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書包含了三部分。
第一部稱為「初遇（一九三九?一九六七年）」，是我久遠以前在帝國居留的報告書，其中談及蘇維埃大軍開進我位於波蘭波雷西亞區的家鄉，一場橫越大雪覆蓋、孤絕荒涼的西伯利亞的旅程，遠征至外高加索，並達中亞共和國，換句話說，就是到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邊境，充滿了異國風、衝突和滿載感情與感傷的獨特氛圍。
第二部稱為「鳥瞰（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是我在帝國衰微及最後的瓦解（至少在一九九一年左右還存在的形式範圍內）期間，在它廣闊的土地上做較為長久的漫遊。我一個人走過這些行程，避開官方的機構和路線，走布列斯特（前蘇聯和波蘭邊界）到太平洋的馬加丹，以及沃爾庫塔橫越北極圈到鐵爾梅茲（與阿富汗交界處）這些遠征路線，總長約六萬公里。
第三部叫做「餘波盪漾（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是在旅遊、對話和閱讀空檔間反省、觀察和筆記結集。
本書是以多聲複音的形式寫就，意即穿梭在頁間的人物、地點和主題在不同的年份與章節間可能會重複出現多次，然而相對於多聲複音的宗旨，整體並非總結於一個更高且絕對的總合，相反的，反而是分解與散落，會有這樣的理由源自於我寫作的過程中，主旋律，也就是偉大的蘇維埃超級大國是潰散的。在其領域內，新國度紛紛崛起，而俄羅斯這個住著幾世紀以來，都受帝國野心驅動和統一的民族的龐大國家也身在其中。
這本書不是俄羅斯和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歷史，不是共產主義在這國度中誕生與隕落的歷史，也不是帝制的知識概要。
這是份根據我橫越這國家（甚或說是世界這一部分）廣闊幅員旅程的私人報告，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
導讀
他給了我們一個寶山∕張翠容
閱讀過這一本《帝國》，在掩卷的一刻，作者在前蘇聯幅員甚廣的一大片土地上，所完成的孤獨行旅，從西伯利亞，到外高加索，再深入中亞，一步又一步的走過來，一筆又一筆寫成的報告，仍然在我腦海裡迴盪著，我不禁深深呼出一口氣，啊，好一部氣勢磅?的作品！好一名偉大的記者！
曾獲六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卡普欽斯基，早就是我在新聞專業上的啟蒙老師，他不一樣的採訪技巧，不一樣的寫作風格，不一樣的洞察能力，完全攫住了大學時期的我，影響之深直至現在。
他在《帝國》的自序說：「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而事實上，他的足跡已遍及世界凶險之地，曾見證了二十七次革命，多番死裡逃生，他他的文字依然蘊含濃濃的人文色彩，極富詩意，他不僅帶領讀者走到新聞現場，並且這還是一趟歷史之旅，同時又是文學之旅。而行文當中更讓讀感受到那一點點的人生哲理。
如此豐富的筆觸令到這一位波蘭記者在世界享譽盛名，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典範，作品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等待至今（二00八年十月）終於出現由馬可孛羅出版的第一本中譯本《帝國》，可惜的是，他已於二００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離開了他曾經熱情擁抱的世界。波蘭舉國上下掉進難過的沉默，因為卡氏已被視為波蘭國寶。
卡普欽斯基真是一個異數。他工作於共產時期的波蘭通訊社，卻能夠突破其規限而寫出富有人性又中肯全面的報導；他的採訪態度有異於西方主流，卻仍然能夠打動西方同行而獲尊榮。
