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獨念萬眾梯航苦
一、中國歷史論辯
大哥鄧伯宇的家在開封市磚橋街三號。大哥是省政府的一名職員,大嫂鄭中碩是河南有名的婦產科大夫。大哥大嫂十分愛護和尊重這個最小的弟弟。一到開封,大嫂就安排鄧拓住在東廂一個套間,裡邊一間是臥室,外邊一間是書房。由於擔心他得過肺結核和胃病,又在獄中受過刑,身體不易康復,大嫂時常要煮些荷包蛋或者沖上一杯牛奶,強迫他吃下。天熱的時候,大嫂甚至還親自給鄧拓還有大哥、侄兒打扇。等大家都吃完了大嫂才開始吃飯。
鄧拓插班到省立河南大學法學院經濟系就讀。河南大學創建於1912年,初為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1923年更為中州大學,1927年改名為河南中山大學,1930年再改名為省立河南大學。河南大學師資雄厚,這時任經濟系主任的是羅章龍。羅章龍20年代初就參加共產黨,此時已被開除出黨。羅章龍親自為鄧拓辦理了入學手續。50年後,他還回憶說「鄧子健是一個勤奮的學生,那時對一些經濟歷史就有研究。」 同學周震中也回憶說:「他那琳琅滿目的兩大架圖書和桌上堆滿的書報雜誌,以及正在寫作的攤開的稿紙。這與其說是一間學生宿舍,倒不如說是一個作家的書房。」 大嫂擔心鄧拓的健康,經常勸他不要起三更睡半夜,可是他聽了只微笑點頭,絲毫不肯有所懈怠。
這一時期,鄧拓主要的學術活動在兩方面,一是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經濟和歷史問題的學術論文,參加關於中國歷史社會性質的討論。二是完成並出版了學術專著《中國救荒史》。
1935年鄧拓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2卷第4期上發表了〈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問題〉,1936年在《新世紀》第1卷第3期上發表了〈論中國經濟發展史中的奴隸制問題〉,在《時代論壇》第1卷第8期和第11期上發表〈再論中國封建制的「停滯」問題〉、〈論中國封建制「停滯」的歷史根源〉,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3卷第2期上發表〈中國歷代手工業發展的特點〉,1937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4卷第8期上發表了〈中國長期封建農社會生產關係的變化〉。這些論文都署名鄧雲特。
當時的社會史學界都「幾乎都一致地認為,中國沒有走上產業資本主義道路以前,有一個『長期停滯』的狀態」。但是對這個停滯狀態的界定,不同的學者卻形成了各種不同的觀點,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參加這一論爭的有陶希聖、胡秋原、瞿同祖、朱新繁、王亞南、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嵇文甫、傅築夫、陳嘯江等。對西周至鴉片戰爭這一漫長歷史時期中國社會的性質的認識問題上,鄧拓不贊成陶希聖、胡秋原、任曙、王宜昌、朱新的觀點,不贊成「商業資本主義說、前資本主義社會說、亞細亞生產方式說、專制主義社會說、佃傭制社會說以及『反覆論』」。鄧拓認為,中國「長期是封建社會,但又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鄧拓認為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在封建社會的原因應該到社會的生產方法中去尋求。在歷史考證的基礎上,他認為,「中國封建經濟關係不斷地受到商業資本的衝擊和浸蝕而發生變化;同時商業資本又沒有根本破壞。「中國農奴制的發展是經過了四個不同的時期,出現了四種不同的形式:從西周至戰國末年為第一時期,這是勞役制佔優勢的時期;從秦代統一至東漢為第二期,這是貢隸制佔優勢的時期;從魏、晉至唐代中葉為第三期,這是課耕制盛行的時期;唐代中葉以後直到清代鴉片戰爭以前為第四時期,這是佃役制取得了支配地位的時期。這裡所說的勞役制、貢隸制、課耕制、佃役制等四種形式,雖然各有不同的特點,但是,它們都是屬奴制的範疇。這四種形式相繼出現,恰恰符合於中國封建制度的創立期、發展期、轉向期和爛熟期等四個階段。」 在這一系列經濟學與歷史學的論文中,鄧拓有非常明確的論辯意識。他嫺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也非常注重歷史事實的考察。鄧拓的觀點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上海以及各地的刊物多有轉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的編者陳洪進見到鄧拓的文章,非常欽慕,卻不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原來是一個22歲上下的青年。
