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波譎雲詭東北亞
日本自古叛服無常
日本溯源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當中國已經成為氣勢磅礡的帝國時,日本島上還只星散著大大小小的部落。
中國知有日本,始見於戰國時代的《山海經》,裡面稱日本為「倭」。「倭」之稱謂本無貶義,就如同中國曾被稱為「支那」一樣,原本亦無貶義;後來「倭」與「支那」都有了貶義,為當事人所不喜。不同的是,日本人自稱為「倭」,中國人並不自稱「支那」。
西元一世紀,「倭」字又出現在東漢班固所著的《漢書》裡,該書的《地理志》說:「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所謂「樂浪」,就是漢武帝在朝鮮設的樂浪郡。按這個說法,當時,日本列島上有百餘小國(部落),定期向中國進貢。
三百多年後,「倭」字又出現在南朝范曄的《後漢書》裡,其中的《東夷列傳》說:「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照此說法,漢武帝滅朝鮮後,日本列島上的一百多個小國中有三十幾個與漢朝有來往。《東夷列傳》又載,西元五十七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國的使者來中國進貢,光武帝劉秀賜以印綬。西元一九八四年,在日本福岡縣發現了一顆刻有「漢委奴國王」字樣的金印,人們推測此為劉秀所賜之物,意味著一個冊封的故事。西元一○七年(安帝永初元年),倭國向中國獻奴隸一百六十人。
看來,早在兩漢時期,中、日兩國已有官方交往,內容是日本來中國進貢。三世紀早期,日本境內出現了邪馬台國(一說在九州,一說在奈良)。西元二三八年,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派使臣來到曹魏王朝的首都洛陽,以男女奴隸和班布進貢。魏明帝曹叡賜以「親魏倭王」稱號和金印紫綬,並且下詔說:「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如此口吻,好像曹魏是中央,日本是地方似的。很明顯地,魏明帝是在搞冊封、構建華夷秩序,他讓女王借重中國宗主的聲威,鞏固統治地位。
那時,日本列島上有二至三十個倭國,邪馬台國來中國進貢,難免有拉大旗作虎皮之意。對魏明帝來說,冊封藩王以治小倭,於中國君臨天下何嘗不是件好事呢?西元二四○年,曹魏王朝派員出使邪馬台國,帶去了安撫詔書和賞賜品。卑彌呼女王及臣僚皆大歡喜,上表謝恩不迭,這是自有文獻記載以來的第一批中國赴日使節。事見於《三國志》。
三世紀中葉,在奈良盆地東南部的大和,興起一大國,以地為名,稱「大和國」,國祚三百餘年。大和國的最高統治者稱「大王」,是「王中之王」的意思,後來改稱「天皇」。「天皇」一詞,在日本的出現不早於六世紀,此前的「大王」有被後人稱為「天皇」的,那是後人的隨意。「天皇」一詞源自中國,中國神話傳說中有「三皇」—天皇、地皇和人皇,天皇有十三個頭,地皇有十一個頭,人皇有九個頭。「天皇」的本事最大,在各種關於「天皇」的解說裡,不乏與中國掌政相關者,然莫衷一是。
四世紀以後,大和國一連有贊、珍、濟、興、武五個大王遣使來華進貢,請受冊封,史稱「倭五王」。中國皇帝曾賜下「安東將軍」、「征東將軍」、「鎮東將軍」之類的封號。其中武王一生多次討封,曾自封為「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遣使來華請准。南朝劉宋皇帝冊封下來,竟去掉「百濟」,少封了一國。不知是否緣於此故,武王不再討封,兩國關係也漸漸疏遠。
從邪馬台國到大和國,從卑彌呼女王到倭五王,都謀求獲得中國皇帝的承認。這是華夷秩序在東亞的形成時期,日本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自倭五王之後至明朝太祖朱元璋,再無倭王向中國討封。在這漫長的近千年裡,華夷秩序逐步走向成熟,到達高峰,日本卻跳出了這種東亞國際的關係格局。
西元五九三年,日本出了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她的政權因建都於飛鳥(今奈良市附近),史稱飛鳥時代。她任用十九歲的侄子聖德太子攝政。聖德太子深受中國大一統思想的影響,試圖改革,削弱豪強,以天皇為中心建立中央集權。他的改革口號諸如「以禮為本」、「使民以時」、「國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等,皆取自中國儒典。聖德太子要恢復中、日關係,向中國取經,但他不肯稱臣,回歸華夷秩序。據《隋書.倭國傳》記載,西元六○七年,聖德太子派使節小野妹子來華,其國書有云:「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無恙。」一副平起平坐的口吻,甚至還以「日出」自居,高出「日沒」一頭。隋煬帝覽之不快,對臣下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覆以聞。」在隋煬帝眼裡,日本是來進貢的蠻夷,然其出言不遜,自屬無禮。