例如，他可以在他採訪之地走上一整天，甚至沒有與人交談一句話，他認為，有時，選擇細心的去看、去聽、去感覺，比與當地人滔滔不絕來得更重要。因此，他不愛寫筆記，也不愛與被採訪者糾纏於難解的問題上，亦不會振筆疾書，記下答案，然後逐字逐句引述被採訪者的說話，不，他從不會這樣做，但他卻偏偏能夠準確地把新聞事件，立體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當他描述在戈巴契夫推出改革之前的蘇維埃，人民有一種獨特的抗議方式，他們是「透過沉默表達意見，不是用言語……何處該出席，何處該缺席，當被迫參加集會時，他們會慢慢的聚過來，而結束時，他們則會快速的瞬間四散。」
人民就是用這種非比尋常的沉默，迫使當時自大的政府不得不正視以待。在此，讀者對卡普欽斯基的敏銳觀察無不讚嘆，這不是慣於以最短時間做最多訪問的西方記者所能比較的。卡氏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總愛某一地方某一次漫長的旅程，然後，一次徹底的凝視。這不期然使我想到柏拉圖的話語：「如果你曾凝視，那就必須曾凝視至靈魂深處。」（If you gaze , you have to gaze into the soul.）
毫無疑問，卡氏做到了，因此正當大家驚訝蘇聯突然崩潰之際，他則可以告訴我們，蘇維埃不是一夜之間瓦解的，其瓦解早有預兆，而且記入了他的報告之中。
卡氏指出外表看來穩定持久的蘇聯體，其實早已出現裂痕，就以其電話法令來說，這即是在政府內上司向下屬依靠電話，而不是文件傳達指令的特點，其目的便是使責任歸屬無以查證，而下屬也是以電話來徵求上司意見。
可是，當蘇聯跨過九０年代，戈巴契夫桌上的電話鈴響越來越少，這表示中央的力量已經分散到其他地方，蘇聯的中央集權快將無以為繼。
卡氏喜歡從小處看大處，其細微的觀察總帶點黑色幽默，令到《帝國》的寫作趣味盎然，而這亦是他的特色之一。
讀者跟著卡氏解構歷史的迷宮，化解克里姆林宮的魔法，並走進蘇聯時期的尋常百姓家，隨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體會到改革非如此不可。當一般平民無奈地向卡氏表示：「原諒我們蘇維埃的悲慘！」然後治療恐懼特效藥大量湧現，此時，帝制社會便不能不屈服於改革的面前了。
這就是卡普欽斯基，他的一支筆猶如一把手槍，純熟的技巧令他可以細緻地一層層的解剖，其細緻程度迫使讀者穿越他的故事的現實，在流轉的現實裡看到永恆，正如他所說：「國家猶如一個舞台，在舞台上上演的劇目是共通的。」
無論他寫蘇維埃，或是非洲，又或是中東，都可能讓讀者閱到一個共通的劇目；權力的結構如與大環境互有關聯。當然，他在這方面的得心應手，與他的文學功力不無關係，不要忘記，他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呢！
卡氏曾表示，文學與讀者之間有著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親密關係便是透過閱讀的藝術建立起來，那麼，閱讀的藝術是什麼？就是閱讀文本以外的文本，在這方面，卡氏說，俄羅斯人可稱得上是偉大的讀者。
沒錯，當我們閱讀卡普欽斯基的作品時，必須準備好，就是把我們的心空出來，才能走進卡氏的「寶山」裡，體驗一次別有洞天的旅程，同時重投人文價值的懷抱之中。
譯者序
見證痛苦，也見證希望∕ 胡洲賢
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晚上，我與家人聚餐，不是刻意，卻湊巧碰上台灣政黨的再次輪替，餐桌上杯觥交錯，窗外煙火燦爛，然而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想起三月初才交出去的一份譯稿，一份譯了近半年，直到交出去的那一刻，依然不斷牽動著心緒的稿子。
每當別人問起我從事的行業，總很難在一時半刻中說個清楚，明明是單純的文字工作，以翻譯為主，卻經常心虛的口吃，只因為比誰都清楚，這實在是是一份「不可能」的工作。
