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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中醫學是在中國產生，經過數千年發展而形成的一門具有獨特理論體系和豐富的養生方法、診療手段的傳統醫學。中醫基礎理論即中醫學的基礎醫學理論，是指導中醫預防醫學和臨床醫學的理論基礎。
一、 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
中醫學，是發祥於中國古代社會的一門學科。中醫學是在中國產生，經過數千年發展而形成的一門具有獨特理論體系和豐富的養生方法、診療手段的傳統醫學。它與我國的人文地理和傳統的學術思想等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屬於東方的傳統科學範疇。因此，它和肇源於西方的近代或現代醫學相比，有其自身的特色和優勢。中醫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產物，具有基礎和應用學科的雙重特點。
中醫學包括中醫基礎理論、中醫預防醫學和中醫臨床醫學三部分。中醫基礎理論，是指導中醫預防醫學和臨床醫學的理論基礎，是學習中醫學的入門課程，其形成和發展有著深刻的科學和文化背景。它以臨床實踐為基礎，融匯了自然、社會、生物、心理等多方面的知識和學說，以人體生命活動及其病理變化為其整體觀察與調控物件，表現了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及其運動變化的規律，以及從整體上動態、綜合地研究疾病過程中的證候及證候的運動變化規律及原理，對人體生命活動、病理變化的調控原則和方法等。中醫基礎理論所體現的思維方式，具有不注重物質實質，而從整體、聯繫、運動的觀念出發，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特徵。這與西方現代醫學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傳統醫學有著根本區別。
中醫基礎理論，以其獨特的原理和法則，客觀地概括了人體生命活動、病理變化、診斷治療、養生及預防疾病的基本規律，而且具有指導臨床實踐的作用。因此，中醫基礎理論是科學的知識體系。目前的中醫基礎理論，作為一種科學的知識體系，在系統性、全面性、規範性方面，尚有待完善和提高，以充分豐富其學術內涵，揭示其內在科學規律，提高其科學價值和應用價值。
中醫理論體系發展經歷了先秦秦漢時期、兩晉隋唐時期、宋金元時期、明清時期，以及近代和現代五個階段，每一階段中醫理論體系發展又各有其特點。先秦秦漢時期是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時期。兩晉隋唐時期，中醫理論體系的內容得以充實和系統化。宋金元時期，百家爭鳴，流派紛呈，中醫的理論體系得以產生突破性的進展。明清時期發展的特點，一是集古代之大成，二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創見。近代和現代中醫理論體系發展的特點是，繼承發掘和整理前人理論，同時中醫學已經由近代中西醫匯通，而後走上現代中西醫學結合和多學科研究中醫的道路。
中醫學理論體系初步形成的標誌，是先秦秦漢時期所出現的《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和《神農本草經》醫學經典著作，這些著作通常稱作「四部經典」。
《黃帝內經》成書的年代，一般認為從春秋戰國開始，可能至漢代才完成。所以，此書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是眾多醫學家的論著幾經修纂而成。《黃帝內經》總結了春秋戰國時期的醫學成就和臨床經驗，並吸收了秦漢以前有關天文學、曆算學、生物學、地理學、人類學、心理學、邏輯學及古代哲學等多種學科的重要成就，確立了中醫學的理論原則，創立了獨特的理論體系，從而成為中醫學發展的理論基礎和源泉。而且，這一理論體系至今仍卓有成效地指導著中醫的臨床實踐。
《黃帝內經》以當時先進的哲學思想為指導，闡發醫學基本理論，它論述的陰陽五行學說是與醫學內容相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內經》中的陰陽五行學說實際上已成為醫學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黃帝內經》又借助醫學知識，對陰陽、五行、氣、天人關係和形神關係等作了探索，豐富和發展了哲學理論。
《黃帝內經》由《素問》和《靈樞》兩部分所組成，各九卷，八十一篇，內容十分豐富，是系統反映這一時期醫學理論的巨著。書中論述了人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等問題，其內容包括：對習醫、行醫和醫德的要求、人體解剖、生理學知識、體質學說、醫學心理學、陰陽五行學說、臟象經絡學說、運氣學說、診法學說、防治學說、疾病病因證候學、時間醫學、地理醫學、氣象醫學、針灸學、養生學等。
《難經》是東漢時期的醫著，託名秦越人(扁鵲)所撰。它以問難答疑方式討論了八十一個醫學理論難題，故又稱八十一難。全書涉及生理、病理、診斷和治療等多方面，對後世醫界也有較大影響。因此認為：《內》《難》二經已為中醫學的獨特理論體系奠定了基礎。
秦漢以前，臨床醫學基本處於探索階段，治病主要憑藉經驗。隨著經驗的積累和醫學理論的形成，臨床醫學迅速發展。兩漢時期，中醫學已有顯著的進步和發展。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張仲景(西元150—219)在《內》《難》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前人的醫學成就，並結合自己的臨證經驗，寫成了我國第一部臨床醫學專著《傷寒雜病論》，以六經辨證和臟腑辨證等方法，對外感疾患和內傷雜病進行辨證論治，從而確立了中醫臨床治療的辨證論體系和理、法、方、藥等運用原則，為後世臨床醫學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傷寒雜病論》後經晉代醫學家王叔和編纂整理成《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
《傷寒論》著重探討外感疾病的診治問題，它歸納了外感疾病發生、發展的大致規律，分析了疾病不同階段的變化特點及診斷要點，提出了外感疾病的六經辨證綱領，並記載了一百一十三首方劑。《傷寒雜病論》的方劑由於來源於臨床實踐，配方嚴謹科學，療效確鑿，故至今仍為國內外臨床醫師所廣泛應用。《傷寒雜病論》的成就，使中醫臨床學科有了根本的改觀，它奠定了中醫理論體系中臨床醫學部分的基石，並使中醫理論和臨床融貫成一體。
先秦秦漢時期，藥物學知識也日漸豐富。馬王堆出土書籍中，記載藥物已達二百四十三種。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本重要的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經》。書中共收載藥物三百六十五種，其中，植物藥二百五十二種，動物藥六十一種：礦物藥四十六種，並對藥物作了分類，概括出一些藥物學理論。此書是奠基性著作，對後世影響很大。臨床實踐和現代研究都表明，書中的記載大多是確鑿可靠的，如麻黃治喘，常山截瘧，黃連止痢，海藻療癭等，都經得起驗證。此書的問世，為中醫學術體系提供了較系統的藥物學知識。
