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老師叫我不要說，這都是為我好

推薦序（依姓名筆畫順序）
●校園裡的掌控和征服 ──史英
●聽見孩子無聲的求助 ──沈雅琪
●看見校園性別危機 ──林靜如
●成為孩子可以依靠的大人 ──陳潔晧
序言
第一章 問題教師
第二章 權力差距
第三章 社團活動
第四章 二次傷害
第五章 無人聽見的求助

結語
文庫本後記


 

推薦序

校園裡的掌控和征服

史英

　　讓我先說最重要的：這是一本非讀不可的書。如果關心教育，讀了才會知道應該關心什麼；如果不關心教育，不讀就永遠不會知道自己錯得多麼離譜。

　　但我必須先招認，拿到書稿的一開始，它是被束之高閣的；因為，關於「校園性騷擾」還有什麼是我不知道的呢？尤其不想複習那些悲慘的遭遇，或自己必須一再說起的老生常談——直到編輯一再來催序文的時候。

　　就在我終於動筆的前兩天，我們才剛剛開過記者會，向社會控訴處理了七年卻只得到「記一個小過」的案子：宜蘭某校體操教練用鞋子打頭、用手指戳肛門、抓拉生殖器，以及其他不堪入目的拳打腳踢等行為，雖然都有體育館監視器的錄影為證，但官方的判定竟然只是「性平意識不足」！

　　然而，當我昨天定下心來讀池谷孝司的這本書時，仍然感到非常震撼，翻來覆去一口氣把它讀完。在「任一小孩都需要眾人保護」這件事情上，沒有哪個國家比較先進；在「不能面對真相以改正錯誤」這件事情上，沒有哪個國家比較落後。這是潛藏於文化與文明中的隱疾，大家都還在諱疾忌醫。唉！在這些事情上，我們可以算是和日本「並駕齊驅」……

　　這當然不是我感到震撼的主因，我的震撼其實是說不清楚的；一定要說的話，也許是因為池谷做了我們一直想做，卻還沒真正做到的事，那就是：盡力進入加害者的內在，設法了解在那兒發生了什麼事。雖然，他也並沒有完全成功（加害方總是處在防衛之中），但以我所知道的中文著作而言，這份報導應該是相關題材中最深入的了（陳昭如的《沉默》非常深刻，但並不屬於現在我們談論的「師對生」這一範圍）。

　　為什麼要去了解壞人？我們永遠不要看到（甚至想到）狼師！這嫉惡如仇的呼喊，在一片包庇之音中，讓人感到振奮；然而，也正是這種正義之聲，讓我們看不到真相。池谷說：不了解加害人，就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這是一針見血，洞察世情的話。讀者會懷疑，那些想要大事化小的校長、官僚、教師群，乃至「家長啦啦隊」，才是最能「同理」又「體貼」狼師的吧？怎麼池谷反而變成這樣的角色？

　　這是本書要提供我們的第一個啟示：那些所謂的「同理」和「體貼」，不但不是基於「了解」，相反的，恰恰好是「不了解」的結果。教育體制培養出大批的校長、官僚、教師群，乃至「家長啦啦隊」，這些經過層層考試篩選出來的人，其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恰恰是最沒有思考能力、最不具批判精神的一群。他們面對事情，最擅長的是望文生義，顧名思義，就是用自己有限的經驗，在自設的狹隘軌道上，用彼此熟習的語言去「腦補」，於是形成這樣的「集體意識」：性騷擾的本質固然是性，或是性的不滿足；但騷擾的本質，則像在背上「搔」癢，雖然有人覺得有點困「擾」，但基本上並沒有造成什麼傷害。

　　這麼一來，性騷擾犯就值得同情：不是說「食色性也」嗎？「人之大欲」誰能沒有？而他只是騷擾而沒有用強的，你看，多麼自制！更何況，那小孩或學生也沒有反抗，更沒有告訴父母，可見他多少也是有點願意？（我可以看到說這話時那張色色的嘴臉……）這時候，我們需要池谷以記者的專業，排除萬難，呈現犯者的真實面貌；然後，我們就可以清楚地明白，以上那些，全都是鬼扯！

