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移去國際了解的魔障
許倬雲
最近讀到德國學者尤根．歐斯特哈默的《亞洲去魔化：歐洲與十八世紀的亞洲帝國》，引發了長期困擾心思的問題，亦即所謂東方與西方之間，究竟該如何相對？學歷史的人本來就逃不開這一問題的糾纏，只是近幾年來西方霸權的專橫，表現於中東的衝突，而「東方」繼日本及東亞四小龍之後，中國與印度的急劇發展，無時不迫人思索：那些恩恩怨怨如何方能解開！
不同文化認知有蔽有偏
歐氏顯然也是從他研究漢學的經驗，不得不在此時再度思考歐洲人士對於東方的認知，及其演變歷程。他將歐洲與「亞洲」做為對立的雙方，其主要論述是在於歐洲建構「自己」時，實係以所謂「亞洲」為其對比的「他者」。於是，歐洲是一個囫圇的觀念，亞洲也是一個囫圇的觀念。歐氏此書討論的時段是十九世紀。不過他特別說明，他所關注的時代，是一六八○─一八三○年間，那首尾均有延伸的十八世紀。在那一百多年內，歐亞內部均有重大的變化，而歐洲人對於東方的理解，也前恭後倨，從近於盲目的崇拜，逐步發展為「彼可輕易取之」的蔑視。果然，接下去，即是歐洲人對於東方世界的步步進逼，巧取豪奪，終於實質上奴役東方，至今又已是一個世紀了。
歐氏此書，是今日後現代的解析，尋找歐洲人不同世代對於東方世界不同的認識，指陳歷史上歐洲人收集的東方知識，其性質各有特色，而這些特色往往又根源於當時歐洲人自己的獨特視角。其實，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認知，無時無刻不是由「自己」看「他者」，都有所蔽，有所偏。歐氏書名是有關亞洲的去魔化，實則，今天是二十一世紀了，歐美文化系統的人士，對於世界人類的其他部分，又何嘗不是還在此時自設的迷霧之中？解迷去魔，談何容易？歐氏陳述十九世紀歐洲對於亞洲的解迷，又何嘗不可解讀為我們這一時代，依舊還須不斷解迷破魅？若不是還在迷惘之中，小布希也就不會陷入中東泥淖，而還不悔悟了。
中國早期也受魔障附身
歐美文化系統人士，對於「東方」最大的迷障，即是以「亞洲」為「東方」，籠統的當作自己的「他者」，而建構了一個自己為中心的虛幻世界，這一心障與智障，在中國自己的歷史上，又何嘗不存在？
中國文化在史前時期，多元共存，到了春秋還是南北東西，各有異同。秦滅六國，政治上統一，漢重儒家，思想也定於一尊。自此以後，中國文化在東亞的龍頭地位，四鄰不能挑戰，也因此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文化，不免自負；用今日的名詞，中國人的文化沙文主義，遂成為附身的魔咒，歷久不能自拔！二千年來中國難得以平等觀念處理涉外事務，不是自大，即是屈服。由於這一重魔障，中國在大洋航運開拓以後，即使民間力量已經參與國際海上活動，文化精英及政府官僚卻懵然不知世界已經開始的巨變。自此以後，西潮東來，而中國呢？先則有乾隆對於英國使團的自大，繼而有鴉片戰爭的昏聵慌亂，終於則是義和團代表的愚昧荒唐。最後，中國又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彎，由自大而自卑，「重洋媚外」之風，從清末延續至今。
西方開始正視東西差異
不僅中國，日本又何嘗沒有附身的魔障？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是西方文化的優等生，從裡到外一切模仿歐美，以致比西方帝國主義更為帝國主義，成為東方世界的禍害。
回頭看看，日本的維新，中國的洋務，甚至五四運動，東方對於西方文化，只是照單全收，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終究只是未落實際的口號。明治與五四人物，似乎都未認真省視西方文化演變的線索，於是在輸入西方文化時，也很少推敲其中必然與偶然的因素，以致始終欠缺了深度闡釋與由此而進行的鎔鑄。