二、《中國救荒史》
鄧拓1937年從河南大學經濟系畢業時所提交的畢業論文是《論中國救荒問題》。在寫作這篇畢業論文的同時,鄧拓還完成了一部25萬字的學術專著《中國救荒史》。這本書日後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全書分為三編。第一編是「歷代災荒的史實分析」。第二編是「歷代救荒思想的發展」;第三編是「歷代救荒政策的實施」。
鄧拓通過梳理歷代典籍中的災荒記載,統計分析了了從遠古殷商時代直至1937年我國的水災、旱災、蝗災、雹災、風災、役災、地震、霜雪、歉饑等各種災荒的發生次數及情形,還從自然和社會兩方面分析了災荒的成因,從社會變亂和經濟衰竭兩方面分析了災荒的影響。《中國救荒史》以豐富的史料為理論依據,嚴謹扎實,顯示出鄧拓豐厚的學術素養,又熔鑄著他關懷民生疾苦、批判社會不公的人間情懷。他將對災荒史實的梳理引向對人類社關係的追問,認為「所謂『災荒』乃是由於自然界的破壞力對人類生活的打擊超過了人類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損害;而在階級社會裡,災荒基本上是由於人和人的社會關係的失調而引起的人對於自然條件控制的失敗所招致的社會物質生活上的傷害和破壞。」 「……從來災荒的發生,帶根本性的原因無不在於統治階級的剝削苛斂。」 對災荒概念的界定和災荒成因、災荒影響的分析,都無不體現了鄧拓關注人類社會關係這一思想特色。
關注災荒,是為了救荒。寫作「救荒史」,正是為了對歷史上的救荒政策進行反思。「所謂『救荒』就是人們為防止或挽救災害而招致社會物質生活破壞的一切防護性的活動。把歷代的人對自然控制的具體關係和防止或挽救因為這種關係被破壞而產生的災害所採取的一切政策思想記述下來,找出經驗教訓,這就是救荒史研究的對象和目的。它不僅要記述歷代災荒的實況和救濟政策,而且要記述和分析歷代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態和性質及它們和災荒的關係。」 鄧拓注意到歷代的救荒思想中「天命主義禳禰論」 長期占支配地位的事實,也強調了此外「歷代也還有較切實際的議論」 。他把這些切合實際的議論分為「消極救濟論」和「積極救濟論」兩大類進行詳細闡釋。「屬於消極救濟論的,還可區分為遇災治標和災後補救二種。而在遇災治標中,又包括賑濟、調粟、養恤、除害四項。」 災後補救則「包括安輯、蠲緩、放貸、節約」 。積極救濟論,又有兩種,「一為改良社會條件的理論,一為改良自然條件的理論。」「改良社會條件的理論,概括為重農與倉儲兩方面。」 「改良自然條件的防災理論,概括為水利和林墾二方面」。
這部《中國救荒史》是應商務印書館之約而寫的。由於各種情況的阻滯,鄧拓接到限期交稿的通知時,只剩下三個月的時間了。如何完成這麼迫促的任務,家裡人都代他著急,鄧拓自己卻十分從容。他用20多天的時間搜尋資料,在書中夾上紙條作標記,然後擬出一個大綱,再動手寫。寫時共有四個抄手,兩個趕抄資料,兩個謄清手稿。鄧拓寫起來頭都不抬一下,落筆如疾風驟雨。他用左手拉過已寫的紙張,紙紛紛堆落在地上,兩個抄趕不上他一人寫的速度,到後來率性三四個抄手全都參加謄寫。大哥、大嫂、侄兒全都加入了抄寫的行列。他早上只喝一杯牛奶,午餐和晚餐吃些面和飯,夜裡吃些餅乾,稍事休息,即又動筆,既不抽煙也不吃水果,日以繼夜地寫下去。一直到他寫成的時候,還剩下五天的空閒。實際上這部中國第一部救荒史他只用了兩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就寫成了。以25歲的年齡,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寫就了一部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學術著作,靠的自然是鄧拓長期的積澱和他的聰慧資質。
書稿交給商務印書館,校樣寄來的時候,鄧拓正在獄中。他囑咐大哥到上海去找老同學李拓之,讓李拓之幫忙校對。李拓之這時已經轉到上海泉漳中學教書。大哥鄧伯宇來到上海,在法租界的一家公寓裡開了一個房間,李拓之在裡面埋頭校對。李拓之花了兩星期的時間,仔細校訂了抄手謄寫造成的文字錯誤。校完之後,李拓之又建議增加一個歷代災荒記載的大事記。鄧拓出獄之後,根據李拓之的建議,又在書的後面添上了一乏詳細的中國災荒年表。這本書,鄧拓當時是用文言文寫的,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不久就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57年三聯書店重印時鄧拓把它改寫成了現代漢語。
三、「民先」大隊長
天末驚飆起,中州客夢寒。
心潮奔日夜,劍魄隱風端。
大野雲龍嘯,高空白鶴盤。
何時追逝景,奮翅越重山!
