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和老師不見了
班上率先不見的是帕維,因為冬天快來了,老師提說帕維可能感冒了在家休息,可是隔天或隔週他都沒來,這時我們開始明白永遠不會再來了。不久以後,我們看到傑內和日比卡坐的第一排座位空了,我們很難過,因為他們兩個開的玩笑最好笑,所以老師才會安排他們兩個坐在最前面,以便就近看管。其他班級的孩子一樣消失不見,而且越來越頻繁,很快的就沒有人再問為什麼他們沒來,或者他們到哪裡去了,學校變得空空盪盪的。放學後我們依舊玩棍球、捉迷藏和打球,可是情況有異,球變得沉重,捉迷藏時,也沒人想要跑得快一些,而在玩棍球時,每個人都用老手法揮動棍子,搞怪的爭論和激烈的纏鬥一下子就洩了氣,之後每個人都走了,氣呼呼、悶悶不樂或者無精打采。
有天我們的老師也不見了,大家一如往常的在八點以前到校,鐘聲響過後,在我們都坐到座位上時,校長魯柏崴基先生出現在教室門口,「孩子們,」他說:「回家去,明天再來,你們會有位新老師,一位女士。」打從父親離開後,我首度感覺到心臟一陣緊縮,他們為什麼要帶走我們的老師?他一直都很緊張,經常往窗外探看,他會說:「啊,孩子們,孩子們,」同時搖著頭,一直那樣的嚴肅,又好像非常憂鬱,他對我們很好,要是學生在讀列寧的書時結結巴巴的,他也不會大吼大叫,甚至還露出淺淺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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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亞美尼亞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對亞塞拜然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不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這些情況的極端和結果真是非同凡響,不只是在亞美尼亞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塞拜然人是對的,」或者在亞塞拜然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美尼亞人是對的。」這樣的態度絕無可能出現,因為兩邊都會馬上仇恨你並殺了你!在錯誤的地方,或是置身在錯誤的人群當中,甚至只是說:「那兒有問題」(或是「那兒沒有問題」)都足夠置一個人於被勒死、吊死、石頭丟死、用火燒死的風險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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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一個站在公車站的女孩如何到火車站去。「我帶你去!」她提議。雖然這是市中心,泥巴卻深及腳踝。今天是陰天;冷冽的寒風呼呼吹著。
頓內次克是烏克蘭煤區的中心;在某些社區裡頭,一堆堆的煤炭和煤渣就直接堆在路上。牆上都是黑黑的煤灰;許多外型相似的建築物,一棟接一棟地延伸了好幾公里,營造出黑色的條紋,灰色的水漬,褐色的鏽狀地衣。
「你喜歡頓內次克嗎?」女孩怯生生的問我。大家對這類問題都很敏感,如果說了一些批評的話語,恐怕會傷害感情。我開始竭力找些正面的字眼來描述這個城市,但口氣似乎少了真誠,因為我停頓下來的時候,女孩便用堅定又近乎驕傲的口吻回應我:「但在夏天,我們的城市會開滿玫瑰花。一百萬朵。你可以想像嗎?一百萬朵玫瑰花耶。」
晚上有一半的時間被我花在頓內次克車站等火車。傍晚時刻,這裡所有的店都已經打烊:包括賣甜茶的唯一一家酒吧、報攤,以及售票亭。大廳裡的燈光昏暗,乘客或相依而坐或躺下來,睡在木頭長條椅上。經過旅途的奔波和漫長的等待,疲倦的他們睡姿都異於平常,像是精神分裂似的,包著披肩和頭巾、裹著大外套、戴著禦寒耳罩,從遠處看來,好像一排排鼓脹的綑包、背包、包裹,一動也不動。
這裡寂靜無聲,窒悶得一點風都沒有,而且黑暗無光。
突然間,在大廳的一個角落,從這些行李之一看不見的深處傳來尖叫聲,一名婦人跳起來繞著大廳轉,無助的跳著。「Vory!Vory!(小偷!小偷!)」她絕望的大叫,大概是醒過來發現皮包不見了,她在長椅間找了好一陣子,嘴上不斷哀嘆:為什麼,為什麼是她的皮包?她向上帝乞求幫助。但是大家毫無動靜,她只好再來回尋找,最後她頭髮凌亂,一臉倦容地回到位子上坐了下來,蜷起身子來,陷入沉默。
然而一會兒之後,又從另一個角落出現同樣可怕恐怖的叫聲,「小偷!小偷!」另一位婦人在我們之間找來找去,讓我們看她雙手空空,但是人人依舊視若無睹;照樣縮著身體藏起來,蜷成了一團。
只有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老奶奶稍稍睜開眼睛,或許是對我,也或許是對她自己說:「Zyt掇trashno(生活太可怕了!)」邊說邊把她的油布袋子抱得更緊,再度回到她警醒的淺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