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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尊者推薦序
西元1957~1958年，中共政府無視於西藏的實際情況，在西藏東部的康區和安多等地強制推行所謂的「民主改革」等，以暴力極端殘酷地鎮壓西藏民族與人民。這段歷史的暴行繁不勝舉，卻幾乎沒有人真實記錄下來。因此，清楚明白這段歷史的，只剩下少數曾經親身經歷的老年人。
納倉．怒羅的《納倉男孩的童年》 ，是一個西藏人的年少自傳，真實描寫了五十年代中共殘酷鎮壓西藏的史實。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與所見所聞記錄成書，沒有誇張、掩飾或杜撰。本書的出版，有助於新一代藏人了解自己的民族史，並對現代西藏史的研究與事實真相的瞭解有重大的價值，這一切都是值得肯定與讚許的。
同時，本書已翻譯成中文，由臺灣的雪域出版社發行，對中文世界裡那些正直公義而無偏頗的華人學者和讀者而言，本書提供了瞭解西藏真實歷史的機會。
願讀者通過本書認識並瞭解西藏，關心和支持西藏的正義事業！
釋迦比丘僧達賴喇嘛
唯色推薦序
我憶，故我們在。唯色
2007年夏天，在西寧，加羊吉夫婦介紹我認識了納倉怒羅先生。據說他退休之前是玉樹州法院的一個官，在那之前當過曲麻萊縣的副縣長。那麼，他會寫一本怎樣的記憶之書呢？幾位安多友人都是我族優秀的知識份子，感慨地說，那應是第一部由境內藏人，透過個人身世來再現圖伯特民族苦難的歷史之書。
當我見到納倉怒羅先生時，他把這本以母語完成的書贈與我和王力雄。據朋友們說，文字有著安多民間的口語風格。兩鬢斑白的他完全是典型的藏人形象，全無絲毫的“幹部”氣味，似乎穿上藏裝騎上馬，就是那獨行茫茫草原的牧人。納倉怒羅先生向我們仔細地講述著書中內容，有幾次，他的眼角泛起淚花。後來我在書中找到相關細節，那是1958年，他的父親，一個行俠仗義的牧人，一個帶著失去母親的兒子們去拉薩朝聖的信徒，因為被突然來到家鄉“解放”他們的“漢軍”的子彈打中，慘死在逃亡路上的幼子跟前。以及，他和哥哥後來與數千名男女老少被關押在地窖裏受盡令人髮指的虐待；再後來，在有著幸福之名的收養院中，因為斷糧饑荒導致不計其數的孩子與老人慘死，而他倆艱難倖存。
此書的藏文原著於2007年6月由作者自費在西寧出版，被藏人們爭相傳閱，很快再版。2008年在達蘭薩拉出版。據悉發行總數達37000冊，屬十分罕見。讀者們紛紛致信給作者以示敬意，期待能夠翻譯成多種文字，讓更多的人瞭解在圖伯特的近代史上發生過什麼。有評論道：“之所以受到廣大讀者如此的歡迎和共鳴，是因為作者通過對自己童年的描述，如實地記錄了藏民族在中共入侵下所遭受的苦難，而這種記錄和敍說在當下的西藏是不被允許的。”
我曾在拉薩的一位老師家裏聽他講起這本書，他與納倉怒羅先生是同代人，除了讚歎作者了不起的勇氣，還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如果世上有‘翻身農奴’，納倉怒羅可以說是中共口中的‘翻身農奴’，可是，聲稱解放‘翻身農奴’的軍隊竟然連‘翻身農奴’的父親也屠殺，這又如何談得上是‘解放’呢？所以納倉怒羅這個‘翻身農奴’，即便是後來當上了幹部，依然會在晚年一個字一個字地記錄親人被殺、族人被戮的歷史，而這正是我們整個圖伯特的歷史。”
是的，中共總是聲稱自己如何將“百萬翻身農奴”從那“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的“舊西藏”中解救出來，如何使“舊西藏”從此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走向光明與幸福的“新西藏”。然而，這本回憶之書告訴世人的事實卻截然不同，如書中有一段描寫當災難來臨，十歲的納倉怒羅自述“在似睡非睡朦朧之中，我好像看見塔哇村搬遷的馬牛羊群、老人孩子和狗等慌慌亂亂在黃河邊上徘徊，有人在我耳朵邊說︰‘看見世事翻轉了吧，看見世事翻轉了沒有？’眼前似乎看見巨大的佛像一個個倒在我身上，供臺上的經卷落在我頭上，同時又響起：‘現在你看見世事翻轉了沒？’如此出現一遍又一遍的問話。”