這樣的感覺，在初次接觸到卡普欽斯基《帝國》的英譯本時，格外深刻。如果說，平常的英譯，已經是一份不可能的工作，那麼翻譯從波蘭文翻譯過來的英譯本，是不是雙重的「不可能」？更何況，卡普欽斯基雖是舉世公認堪為波蘭國寶的記者、作家與詩人，在其數十年的記者生涯中，見證過二十七次革命事件，四度被判死刑，曾經連續多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成為大有希望獲獎的候選人，惜終未如願，但國內卻從未得見他的作品，身為一個總是站在幕後的譯者，到底要如何下筆，才能承擔起卡普欽斯基作品首本中文譯作這樣的千斤萬重？
我在網上搜尋，看到了與卡普欽斯基一樣從「記者走上文學之路」的好友張翠容，在二○○八年二月四日發表於她的部落格「真實筆記」中，悼念剛於一月二十三日過世的他的一篇文章，書都還沒譯呢，我已經拿起電話打到香港去，告訴翠容我是多麼的榮幸，卻又是多麼的惶恐……同時也在心中暗暗決定：等譯稿完成後，一定要拜託翠容寫篇序。
之後，我出了場小小的車禍，雖曰小，卻無可避免的影響了日常的生活與排定的工作，但也因為行動不便的關係，讓我能夠定下心來將《帝國》看了一遍又一遍。而每一次看，都讓我恨不得腳傷快好，可以早一天回到電腦前開機工作，這樣的心情，對於翻譯已久的我而言，已經多時不見了。我相信，那是卡普欽斯基字裡行間的感染力所致。
等到開始翻譯後，整個過程中，沒有一天，我不是帶著激動的心情敲擊著我的鍵盤，只恨十指的速度永遠趕不上腦筋的輪動，而每一天工作的結束，幾乎都是因為我覺得當天的「震懾量」已經過度，熱燙的眼眶讓我無法再面對螢幕上的文字，這哪裡只是單純的文字？每一個字、每一行、每一段、每一頁，你都可以看到佔地超過兩千兩百萬平方公尺，陸地邊界線綿延四萬兩千公尺長，遠比赤道還長的蘇聯境內的苦難和痛楚，那些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人、哈薩克人、阿爾及利亞人、布里亞特人等等的鮮血與眼淚。
每每我關了電腦，走出房間，還是甩脫不開卡普欽斯基筆下的「帝國」，那個在他七歲便初逢，卻跟大部分的世人一樣，完全無法相信有生之年會看到她崩潰瓦解的龐大政治體。而糾纏著我，甚至追到深夜夢裡的也不僅是卡普欽斯基和英譯者克拉拉˙可羅茲瓦斯卡雖然淺顯，卻訴說著最深刻真相的文字，還有因為資料的不足，那一長串的人名、地名、種族名和宗教派別，更遑論背後的故事和歷史了。
這，到底是蘇聯長期的對外封鎖消息，或是我們島內近年來的鎖國所致？
而我的才疏學淺，自然是無法推諉的最大原因。（特別感謝高鈺茹、繆靜玫、張孝仁及王懿琴四位好朋友在資料查詢上的大力幫忙，譯本中參考資料的周全，全靠他們不吝協助。）
就在這樣複雜的心緒之中，我跟著卡普欽斯基的文字，將帝國下的大地走過一遍，面對他所見所思，他從來不加一字批判，永遠冷靜與客觀，反而是我這個「二度」譯者因為他說及幼時經歷同胞的被驅逐出境後，人人自危的恐懼：
「晚上母親就不再讓我們脫下衣服，鞋子可以脫下來，可是要一直擺在我們身旁，外套放在椅子上，以便眨眼間就可以穿上，原則上我們是不准睡著的……理所當然的，在掙扎和推擠之間，我們都陷入了夢鄉，但母親是真的沒睡，她會一直坐在桌邊，耳邊盡是街上的沉默，要是在這沉默中響起了某人的腳步聲，母親就會一臉蒼白，這個時候出現的人是敵人……」
因而情緒翻騰，光是想像著若是周遭的孩童得夜夜懷著隨時有人來撞門的驚悸入睡，就已經坐立難安，或者看到他為種族衝突所做的以下描述：
「對亞美尼亞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是個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對亞塞拜然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不是個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這些情況的極端和結果真是非同凡響，不只是在亞美尼亞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塞拜然人是對的，』或者在亞塞拜然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美尼亞人是對的。』這樣的態度絕無可能出現，因為兩邊都會馬上仇恨你並殺了你！在錯誤的地方，或是置身在錯誤的人群當中，甚至只是說：『那兒有問題』（或是『那兒沒有問題』）都足夠置一個人於被勒死、吊死、石頭丟死、用火燒死的風險當中。」