現在，正如歐斯特哈默諸人所做，西方人士已在省察自己的文化與「他者」之間的互動了，新近故世的薩依德曾提出「東方主義」一詞，陳述「東方」實由「西方」的立場界定，自薩氏以來，從地中海東岸到太平洋濱，這廣大的「東方」地區，學術界與文化界還是很沈默，至今未見從省察自己與省察「他者」往返映照，庶幾真切的認識自己，也認識別人。
消弭誤解化解東西衝突
畢竟，全球性的經濟正在成形，在二十一世紀「西方」與「東方」必然會合，吉柏林「東是東，西是西，兩者永遠不會交集」的詩句，終將證明為錯誤的自負。我們不願看到目前兩河流域與波斯灣─紅海地區的災難擴及於世界別處。基督教與回教之間長期的誤解及由此發生的衝突，再加上石油能源惹起的貪念，都導致今日全世界恐怖活動與暴力侵略的災難。我們若不早做努力從根本消弭「西方」與東亞∕太平洋地區之間彼此的誤解，則杭廷頓文化大衝突的預言，也將會不幸而言中。
這一深刻省察自己與「他者」之間認知差異的工作，當是全世界知識分子的共同志業。西方已有人著手了，我們呢？我們是不是也該開始想想了！
推薦序
新世界與老亞洲
楊照
十五、十六世紀在西方興起的大航海浪潮，是歷史上的關鍵轉捩點。大航海的冒險探索，才讓原本各自獨立發展，僅有零星、偶然交會的文明，彼此認識、彼此衝擊，才誕生了一個以全地球為領域的「世界」新概念。
大航海時代真正驚人處，不在其冒險探索所發現的，毋寧在遠赴全洋冒險這個意念衝動上。人的肉體存在，從來不是為海洋生活所設計的。航海技術上的突破，不足以改變一項事實：長程遠航，極其折磨，而且時時處處佈滿了死亡陷阱。
離開熟悉、溫暖的土地家園，擠進髒臭狹窄的航艙，朝根本不知什麼何處航去，有道理嗎？奇怪的，十五、十六世紀，歐洲許多人竟然視之為生命最大的意義所在！
大航海時代之所以可能，依賴當時歐洲人對陌生事物的好奇。從未到過的地方，從未看過的景色，從未想像過的動植物，比安穩的土地，對他們產生了更大的吸引力，才使得他們前仆後繼願意為未知賭上一切。
可以這樣說：大航海必須以歐洲自身知識系統的動搖，為其前提。在穩定的知識系統中，人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生活所需的一切答案，當然就不會對陌生事物好奇，甚至不會假想假設陌生事物的存在。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出發航向完全未明的水域？
中國就是長期籠罩在穩定的知識系統中，因而不可能與海洋、海洋的另一端，發生什麼關係。中國自給自足的知識關懷中，容不下「彼岸」的想像。看不見的東西不屬於這個知識系統，也就不需、不能思考，當然也就不可能好奇、想望。
從十六世紀起，大航海陸續帶回來的海洋「彼岸」訊息，進一步動搖、乃至改造了西方知識。原本出於冒險、傳教與財物掠奪動機的航行，很快就多增加了一條理由──為了知識的擴張。
於是航行除了原本牽涉的商業資本家、水手和傳教士之外，多加了一種必要角色──博物學家。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遠洋船隻隨船帶著博物學家，幾成慣例。
博物學家帶回來令人看得瞠目結舌的奇特動植礦物標本。他們同時也帶回來令人聽得目瞪口呆的遠方故事，關於那些無法任由他們捕捉、風乾帶回家的，人與社會的故事。
那是一個驚訝發現異種、異俗、異語、異文明的熱鬧時代。較為科學的客觀描述、理解方法，還來不及建立起來之前，一個豐富而有趣的「輕信」時代。
翻看那個時代航海博物家帶回的異文明紀錄，最凸出的特色，必然是其光怪陸離。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戲仿航海家紀錄，寫了《格列佛遊記》，裡面有小人國、大人國，還有以馬為人的國度。史威夫特固然誇大了海外存在國度的奇貌，不過讓我們別忘了，本來航海誌裡就充滿了各種常識上不可能，航海者卻堅稱自己親見親歷的怪事怪物。