總之，秦漢時期出現的這些醫著，分別從醫學基礎理論、臨床醫學和藥物知識諸方面，總結了以往的成就，使之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中醫在人體結構、生理、病因、病機、診法、辨證、治療、方劑和中藥等各方面，都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為後世中醫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部經典著作的出現，使中醫學術界有了統一的學術範式，從而促使醫學呈現出較快的發展趨勢。繼《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之後，歷代醫學家大多結合臨床醫療實踐，從不同角度發展了中醫學的理論。
兩晉隋唐時期，醫家們在《內經》和《傷寒雜病論》等的理論認識指導下，廣泛而又卓有成效地進行實踐活動。在對病證及其原因和機理的認識、診斷技術、醫方創制、新藥發現及臨床各科等方面，都取得較大的成就，出現了一批專科性著作。如晉代王叔和著有《脈經》一書，結合臨床系統探討了脈學的基礎理論，使脈學診斷理論與方法系統化；西晉皇甫謐則系統總結了針灸經絡學成就，撰有《針灸甲乙經》一書，書中釐定的穴位已達六百五十四個，並詳論了各穴位的主治及禁忌；隋代巢元方組織醫家探討疾病的病源及證候特點而編寫的《諸病源候論》，論述證候一千七百多條，涉及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科病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探討病因病機理論和臨床證候學的專著；唐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濤的《外台秘要》，是綜合了基礎理論和臨床各科的巨著，在臟腑辨證方面有長足的進步；南齊龔慶宣著成現存最早的外科學專著《劉涓子鬼遺方》，總結了外科和皮膚科的診治經驗及方法；唐代的藺道人寫成《仙授理傷續斷秘方》一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傷科專著，介紹常見傷科疾患的診斷問題；咎殷又撰有《經效產寶》一書，論述了婦科和產科常見病證的診治和急救等；此外，有關兒科、五官科和按摩等分支也都相繼出現專著或有關文獻資料。總之，這一時期內科的進展尤其顯著，是臨床醫學大發展的時期。
宋、金、元時期的醫家們在前代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閱歷和經驗體會，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在各抒己見、百家爭鳴的氣氛中，中醫的理論體系產生了突破性的進展。
宋代陳無擇的《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在中醫病因學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學說」，他在梁·陶弘景《肘後百一方，三因論》的基礎上提出：「六淫，天之常氣，冒之則先自經絡流入，內合於臟腑，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動之則先自臟腑鬱發，外形於肢體，為內所因；其如飲食饑飽， 叫呼傷氣，金瘡踒折，疰忤附著，畏溺壓，有背常理，為不內外因。」充實和提高了中醫病因學；宋代錢乙的《小兒藥證直訣》豐富了臟腑辨證論治的內容。
宋、金、元時期，臨床醫學進一步發展，學術流派崛起，理論爭鳴激烈是這一時期醫學發展的顯著特點。這些各具特色的醫學流派，大大地發展了中醫基礎理論。其中，代表人物是劉完素(劉河間)、張從正(張子和)、李杲(李東垣)和朱震亨(朱丹溪)，後世譽之為「金元四大家」。
劉完素在系統研究《內經》中的運氣學說和病機學說的基礎上，形成了以「主火論」為特點的學術思想。倡「六氣皆從火化」和「五志過極皆為熱甚」之說，認為大多數病證的性質屬於火熱，故診治著眼於火熱，擅用寒涼藥物清泄火熱，後世稱他為寒涼派或主火學派。劉氏的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為後世瘟病學說開創了先河。
張從正精研仲景《傷寒論》汗、吐、下三法，認為人之患病，多由邪生。「邪去則正安」，故主張治病以攻邪為要，其治病，善以汗、吐、下三法以攻逐邪實，反對漫用補藥，故後人稱之為祛邪派或攻下學派。
李杲著重研究脾胃元氣的理論，提倡「人以元氣為本」，「內傷脾胃，百病由生」之說，認為脾胃虛弱或脾胃功能異常是內傷疾病的主要矛盾，主張治療以調補脾胃為主，善用益氣升陽之方藥去治療疾病，故後人稱之為主氣學派、脾胃學派。
朱震亨集河間、子和、東垣之學，善治雜病，創見頗多。他提出「鬱證」，認為氣血流暢，百病不生，一有鬱滯，則諸病生焉，故治病當解鬱。他還認為痰是重要的致病因素，提出「百病多因痰作祟」之說，因而治當化痰。朱震亨受理學影響較大，認為生理情況下，生命活動有賴於「相火」這種生命活動的推動力之激發，但相火性質屬陽，易妄動太過，妄動太過每可損及人體陰液而致病變，故強調「陰常不足，陽常有餘。」認為濕熱相火為病，十之八九，治病以滋陰降火為主，後世譽其為滋陰派。
這些醫家的學術觀點儘管不同，但都以一定的實踐經驗為基礎，能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內指導臨床實踐。這些學說的出現，極大地推動了醫學理論的發展，豐富了中醫學術內容，對後世醫家，包括國外醫界產生很大影響。如日本在十六世紀出現了尊祟李杲和朱震亨的學派，近代又成立了「丹溪學社」，專門研究他們的學術觀點。此外，金元醫家強調「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探索創新精神也激發了大批醫家勇於創立新說，造就了活躍、熱烈而健康的學術氣氛。
明、清時期中醫學的發展，出現了對前期理論學說進行分析評價，綜合匯通的總趨勢。在集古代中醫基礎理論大成的基礎上，結合該時期醫家的臨床經驗和哲學研究成果經過反復探討，提出許多創見，大大提高了中醫對正常人體和對疾病的認識水準，使中醫理論體系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一時期有一批集大成的綜合性醫著問世，影響較大的有《證治準繩》《景嶽全書》《張氏醫通》《醫學綱目》《醫宗金鑒》《四庫全書·子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及藥物學集大成巨著《本草綱目》等。
這一時期醫學理論的進展較顯著，它體現在臟象理論、病源學說等方面的深入發展及瘟病學派的崛起。明、清醫家不再滿足於原有的臟象理論，他們更深一層地致力於探討生命的本質和原動力，探索調節人體全身臟腑陰陽的樞紐所在，由對《難經》的「左腎右命門說」
的爭論發展形成了「命門學說」。這一學說認為腎中精氣或命門之陰陽水火是生命活動的根蒂和原動力，命門之陰陽水火的盛衰決定著全身陰陽的盛衰，命門是調節人體全身臟腑陰陽的樞紐。這一觀點使人們對生命的認識前進了一步，為調控陰陽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具體治療方法，有效地指導人們對許多疾病的防治及延年益壽等實踐活動。對這一學說作出重大貢獻的當推趙獻可和張景嶽。近年來，人們借助現代科學手段，對腎和命門學說的研究取得了較多進展，揭示了一些重要的未知奧秘。
中梓還在總結前人對臟腑認識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腎為先天本，脾為後天本」的論斷。至今仍被廣泛應用。
瘟病學說的理論，淵源於《內經》《難經》和《傷寒雜病論》，經歷了漢以後歷代醫學家的不斷研究、充實和發展，逐漸形成了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明·吳又可通過細緻的觀察和反復實踐，寫成了傳染病學專著《瘟疫論》，他在《瘟疫論》中提出，「瘟疫」的病源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成；瘟疫的傳染途徑是從口鼻吸受。確立於感染「戾氣」為傳染病發病主因的新觀點。在前期積累的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上，隨著實踐的不斷深入，人們對於熱性病的認識和治療在清初出現了一大飛躍，發展形成了一種新的診治體系——瘟病學說。清代葉桂在臨床實踐的基礎上，創立了衛氣營血瘟病病機傳變規律及其辨證論治方法，這是對熱性病發病途徑和傳變規律的新認識，是對熱性病在診斷和治療方面作出的較大的發展。吳塘則創立了三焦瘟病病機傳變規律及其辨證論治方法，論述了風瘟、瘟熱、濕瘟等九種熱病的證治。所有這些，都使得中醫學對熱性病的認識及處理大為深化和系統，葉天士、吳塘等瘟病學家的成就，促使瘟病學說日趨成熟，成為在病因、病機傳變、辨證論治等方面自成體系的一門學科。