對照於島上長期操弄出來的民粹與種族對立情結，讓人對於總是無法反省的人類歷史，終究都只能無言以對！但我始終相信，他的一顆心比誰都還要熱燙，還要溫柔。
雖然，卡普欽斯基還未來得及等到中文讀者認識他，便告別他多姿多采的人生，但幸而透過他的文字，我們還來得及認識他；如今，卡普欽斯基已然是個傳奇，我的譯文必有無數未及周詳之處，卻仍奢望中文讀者能透過本書，認識這位波蘭人稱：「人類痛苦的見證人，也是人民希望的見證人。」
推薦序
他給了我們一座寶山 張翠容
閱讀過這一本《帝國》，在掩卷的一刻，作者在前蘇聯幅員甚廣的一大片土地上，所完成的孤獨行旅，從西伯利亞，到外高加索，再深入中亞，一步又一步的走過來，一筆又一筆寫成的報告，仍然在我腦海裡迴盪著，我不禁深深呼出一口氣，啊，好一部氣勢磅礡的作品！好一名偉大的記者！
曾獲六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卡普欽斯基，早就是我在新聞專業上的啟蒙老師，他不一樣的採訪技巧，不一樣的寫作風格，不一樣的洞察能力，完全攫住了大學時期的我，影響之深直至現在。
他在《帝國》的自序說：「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而事實上，他的足跡已遍及世界凶險之地，曾見證了二十七次革命，多番死裡逃生，他的文字依然蘊含濃濃的人文色彩，極富詩意，他不僅帶領讀者走到新聞現場，並且這還是一趟歷史之旅，同時又是文學之旅。行文當中更讓讀感受到那一點點的人生哲理。
如此豐富的筆觸令這一位波蘭記者在世界享譽盛名，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典範，作品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等待至今（二○○八年十月）終於出現由馬可孛羅出版的第一本中譯本《帝國》。可惜的是，他已於二○○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離開了他曾經熱情擁抱的世界。波蘭舉國上下掉進難過的沉默，因為卡氏已被視為波蘭國寶。
卡普欽斯基真是一個異數。他工作於共產時期的波蘭通訊社，卻能夠突破其規限而寫出富有人性又中肯全面的報導；他的採訪態度有異於西方主流，卻仍然能夠打動西方同行而獲尊榮。
例如，他可以在他採訪之地走上一整天，甚至沒有與人交談一句話，他認為，有時，選擇細心的去看、去聽、去感覺，比與當地人滔滔不絕來得更重要。因此，他不愛寫筆記，也不愛與被採訪者糾纏於難解的問題上，亦不會振筆疾書，記下答案，然後逐字逐句引述被採訪者的說話，不，他從不會這樣做，但他卻偏偏能夠準確地把新聞事件，立體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當他描述在戈巴契夫推出改革之前的蘇維埃，人民有一種獨特的抗議方式，他們是「透過沉默表達意見，不是用言語……何處該出席，何處該缺席，當被迫參加集會時，他們會慢慢的聚過來，而結束時，他們則會快速的瞬間四散。」
人民就是用這種非比尋常的沉默，迫使當時自大的政府不得不正視以待。在此，讀者對卡普欽斯基的敏銳觀察無不讚嘆，這不是慣於以最短時間做最多訪問的西方記者所能比較的。卡氏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總愛某一地方某一次漫長的旅程，然後，一次徹底的凝視。這不期然使我想到柏拉圖的話語：「如果你曾凝視，那就必須曾凝視至靈魂深處。」（If you gaze , you have to gaze into the soul.）