這是鄧拓1935年春從開封寄給李拓之的一首詩。鄧拓高遠的志向,既指向學術領域,也指向社會實踐領域。1935年,北京學生在「一二.九」救亡愛國運動之後,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開封的學生迅速回應,舉行了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臥軌要求南京政府抗戰,接著也成立了開封「民先」大隊。鄧拓當選為大隊長,領導學生與青年開展抗戰等進步活動。鄧家在磚橋街三號的住處就成了開封市「民先」大隊部的地址。
鄧拓與北京「民先」總隊部的劉導生保持聯繫。鄧拓工作扎實,埋頭苦幹,尤為重視理論學習、形勢分析與思想教育,為開封的「民先」與青年學生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在西安扣押蔣介石以後,各界群眾議論紛紛,許多激情憤慨的學生都主張槍斃蔣介石,鄧拓分析說形勢複雜,雖然共產黨有人去了西安,但國民黨報刊說蔣介石已被殺,何應欽調動大軍準備進攻西安,如果內戰打大了的話,親痛仇快,於抗戰不利。學生們從鄧拓的冷靜分析中受到了啟發。由於在上海被捕過,鄧拓積累了一些地下工作經驗。儘管開封的「民先」活動是普遍而深入的。有的進步中學,如北倉女中個別班,只個別同學沒有加入「民先」,「民先」簡直可以公開進行讀書與座談會活動;但是鄧拓仍然很謹慎,一般都把組織、領導工作放在幕後來做。他的住所直接來訪的人不多,公開場所他也少露面,一些經常相處的「民先」隊員甚至都不知道熟悉的「鄧子健」就他們的大隊長,就是許多活動的實際組織者。鄧拓直接露面參加其組織生活的「民先」小組有兩個,一個在河南大學,一個在濟汴中學。河南大學的這個小組,成員有同級不同系的同學周震中、趙以文等。濟汴中學的這個小組,成員有郭有勇(即黎辛)、鄧應增、寧兆義、孫瑞五等。郭有勇的父親是開封平民醫院的創辦者,是鄧拓大哥大嫂的朋友,一家就借住在大哥家的前院。鄧應增則是大哥的兒子、鄧拓的侄子。鄧拓經常介紹進步書刊給他們看,講形勢與任務給他們。儘管有大哥大嫂的照料,鄧拓不需要為生計操心,大哥一家的經濟也比較寬裕,但是為了做青年學生的工作,鄧拓還是擠出時間到大哥任事務主任兼教員的濟汴中學教公民課,到西北中學教歷史。正是由於鄧拓等人的積極引導,開封的「民先」隊員去延安或參加各地抗日救亡演劇隊的很多,不少學生是帶著《大眾哲學》、《哲學大綱》、《論左派幼稚病》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革命書籍與馬列主義著作去延安參加抗戰活動的1936年夏季,「民先」總部領導人、共產黨員劉子厚到開封聯繫和檢查工作,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抓捕。鄧拓冒著生命危險把劉子厚護送回北京。鄧拓向劉子厚說明了自己因在上海被捕而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後來遇到季步飛又再次失去聯繫的前後經歷。劉子厚答應鄧拓負責解決他的組織問題。顯然,黨組織一直是鄧拓的精神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