此外，清代王清任重視解剖，改正古代有關「內景圖說」中的人體解剖方面的錯誤，著成《醫林改錯》，並致力於人體氣血運行的研究，發展了瘀血致病的理論，宣導活血祛瘀的治療方法，對於中醫學基礎理論的發展也做出了貢獻。
近代和現代的醫家，一方面繼續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學術成果；另一方面在西方醫學大量傳入的前提下，從中西醫論爭，逐漸發展到中西醫匯通，然後走向中西醫結合的道路。
16世紀末，隨著傳教士的湧入，帶來了西方醫學知識。由於當時的西醫學知識比較粗淺，尤其在臨床方面，無法與中醫學抗衡，故對我國醫學界並未產生多大影響。鴉片戰爭前後，帝國主義分子意識到醫學是文化侵略的最好武器，而文化侵略又是經濟掠奪、政治奴役的先頭部隊，故在中國大肆開設教會醫院和醫學校，它客觀上促進了我國醫學的發展。
鴉片戰爭後，西方醫學大量傳入中國，對中醫學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在長期論爭過程中，醫學界出現了影響較大的中西醫匯通思潮，中西醫雙方在學術上逐漸溝通，代表人物有唐容川、朱沛文、惲鐵樵、張錫純等。如惲鐵樵認為西醫重解剖和細菌，對病原體和局部病灶特別重視，但缺點在於反自然、執著、試藥和不顧四時五行；中醫重「形能」，講「氣化」，順乎自然，治療用藥重視四時五行等外界環境的影響。故中西醫互有優劣，可以殊途而同歸，所以他強調「治醫者不當以《內經》為止境」，應吸取西醫之長，發展中醫。張錫純所著的《醫學衷中參西錄》，就是一部很有價值的中西醫學匯通的專著。同時，西醫界也不斷吸收和研究中醫，如西藥麻黃素、延胡索乙素等等，都是西醫藥學家研究中藥取得的成果。中西醫匯通是當時社會條件下中醫學界的進步思潮。然而，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加上當時兩大醫學體系還不具備真正匯通的可能性，在研究方法上又缺乏切實的科學手段，故中西醫匯通的成就很有限，它同目前的中西醫結合工作，有著質的差異。
在整理前人的成果方面，本世紀30年代曹炳章主編的《中國醫學大成》，乃是一部集古今中醫學大成的巨著；成書於80年代的全國統編教材《中醫基礎理論》，為中醫理論體系的系統化和規範化打下了基礎。
1956年以來，國家大力提倡中西醫結合，繼而宣導用現代科學技術多學科研究中醫，這使中醫的理論體系得到很快的發展。近30多年來，用現代科學研究中醫的工作，在臟象學說領域內，尤其是對於腎和脾的研究，有了較大的進展。目前，這些研究還在繼續進行中。
二、中醫學的基本特點
中醫理論體系的主要特點是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中醫學中的整體觀念，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二是認為人與環境之間有密切的聯繫。辨證論治是中醫診斷和治療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要明白辨證論治的概念，首先必須搞清病、證和症這三者的概念和區別。所謂病，是指有特定病因、發病形式、病機、發展規律和轉歸的一種完整的過程。所謂證，是指在疾病的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病的原因、病的部位、病的性質和邪正關係。所謂「症」，是疾病的具體臨床表現。辨證論治分為辨證和論治兩個階段：辨證，就是將四診(望、聞、問、切)所收集的資料、症狀和體征，通過分析、綜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及邪正之間的關係，概括、判斷為某種證。論治，則是根據辨證結果，確定相應的治療方法。
1.整體觀念
整體指的是統一性、完整性和聯繫性。整體觀念就是強調觀察分析和研究處理時，須注重事物本身所存在的統一性、完整性和聯繫性。
中醫學非常重視人本身的統一性、完整性，包括內在臟腑器官之間，心理與生理機能活動之間，以及人與自然界的相互聯繫。它認為，人是一個有機整體，構成人體的各個組織器官，在結構上是相互溝通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協調、相互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響的；人與外界環境也有著密切的聯繫，在能動地適應自然的過程中，維持著自身穩定的機能活動。這種內外環境的統一性、聯繫性，機體自身的整體性、穩定性的思想，就是中醫學的整體觀念。這一觀念貫穿在中醫學對生理、病理、診法、辨證、治療等各個方面的理性認識中。
(1）人是一個有機整體
中醫學強調人是一個有機整體。它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就形體結構而言，人體是由若干臟腑器官等組織組成的，這些臟腑器官是相互溝通的，任何局部都是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整體在形態結構上有著密切的關聯。就基本物質而言，組成各臟腑器官，並維持其機能活動的物質基礎是同一的(即精、氣、血、津液)。這些物質，分佈和運行於全身，以完成統一的機能活動。就機能活動而言，組織結構上的整體性和基本物質的同一性，決定了各種不同機能活動之間的密切聯繫性，它們互根互用，協調制約，相互影響。如心理和生理是人的兩大基本機能活動，心身之間就存在著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協同關係。所以，古人強調：「形與神俱」，「形神合一」，認為人的正常生命活動是心理和生理機能的有機融合。就病理變化而言，各臟腑組織之間，各局部與整體之間，在病理上相互影響、相互傳變而產生複雜的病理變化。
生理方面：中醫學認為人體是由各種臟腑組織和器官所組成的，人的各個臟腑、組織、器官有著各自不同的機能，這些不同的機能都是整體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一方面受著整體活動的制約和影響；另一方面又影響到其他機能活動，從而表現出整體統一性。從中醫學的認識來看，機體的這種整體統一性是以五臟為中心，配以六腑，通過經絡系統「內屬於腑臟，外絡於肢節」的作用實現的。五臟代表的是整個人體的五個功能系統，人體所有的器官組織可以賅含於這五個系統之中。人以五臟為中心，通過經絡系統，把六腑、五體、五官、丸竅、四肢百骸等全身組織器官組合成一有機的整體，並通過精、氣、血、津液的作用，完成機體統一的機能活動。因此，在關於人是一個有機整體的認識方面，中醫學具有以五臟為中心的整體觀念。但應指出，這五個生理系統和西醫學的迴圈、呼吸、消化、生殖、內分泌等系統在概念上是有很大區別的。
中醫學在整體觀念指導下，認為人的機能活動，一方面要靠各臟腑組織正常地進行各自的功能活動；另一方面還要靠臟腑組織之間相輔相成的協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約作用，才能使整體機能處於協調穩定狀態。每個臟腑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活動，而在整體中又有著各自的分工合作，這體現了局部與整體的統一。雖然人以五臟為中心，形成了五個功能系統，然而這五者之間不是並列的，心在五臟中佔據主導地位，靠心的整合和主宰，各個系統才體現出統一協調的整體性，人也才表現為生機不息，《內經》將此形象地比擬為：「主(心)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其他臟腑組織)危。」「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素問·靈蘭秘典論》)