毫無疑問，卡氏做到了，因此正當大家驚訝蘇聯突然崩潰之際，他則可以告訴我們，蘇維埃不是一夜之間瓦解的，其瓦解早有預兆，而且記入了他的報告之中。
卡氏指出外表看來穩定持久的蘇聯體，其實早已出現裂痕，就以其電話法令來說，這即是在政府內上司向下屬依靠電話，而不是文件傳達指令的特點，其目的便是使責任歸屬無以查證，而下屬也是以電話來徵求上司意見。
可是，當蘇聯跨過九○年代，戈巴契夫桌上的電話鈴響越來越少，這表示中央的力量已經分散到其他地方，蘇聯的中央集權快將無以為繼。 卡氏喜歡從小處看大處，其細微的觀察總帶點黑色幽默，令到《帝國》的寫作趣味盎然，這亦是他的特色之一。
讀者跟著卡氏解構歷史的迷宮，化解克里姆林宮的魔法，並走進蘇聯時期的尋常百姓家，隨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體會到改革非如此不可。當一般平民無奈地向卡氏表示：「原諒我們蘇維埃的悲慘！」然後治療恐懼的特效藥大量湧現，此時，帝制社會便不能不屈服於改革的面前了。
這就是卡普欽斯基，他的一支筆猶如一把手槍，純熟的技巧令他可以細緻地一層層的解剖，其細緻程度迫使讀者穿越他的故事的現實，在流轉的現實裡看到永恆，正如他所說：「國家猶如一個舞台，在舞台上上演的劇目是共通的。」
無論他寫蘇維埃，或是非洲，又或是中東，都可能讓讀者閱到一個共通的劇目；權力的結構與大環境互有關聯。當然，他在這方面的得心應手，與他的文學功力不無關係，不要忘記，他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呢！
卡氏曾表示，文學與讀者之間有著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親密關係便是透過閱讀的藝術建立起來，那麼，閱讀的藝術是什麼？就是閱讀文本以外的文本，在這方面，卡氏說，俄羅斯人可稱得上是偉大的讀者。
沒錯，當我們閱讀卡普欽斯基的作品時，必須準備好，就是把我們的心空出來，才能走進卡氏的「寶山」裡，體驗一次別有洞天的旅程，同時重投人文價值的懷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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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本書波蘭作者引用一位波蘭詩人Adam.Mickiewicz 的文字對西伯利亞的描寫：「沒有座位，而因為我的傷口還沒有痊癒，他們塞給我一袋稻草，還指明我是秘密囚犯，只有號碼，沒有名字，這樣的囚犯對他們而言是最重的罪犯，背負著最嚴厲懲罰的痛苦，任何人都不能跟他交談，連知道他的名字或他被關的理由都不准。」 「我聽到隔壁牆後傳來的毒打聲，酷刑的聲音以及鎖鏈的叮噹聲。」 在舊日的蘇聯，他們受不了囚犯的尊嚴，這也是極權國家統治者的心態，08年入秋後的台灣，鷹犬爪牙的黑暗身影似乎有點清晰地顯影了。 「西伯利亞適合被放逐與拘禁在於她的廣闊無邊，對於異已放逐不只是時空的錯置，還伴隨著消滅人性的過程；那些如果沒有死在路上終於抵達終點的人，已經被剝奪了之所以成為人的一切。沒有姓氏；不知身在何處；不知道他們要拿他怎麼樣，他的語言已經被奪走了；沒有人會跟他講話，他只是個寄送的貨品…..」 作者花了五十多年的時間大量大範圍的採訪泛俄羅斯這個古老帝國，從1937到1992年，用他的眼睛與筆寫出了一個不同角度的「舊帝國」，我們看過許\多美國人的角度，應該也看過舊日國民黨給我們的「反共抗俄」的角度，也看過昔日俄羅斯文豪過度吹捧的自我角度，當然更遭糕的是近幾年充斥在市場的「投資銀行」角度；這本書提供了我們一種不同的角度看俄羅斯，他從邊境的昔日屬國如亞美尼亞、喬治亞去看看被世人所忽略的不一樣面貌，他對於西伯利亞的描寫，相當生動： 「而那白，無處不在的白，眩目、難測、絕對，一種會把人拉進去的白，要是一個人任由自己被引誘，任由自己被攫住並走得更遠，深入那雪白當中，他唯有死路一條。