、管理以及與公民溝通上，犯了一連串錯誤（編按：2003、2007 年接連發現造假的安全數據與文件），導致了更全面的災難。這場災難重擊日本人，但事實是整個地球的能源方案與能源組合，造成了這樣的結果，這是系統效應（system effect，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相互關連的，人們無意識的行為所造成的結果都是不可避免與無法預測）。同樣是系統效應，舉個例子，只談歐洲甚至冰島或希臘的金融、經濟與社會災難，引發的卻只是美國銀行界裡大約500人而已。
然而，這位提問者沒有感受到這些系統效應，而且不稱之為災難。我們簡直是徹底精神分裂了：明知風險的存在，卻沒有意願甚至沒有能力，去嘗試擺脫明顯可能危害部分人類的模式。
我們生活在過多的保險體制下，確保自己的安全，卻把風險轉移給世上其他地方，或延遲到未來。這是多麼奇怪的保障體系？能確保專業契約上最細項的條文被遵守，能規範房子裡面的小漏水，卻不能設計出一種體制，讓生活在核電廠附近的千千萬萬日本人生活無虞！
地緣政治學，不只是一門人文科學，正確來說比這還要廣。然而，從金融、經濟、恐怖主義到環境、網路攻擊、信心危機，這種種危機的多樣性、複雜性跟嚴重性，都已超出了這項工具的功能範圍。我希望書中的描述，可以展示出新的關連性，以及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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