所謂“世事翻轉”即是圖伯特近代史上最血腥的一幕，伴隨著無比動聽的承諾帶來的卻是“直接毀滅共同人性”的災難，對於有佛教信仰的藏人固然可以視為無常之變、因緣之果，卻並不意味著可以沉默或遺忘。而苦難的製造者也深深明瞭這一點，所以有“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之說，不是“人”要遺忘，而是“權力”要讓“人”遺忘，以便讓它的謊言成為記憶，而“人”的記憶卻被它沒收、銷毀。
事實上，一直以來，藏人們堅持著這一鬥爭。於個人而言，在境外有流亡藏人的回憶，在境內已經有了納倉怒羅先生的回憶；于民族而言，于圖伯特而言，有尊者達賴喇嘛的回憶錄，也有像達瓦才仁先生記錄的《血祭雪域》，以及我調查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殺劫》和《西藏記憶》、關於2008年圖伯特抗暴運動的《鼠年雪獅吼》等等。
民族的歷史是由這個民族的個人歷史來組成的。沉默幾十年，作為在“世事翻轉”中倖存的見證人，納倉怒羅先生終於寫下的，不只是個人記憶，更是這個民族最為沉重的歷史檔案中的一頁。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建一個圖伯特的個人歷史博物館，納倉怒羅先生當是這個博物館的表率。西方哲學家有曰“我思故我在”，在圖伯特的個人歷史博物館的牆上，將寫下“我憶，故我們在”，而這需要許許多多個“我”的記憶，既要有見證人的記憶，還要有見證人的子孫後代的記憶。
正如納倉怒羅先生在前言中所寫：“在那個年代遭受這樣苦難的何止是我一人？有成千上萬的人，每個人心裏都有一部跟我差不多的人生悲慘故事；一個部落或一個家庭，都有講不完的類似歷史故事，這是肯定的。但是，將這些歷史寫成文字的卻很少，它們只深埋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後人並不清楚、瞭解。若這些歷史事件要讓後代知道，就得由前輩們將之付諸於文字，然後交給後輩。我想這是留給他們最好、最珍貴、沒有比這更好的遺產了。對一個人來說是這樣，對一個家庭或一個民族更是如此。”
也許人們對納倉怒羅先生的童年故事會有疑問，比如失去母親的幼兒怎能記得家道如何中落？比如跟著父親去拉薩朝聖的孩童怎能記得漫長路途上遇見的雪山與湖泊？我也這樣有些唐突地問過納倉怒羅先生，而他的回答很簡單，只是說人生中有些事情是銘心刻骨的，許多個日日夜夜，他總是與倖存下來的兄長、族人一遍遍地回憶，所以他其實一直活在苦難的童年，反倒是後來歲月中的經歷變得依稀彷佛。
沒有記憶就沒有納倉哇，也就沒有他死于“解放者”槍口下的父親和成千上萬的族人，所以他的記憶絕非掩蓋真相的侵略者的記憶，而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藏人身為倖存者的個人記憶。當然在他的個人記憶中，除了“世事翻轉”帶來幾乎男盡女絕的種族屠殺、寺院盡毀的文化滅絕，還有在那之前，生活在圖伯特大地上的遊牧民族的日常生活那豐富而獨特的細節，以及為佛光所照耀的精神世界，我在讀到這一段時落淚了——
“一會兒有個劄哇興奮地喊道︰‘太陽出來了﹗’在場的朝聖人全朝埡口狂奔，我們夾在人群中，爬到郭拉山埡口時，只見左邊山下的平原一片煙霧繚繞，陽光灑在煙霧中，大昭寺金頂上的金飾，金光閃耀，輝煌無比。我們隨著眾人一起磕頭、供桑，埡口人聲鼎沸，歡騰雀躍。我心裏湧起一股無法形容的喜悅，眼淚情不自禁地流下：‘啊！喇嘛貢確！佛祖如意寶，我們終於到拉薩了！
2011/1/16，北京
推薦序 《1959，拉薩》 作者李江琳
《那年，世時翻轉--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是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曲麻萊縣，一位藏族退休幹部納倉•怒羅寫的回憶錄。這本書的藏文版於2007年在西寧出版，在境內藏人中秘密流傳。2009年，我在印度達蘭薩拉研究1959年3月“拉薩事件”時，為了釐清“拉薩事件”的背景，以及普通藏人在“民改”和“平叛”期間的遭遇，曾請我的朋友桑傑嘉翻譯了其中的兩章。
無論對西藏三區現代史研究者，還是對關心西藏的人來說，這都是一本很重要的書。作者以他的親身經歷，為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研究西藏三區現代史的資料非常有限，因為牽涉到一段極其“敏感”的歷史，即1956-1962年發生在西藏三區的戰爭。