這片雪白摧毀了所有企圖接近它、試圖解讀其秘密的人….」 「火車不斷開過不同時區，一個人理應持續調整錶上的長短針，但要那幹麻，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改變的知覺在這裡萎縮；也不需要改變…..。」 俄羅斯這片大地，一方面無邊無盡，另一方面卻又具備了另人屏息的全面壓倒性，不留空間讓人用力吸上一口氣，我們台灣是太小的想要出走，俄羅斯是太大的以致於走不出去，閱\讀這本書不時產生這樣的窒息感。 我喜歡本書的「南方」一篇對亞美尼亞的描寫： 「亞美尼亞一切不幸的源頭皆來自於她災難性的地理位置，一個人得學著不是從我們有利的位置去看地圖，而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要從亞洲南部那些決定亞美尼亞命運的人的方向來看。亞美尼亞盤據在地中海、黑海與裏海等三海之間，命運真的不可能把他們的國家放在一個更不幸的位置了，波斯、土耳其、阿拉伯與拜占庭都曾統治過這裡，蒙古與俄羅斯也征服並屠殺過這裡，在過去千年多以來的歷史中，這些不同時空所產生的鄰國強權看著亞美尼亞與週邊的地圖，他們的君王與軍頭們會想到什麼？極端且貪婪的擴張主義會對亞美尼亞做出什麼舉動？….持續千年的被入侵者掠奪。」 羅馬人、波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成為亞美尼亞的詛咒，除了政治問題以外還有更嚴重的宗教問題。這個國家的歷史讓我想起咱們的家-台灣，幾百年來被荷蘭人、西班牙人、中國海盜、滿清、日本人與中國軍閥不斷地入侵；如今又要面對強大的歷史怪獸。 什麼是歷史怪獸？ 許\多國家都曾經有其強大的過去，如蒙古曾經統計三分之二個亞洲與一部份歐洲，法國拿破倫曾經統治過半個歐洲直到莫斯科，德國希特勒除了征服半個歐洲以外還一度佔了北非和中亞，中古時期的土耳其或波斯，她們所建立的版圖一點都不遜於蒙古，五十年前的日不落帝國-英國，一百多年前控制過整個中南美洲的西班牙，六十多年前佔據整個東亞與東南亞的日本…..這些國家如果都根據她們的歷史史觀，主張所有她們所曾經統治過的地區都屬於她們的話，恐怕這個世界至少打上一千年的戰爭都無法平息，然而，從這本書的一些俄羅斯昔日屬國的觀點來看，這種強國的歷史怪獸史觀造成了幾千來的流離，這讓我不禁想到台灣的史觀在哪裡？她國對台灣的史觀又是什麼？到底有沒有那頭讓人不寒而慄的歷史史觀怪獸呢？ 或許\我們都只是從「投資」的角度去看待這些從舊帝國解放出來的國家，我們只會去用「油田利益」、「油氣管運輸」與「原物料蘊藏」的思路去解讀這些國家與俄羅斯之間的糾紛，而不用她們的角度或她們昔日的角度去詮識，一如台灣許\多無根的媒體言論，我們習慣性地污衊或汙名化「意識型態」，我們更鄉愿無知地被教導要原諒「歷史加諸在我們身上的過錯」。我節錄一段書上的精華： 『在帝國時期，跟人接觸的第一句話，是確認彼此的國籍，因為很多事情會取決於此。』 『如今隨著蘇聯的解體，這些人也正在找尋他們的新身份，新蘇維埃人是舊蘇聯的歷史產物，其中一大部份是由不斷、密集及大規模的遷徙、配置、運輸和流浪人口所組成。』當然我們都曉得，「民族清洗」是這些勾當中最有效的辦法。 『結果就是整個民族的人都發現自己在陌生的國度裡，陷入貧窮與飢荒中，這樣運作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讓所有人都離鄉背井，讓他們都成為無根的人，剝奪他原來的文化、環境與家園，之後無力反擊的他們就只好任其專制政權支配。』 『一個專制的官員驅趕一整隊的人去勞改營，這些不幸的奴隸沒有一個敢反抗，畢竟他們大可以把這官員殺了，再逃進森林，但不，他們就是順從的走著，聽著官員的口號，默默承受他語言的暴力。…..官員象徵著專治政府的威權，令他們膽戰心驚，這些統治者盤算過，被殖民者到了最後，恐懼會凌駕仇恨…..』 沒錯！恐懼會凌駕在仇恨之上，從拉薩到圓山，我怕了！ 評：太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