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簡體書）

一、毛泽东设想的东方情报局

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不久，关于东方情报局的传言便出现了。1947年11月19日香港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可靠的”消息：“11月20日，满洲、蒙古、朝鲜、印尼、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将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要建立东南亚和远东情报局，共产国际在贝尔格莱德恢复行动非常明显地证明，苏联政府进行伪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天，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又增加一些引人注意的细节：“今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建立远东情报局的问题。中国、朝鲜、蒙古和暹罗将派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已经派遣非常著名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李立三现在正在满洲。”该报还评论说，建立远东情报局被看作是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欧洲情报局之后合乎逻辑的一步。

这一消息瞬间就传遍了巴黎和伦敦的报纸，并引起了正在努力恢复对其原有亚洲殖民地控制的法国、英国的疑虑和恐慌。341 11月29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继续报道关于“东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二、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三、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不过，苏联情报人员认为，这是国民党分子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掀起的造谣攻势，试图把这次会议和情报局的建立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342驻华美国军事专家也对这些传言的真实性表示怀疑。343

的确，这些传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人们传说中的东方情报局根本就没有出现。的确，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原本就不存在关于在亚洲也建立一个共产党国际组织的设想。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会把亚洲革命运动看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及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

此外，苏联的外交重点始终在欧洲，斯大林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过多地关注亚洲。这一特点，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就显现出来。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情报局会议，日丹诺夫的报告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及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逐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344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1947年夏天至1948年春天，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先后否决了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提出的关于在布达佩斯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对于丹麦和挪威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北欧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想法持极大怀疑态度，严厉批评了联共（布）驻世界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切乔特金娜关于建立东南亚共产党联合组织的报告（报告人被撤职），拒绝了巴勒斯坦、土耳其和伊拉克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345不仅如此，大量的研究表明，1948年6月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并未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斯大林甚至不愿关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多年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革命斗争。346实际情况正如俄国学者艾菲莫娃查阅了大量苏共中央档案后做出的结论：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之后，如果说在苏联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材料中的斗争性在增长，那么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秘密报告中则看不到这种斗争性。这些秘密报告既没有突出斗争性，也没有强调武装斗争，从中也不能发现苏联领导人号召亚洲共产党人起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暗示。

在1948年春季之前，苏联共产党同所有东南亚共产主义活动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尽力不卷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斗争。尽管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特别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包括诸如输送武器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不确信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否取得胜利，苏联领导人甚至不愿同东南亚共产党保持正常的关系。347有研究表明，有关越南情况的最初文章一直到苏联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也就是在1950年才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348

不过，莫斯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非常重视，甚至有意在远东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一份提交联共（布）中央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给予了极大关注。在1947年10月12–16日期间，解放区所有的共产党报刊和民主报刊，尤其是在满洲地区的《哈尔滨日报》《东北日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在香港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都在塔斯社报道材料的基础上刊登了关于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消息、公告和宣言。

10月14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满洲地区其他出版物转载了《真理报》10月10日祝贺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社论。10月16日，解放区的所有广播站都对此做了报道，在所有民主刊物上发表了新华社有关这一消息的国际述评。10月20日，解放区各报刊发表了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编写的“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几个问题”的宣传材料。10月26日，满洲地区民主刊物又刊登中共东北局根据会议宣言和报告编写的关于“现代国际形势研究的提纲”。报告认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革命，并促使中共中央提出了“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制度和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的公开的政治目标。

然而，该报告在结论中指出：中共没有对国民党关于“成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虚假宣传给以应有的打击。“显然，这是因为中共本身拥护成立这个东方情报机关，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央会议上所阐述的那样”。349报告所说仇恨共产党的国民党分子造谣惑众，英法政府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感到恐慌，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认为毛泽东当时就想建立东方情报局这样的国际组织，未免言过其实。1947年底国共内战的局面刚刚开始向有利于共产党方面的转化，毛泽东的那个讲话不过是希望借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东风鼓舞士气而已。

不过，当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的时候，毛泽东确实想起了“东方情报局”。194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结论时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还有，我们同其他兄弟党的联系也要增加。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威信相当高，这是一件大事。350到1949年初，斯大林已经改变了过去对中国问题的观望态度。然而，毛泽东严词拒绝由苏联政府单独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立场使斯大林感到，他对中共确实缺乏了解，如果莫斯科想要通过支持中共来达到与未来的中国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目的，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共的性质和政治主张。于是，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便被秘密派往中国。351