不管好歹,兩國已中斷一百多年的關係接上了。《隋書.倭國傳》中的這句話,還被疑為是日本國名的出典。日本古籍裡講過這樣的故事:西元十世紀的某一天,有學生問老師,為什麼我們倭國改稱為日本呢?老師便引「日出」一句解釋說,日本就是指太陽升起的地方,用為國名正是「日出」之國。學生又問,日出東方,日本在大唐的東方,確實是日出之國,但從日本本土上看,太陽是從中間升起來的,怎說是日出之國呢?老師搖頭道,反正從大唐的方位看,太陽是從東方升起來的。對於那時的日本人來說,重要的是大唐的角度!又有學生問,日本這國名是唐人取的,還是我們自己定的呢?老師說是唐人取的。以後日本就有愛國者非常討厭這個國名,要將「日本」批倒批臭。例如江戶時代的學者藤田幽谷就惡狠狠地說:「原封不動地接受『日本』這一唐人稱呼我們國家的國號,並用於和唐朝交往,實令人非常厭惡。」不過,在中國的古籍裡並沒有給日本起名的記載,反倒認為日本是自己定名。如《舊唐書》中說:「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明史》中也說:「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東海日出而名也。」這是一段趣話,如下言歸正傳。
中國到底強大自信有胸懷,弱小的倭國不足齒數,不值得隋煬帝真的生氣,第二年他就派使臣回訪日本。不久,小野妹子又來了,還帶來四名留學生和四名學問僧,這開了日本向中國派員留學的先河。雖然聖德太子親華,卻開了日本抗衡中華的肇端。這一時期,日本自覺與華夷秩序保持距離,努力做到與中國平等交往。
隋朝短命,西元六一九年滅亡,唐朝取而代之。幾年後,聖德太子、推古女皇都死了。日本的政治經歷了一些內亂,但聖德太子的事業自有來者,中、日交往越來越頻繁。西元六三○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唐朝貞觀二十年(西元六四六年)元旦,日本孝德天皇頒布革新詔書,要模仿唐朝制度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先模仿了大唐的年號制度,孝德天皇定「大化」為年號,所以,此後的一系列改革史稱「大化革新」。
經過大化革新,日本建立起以天皇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度。從此,進入了持續一千二百多年的封建社會。其中,前半段的五百餘年,起自飛鳥時代中期,經過奈良時代、平安時代,由天皇和封建貴族掌握政權。
日本的奈良時代(西元七一○—七九四年),正值中國唐朝(西元六一八—九○七年)的鼎盛期。當時,中國周邊幾乎無不對唐稱臣,王維的詩說「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正是對這種盛世盛況的形象描繪。日本依然故我,不在萬國衣冠之列。這一時期,在中日交流史上出現了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日本的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另一個是唐朝的高僧鑒真。阿倍仲麻呂在唐三十六年,官至安南都護,兼安南節度使。阿倍仲麻呂喜讀書、熱愛中國文化,與詩人王維、李白交情不淺。高僧鑒真的出境是應日本政府邀請,日本沒有傳授戒律的高僧,他去傳經送寶。鑒真先後五次東渡,皆因遇颱風、海盜等原因失敗,心力交瘁致雙目失明。六十六歲時,第六次東渡,終獲成功。西元七五九年,日本按照唐朝寺院布局,在奈良建廟,稱唐招提寺,鑒真晚年便在這裡傳道,至西元七六三年逝世。
平安時代(西元七九四—一一九二年)有件事對中、日兩國都有影響:西元八九四年,日本官員菅原道真建議停派遣唐使獲准,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政治因素考量,純粹是因為海上風險太大,風浪與海盜造成了許多無謂的犧牲,實際上,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從西元六三○年正式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到西元八九四年廢止的二百六十多年間,日本共遣使十九批(包括海上遇難未能抵達中國的情況)。從數量上看,還不如現代人一年的交往;從素質上論,卻不可看輕這種交往,日本每一趟皆沒白來,到底是取了經的!
