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艦島

軍艦島，孤懸於長崎外海的蕞爾小島，卻承載了一段萬分沉重的歷史；那是韓國人（以及中國人）難以撫平的傷痛，同時也是日本人不願直面的真相。

韓國導演柳承完拍攝的電影《軍艦島》上映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這是創作，而非反映史實的紀錄片。」明顯反映出日方對待這段歷史的態度。事實上，柳承完也承認電影只是基於史實的創作而非紀錄片，其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認識軍艦島的歷史。的確，從若干韓流巨星的起用、劇情走向的編排以及結尾的處理，到宣傳模式的操作，不難發現其中濃厚的商業氣息。為了達到最大限度的擴散，導演與電影公司的考量無可厚非，但在看完電影後總覺得有些不足，軍艦島的故事不會如此單薄，也不該如此樣板化，歷史之重彷彿被稀釋了。

軍艦島的悲劇與戰爭脫離不了干係。1890年，三菱商社收購端島後便持續開採煤礦，並分階段在附近海域進行填海造陸的工程。隨著日本近代化的進展，煤礦需求量也跟著增加，三菱開始瞄準人力市場價廉的朝鮮，以「招募」知名募集了不少人力，最後連總督府也大力介入，強行徵召具勞動力者前往採礦。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端島無庸置疑成了戰爭工業重鎮，為盡快開採資源，甚至大舉進行無差別強制徵召，連年幼少年也不放過。

「被帶到端島海底煤礦的朝鮮勞工，打從一踏上端島的那一瞬間起，就完全與世隔離，過著和被強制監禁沒兩樣的生活，」韓國作家韓水山在歷史小說《軍艦島》中寫道，故而書中常以「監獄」或「地獄」來描述端島的生活環境：「傳說那裡是個骯髒之地，又被人叫地獄島。」但比起這些明確又直接的字眼，韓水山的平實筆觸更能強而有力地傳達出朝鮮勞工的困境。

小說以一場逃亡拉開序幕。或許是出於求生的本能，也或許是被極度艱困的環境所逼迫，即使端島四周海象不佳，成功逃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總是有許多人前仆後繼投向暗湧的海潮中，只為游向象徵希望的彼岸。電影導演柳承完策畫的集體大逃亡給了明晃晃的希望，看似美好卻是有些奇幻。相較之下，作家韓水山殘忍得多。有人在過程中不幸葬身海底，屍體被捲回島上後成了鮮明的警示；也有人被追出去的船隻帶回，遭受一頓嚴刑拷打後再回到礦坑工作。話雖如此，端島給予朝鮮勞工的恐怖絕望感仍舊促使著他們冒險一試，「每天生活在恐懼中，不知什麼時候會死在這裡，對大夥兒來說，只有認命留在這裡，或是賭上性命逃亡這兩條路而已。」

當然，還是有人能成功從宛如絕望深淵的端島逃脫，並順利在日本本土找到暫時的安身立命之所。故事走到後半部，場景已從端島轉換至長崎等地，禹錫、志翔、泰福等人的境遇不盡相同，但他們終究還是失去國家、失去自由的朝鮮人。「朝鮮人，一旦失去了國家就連人都不如，」如同明國所言，這群朝鮮人的命運並不會比待在端島好上太多，他們一樣受制於日本人，一樣被逼迫著為日本賣命。

韓水山除了描述受奴役的朝鮮人之外，同時聚焦於日本人的生活，試圖更為全面地檢視當時社會的各個角落，以宏觀的視角成為歷史的觀察者。畢竟在戰爭的砲火籠罩之下，朝鮮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同樣如蟲子般微不足道。「不自由這點，我們日本人也是一樣的，」日本人中田秋子說道：「苦難已經成為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了。」戰爭不僅打亂了人民的作息，無數的生命也會因此消逝，進而造成許多家庭的破裂。說穿了，戰爭固然是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競賽，但人民才是最大的犧牲品。原來所謂的「地獄」指的不只是端島，更是被戰火蹂躪的每一寸土地。尤其是原子彈落下時，韓水山詳實的記述反而顯得殘忍，那場面除了煉獄已經沒有更好的形容詞。隨著一次又一次地點的轉換，映入眼簾的畫面實在令人不忍卒睹。諷刺的是，似乎唯有在這一刻，無論是朝鮮人或日本人都獲得了同樣的平等；因為沒有人可以倖免於難。

戰爭終有一天會結束，但留下的苦痛傷痕是否有痊癒的一天？而人們到底能否從中習得教訓？2015年，軍艦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端島煤礦之遺構」為名，登錄為「明治工業革命遺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然而，日方只看見端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位置，卻不願直視其黑暗羞恥的一面，否認在戰時曾違反朝鮮人的意願強制勞動。「忘記昨天的人，是不會有明日的，唯有記得昨日經過的苦難與傷口，並經過淬煉，才能成為對抗明日的盾牌與長槍。也唯有記得昨日的人，才能擁有明日的希望，」志翔如是說。

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更遑論是原諒。韓水山寫道：「如同沙粒般的我們，每一個都被巨大的集團或制度壓抑與支配，無法抗拒……我們每一個人都身處在那個巨大之惡中，有名為戰爭的巨大罪惡，也有以國家為名而犯下的巨大罪惡，那些都是除非自滅，否則無法獲得控制的不可抗力之惡。」不管是柳承完執導的電影，抑或是韓水山耗費十幾年才完成的歷史小說，無不是為了用棉薄之力對抗國家體制，提醒生長於承平之世的我們這段黑暗歷史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必須時刻監督國家機器的運行，避免下一個巨大之惡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