　　性騷擾的本質，無關乎性，對小孩或學生的影響也絕不只是困擾！性騷擾的本質，是權力的展現，是掌控，是把無辜的對象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殘忍快感；而受害者由於徹底地被剝奪了主體性，自我與尊嚴被徹底踐踏，內心的創傷不但難以傾訴，而且往往經年無法平復。池谷說：體罰是身體的懲罰，性騷擾則是心靈的體罰。書中的日本體育顧問，叫小孩繞三圈學狗叫，理由竟然是「抛下自尊心」；叫女生在他面前脫到只剩內衣，理由竟然是必須和他裸裎相見。所以，徹底的順服，才是他的目的；徹底的征服，才是他的夢想。摻雜多少性的成分，不是事情的要點；即使是那些「愛上」小六女生的藉口也一樣，不然，街上那麼多辣妹或氣質美女，他為什麼不去「愛上」一個看看？

　　性騷擾的本質，就是強者欺負弱者，無論是學校裡的師對生，或是職場上的上司對下屬。那些一意包庇的校長、官僚、教師群、「家長啦啦隊」，動不動就指控受害者，並不是因為沒有良心（當然也不是因為有良心），而是出於無知、愚蠢、自大。不能反抗的本身，不就證明了除身體外，心智也遭到征服嗎？他們不但看不到這一點，竟還想要以此來抹除整個事件。受害小孩的最大痛苦，就是無力反抗；覺察到自己的無力，更是進一步否定自己，並再把自己交出去的根由；而那些無知、愚蠢、自大的混帳們，不但想不到這一點，竟然還以此在傷口上狠狠地抹鹽！

　　池谷的報導，涵蓋各個面向，清楚呈現上述的真相，強迫早就「知道」的人必須睜大眼睛親眼「看到」，所以我仍然「感到」非常震撼。

　　讀者現在或許有一點感到：池谷的「了解加害者」的工作，反而更能引起大家對狼師的同仇敵愾。然而，事情並非如此：他的工作是「了解」，不是「揭密」，因而確實帶著某種程度的同情。池谷說：許多加害者，從來沒有想過老師和學生是處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上（因而不容易有罪惡感）。從書中報導看來，這並不是掩飾之詞，而是一種「內心真相」：他們是如此享受這種「權力不對等」，以致於不能讓自己「覺察」其「權力」正是建立在「不對等」之上；如果對方乖乖跟我走（即使口頭上說不要），就只是因為「不對等」，那我的「權力」還有什麼滋味呢？

　　這種盲目，和前述「混帳們」的盲目不同，不是出於無知、愚蠢、自大，而是出於加害者的「需要」；他需要掌控別人，又不能承認那是掌控，這樣才可以確認自我的存在。這實在是滿艱難的任務，必須全力以赴，夙夜匪懈，才能找到合適的對象，或營造方便的場域；從某個角度講，為了滿足這種「特殊嗜好」，他已經殫精竭慮，身心俱瘁，幾乎難以為繼（當然，也有因遂行犯意而意氣風發者，但很難窺見這種人的內心）。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了解」加害者也是一個「可憐人」，因此，不宜作為我們仇視的對象。

　　那麼，不要對他們太嚴厲吧？但池谷從來不曾因為「憐憫之情」而有一絲一毫「放鬆之意」。這是池谷提供給我們的第二個啟示：只有在成熟的社會裡，人才能冷靜、客觀地處分罪犯，同時也能了解、同情他們；或雖然了解、同情他們，仍然能堅持冷靜、客觀的處分。換言之，成熟的指標之一，就是理智與感情的協調，不要有任一方蓋過另一方。就校園性騷擾而言，最低的處分，是讓他離開校園，並遠離接觸未成年者的機會；其他相關刑責，再看具體情節依現行法律處理。這不是出於仇恨，或報復，只是因為必須防止再有受害者；因而在可能的範圍內，也應該提供協助，幫助罪犯找到新的生活方式。