官方歷史中所說的“西藏平叛”，指的是1959-1962 這三年內，在中央軍委直接指揮下，解放軍在衛藏地區，即現在的西藏自治區範圍內，針對藏人進行的全面軍事行動。 因此，“西藏平叛”這個詞有特定的地域範圍，並不包括在西藏自治區周邊地區，即川、青、甘、滇四省藏區的軍事行動。事實上，戰事並非僅限於衛藏地區，而是涵蓋了整個西藏三區，時間跨度長達6年。在此期間，中共動用了野戰軍、地方軍隊和民兵，參戰軍種包括步兵、騎兵、炮兵、裝甲兵、乃至於空軍，其規模相當於一場局部戰爭。
多年來，1956-1962年間西藏三區藏人的反抗一直被稱為“叛亂”，對反抗做出的殘酷鎮壓一直被稱為“平叛”，但是，迄今為止，官方歷史中並未詳細說明，藏人為什麼“叛”，也沒有說明四川甘孜地區為什麼是在1956年，而不是在1950年“叛”。顯然，藏人的反抗與“解放”本身並無直接聯繫，而是另有原因。
資料顯示，這場戰爭是1956年初，從四川甘孜開始的。1956年初，中共套用內地方式，在四川藏區開展暴力土改，沒收私人財產，大幅提高稅收，強行收繳民間槍枝，批鬥部落領袖，侮辱僧侶，激起了藏人的武裝抗爭。在中共的意識形態框架中，藏人的抗爭被稱為“反革命武裝叛亂”，毛澤東親自下令，調動包括野戰軍在內的大批軍隊，以現代武器和中共特有的“集中優勢兵力”、“不打無準備之仗”的戰術方針，對抗爭的藏人進行血腥鎮壓，其軍事行動包括調動蘭州軍區空軍轟炸理塘、巴塘、鄉城的寺院。隨後，中共在甘、青、滇三省藏區採取與四川藏區同樣的方式土改，藏人部落各自應對，有的武裝反抗，有的集體逃亡。大批藏人逃往正在緊鑼密鼓準備進行“改革”，但尚未開始實施的衛藏地區。解放軍對逃亡藏人實施包括“空中打擊”在內的軍事行動，戰火燒過黃河長江，西藏三區發生全面戰爭，最終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西藏三區的社會、經濟、文化、宗教遭到毀滅性破壞。
衛藏地區發生的戰事並非藏人武裝抗爭，以及中共軍事鎮壓的起點，而是一連串事件的終點。當軍事行動發展到衛藏地區時，周邊四省藏區早已處於戰爭狀態。因此，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研究，應該注意到中共在西藏周邊四省藏區，即“西藏三區”中的康區和安多進行的武力鎮壓行動。
在青海發生的戰爭極為慘烈，官方記敘的幾次大規模“戰役”中，“平叛部隊”事實上對手無寸鐵的民眾進行了大屠殺。隨後各縣又實行大逮捕，關在“勞改營”和監獄中的戰俘及“集訓”的藏人大批死亡。這一史實，在中共語境中稱為“平叛擴大化”。根據官方資料，1958年，本書作者的家鄉，即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僅被捕人數就達22780人。根據我對官方人口資料的研究，1961年，即“平叛”戰爭接近結束時，玉樹州人口比1957年減少了43%，超過1953年玉樹州人口的一半；直到1977年，整整20年後，玉樹州藏人人口才回升到接近1957年的數量。由此可見當時對藏民鎮壓的殘酷程度。1980年代初，鄧小平批准青海對1958年的“平叛擴大化”平反，玉樹州“平反、改正人員”達1958年被捕人數的98.52%。“平叛擴大化”的平反也說明，在某種程度上，官方承認 “平叛”戰爭中犯了“錯誤”。但平反是靜悄悄地進行的，藏區之外的人基本上不知道，宣傳中所說的“叛匪”絕大多數是冤案。
然而，歷史並非只是一堆數位和資料的組合。沒有當事人的經歷，歷史是不完整的。中國境內雖然有大量關於西藏的出版物，但是，關於西藏三區土改、合作化、大饑荒的真實情況，迄今為止還是空白。即使在境外，有關青海藏區“土改”和大饑荒的資料也極其有限。這是因為青海藏人大多為遊牧部落，他們與外界接觸很少，相對而言，康區與拉薩、印度的聯繫比青海藏區多，因此，1950年代康區發生的事件，外界瞭解略微多一些，但是有關“青海平叛”和青海藏區大饑荒的資料非常少。納倉•怒羅的回憶錄填補了這個空白，讓讀者有機會瞭解那段時間裡，一個普通藏人所遭受的一切，同時也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史料。