人體各臟腑組織之間的關係極其複雜，中醫學借助陰陽和五行學說，以「陰平陽秘」，「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等理論，宏觀地來說明各臟腑機能之間相互制約、消長、轉化和相生相剋、剋中有生、生中有剋等的錯綜機制。中醫學認為：正是憑藉這些調控機制，各個臟腑組織之間維持著協調平衡，從而使整體處於生化不息的穩定狀態。這種整體觀念基礎上所體現出的制約觀、穩態觀，對中醫生理學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病理方面：中醫學不僅從整體上來探索人體生命活動的規律，而且在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機時，亦著眼於整體，著眼於局部病變所引起的整體病理反應。中醫病理學一般是把局部病理變化與整體病理反應統一起來，既重視局部病變與其相關內在臟腑之聯繫，更強調該病變與其他臟腑之間的相互影響。所以，病理上的整體觀，主要是體現在病變的相互影響和傳變方面。如臟腑功能失常，可以通過經絡而反映於體表；體表組織器官病變，也可以通過經絡而影響臟腑，同時，臟與臟、臟與腑、腑與腑之間，也可以通過經絡而相互影響，發生疾病傳變。例如外感風寒，肌表受邪，可導致皮膚肌腠營衛不和，從而產生惡寒、發熱、鼻塞、脈浮，甚至咳嗽等症。這是由於肺和皮毛相表裏，外邪襲表，可使肺氣不利所致。肺失宣肅，其氣上逆，則發生咳嗽。但是，咳嗽既可以是肺臟本身之病變，亦可以由於其他臟病變影響及肺而發生，如肝火亢逆，循經灼肺，亦可發生咳嗽，甚則咯血。
診斷治療方面：中醫臨床診察疾病，其主要理論根據是「有諸內，必形諸外」(《孟子))，故《靈樞·本臟》說：「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臟，則知所病矣。」人的局部和整體是辯證統一的。某一局部區域的病理變化，往往與全身臟腑、氣血、陰陽的虛實盛衰有關。由於各臟腑、組織、器官在生理、病理上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影響，決定了診察病人時，可以通過觀察分析五官、形體、色脈等的外在病理表現，借此以分析、揣測內在臟腑的病變情況，從而對患者作出正確的判斷，並進行治療。如舌通過經絡直接或間接地與五臟相聯繫。「查諸臟腑圖，脾、肝、肺、腎無不系根於心，核諸經絡，考手足陰陽，無脈不通於舌。則知經絡臟腑之病，不獨傷寒發熱有胎(苔)可驗，即凡內外雜症，也無一不呈其形，著其色於舌。」「據舌以分虛實，而虛實不爽焉，據舌以分陰陽，而陰陽不謬焉，據舌以分臟腑，配主方，而臟腑不差，主方不誤焉」(《臨證驗舌法》)。可見舌相當於內臟的縮影，辯舌可診臟腑之病理變化。不僅察舌，而且診脈，觀面色，甚至觀察耳廓，也能得知全身的情況；故中醫學中的「審察內外」、「四診合參」，即是整體觀念在中醫診斷學上的具體體現。局部和整體是相互聯繫的，現代生物全息律的研究結果也表明：生物體某些局部的變化，可在相當程度上以一定的方式反映整體的、內在的情況。故古代中醫學家創造並且發展完善的，通過觀察舌、脈及體表一些部位的變化情況以揣測和判斷內在臟腑及全身機能狀態的一系列方法、經驗和理論，是整體觀念指導下的天才創造和傑出貢獻。
中醫治療用藥也強調整體觀念。對於局部病變，中醫往往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主張從整體上加以調治。如肝開竅於目，臨床治療眼科疾患，常常從調治肝著手，每可獲得滿意療效。心開竅於舌，心與小腸有著內在聯繫(相表裏)，所以可用清心瀉小腸火的方法來治療口舌糜爛等病症。其他如病生於左的可以通過治右來取效，病屬於陽的可以著重治陰以獲愈。「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靈樞·終始》)等等，都是體現整體觀念的治療原則。
總之，中醫學認為：人在組織形態結構上，是相互溝通，有著層次結構的；在物質組成上，是同一的，氣、血、津液等時刻灌注全身，並循行不休；在機能活動上，是相互協調、相互制約、互根互用的；在病理變化上，又是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故認識和闡述人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以及進行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時，都貫穿著「人是一個有機整體」這一基本觀點。
(2)人與外界環境的統一性
人體不僅本身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且人體與自然界也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係。人是自然界進化的產物。從中醫學認識來看，人與外界環境有著物質同一性，人又生活在環境裏，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存在著人類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正因為這些原因，外界環境的變化可以直接或間接地、顯著或不太顯著地影響到人，影響到人的機能活動，迫使機體作出相應的反應。如果這類反應處於生理閾值之內，則表現為生理性的適應；如果這類反應超過一定範圍，或者雖作出了反應，但仍使機體無法適應外界的變化，就有可能出現病理性情況，甚或發展為疾病。這就是中醫學強調的人與環境的統一性。《內經》以「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等來表述這一認識。它具體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自然環境對機能活動的影響；二是社會環境對機能活動的影響。
①人和自然界的統一性 中醫歷來十分重視人和自然界環境的聯繫，季節、晝夜、地理等對人體的生、病理、疾病的診斷治療等許多方面均有影響。
生理方面：人稟天地之氣而生存，並通過體內的自然調節機能，在一定的生理限度內，保持著人體與自然界的適應統一。生命活動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天地陰陽二氣的對立統一運動，為生命的產生提供了最適宜的環境，故《素問·寶命全形論》說，「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所謂天地之氣，即指自然界供給人類以生活的物質。法，即是規律、順序。又如《素問·六節臟象論》說：「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氣和以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五氣，指臊、焦、香、腥、腐。五味，指酸、苦、甘、辛、鹹。五氣與五味相和，系泛指空氣和飲食水谷的生化結合，這是生命活動(神)產生的必需條件。
自然環境對人的機能的影響涉及到許多方面。如季節氣候，在四時氣候變化中，中醫學根據五行學說，分為五季：春屬木，其氣溫；夏屬火，其氣熱；長夏屬土，其氣濕；秋屬金，其氣燥；冬屬水，其氣寒。春溫、夏熱、長夏濕、秋燥、冬寒就是一年四時中氣候變化的一般規律。四時氣候與人體五臟功能相互通應，即四時之氣對人體臟腑功能有資助、促進和適應關係或影響，如肝氣通於春，心氣通於夏，肺氣通於秋，腎氣通於冬，脾氣通於長夏等。此即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的「四時五臟陰陽相互收受通應」學說。在四時氣候的規律性變化影響下，生物表現出春生、夏長、長夏化、秋收、冬藏等相應的生理性適應過程。人亦不例外，人體受自然界氣候的影響，其生理活動亦必須進行與之相適應的調節。