從漢至唐,中、日交往是單向度的,即日本汲取中國文化。一方面,中國文化深刻地影響到日本,另一方面,文化引進受到主觀選擇和海上交通的制約。所以日本並未全盤「中化」,既沒學中國最成功的科舉制度,依舊實行自己的等級制度,也沒學中國的太監制度。
隨著貴族土地私有莊園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日本出現了武士勢力。武士受莊園主蓄養,與主君結成主從關係。主君待武士以「御恩」,酬以俸祿;武士為主君「奉公」,平時隨侍,戰時從軍。武士力量的壯大,使地方豪強演變為軍事貴族集團。相形之下,皇室勢力衰落,為權貴所挾。平安時代末期,日本形成了關東源氏和關西平氏兩大武士集團。西元一一八五年,關東源氏擊敗了關西平氏,控制了天皇,掌握了中央政權。
幕府時代
西元一一九二年,右近衛大將軍源賴朝在鐮倉(今神奈川縣內)建立起軍事政府「幕府」。「幕府」一詞是近衛府的別稱,涵蓋住所、政廳,人們逐漸用以指代武家政治的權力機構,一直沿用到江戶時代。源賴朝自封為「征夷大將軍」,此名原本是倭王為征討蝦夷(東部和北部的原住民)而設的臨時官職,從源賴朝開始作為幕府長官的職名。
從鐮倉幕府起,日本進入幕府時代,歷經南北朝幕府、室町幕府、安土桃山幕府、江戶幕府。這近七百年的時光屬於日本封建社會的後半段,它是幕府將軍專權的武家政治時期,挾天子以令諸侯,天皇淪為傀儡。
鐮倉幕府時代(西元一一八五—一三三三年),時間跨度與中國宋朝(西元九六○—一二七九年)相仿。當時中日貿易頻繁。日本不鑄銅錢,市面上流通宋銅錢,曾一度引起宋朝銅錢緊缺。
這一時代晚期,蒙古席捲歐亞大陸,征服了俄羅斯、東歐、中亞、西亞、宋朝、高麗等諸多國家和地區,建立起地跨歐亞兩洲的大蒙古帝國。日本孤處大海而倖免。大蒙古國望洋卻步,勒馬停蹄,下敕招安。日本不識抬舉,斷然拒絕。大蒙古國連派四次使節,快把日本逼瘋了,狗急跳牆,揮起屠刀,三兩下便把來使殺了。
大蒙古國不是大漢盛唐要經營華夷秩序,它先禮後兵,決心要消滅日本!西元一二七一年大蒙古國改國號為元,蒙、漢、高麗聯軍也就是元朝的軍隊,以高麗為基地,發動了兩次征倭戰爭。兩次都倒楣遇到颱風,幾百艘戰船被掀翻,十幾萬將士殞命。颱風遏止了蒙元帝國的擴張。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西元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日本處於南北朝時期(西元一三三一—一三九二年)。朱元璋稱自己的事業是「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他當然要經營華夷秩序,做天下共主。趕跑蒙古後,萬邦來朝,願做藩屬,受大明國保護,唯日本不就範。朱元璋有心收拾日本,以武力挾其入貢。日本懷良親王不怕朱元璋,致函稱:「臣聞天朝有興兵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能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一封書信表達了抗衡華夷秩序的決心。可說了半天,朱元璋到底是「天朝」、「陛下」,自己是「小邦」、「臣」,不過是跪著造反而已。
朱元璋「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總怕「胡虜」再來。因此,不復有漢唐的宏放雄闊,放不開政策並且收緊嚴格管理。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際貿易僅有朝貢貿易,實行「勘合」制度。據此,來「貿易」的都是屬國,進貢後為朝廷勘合,即頒給在中國免稅銷售貨物的許可證。朱元璋還實行過禁海政策,禁民間使用番貨,禁沿海貿易,尤禁與日本貿易;「小邦」不進貢,就別想和「天朝」貿易。
日本歷代幕府將軍無不想與華貿易,但都不願做充當屬國的破冰者。十五世紀,室町幕府(西元一三三八—一五七三年)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做了第一個自願者。他上書明朝,表示願意接受冊封,稱臣納貢。這時候,天下共主是朱元璋的兒子明成祖朱棣。他封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許以朝貢貿易。逸出宗藩關係近千年的日本,回歸華夷秩序,又成了中國的屬國。
安土桃山時代(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三年)末期,日本又反了:征夷大將軍豐臣秀吉拒絕明朝的冊封,兩次起兵征朝鮮,目的是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進而占領印度,建成大日本帝國。明朝出兵,抗日援朝。豐臣秀吉的本事沒有野心大,憂急成病而死。中、日關係降至冰點。從此,日本再也沒進入華夷秩序。