現實是歷史的延續，對歷史的不同認知，使得漢藏雙方無法在同一平臺上對話，因而無法找到解決“西藏問題”的切入點。這段歷史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依然保留在藏民族的集體記憶中。因此，針對藏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會強化歷史悲情，使問題更加複雜。長期以來，由於政治原因，我們無法聽到藏人的聲音，也無法瞭解藏人的遭遇。那些年間，西藏三區到底發生了什麼？那段歷史對藏人來說，意味著什麼？這本書回答了這些問題。
青海草原上消失的亡靈－李江琳
阿嘉仁波切曾告訴我，文革後，青海的藏族老幹部扎喜旺徐一再要求鄧小平對1958年青海的“平叛”予以平反。 在他的堅持下，青海省調來各州縣的有關檔案，在嚴密戒備下重新審查當年的“平叛”。 檔案中呈現的事實令在場的人目瞪口呆：當年的鎮壓，可以說是對少數民族血債累累。 這些檔案被下令重新封存，“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恐怕老百姓難能一見”。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青海藏人到底遭遇了什麼，可靠的資料非常難找，只能從蛛絲馬跡中尋找真相。
在正常情況下，人口是一個社會最穩定的數據，因為人口變動是集體行為結果，不是一兩個人想變就能變的。 而且，人口數據大多是所謂“官方數據”，無論是普查、抽查或者根據稅收等數據推算，其最終依據通常都是政府的官方資料。 中國在1953年和1964年經行過兩次人口普查。 在研究五十年代藏地歷史的時候，青海省玉樹州和果洛州的藏人人口數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找到一些公開出版的人口資料，選出三本書作為比對：一是1987年由青海省計劃生育宣傳中心出版的“內部讀物”《青海人口》，作者馮浩華；其二是1989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口青海分冊》， 馮浩華是編委之一；其三是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出版，青海省人口普查辦公室編的《青海藏族人口》。
一般地說，此類資料越晚出版的越準確，因為有機會勘正以前可能發生的誤差和錯漏；另外，政府專職辦公室發布的數據應該比較權威。 根據這一規律，青海省人口普查辦公室出版的《青海藏族人口》應最為可靠。 可是，比較這三本專著中的一些數字，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1953年人口數字之謎
檢查錯誤人口數字的一個辦法是，各類人口數據之間有一定的邏輯聯繫，比如總數、比例和增長率，互相牽連在一起。 在電腦統計軟件還沒有普遍應用的時代，在一個數字上動過手腳，必定留下統計學上不一致的痕跡。
1953年是我考察的起點，那一年青海省到底有多少藏人？ 青海省人口普查辦公室告訴我們：“建國後，從1950年至今，歷年都有準確的人口統計數據”，“1950年，全省人口為1518305，其中藏族人口為 435335 ，佔全省總人口的28 . 62%， 到1957年，增長為513415 ，年平均增長率為2.41%。”（《青海藏族人口》17頁）。 從這些數據不難推算，1953年青海藏族人口約為467574人。
可是，該書第二章卻又提供了另一組明指1953年藏人人口的數字：“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青海藏族人口為 251959 人，佔全國藏族總人口的9%。”（ 《青海藏族人口》22頁）這個數據比前一數據減少了215615人，相差約一半。 這顯然無法用正常的統計誤差來解釋。
玉樹州的藏人人口
為了做出判斷，只能比對其他來源的數字。 根據馮浩華提供的數據，玉樹州1953年的藏人人口為 12.64萬 人（《青海人口》160頁）。 《中國人口青海分冊》和2005年出版的《玉樹州志》（26頁）提供的數據都是126383人，看來是同一來源，這個數字與馮浩華的數字基本一致。