《內經》說：「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溜於膀胱，則為溺與氣。」(《靈樞·五癃津液別》)指出了春夏陽氣升發在外，氣血容易趨於體表，故出現皮膚鬆弛、汗腺易開、溱溱汗出的情況；秋冬陽氣收斂內臟，氣血閉行於內，故表現為皮膚緻密、汗腺緊閉、少汗多尿等情況。這些是人們不斷體驗的生活事實。所以，人體在一年四季之中，隨著自然氣候的變化，其陰陽氣血也進行著相應的生理性調節。人們還發現，一年四季中，處於生長發育階段青少年的生長速度不一，春夏身高的增長速度明顯較秋冬為快，與中醫學所說的機體活動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特點不謀而合。隨著季節氣候的變化，四時脈象亦相應地發生某些變化。
李時珍《四言舉要》說：「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和緩，是謂平脈。」《素問·脈要精微論》形容為「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指出了春夏脈多浮大，秋冬脈多沉小。現代運用脈象儀對人群群體一年四季的脈象進行追蹤觀察也發現了脈象的四季變化情況。這種變化是機體受四時季節氣候更替的影響，在機能方面所產生的適應性調節的反映。又如人體氣血運行也與氣候變化的風雨晦明有關，「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素問·八正神明論》就是對這一變化的描述，這一現象也已部分地為現代研究的結果所證實。這些，都說明了人的機能活動受著季節氣候變化的影響。
中醫學還認為，不僅四時氣候變化對人體生理功能有所影響，即使在一天之內也是如此，晝夜24小時的陰陽變化也對人產生一定的作用。古人「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雖晝夜的寒溫變化並沒有四季那樣明顯，但長期以來的規律性更替，隨著晝夜晨昏的變化，人體的陰陽氣血也進行著相應的調節，使人的機能也產生了似晝夜的節律性變化，以適應環境的改變。如《素問·生氣通天論》說：「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 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此是說，人體的陽氣，白天運行於外，趨向於表，推動著人體的臟腑組織器官，進行各種機能活動。早晨陽氣生髮，中午陽氣隆盛，到夜晚則陽氣內斂，便於人體休息，恢復精力。故中醫學認為「陽入於陰則寐」，這亦反映了人體在晝夜的陰陽消長過程中，其生理功能活動的適應性變化。
有人曾對20名健康大學生某些生理指標晝夜變化進行觀察統計，結果如下：體溫，男女都在後半夜最低，傍晚最高。呼吸，男女都在前半夜最低，傍晚最高。脈搏，女在前半夜最低，男在後半夜最低，男女皆以傍晚最高。血壓，男女都在後半夜最低，女在傍晚最高，男在上午最高。能量代謝，女在前半夜最低，上午最高，男在後半夜最低，早晨最高。甲皺血流速度，女在上午最低，後半夜最高，男在傍晚最低，前半夜最高。甲皺皮膚溫度，男女都在早晨最低，前半夜最高。心電圖Ⅱ導聯R波，女在早晨最低，男在前半夜最低，男女皆在傍晚最高。心電圖V，導聯的R波，女在傍晚最低，後半夜最高，男在後半夜最低，傍晚最高。以上資料經統計學處理，體溫、呼吸、脈搏、血壓、能量代謝、心電圖的R波都存在一個深夜低、白天高的變化，與「陽氣主晝」相符。而甲皺的皮膚溫度和血流速度卻與上述變化相反，夜裏比白天高，與「陰氣主夜」相合，因陰氣主營血，因此夜裏血流比較旺盛。這些研究，說明人體生理上確實存在一個晝夜陰陽消長節律。
晝夜晨昏對人體的影響；主要還反映於天地有五運六氣的週期性節律變化，不但有「年節律」、「月節律」，而且還有「日節律」。如《素問·六節臟象論》說：「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而人體同樣也必須與之相應。故《靈樞·營衛生會》說：「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複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為晝夜，故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可見，人體營衛氣血運行的日週期節律與自然界陰陽變化的週期節律是一致的。現代時間生物學的研究還證實幾乎體內所有的機能活動都存在著晝夜節律。這些事實充分說明中醫學認識的正確性。
地理區域是外界環境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中醫學認為：地理環境的差異，包括與地理環境有關的地域性氣候和人文地理、風俗習慣等的不同，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的生理機能和心理活動。如江南土地卑弱，多濕熱，其民腠理多疏稀，體格多瘦削；北方地高陵居，多燥寒，其民腠理多緻密，體格偏壯實。對體質所進行的現代群體調查也表明，北方和南方，高緯度和低緯度之間，群體的體質存在著明顯差異，北方人多壯實，多寒實之體，南方人多瘦削，多虛熱之質。越是瀕海，痰濕之體的比例越多。這些都與地理區域的差異有關。人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中，受環境的長期影響，逐漸在機能方面表現出某些適應性變化。一旦易地而居，環境的突然改變，許多人初期都感到不太適應，有的甚至會因此而罹病，但經過一定的時間，大多數人是能逐漸適應的。
中醫學認為，人與天地相應，受外界環境的影響，不完全是消極的、被動的，有時也可以是積極的、主動的。人類不僅能主動地適應環境，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以便更好地適應環境變化，從而提高健康水準，減少疾病。如《素問·移精變氣論)提出：「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備急千金要方》要求：「凡人居住之室，必須固密，勿令有細隙，有風雨得入。」《壽親養老新書》主張：「棲息之室，必常潔雅，夏則虛敞，冬則溫密。」《養生類纂》告誡曰：「積水沉之可生病。溝渠通浚，屋宇清潔無穢氣，不生瘟疫病。」這些都是改造環境，以便更好地適應外界變化的具體措施，它們體現了中醫學對人的主動適應和改造環境能力的認識。
病理方面，人體的適應能力是有限的，人和人之間也表現出較大的差異。一旦外界的變化過分劇烈，超過某些人的調節能力的限度，或者由於機體本身適應及調節能力失常，不能對外界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時，這些人就往往因此而發生疾病。
在中醫學的病因學和發病學中，通常把氣候的異常變化，看成是主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在四時的氣候變化中，每一季節都有它不同的特點。因此，除了一般的疾病外，常常可以發生一些季節性很強的多發病、流行病。如《內經》說：「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脅，長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痹厥。」就指出了季節不同，發病也常不同這一特點。
一般說來，春季多瘟病(包括呼吸道傳染病)；夏秋季多痢疾(包括消化道傳染病)、泄瀉(消化不良)；冬季多病傷寒。此外，一些慢性宿疾，往往在氣候劇變或季節交換的時候發作或增劇，如慢性咳嗽、哮喘、痹症等。