在1949年2月3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建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1948年7月毛泽东曾向苏共中央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提出，他希望尽快访问莫斯科。在所列举的与斯大林会谈的几个问题中，就包括与东方革命力量联合，同东方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建立关系的问题。352当米高扬问到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时，毛泽东说，中共还没有明确的意见，但中共赞同与印度支那、暹罗、菲律宾、印尼、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的共产党建立联系。目前中共与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与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主要是通过香港的联络员联系，而与日本共产党基本没有联系。毛泽东提出，应该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亚洲局。这个问题可以等到中国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在介绍了日本共产党的情况后，毛泽东又说，暹罗和印度支那共产党曾表示赞成建立这样的机构。中共主张可以先由几个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共产党代表建立起亚洲国家局。米高扬当即表示，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中央不必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而应该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原文如此）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鲜共产党进行联系。米高扬均给予肯定的答复。353虽然毛泽东最初的口气带有试探性，但听了米高扬的答复后就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此后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不过，是年5月初与朝鲜劳动党代表金一的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情报局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朝鲜和中共分别向苏联做了通报。朝鲜通报的内容是：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金日成3月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并特别想知道是否同斯大林谈起建立情报局的问题，朝鲜劳动党持何种意见。毛泽东说，中共已经收到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等四国共产党的来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说到中共的意见，显然是为了留有余地，毛泽东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建立军事同盟。354中共通报的内容比较简单：毛泽东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还不成熟”，理由是在12个东方国家中，中共只与蒙古、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甚少，同日本和印尼甚至没有联系。所以，应该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而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355

从这两个通报的细微差别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立东方情报局的事情非常关切，但是他不想让斯大林看到他的急迫心情。所谓“为时过早”“还不成熟”，不过是一种试探性的说法。毕竟，毛泽东那时还在担心斯大林把自己看作是东方的铁托。356他不知道斯大林是不是真心同意成立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更不想让斯大林感到中共尚未夺取政权就要“另起炉灶”。毛泽东的担心果然不错。在5月26日的回电中，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一旦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华南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青岛派部队登陆。这种危险性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因此，斯大林建议：中共不要急于准备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从南进的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357

斯大林的答复显然令毛泽东感到失望。实际上，毛泽东是真想在中国组建起亚洲革命的大本营。所以，借着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再次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在7月27日两党代表团会谈时，斯大林主动谈到1945年他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并对此表示歉意。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斯大林还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革命中心现在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因此应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

谈到这里，中共代表团的高岗突然言不由衷地问了一句：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回答说，这不太合适，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但是时机也许略为早了一些。斯大林还说，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将来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358看来，斯大林嘴上说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付给中共，但实际上并不放心。

不过，对于毛泽东来说，既然斯大林承认中共在亚洲革命中的地位，并主动提出要中国领导亚洲各国共产党，实质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359有了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毛泽东立即展开了实际行动，而东方情报局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可以不再坚持。

一、毛泽东设想的东方情报局

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不久，关于东方情报局的传言便出现了。1947年11月19日香港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可靠的”消息：“11月20日，满洲、蒙古、朝鲜、印尼、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将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要建立东南亚和远东情报局，共产国际在贝尔格莱德恢复行动非常明显地证明，苏联政府进行伪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天，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又增加一些引人注意的细节：“今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建立远东情报局的问题。中国、朝鲜、蒙古和暹罗将派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已经派遣非常著名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李立三现在正...

序篇 中朝两党关系的历史渊源

自从19世纪末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结束以后，朝鲜和中国便成为同命相连的两个国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接受的是共同的领导──苏联共产党。1在毛泽东与金日成见面之前很久，即20世纪初期，中国和朝鲜共产党人之间就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系。由于当时朝鲜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不仅其革命志士的抗日斗争战场主要集中在中国土地上，且朝鲜共产党员后来也不得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的一股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的复杂局面，使得斯大林谋划战后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时，没有把中共作为合作对象，而为了控制朝鲜半岛则把朝鲜共产主义者培养成苏联的代理人。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朝两国（或者说两个民族的）共产党人一直是水乳交融、并肩战斗，但他们之间却很少有直接的组织上的联系，并最终成为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两支单独的革命力量。这种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制约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走向。

在那一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共产党虽享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作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都同时接受来自莫斯科（实际上是苏共）的垂直的和直接的领导。那么，在这个体系中，朝鲜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究竟保持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在这方面，国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几乎没有专门的著作，学术论文也寥寥无几。