根據《中國人口•青海分冊》，1964年，玉樹州人口為102012，比1953年減少了24371人，負增長23.89%，平均每年負增長1.97%（《中國人口•青海分冊》199頁）。 人口負增長必有災難發生。 在1953到1964這十年中，玉樹州發生了兩個影響到人口數量的重大事件：1.戰爭， 2.飢荒。 這兩大事件都發生在1958年之後。 在1953年到1958年這5年間，玉樹並未發生天災人禍，人口不可能沒有自然增長。 要弄清楚1953年到1964年玉樹人口的變化，必須找到1957/1958年的玉樹藏人人口數據。
《玉樹州志》提供了較為詳細的該州1956-1996年各民族人口統計表（《玉樹州志》 107-108頁），但是缺1958年。 根據這份人口資料，就算1958年藏人人口與1957年相同，即 159419 人，亦可看出，在1958年玉樹州爆發戰爭，一年後玉樹州藏族人口減少了6209人。 到1961年，玉樹州人口總量為93095人，其中還包括幾千名駐軍，也就是說，1961年，玉樹州的藏人人口約為9萬以下。 此數據顯示， 1958-1961四年的戰爭，導致玉樹藏人人口至少減少69419人，超過1953年玉樹總人口的一半 。 到1964年，玉樹藏人口略有回升，但從1957到1964年統算，玉樹人口仍然減少了54850人，即38.7%，超過1958年玉樹州人口的三分之一。
1953-1964年果洛人口數據
在《果洛州志》158-159頁中，該州1953年總人口54662人。 《果洛州志》171頁提供的1964年果洛州藏族人口數據為50875人，根據該數據，1953到1964年果洛州減少了3787人。
可是，《青海人口》中提供的數據是，1953年果洛州人口實為 10.03萬 人，1964年的人口數據為 5.61萬 人。 二者相比，《果洛州志》中1964年的人口數字相同，而1953年的人口基數卻被“腰斬”，只相當於馮浩華數據的一半左右。
《中國人口•青海分冊》列出1953年果洛州人口數字為100343，其中包括1952年“果洛工作團”和“果洛騎兵支隊”共715人。 減去這715，1953年果洛人口實為99628。 根據這個數據，1964年，果洛州人口比1953年減少 48753 人，即減少了48.9%。 也就是說，該州和玉樹一樣，有近一半藏人人口在那幾年裡消失了。
《果洛州志》中有另一組與果洛人口有關的數據，即1961年該州劃分階級成份的數據：
“結合反封建鬥爭，在全州範圍內開展了劃分階級成份工作。至1961年6月， 共劃牧主712戶、2848人， 佔總人口的4.43%；富牧855戶、3420 人，佔總人口的5.32%； 中、貧牧1268 戶、57965 人，佔總人數的90.24%。” （《果洛州志》266-267頁）
“劃分階級成份”是在果洛牧民中進行的，與軍隊、移民無關，而且“劃分成份”是一項落實到各家各戶的工作，因此，該數據是相當有用的統計數據。 根據這個數據，1961年果洛州藏人人口數字為64233人，比《果洛州志》提供的1961年該州總人口數還多出一萬多人。
以《青海人口》中果洛州1953年藏人人口99628減去64233，即使不考慮前幾年的自然增長數，果洛州在“平叛”高峰的1958到1961年中，至少減少了 35395人，達35.53 %，超過了1953年果洛州人口的三分之一。
1961年到1964年的三年中，果洛人口持續下降至50875人，又減少了13358人。 無論是直接計算還是分為兩個階段來計算，得出的是同樣的數據：果洛州1964年比1953年至少減少了 48753 人，而非《果洛州志》列出的3787人。
根據以上比對分析，可以確認的是：“平叛”和大饑荒導致青海果洛、玉樹這兩個自治州的藏人人口至少“減少”了 118172 人。
《青海藏族人口》中的數字動了什麼手腳
本文開頭指出，按照《青海藏族人口》中1950年藏族人口數及年增長率推算，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為467574。 再根據1953、1964年青海藏人在各州市的分佈和比重表，可以推算出青海各州藏人的人口數，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從1953年到1964年，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人口下降幅度令人震驚。