　　池谷的第三項啟示是，問題的解決不在處分加害者，而在改變「體制」。這要非常注意，每次講到體制，就是有人要提起歷史共業，或把事情弄得非常抽象而找不到誰該負責，然而，池谷的主張與此完全不同。池谷說：必須改變師生的關係（把不對等的權力拿掉），重建教育的目標（讓學生發揮其主體性），並責成學校（包括校長，教師等）負起責任。

　　最後這一項，是事情的關鍵。無論是教育當局或司法機構所能做的，都只能在事後。要求他們把事後的事情做好的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只有學校，也就是小孩原本應該在其中學習並好好長大的地方，才能於事前真正保護小孩。於此，我們有非常深刻的體會：除了長年處理校園申訴，也設立自己的學校。森林小學不僅是所謂的Free School，同時也是住宿學校；可以想像師生的關係有多密切，小孩對老師的依賴有多深。卅年來我們「帶過」那麼多的老師和小孩，深知絕不可能發生任何事情，只要辦學者把「事情」放在心上。

　　什麼校長不知情，老師不知道，小孩不肯說，全都是鬼話。學校是一個幾乎沒有祕密的地方，任何稍有曖昧的言行舉止，不可能沒有人知道。在還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的時候，就要解決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這就是辦學者和所有學校教育者的共同責任。不能負起這個責任，就沒有資格辦學。重點是，不要怕得罪人，要如實地看待所有事情；但同時不能對任何人懷有惡意，必須努力去了解人，包括大人與小孩，並了解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總之，校園裡不可以有人掌控人，人征服人的事！

　　既然說到這裡，也順便說一下所謂的「家長啦啦隊」。一般而言，那些家長平時就不是關心公共議題的人，所以一定是被「動員」出來的；只要「校方」肯說一句「請大家靜待調查結果」，絕不會有人願意為某個不相干的老師強出頭……

　　最後，容我再說幾句心裡話。其實，我不該在推薦序裡談到自己的機構；只是，作者池谷孝司先生和書中提到的龜井明子女士等人，雖然素昧平生，竟然和我們卅年來在臺灣做的事如此相合，觀點和主張也幾乎完全一致，讓我覺得就像多年知交一般——於是情不自禁地我就多說了幾句，還請讀者原諒。

序言

池谷孝司

　　「學校怎麼可以放縱這種事情！」強烈的怒意驅使我長期採訪發生於學校的性別事件——「校園性騷擾」（School Sexual Harassment, SSH）。

　　第一次直接接觸被害人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從事教育相關工作的橫山智子（化名，二十多歲）向我吐露沉重的心聲：「我在高中時遭到導師性侵。」當時她甚至還沒接吻過。

　　智子傾訴這段過去時，剛從大學畢業沒多久，還是社會新鮮人，高中二年級時的痛苦經驗嚴重影響她後續的人生。雖然外表稚氣、楚楚可憐，內心卻始終波濤洶湧。她逼迫自己壓抑痛苦的情緒，繼續升學，進入職場。儘管她已年過三十，卻未曾告訴父母這段過去。她表示：「我不想讓他們擔心，大概會把這個祕密帶進棺材裡。」

　　「M教師」是日本教育界的隱語，暗指「問題教師」（※1）。當我以共同通訊社社會部教育班記者的身分，長期採訪學校時，恰巧跟她提到所謂的問題教師，促成她向我傾吐心聲。或許是因為我們之間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她才能輕易說出口吧！

　　聽完智子的心聲，我小心翼翼地提議：「可以讓我以記者的身分，採訪那位教師嗎？」她因為害怕而露出複雜的表情。雖然希望有一天能嚴懲那名可惡的男性，也希望有人能了解自己的痛苦，然而倘若對方反過來報復，謠言傳遍家鄉，或是被現在職場的同事知道了……所以，她至今只曾告訴過非常親密的朋友。總之，她告訴我那名男性教師的名字，當天的談話就此結束。

　　我調查了一下，發現該名男性教師現在年過五十，轉調至其他縣立高中任教。因此我聯絡智子：「那名男子現在仍舊站在講臺上，可能跟當年一樣，繼續性侵其他學生。採訪也是預防性侵的手段之一。哪天妳有意願的話，歡迎隨時跟我聯絡。」