晝夜的變化對疾病過程也有一定的影響。一般疾病，大多是白天病情較輕，傍晚加甚，夜間最重，故有「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之說。這是因為晝夜間自然界陽氣的變化，致使人體內的陽氣也相應表現出朝生髮、午最盛、夕始弱、夜半衰的改變，從而影響到邪正鬥爭，病情呈現出旦慧、晝安、夕加、夜甚的不同。通過大量的臨床觀察，發現很多疾病確實具有這一變動規律，特別是那些久病氣血虛損之人，表現更為典型。如結核病的發熱和盜汗多在夜晚加重，咯血和氣胸的發生也多在晚上。另外，哮喘、青光眼的疼痛，心臟病患者的心律失常和心衰也總是好發於夜晚的一定時間。有人曾對門脈高壓症嘔血發生的時間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夜間發生率很高，較白天有明顯差異，並發現嘔血前處於活動狀態者明顯少於靜止狀態者，說明嘔血絕大多數在靜止狀態下發病，其原因為夜間氣血入裏，肝為五臟之一屑陰，夜主靜，大量的血液回流於肝，這樣就造成門脈高壓，導致消化道靜脈壓力增高而破裂出血。
地理環境與某些疾病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某些地方性疾病，則主要和環境中的人文地理因素相關。另外，地域不同，人的體質不同，所患疾病亦可不同。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保護人類生活環境的重要意義，並建立了「系統理論」，來研究和解決生態環境協調平衡問題，否則人類的生存將受到嚴重的威脅，這足以證明古人的認識是正確的。
診斷治療方面：中醫學強調，診察疾病必須結合致病的內外因素進行全面的考察，對任何疾病所產生的症狀，都不應孤立地看待，應該聯繫到四時氣候、地方水土、生活習慣、性情好惡、體質強弱、年齡性別、職業特點等，運用四診(望、聞、問、切)方法，全面地瞭解病情，把疾病的原因、疾病的部位、疾病的性質，以及致病因素與機體相互作用的反應狀態概括起來，井加以細緻地分析研究，從而作出正確的診斷結論。故(素問·疏五過論)說：「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臟六腑，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理，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這是說，凡是具有高明醫術的醫生，其診治疾病，必須瞭解天地陰陽、四時經絡和五臟六腑的相互關係，掌握針灸和湯藥所適宜主治的病證，更須周詳人事的變遷，掌握診治的常規，審知貴賤貧富體質的差異，詢問年齡的少長，分析個性的勇怯，再詳審病證的所屬部分，即可以知道疾病的根本原因，然後結合四時八正之時節，運用陰陽三部九候的理論，其診察始能全面而名副其實。可以看出這種診察方法，充分體現了人與自然對立統一的整體觀念。
關於疾病的治療，中醫學強調必須遵循人體內外環境相互統一的客觀規律，必須順應四時季節氣候的變化，以及晝夜晨昏的陰陽變化。首先，古人提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養生防病原則，其治療用藥則又提出「用熱遠熱」、「用寒遠寒」以及「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素問·五常政大論》)等理論原則。反之，「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醫門法律》亦說：「凡治病不明歲氣盛衰，人氣虛實，而釋邪攻正，實實虛虛，醫之罪也。」「凡治病而過四時生長化收藏之氣，所謂違天者不詳，醫之罪也。」因此，治療疾病必須以「天人相應」觀點為指導，根據天時、氣候的變化，採用適宜的治療方法，方能取得預期之療效。
此外中醫還講究擇時服藥，有人認為擇時服藥有三大臨床意義。一是能提高療效。認為擇時服藥順應了人體有節奏的生理變化，能充分利用體內積極的抗病因素以增強藥力。二是能預防和減少藥物的不良影響。認為服藥時間不當，能夠擾亂人體的生理節律，產生或加大藥物的不良作用。如入夜人體陽氣收藏，心神入舍，若此時服補陽、升提、發汗類藥物，就擾亂人體的「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的生理節律。同樣，若在清晨服養陰、沉降、瀉下類藥物，亦能遏止陽氣升發，產生弊端，正如徐靈胎所言，服藥「早暮不合其時，不惟無益，反能有害」。三是能誘導紊亂的人體節律恢復正常。如痰飲、食積窒塞胸膈、胃脘，必氣機不能應時條達，陽氣虛弱，則平且午前不能應時生長旺盛，因此，吐藥與補陽氣藥於清晨午前用之，除了清除病因作用外，還可以造成一種與人體氣血盛衰節律同步的人工「漲落」。這種漲落的目的，在於平旦午前及時扶持陽氣升發，從而使人體機能活動重新進入有序的消長轉化軌道。
②人和社會關係密切：人生活在社會之中，社會環境的不同，也造成了人身心機能上的某些差異。就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而言，《醫宗必讀)指出：「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富貴者膏粱自奉，貧賤者藜藿苛充；富貴者曲房廣廈，貧賤者陋巷茅茨。勞心則中虛而筋柔骨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膏粱自奉者臟腑恒嬌，藜霍苛充者臟腑恒固；曲房廣廈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難幹。故富貴之疾，宜於補正；貧賤之疾，利於攻邪。」強調子社會地位的不同，可造成身心機能上的眾多差異。從現代關於不同社會群體的體質調研結果來看：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幹部等社會群體之間，體質的確存在著一些差異，這些結果可為上述中醫認識之印證。人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人能影響社會，社會對人也發生影響。其中社會的進步，社會的治或亂，以及人的社會地位變動，對人體的影響更大。
社會的進步，無疑對人們的健康帶來不少好處。隨著社會的進步，食品與衣著日趨豐盛，可供人們選擇；居住環境日益舒適，更加有利於健康；加上人類對自身與疾病的知識日益重視，知道如何養生，如何防病和治病，因此人類的壽命隨著社會的進步而越來越延長。但量，社會進步也會給人類帶來一些不利於健康的因素。在20世紀，一方面是人類社會的
大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人類社會經受到各種各樣困擾的時期。人口的加速增長，使世界人口從10億增至60億。由於工業高度發展，以及礦物資源的加速使用，環境問題也日益嚴重，由點污染、區域污染，迅速擴張成全球污染，造成全球性生態危機。人類人生觀、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也導致了一些新的身心疾病的產生。過度緊張的生活節奏，給人帶來精神焦慮、頭痛、頭暈等症狀。所以在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時，我們一定要重視人與自然的協調。
社會的治或亂，對人體的影響也非常大。社會安定，人的生活有規律，抵抗力強，民病少而輕，壽命也較長。社會大亂，人的生活不規律，抵抗力下降，各種疾病皆易發生，民病眾且重，死亡率也高。中外歷史上記載由於戰爭使人們流離失所、饑飽不常、勞役過度、瘟疫流行導致人群大量死亡者不計其數。如東漢末年，宦官專權，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各地紛紛爆發農民起義，戰火綿延，天災頻仍，疫病流行，死亡枕籍，到處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慘狀。據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記載，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自漢獻帝建安元年(西元196)以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染疾病而死去。