正是這一原因，青海省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青海藏族人口》給出了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251959這個數字，《果洛州志》也把1953年的人口數據做了同樣削減。 這個數字和其他人口數字都無法吻合，留下了篡改單一數據的破綻。 這一篡改使得計算上1953年到1964年的人口不是驟減，而是增加。 “腰斬”1953年人口數的秘密就在這裡。
《果洛州志》的編者和青海省人口普查辦公室似乎都沒有想過，修改人口數據“牽一發動全身”，要改得天衣無縫，必須對那些年的所有統計數據都做出相應修改，並非把人口基數“腰斬”那麼簡單。 任意修改數據，必定破綻百出。
《玉樹州志》提供了1958-1962在戰爭歷年被“殲滅”的“叛匪”人數，總計是76725人，相當於該州1959年藏人人口153270的50.06 %；而如果根據《青海藏族人口》那個被“腰斬”後的人口基數計算，1953年玉樹州人口為77628人， 4年中被“殲滅”近76725人後，3年後的1964年居然還有近10萬人！
《果洛州志》中也有一組1958年的“叛匪”數據：“1958 年8 月……果洛州煽動和裹脅參加叛亂總戶數10673戶，人數達44523人。”（《果洛州志》423頁） 《果洛州志》提供的1958年人口數據減去“非農業人口”為48219人，也就是說，1958年果洛州的總人口，包括婦女老人兒童，幾乎全部“叛”了。 這是違背常識的。
《果洛州志》記載的“參加叛亂”總人數可以旁證，該書中的1953年藏人人口數據54662已經是大為縮小的結果，而《青海藏族人口》中，根據全省藏族總人口251959 推算出的果洛藏族人口33259則更是人為編造。 1958年“參加叛亂”總數的統計應該是較為可靠的數字，因為這個數字涉及到對這些人的政治處理（懲罰和後來的平反賠償）。 根據這一數字，符合常識的結論是，1953年果洛藏人總數據，最接近真實的是《中國人口•青海分冊》中提供的10萬左右。
在《青海人口》的最後一頁，馮浩華留下了立此存照的說明：
“本書在進行第二校時，突然得知 青海省公安廳和青海省統計局關於調整果洛藏族自治州1949年到1955年人口總數決定的報告 ，省政府已經同意批准。由於調整了果洛州人口數字，由此也相應的調整了過去已經公佈過的1949年到1955年全省總人口數字和1950年到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數字。所以，根據省公安廳和省統計局修正了的人口數字，本書原來使用了的過去公佈過的人口數字， 相應的按最新調整的人口數字進行了校正 。特此說明。”（《青海人口》350頁）
人口性別比之謎
馮浩華的《青海人口》列出了玉樹、果洛兩州三次人口統計中的性別比數據（《青海人口》31頁）：
果洛州： 1953年100.60 1964年 88.89 1982年99.35
玉樹州： 1953年100.95 1964年 80.21 1982年92.51
這組數據顯示，1964年的人口統計中，這兩個州的男性人口大幅減少。
1962年2月2日新華社內參中，有篇題為“青海牧區婦女的要求”的文章亦提及：“ 果洛、玉樹許多地方青壯年男女的比例在一比七以上，有的地方達到一比十幾 。”
這兩個州的青壯年男性牧民到哪裡去了？ 有關“平叛”的資料和統計數據顯示，由於“反對共產黨”，反對“統購統銷”，反對“合作化”，他們在1958-1961年間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騎兵、砲兵和空軍用現代作戰方式大規模“殲滅”。 除了死、傷、失踪之外，還有至少3萬多人被判刑和“集訓”，期間有相當數量的人死亡。 有些部落，解放軍所到之處，將青壯男子統統抓起來，很多人就此下落不明。 短短幾年間，果洛、玉樹男女比例成一比七甚至一比十幾，這個數字背後的事實是，那些部落裡已經沒有青壯男人了，部落已經瀕臨滅絕。 那裡的藏人所經歷的生命損失，用慘絕人寰來形容，也絕不為過。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 我們面前只剩下這些枯燥的人口統計數字。 那些數字裡，每個“1”是一個人的生命。 這一個一個的“1”，成千成萬，就這樣靜靜消失在青海高原的牧草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