2中国学者关于这一时期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中国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及政治团体的关系；移居或旅居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朝鲜人的反日活动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此外，在大量有关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的研究中，也有一些涉及中朝关系的内容。关于此期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共产党人关系的专门研究近些年也有很大进展，主要有杨昭全先生的著作和一些学术论文。3不过在笔者看来，目前中国学者关于中朝两党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论述的依据主要是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论著，从引用的文献来源看，除使用中国（东北抗联）的档案外，多是以情报分析和口供为主的日本档案，而很少使用直接影响朝鲜共产党发展及中朝两党关系的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其二，有些重要事实，如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和再建、共产国际关于朝共命运的决定、中共接纳朝鲜革命者的过程以及八十八旅的形成和结局等，众说纷纭，还有很多基本史实没搞清楚；其三，对于早期两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者只看到双方抵抗日本侵略的共同利益和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却较少分析其中的分歧和矛盾，特别是苏联因素所起的作用。

毫无疑问，研究中朝两党关系的历史，主要应使用双边的档案文献。但十分可惜的是，朝鲜档案根本无法看到，而中国公布的相关档案又十分有限。4于是，共产国际的档案就成了最重要的依据。然而，在苏联解体前，尽管共产国际的文献已大量出版（中译本很多），却极少包含朝鲜共产党的内容。直到俄国档案开放以后，情况才得以改观。目前涉及朝共早期历史及中朝关系的共产国际档案，主要有俄籍韩人学者Б.Д.朴编写的《苏联、共产国际与朝鲜解放运动》和日本学者和田春树主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朝鲜》。5

本篇主要依据俄国和中国的档案文献，并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厘清一些重要事实。在此基础上，讨论和分析中朝两国共产党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朝鲜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从1919年朝鲜共产主义组织在俄国诞生至1935年朝鲜共产党重建工作终止，晚期从1945年朝鲜共产党在汉城再建至1949年全部并入平壤的朝鲜劳动党。早期的历史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19–1920年，朝鲜共产主义组织在苏俄纷纷建立，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伊尔库茨克派和上海—赤塔派，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远东局分别支持一派，相持不下。第二阶段，1921–1924年，共产国际试图调和双方矛盾，联合各派，建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但终因两派分歧严重、势不两立而被迫放弃。第三阶段，1925–1928年，建党工作重心转入国内后，统一的朝鲜共产党及中央委员会在汉城组建，并很快得到共产国际承认。

由于日本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及党内的激烈派争，朝共组织及中央连续更换四届，仍无法生存，共产国际被迫宣布不再承认各派朝共组织。第四阶段，1929–1935年，在强调以工农为主体成分的建党原则下，共产国际试图帮助朝鲜各派共产主义组织联合起来，重新建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由于日本当局的严密控制，特别是苏联开始的政治镇压，老一辈朝鲜共产党人损失殆尽，共产国际七大以后重建工作基本停止。6此后直到日本投降，朝鲜共产党人在组织上已不复存在，其活动主要是在中国境内，其成员也基本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序篇 中朝两党关系的历史渊源

自从19世纪末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结束以后，朝鲜和中国便成为同命相连的两个国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接受的是共同的领导──苏联共产党。1在毛泽东与金日成见面之前很久，即20世纪初期，中国和朝鲜共产党人之间就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系。由于当时朝鲜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不仅其革命志士的抗日斗争战场主要集中在中国土地上，且朝鲜共产党员后来也不得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的一股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的复杂局面，使得斯大林谋划战后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时，没有把中共作为合...

上册

导言 还原一段历史真相 xxi

序篇 中朝两党关系的历史渊源 1
一、中朝共产党人的早期关系 4
二、朝鲜共产党在满洲的活动 14
三、中共全面接收朝鲜人入党 20
四、中共培养的“延安派”干部 33
五、苏联营地造就了“游击队派” 38
六、朝鲜革命者回国的不同路径 51

第一章 若即若离：同志相邻而未相交（1945–1949） 81
第一节 北朝鲜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82
一、苏联在北朝鲜的“联合政府” 83
二、整合朝鲜的共产主义组织 91
三、斯大林把权力移交金日成 97
第二节 政权建立进程中的两党关系 105
一、东北内战时期朝鲜提供的援助 106
二、革命面对民族认同问题的纠葛 114
三、中共解决东北朝鲜族问题的方针 127
第三节 中共领导亚洲革命的构想 141
一、毛泽东设想的东方情报局 142
二、中共取得亚洲革命领导权 149
三、北朝鲜仍在苏联的掌控中 155