個人的社會地位改變，勢必帶來物質和精神生活上的變化，這對人的心身機能的影響很大。《內經》指出：「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蹙為攣。」指的就是這一類情況。所以，古人主張不要把貧富、貴賤看得太重，
以免影響健康。如《素問·上古天真論》所說，應當「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由於人與外界環境存在著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所以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就成了中醫治療學上的重要原則。因此，在臨床診治過程中，必須注意分析外界環境與整體機能活動的有機聯繫。只有這樣，才能卓有成效地進行臨床診治活動。
2．辨證論治
證者證據，如司法憑證據判案，中醫憑證而論治。《內經》雖無「證」的名稱，但在論述某些疾病時往往已涉及到脈象、症狀、病因、病機、病位元、病性等內容，並且《內經》中的陰陽五行學說是中醫辨證的綱領，貫穿於各種辨證方法之中。張仲景在《內經》基礎上發展了辨證論治原則，並且昇華出了「證」這樣一個重要的概念，在其著作中首先以「脈證」分篇立目，進行疾病分類，重視「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漢代以後，《傷寒論》證的概念普遍用於臨床，而且辨證手段不斷發展和深化，形成了八綱辨證、氣血津液辨證、臟腑辨證。清代瘟病學說形成後，創立了衛氣營血辨證和三焦辨證等。證於是就成為醫者對病人的症狀、舌脈、病情變化、治療經過、個體情況、地土方宜等狀況，經過四診八綱的分析，採用某種辨證方法得出的一個總的概括性的結論。
關於「證」與「症」字的使用，宋朝以前的醫籍中未見到「症」字，到明、清醫籍中才廣泛使用「症」字，而且有的醫籍中「證」、「症」並用，看不出涵義的差別。究其原因，可能因為「症」是由」證」衍化而來的一個俗字(《辭源》《中華大字典》)。
證與症和病有著質的區別。在張仲景的《傷寒論》中，既言病又言證，有時病與證互稱，但病與證是有區別的。病是全程的，證是階段的。所謂病，是指有特定病因、發病形式、病機、發展規律和轉歸的一種完整的過程。如感冒、痢疾、哮喘、中風、瘧疾等。所謂證，是指在疾病的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病的原因（如風寒、風熱、瘀血、痰飲等)、病的部位(如表、裏、某臟、某腑、某經絡等)、病的性質(如寒、熱等)和邪正關係(如虛、實等)。此外，證還能反映疾病可能發展變化的趨勢，並且涉及到影響疾病性質的患者年齡、體質等自身因素和自然、社會環境等外界因素。證的這些特性反映著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變化之本質和全貌。總之，證會隨著疾病的進退而變化，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具有時間性、階段性、變化性的概念。「症」即「症狀」和「體征」，是疾病的臨床表現，如病人訴說的不適，如頭痛、腹痛等等，或者是醫生檢查患者所獲得的結果。同一症狀可以出現在不同疾病之中，可以由多種不同病因引起，病理機制可大相徑庭，基本性質也可以完全不同。中醫學中的病名是個專業術語，本身內涵不夠確切，有些病是根據疾病部位命名的，如肺癰、腸癰等；有些是根據病因命名的，如傷食、中暑等；有些是根據臨床表現命名的，如黃疸、消渴等。同一種病可以有不同的本質特點，更可以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因此，證比單純的症狀或病名更能夠全面、深刻、確切地揭示疾病變化的本質。
辨證論治分為辨證和論治兩個階段。所謂辨證，就是將四診(望、聞、問、切)所收集的資料、症狀和體征，在中醫理論指導下，通過分析、綜合，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及邪正之間的關係等，最後概括、判斷為某種性質的證。因此，辨證的過程就是對病人作出正確、全面判斷的過程，或者說分析並找出主要矛盾的過程。事實上，所謂證是指在疾病的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可以認為「證」是人體在疾病的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反應狀態。致病因數(包括外源性和內源性致病因數)作用於機體，引起機體不同反應。不僅不同致病因數可以引起機體不同的反應，而且，同一致瘸因於，由於各人的體質不同，也可以引起機體反應的差異。致病因素不管多麼複雜，總矗作用於特定的人體，並通過人體的反應性而表現出來，而且，人體的結構和機能是有限的，故典型的反應狀態也是有限的。臨床上，中醫就是依靠自己的感官直接從這些反應狀態中獲得病理資訊，井通過醫生的分析、綜合，而最後辨別和判斷患者當時的機能狀態，這就是辨證的實質。所以，中醫學的「辨證」，是從機體反應性的角度來認識疾病，是從分析疾病當時所袁現的症狀和體征來認識這些臨床表現的內在聯繫，並且以此來反映疾病本質的臨床思維過程。
論治，則是根據辨證結果，確定相應的治療方法。辨證是確定治療方法的前提和依據，論治是辨證的目的，通過辨證論治的效果，可以檢驗辨證論治是否正確。所以，辨證論治的過程，就是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過程。辨證和論治，是診治疾病過程中前後銜接、相互聯繫、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是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是理(中醫理論)、法(治療原則、大法)、方(方劑)、藥(中藥)在臨床上的具體運用，是指導中醫臨床工作的基本原則。
中醫認識並治療疾病，是既注重辨病又強調辨證的，且重點在於辨證。對於比較簡單的疾病來說，辨病論治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如蛔蟲病可以用驅蟲劑治療等。但是，多數疾病都有比較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階段的病理變化不盡相同，很難確定劃一的治療方法。因此，只能根據疾病發展過程中每一階段的病理概括來確定治療方針，也就是說，不是根據病，而是根據證來確定治療方法，這就是為什麼中醫辨證論治比辨病論治用得多的道理。例如感冒，常可見到發熱、惡寒、鼻塞、頭身疼痛等症狀，病的部位在於體表。由於致病因素和機體反應的不同，往往可表現出不同的證型，常見的如風寒感冒和風熱感冒等，只有論治前分辨清楚，才能確定應該用辛溫解表還是用辛涼解表的方法。這樣，才能避免治療用藥的盲目性、偶然性，減少失誤，提高療效。又如頭痛是臨床常見的症狀，有時是病人求治的主要原因，頭痛常常可由於不同的病因所致，各自有著不同的本質特點，常見的病因病機有瘀血、痰濕、肝陽上亢、風寒或風熱束表及氣血虛虧等。要想獲得滿意的治療效果，就必須對頭痛症狀進行辨別，分析出它的本質特點，從而分別運用祛瘀止痛、化濕止痛、幹肝止痛及發散風寒、風熱或補益氣血等法。可見，辨證論治既區別於那種不分主次、不分階段，只知一方一藥治一病的治療方法，又不同於見痰治痰、見血止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對症療法。