為什麼航海者帶回來的故事，都那麼怪？今天透過異文明歷史的比對，我們有把握明確地說：那些光怪陸離，不管是航海者看到的印加帝國、日本或大溪地，幾乎都不是事實。他們不見得是刻意捏造，而是一股要在海洋彼端看到「異物」的預期，扭曲了他們的經驗，使他們成為不忠實、不可信的觀察者、感受者。
航海博物家先入為主要找到「異物」，也就意謂著他們帶著清楚的歐洲標準，來搜尋海洋彼端的印象。「異」者，異於歐洲既有的事物。尋找「異物」的人，敏銳地看到的、不自覺誇大的，一定是和歐洲「一般」、「平常」不同的現象。
所以，那些光怪陸離的異物記載，與其說是關於印加帝國、日本或大溪地，還不如當做是歐洲人流浪心靈中，以彼岸經驗刺激出的華麗想像，與歐洲既有知識經驗主流，不斷辨證對話的結果。
原本就是出於知識系統的不安，才有大航海創舉，進而大航海帶回來的「異物」訊息，又不停地搖晃著歐洲一般人賴以生存的世界觀。
那兩三百年，歐洲經歷了知識系統的大破大立大重建，而這知識系統上進行的變化，正就是分隔開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最鮮明的分水嶺。
有趣的知識系統變動，發生在十八世紀。對待大航海時代中找到的「彼端」，十八世紀開始試圖不只是記錄其怪模怪樣傳奇，而是去進行理解。十八世紀也開始收拾原來不同船隻不同航程不同人搜羅到的片段，試圖建立起系統來。更重要的，十八世紀歐洲人看見海洋「彼端」的企圖動機，慢慢從主觀中走出來，試圖找出一套客觀方法論來。
主客異變之間，而有了極其豐富的內容。與前面的時代相比，十八世紀歐洲的異文化知識，不再那麼狂野放任，充滿了自我中心的想像，轉而浮現了一點秩序，尤其是浮現了一點想要參與貢獻這個領域裡的人，不得不遵守的規範。不過和後來的十九世紀相比，十八世紀卻又還沒有明確的社會制度管轄這套異文化知識的產製、流傳與評價，也就是說，異文化知識尚未「專業化」、「體制化」，尤其尚未與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合為一體，而有著較大的個人、學派特色空間。
在歐洲人的異文化想像到異文化理解中，亞洲當然佔有重要地位。早在大航海開拓前，歐洲已有對亞洲的模糊傳說，而且已經認知亞洲有著和歐洲一樣高度發展的文明，和非洲或美洲，情況大不相同。
歐洲人或誇張對亞洲文明成就的「驚艷」，或誇張對亞洲「原來不過如此」的失望幻滅，在這兩種極端態度間的取捨，往往不是決定於亞洲是什麼，而在歐洲本身需要什麼。
亞洲比其他地區，更關鍵地扮演了這段時期歐洲建構自我形象的對照角色。當歐洲需要新的文明標準以砥礪自己奮起時，他們便抬高亞洲的成就；反過來當他們需要鼓舞具侵略性的自信心時，他們便不客氣地貶抑亞洲。亞洲知識亞洲印象，被不斷拋擲、搓捏，進行無窮變形。
「亞洲去魔化」整理的，就是十八世紀知識系統大變動中，歐洲人如何與亞洲知識、亞洲印象糾?的過程。這裡面固然有逐漸累積增加的亞洲經驗，同時卻有更多歐洲本身快速變動的矛盾衝突。透過歐洲人的眼光，我們可以部份復原十八世紀亞洲的相貌，不過，看得最真確的，畢竟還是歐洲眼珠光影中幻映出來他們自我的形影吧！
「亞洲去魔化」給了我們豐富的資料，深入十八世紀歐洲知識世界裡。我們不必也不能將當時歐洲的知識，視為亞洲寫真。不過倒是可以回頭藉此對亞洲自我歷史認知與歐洲的想像建構，對這段西方逐步凌駕東方的過程，有更深入更細膩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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