　　智子遲疑了兩年，終於下定決心：「我要去見老師，請在附近待機。我提到當年的事件，對方也認罪之後，我再聯絡你，請你過來。」此後我們反覆討論，訂定周詳的作戰計畫。

　　我所任職的共同通訊社，每天提供日本全國的報社與電視臺各類報導。倘若有需要，隨時都能前往日本各地採訪。二○○五年一月，我和智子一起前往她位於北國的故鄉。詳情請參

　　閱第一章〈問題教師〉。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2）統計，一九九○年度由於猥褻而懲處解聘的公立高中與國中小教師僅三人；二○一二年度則多達一百一十九人，增加了四十倍，創下最高紀錄。被害人約半數是學生。加上因猥褻而停聘者，一九九○年度為二十二人，到了二○一五年度卻暴增至二百二十四人，創下過去最多的紀錄。然而這樣的結果並非代表教師水準大幅滑落，而是處理方式由放過一馬轉為嚴格懲處。

　　發生媒體吵得沸沸揚揚的事件，有時會促使行政單位大幅改變處理方式。一九九○年三月，廣島縣的男性小學教師擔心猥褻行為曝光，竟然殺害就讀小學六年級的受害女童。然而當時，教師猥褻學生似乎依舊視為「例外中的例外」，行政單位的處理方式並未出現顯著改變。從全日本全年度僅三人懲處解聘，可見一斑。

　　文部科學省長期以來消極處理校園性別事件（※3），直到二○○一年才終於將懲處狼師的方針改為解聘。這是因為該年七月，一名男性國中教師透過電話交友俱樂部認識國中女生，將該名學生用手銬監禁在車內。她嘗試從行駛於中國高速公路（※4）的汽車中逃走，卻因此死亡。發生該事件之前，遭到懲處的教師人數便已經增加。文部科學省發現教師猥褻學生似乎並非「例外中的例外」。發生此一駭人事件之後，決定將懲處方針改為從重量刑。

　　原本教育行政單位並未預想教師在校園性騷擾或猥褻學生，至少表面上的

　　態度是如此。因為教師「絕不可以」引發校園性別事件。既然是「絕不可以發生」的事情，從一開始就設定為「沒發生」比較容易處理。例如，以往是透過《教育委員會月報》此類針對相關人士發行的刊物，悄悄公布遭到懲戒的狼師人數。

　　最近公布的方式則改為文部科學省於每年十二月舉辦記者會，嚴正宣布。儘管如此，曝光事件的數量依舊是「冰山一角」，不為人知的事件仍舊多如牛毛。

　　國會修正《刑法》，加重校園性別事件的量刑，裁判員（※5）的判決重於求刑的情況依舊頻傳。民眾重新了解事件的嚴重性，因此國會再度討論修法事宜。在此風潮之下，教師的性暴力事件創下新高。社會大眾與學校之間存在認知的鴻溝。

　　近年來，陸續出現學生在校園中帶著無法啟齒的祕密度日，直到自殺後事件才終於曝光。例如，大津市的國二男學生不堪霸凌而自殺、大阪市立櫻宮高中的男學生不堪體罰而自殺等事件。大津市的事件催生了《防止霸凌對策推行法》，推出各類解決方案，卻仍舊無法杜絕日本各地層出不窮的霸凌自殺事件。學校原本是學生發展潛在能力的園地，現在卻淪為無人察覺學生求助、剝奪兒童自尊心、失去未來希望的地方。就算事態盪到谷底，受制於學校慣性隱瞞，事件依舊無法攤在陽光下。

　　遭到教師猥褻，是兒童在校園中最難以啟齒的祕密。這類事件往往長期不見天日，甚至出現一名加害人對三十多人伸出魔掌的事件。

　　教育相關人士雖然感嘆「為什麼校園內會發生這種問題」，實際上卻是教師在學校中握有以「指導」為名的強大權力，才會發生校園性別事件。明明教師猥褻是受到家長與學生信賴的教師，在學校濫用權力所引發的「權力型犯罪」，校方與教育委員會的認知卻停留在「部分害群之馬的個人行為」，或是「每個組織裡總是有老鼠屎」，加上習慣為了自保而隱瞞，導致事件無法根絕。