辨證論治作為指導臨床診治疾病的基本法則，要求人們辯證地看待病和證的關係。既應當看到一種病常可表現出多種不同的證，又須注意不同的病在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階段，有時可以出現類似的證。因此，在臨床治療時還可以根據辨證結果，分別採取「同病異治」或「異瘸同治」等方法。在同一種疾病當中，由於在疾病發展的不同階段病理變化不同，機體的反應性不同，即證不相同，根據辨證論治的原則，治法也就不相同，這種情況稱為「同病異治」。如水腫病，根據其本質特點，可以辨出多種證來，就臟腑而言，其主要涉及肺、脾、腎三臟；就其性質而言，既可以是虛證，又可以是實證；就病因而言，有風熱、風寒和水濕等等。故同樣是水腫病，可採用不同的治法。又如麻疹，由於病理發展的階段不同，因而治療方法也不一樣。初起麻疹未透，宜發表透疹；中期多肺熱明顯，常須清肺；後期多餘熱未盡，肺胃陰傷，故又常以養陰清熱為主。這些，都體現了同病異治。疾病是發展變化的，不同的疾病，在其發展過程中，有時可以表現出相同或近似的病理變化，出現相同或近似的機體反應性，即出現相同或相似的證，根據辨證論治的原則，就可採用相同的方法進行治療，這就是「異病同治」。如慢性腸炎、腎炎、哮喘、冠心病是不同的病，但在它們的發展過程中，都可以發展到以腎陽虛為本質特點的階段，就都可用溫補腎陽的方法進行治療。又如，久痢脫肛、子宮下垂、崩漏等是不同的病，但都可以是中氣下陷的表現，這時，皆可以用升提中氣的方法加以治療。這些體現了「異病同治」。
總之，中醫治病主要的不是著眼於「病」的異同，而是取決於「證」的性質。相同的證，代表著類同的主要矛盾，可以用基本相同的治療方法；不同的證，提示其本質特點不同，就必須用不同的治法。故有「證同治亦同，證異治亦異」的說法。由於證實質上代表著病機(疾病發生、發展與轉化的機理)特點，故「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的關鍵在於病機之異同。這種針對疾病發展過程中不同的機理和不同的本質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加以治療的法則，就是辨證論治的精神實質和精髓所在。
目前中醫治病比較重視中醫辨證與西醫辨病的結合。應該說明，中醫辨證和西醫辨病，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都是從疾病的現象去認識疾病的本質，在這點上道理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在於：中醫是根據中醫學的理論，·指導其臨床辨證思維，因而主要得出「證」的概念(當然，中醫也還有「病」的概念)。西醫則是根據西醫的理論，指導其辨病的思維，因而主要得出「病」的概念。疾病是同一的客觀事物，由於所採用的指導認識的方法不同，由不同的理論體是指導而形成不同的概念「證」或「病」，因而也形成兩種不同的治療方法，乃有中醫辨證論治和西醫的辨病論治的差異。目前，中西醫結合的實踐中，創造了辨證與辨病相結合的辦法。這種辦法，能夠採中醫和西醫之所長，並盡可能去兩者之所短。因而，採用辨證與辨病相結合治病，療效多有所提高，療程多有所縮短，這正反映出中西醫結合的優越性。但是還必須明確指出，中醫辨證與西醫辨病，還是建立在兩個不同理論體系之上，所以，目前辨證與辨病相結合的辦法，只能說是中西醫結合前進道路上的橋樑，它還遠不是目的地，我們還必須給自己提出更高的任務：在目前中西醫結合實踐中，積累大量的經驗材料，在此基礎上進行更艱巨的理論工作，逐步搞清各種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辨證與辨病的內在聯繫，逐步建立統一的理論體系，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完成創建統一的新醫藥學的偉大任務。
中醫的辨證論治學說對於病因與機體反應互相作用而致病的認識上，主要著眼於機體反應性(內因)這個方面的。如有些肺結核病人症狀是咳嗽痰少、午後低熱、五心煩熱、口乾、顴赤、煩躁失眠、盜汗、脈弦而數，對這種病人，中醫認為證屑肺腎陰虛；另一些結核病人症狀卻是咳嗽痰多、少氣無力、飲食減少、語音低微、面色蒼白、脈大而虛，這種病人，中醫認為證屬肺脾陽虛。認證不同，治療的方藥也就不一樣，前者多用都氣丸或八仙長壽丸之類的滋陰納氣的方藥加減；後者則多用金水六君子湯之類的扶脾肺之陽的方藥加減。當然，中醫治療肺結核病，也常加入百部、夏枯草等能抑制結核苗的藥物，但其主要出發點仍然是調整機體陰陽的偏盛偏衰恢復機體的正常平衡，調動機體的抗病能力，達到戰勝病邪(如結核苗)，促使疾病轉向痊癒。對比上述認識和治療肺結核病的實例，可以看出，結核菌侵害人體肺部，這是對所有肺結核病患者都存在的共同病因，這是矛盾的普遍性。作為患有肺結核病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體質，在不同的環境因素和季節氣候條件下，因而有不同的機體反應性，這是矛盾的特殊性。我們在中西醫結合中，既要認識疾病矛盾的普遍性，也要抓住病人有個體差異這種矛盾的特殊性，既要治「病」，也要治「人」。 《千金方》中說：「上醫醫國(有群體預防之義)，中醫醫人，下醫醫病；上醫醫未病，中醫醫欲瘸，下醫醫已病」。
《內經》中指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正氣記憶體，邪不可乾」，「內外謂和，邪不能害」。意思是說病原微生物之所以能在人身上引起疾病，首先是因為人體虛弱，機體抗病能力差，病邪才能進一步引起機體的陰陽失去相對平衡，而引起疾病。事實也證明，正常人的皮膚上、口腔裏、腸道內，幾乎處處都存在有許多可以致病的微生物。當機體健康的時候，這些致病微生物是不能致病的，只有當我們因種種原因(如過度疲勞、營養極差、自然環境惡劣等)使機體的抵抗力下降時，機體陰陽相對平衡受到了損傷，這時致病微生物才得以為害，引起疾病。發病過程也是正邪雙方進行鬥爭的過程，一方面病邪可以引起機體的陰陽進一步失調，造成病勢的發展惡化；另一方面，機體對於病邪也決不是無能為力的，它在病邪侵害下也力圖恢復自己的抵抗力，去戰勝病邪。有許多病可以不藥而癒，就是機體調動了自己抗病力，戰勝病邪(也包括致病微生物)的結果。所以，連一生一世研究微生物的偉大學者巴斯德臨死前也感慨萬千；他說：「微生物沒有什麼，一切都是機體。」中醫學認為決定健康與疾病的根本因素，是機體的正氣。
中醫學治療法則的精髓，在於「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素問·至真要大論》)病理上的陰陽失調，不外太過或不及兩方面，故治療的目的就在於調整陰陽，使之重
新建立起正常的動態平衡。因此，中醫治病處處注意正反兩個方面，祛邪而不傷正，補陽而不傷陰，其他諸如扶正驅邪、補虛瀉實、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壯水之主、益火之源等治療大法，無不包含著辯證法的思想觀點，這就是中醫學調節控制人體的論治特點。所以，辨證論治研究的是特定的證候與特定的方藥之間的對應關係及其變化規律，而這種對應關係及其變化規律，是經過幹百年的臨床實踐檢驗，被反復證實了的客觀規律。辨證論治的思想，既符合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辯證法觀點，同時，也逐步為現代醫學如免疫學等方面的發展所論證，具有豐富的科學內容和良好的治療效果。
中醫學是從人體與外界環境密切聯繫的觀點出發，從人體本身是對立統一的有機整體出發，來觀察人體對周圍環境的反應狀態，並透過臨床表現的徵象來認識疾病的本質，從而抓住人體反應狀態的主要矛盾，運用動態平衡的理論，通過各種具體治療手段，使病者重新建立起新的平衡，從而達到使疾病痊癒的目的。這就是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的兩個最突出的特點，即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精神實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