儘管豐臣秀吉沒有成功,卻給日本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自豐臣秀吉逝世之後,日本輩有「人才」出,不僅想征服朝鮮、中國,還立志做全世界的主人。如江戶後期的思想家佐藤信淵,著書《宇內混同秘策》說,皇大御國(日本)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各國之根本。因此,合併全世界、號令全世界是天理。他認為,合併全世界不能不講究方略,即先取中國,而欲取中國,必先占朝鮮。一旦把中國納入版圖,西域、暹羅、印度等世界各國,必懼日本,定會俯首稱臣。豐臣秀吉是日本大陸擴張的鼻祖,佐藤信淵是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先驅。日本的事業就這樣一代代發展,積攢下一股取朝鮮、攻中國、印度,直至占領全世界的惡狠狠幹勁。
豐臣秀吉死後,日本再起梟雄,德川家康在江戶(今東京)建立德川幕府(西元一六○○—一八六七年),由此開始了德川家族長達二百六十七年的統治,直到明治維新的前夜。
德川幕府將軍掌握著日本的命運,全國的軍事、交通要地及江戶、京都、大阪、長崎等大城市和大型礦山均為將軍把持,其直轄地達到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此外的四分之三列土為藩,由將軍分封。計有二百六十多藩,也就是二百六十多塊大小不等的領地,受封的藩主稱為「大名」,「名」是田地之意,「大名」即擁有大片田地的人。幕府將軍君臨全國,是最大的大名,稱「大君」。如此一來,日本建立起封建的幕藩體制。
德川幕府不光嚴格地控制大名,還控制武士,控制人民。隨著幕藩體制的建立,馬放南山,日本進入和平時期。眾多武士沒仗打,轉向官僚化,帶刀做官搞文治。別看頂著武士的名,提著武士的刀,還有多少武功則另當別論。雖然如此,那股氣焰還在,還能興風作浪。為免動亂,幕府要牢牢地掌控他們,給每一顆腦袋都加上「緊箍咒」,日本的武士道由此逐步得以確立。所謂武士道就是武士的精神教條,並無成文法典,只在人心深處。佛教與日本神道和中國儒教為武士道提供了思想資源。佛教使武士淡定冷靜不惜命,神道給武士以對主君的忠誠,儒教敘五倫講忠孝更堪大用。
中國大儒朱熹的學說被幕府奉為官學,稱為「朱子學」,裡面那些存天理滅人欲、三綱五常、大義名分的說教,很受幕府歡迎。幕府起用朱子學儒林羅山為政治顧問,他組織學究編寫出《武士訓》、《武教小學》、《士道要論》等武士讀物,把武士操守理論化,引導武士對將軍盡忠。江戶時代日本的社會格局,類似於歐洲的中世紀,歐洲俗諺說:「我主君的主君不是我的主君。」日本也是這樣,武士各有主君,只忠於他的直接主君;大名的武士沒有義務忠於大名的主君幕府將軍。幕府想讓天下武士葵花朵朵向太陽,都忠於將軍,但沒有理論依據。
於是幕府打擦邊球,提出「尊王敬幕」的口號。怕曹操的遠比敬曹操的多,「敬幕」並不成功,「尊王」讓不食人間煙火的天皇沾了光,卻遠遠不是忠君;幕府豈肯大吹大擂天皇危及自己的統治?它不過是利用天皇的名分,標榜自己的合法性罷了。忠君的事是後來的明治天皇促成的。儘管明治維新廢除了武士的社會身份,卻把武士道向妖魔化發展了。那時候將軍、大名倒臺散夥銷聲匿跡,可盡忠的只有天皇了,他是全國人民唯一的主君。忠君情結發展到昭和時期,愚忠成了武士道。日本軍隊走向世界做盡壞事,殺起人來眼都不眨,眨眼就是對天皇不忠,虧欠了武士道。愚忠玷汙了正經的武士道,也把日本人變成了愚民。
林羅山對幕府有傑出貢獻,他還起草過一封致中國皇帝的信,信中說:「日本國主源(德川)家康業已統一日本,其德化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主酋長,莫不上表輸貢……。」日本正致力於建立自我中心的小華夷秩序,沒有任何創造性就是想坐一坐中國的金交椅。從信中不難看出,中國的屬國都變成了日本的屬國。幕府另起爐灶創建日式華夷秩序,自稱為「大君外交體制」,在這個秩序中,日本為華,他者為夷。中國皇帝並沒看到這封信,自然也沒見有誰發脾氣。
西元一六四四年,大清國搬家,定都北京。日本很酸楚,因為就在半個世紀前,豐臣秀吉曾想遷都北京,結果「大業」未成。他們認為自己與中國同文同種,卻不能進北京做皇帝,清國僅憑地勢便利,一邁腿就取了中華,當然讓人妒忌!日本稱清國為「清夷」,認為明清鼎革是「華變於夷之態也」,因此,這個中華不純粹了,純粹的中華唯有日本了!日本真的也自稱中華、中國、神州等等。面對受過元、清統治過的中國,日本產生優越感,說唐土上的文化有了雜質,而日本承傳的漢唐文化沒有雜質,是中華文明的正宗。
自兩漢時起,日本正式向中國派出使者,進入華夷秩序。此後出入無常,時而做中國的屬國,時而背離而去,終竟衝破羅網,甚至要建立日式華夷秩序,凌駕於中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