　　加害人周遭的教師中，應該不少人早已隱隱發現同事的行為舉止不當，卻因為不想多管閒事而不聞不問。這種人就和霸凌事件中屢屢成為問題焦點的「旁觀者」一樣。

　　校園中當然存在許多認真教學的教師，但是也出現不少熱心教學、帶領社團寫下亮眼成績的教師在背地裡做壞事的例子。許多教師濫用權力。然而我所採訪的加害人卻從未想過自己濫用權力，甚至沒想過自己其實握有權力，還以為自己和對方是「對等的戀愛關係」。

　　兒童儘管覺得不對勁，卻也難以拒絕成人的要求，拒絕教師更需要莫大的勇氣；然而教師卻連這點都沒有察覺。兩者之間存在嚴重的鴻溝。

　　校園性別事件爆發時，校方習慣隱瞞的傾向更勝於體罰與霸凌自殺。校長與教育委員會驚慌於竟然發生「絕不可以發生」的事件，因而想將其抹滅成「沒發生」。

　　這種時候，受害學童會被抹黑為「騙子」。原本就難以求助的兒童好不容易鼓起勇氣，說出真相，卻受到周遭攻擊的例子屢見不鮮。「二次傷害」也是校園性騷擾的特徵之一。

　　我希望大家能站在被害兒童的立場，想想真相遭到周遭否定，還被擁護狼師的大人說成「騙子」的心情。社會怎麼能容許如此不合理的現象呢？

　　學校這個特異的空間引發性別事件，卻遭到校方隱瞞，陷被害人於絕境。
　　教師的工作原本應該是栽培學童，為什麼實際上卻是反過來打擊學童呢？校方為什麼傾向隱瞞校園性別事件呢？又該如何防堵校園性騷擾呢？

　　呈現上述問題的線索時，我也想思考究竟何謂理想的教育方式。我深切認為校園性騷擾的起因不在於個人，而是學校教育的根本。傳統的教育方式認為教師高高在上，提升學生程度正是老師的任務，這種想法才是導致校園性騷擾的主因。換句話說，問題出在當今的教育結構不是適性發展，而是將學生套進教師的理想。

　　日本國內唯一專門負責解決校園性騷擾問題的團體在大阪，團體名稱為NPO法人「防止校園性騷擾全國網絡」（SSHP）。團體代表龜井明子自組織成立，二十多年來諮詢了約一千五百件案例，協助校園性騷擾被害人。我和龜井認識十年以上，接受龜井與其夥伴──神奈川大學名譽教授入江直子給予許多指教。兩人多次出現於本書中，負起與讀者一同思考的任務。

　　收到原本無人聽見的求助，現在正是思考「究竟何謂學校？」的時刻。本書收錄了平常不易聽見的兒童求救之聲，希望能藉此大幅改變日本的教育，甚至延伸至日本社會。

　　本書是以共同通訊社在二○一三年時，提供給全日本報社的連載企畫〈無人聽見的求助——在學校才會發生的事件〉為本，大幅改寫而成。當時共有二十一家報紙刊登了這個連載。

　　書中所有人物除了龜井女士與入江女士之外，皆為化名，並標記採訪當時的年齡。

　　※1問題教師：日文的「問題」發音為M開頭。

　　※2文部科學省：類似臺灣的教育部。

　　※3校園性別事件：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簡稱。依據臺灣《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定義為，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不論是否同校）；廣義來說則為事件發生於學校中者。

　　※4中國高速公路：也稱中國自動車道。始於大阪府吹田市，終點為山口縣下關市的高速公路。

　　※5日本於二○○九年實施新式刑事審判制度——「裁判員制度」，從一般市民中選出六名裁判員與三名職業法官，共同參與司法審判。不同於市民的參與僅限於事實認定的「陪審制」，裁判員制度中，市民參與事實認定與量刑兩者，市民權限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