第二章 朝鲜战争：朝鲜问题主动权转移（1949–1953） 189
第一节 毛泽东与金日成初次见面 190
一、莫斯科和北京给平壤泼冷水 191
二、斯大林为金日成开“绿灯” 197
三、毛泽东被“两驾马车”绑架 201
第二节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207
一、斯大林力图避免中国出兵 207
二、金日成要求组建国际纵队 213
三、毛泽东决心出兵援助朝鲜 217
第三节 对北朝鲜问题话语权的转移 229
一、金日成被迫放弃军事指挥权 229
二、彭德怀下令全军停止进攻 238
三、对朝鲜铁路实行军事管制 243
四、毛泽东坚持将战争长期化 253

第三章 提倡主体：金日成应对各方挑战（1953–1956） 277
第一节 朝鲜寻求盟国经济援助 278
一、毛泽东建构中朝友谊的努力 278
二、中苏对朝鲜战后重建的援助 282
三、北朝鲜三年经济计划的缺陷 290
第二节 金日成在党内排除异己 294
一、朴宪永和南方派全军覆没 295
二、延安派和苏联派受到排挤 299
三、金日成提出确立“主体”意识 308
第三节 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 316
一、非斯大林化与劳动党三大 317
二、反对派掀起党内政治斗争 325
三、金日成的反击与八月全会 333
第四节 中苏共同干预朝鲜事务 346
一、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去平壤 347
二、金日成被迫重新召开中央全会 355
三、毛泽东把金日成比作东方纳吉 363

下册

第四章 怀柔政策：毛泽东全力扶植金日成（1956–1960） 395
第一节 波匈事件引发对朝新方针 396
一、中苏处理与兄弟党关系的困境 397
二、金日成不失时机解决国内问题 404
三、毛泽东权衡利弊缓和对朝关系 409
第二节 中国志愿军主动撤离朝鲜 417
一、毛泽东当面向金日成承认错误 418
二、志愿军部队全部回国及其结果 425
三、金日成在北朝鲜实现一统天下 432
第三节 “大跃进”拉出“千里马” 438
一、金日成全面学习中国“大跃进” 439
二、毛泽东大力支持“千里马”运动 445
三、中朝携手迈上“共产主义”大道 449

第五章 中苏分裂：金日成开展等距离外交（1960–1966） 467
第一节 北朝鲜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 468
一、北京与莫斯科对朝鲜的激烈争夺 468
二、金日成与中苏分别订立同盟条约 478
三、中国在困境中对朝鲜的友好表示 485
第二节 中国容忍大批朝鲜族边民出走 494
一、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及其解决 495
二、朝鲜对劳动力的需求与边民流动 501
三、中国对非法越境问题的处理方式 509
第三节 毛泽东满足北朝鲜的领土要求 521
一、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 522
二、金日成突然提出签订边界条约 530
三、中国被迫割让长白山主峰及天池 539
第四节 金日成“倒向”中国及其限度 550
一、毛泽东把东北交给金日成打理 551
二、中国对朝鲜百般迁就和包容 556
三、金日成的实用主义外交方针 563

第六章 貌合神离：毛泽东对朝政策的困境（1966–1976） 595
第一节 革命的友谊“破镜重圆” 596
一、昔日的“血盟”兄弟反目成仇 597
二、崔庸健“突然”现身天安门 607
三、毛泽东与金日成握手言和 618
第二节 中美和解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624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背景 624
二、中美外交谈判中的朝鲜问题 628
三、朝鲜在中美关系解冻中获利 635
四、中国尽其所能维护朝鲜利益 641
第三节 朝鲜接替中共“继续革命” 647
一、中国调整对外战略及其影响 648
二、金日成主义替代毛泽东思想 656
三、两位革命领袖最后一次会面 662

尾声 中国改革开放与中朝关系的重构 695

结语 中朝关系的恰当定位 699

后记 709
附录
一、中朝条约、协定、议定书要目（1949–2002） 713
二、参考和征引文献 721
三、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775
人名索引 793

上册

导言 还原一段历史真相 xxi

序篇 中朝两党关系的历史渊源 1
一、中朝共产党人的早期关系 4
二、朝鲜共产党在满洲的活动 14
三、中共全面接收朝鲜人入党 20
四、中共培养的“延安派”干部 33
五、苏联营地造就了“游击队派” 38
六、朝鲜革命者回国的不同路径 51

第一章 若即若离：同志相邻而未相交（1945–1949） 81
第一节 北朝鲜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82
一、苏联在北朝鲜的“联合政府” 83
二、整合朝鲜的共产主义组织 91
三、斯大林把权力移交金日成 97
第二节 政权建立进程中的两党关系 105
一、东北内战时期朝鲜提供的援助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