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上之思：早期中國的文本及其意義生成-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888758692

圖書名稱：竹上之思：早期中國的文本及其意義生成

談論早期思想時，學界通常只是將文本視為思想的存儲庫，而不是自具價值的研究對象。這種方法不僅會導致對早期思想史的理想化描述，還在文本傳統與哲學傳統之間劃出了人為的界限。本書則轉變分析焦點，將文本視為當時文化、社會現實中的有意義的實體，進而討論古代世界文本的物質條件、寫本文化、書寫、意義建構策略、文本群體、哲學思想之間的相互關係。通過分析郭店一號墓出土文本意義建構的不同策略，通過分析可以根據物質證據來加以判斷的古代世界的哲學思維活動，本書區分出了「基於論述的文本」、「基於語境的文本」兩種文本類型，認為戰國時期中國的哲學生產出現了一種新變化，發展出了層次化地組織思想、融合性地看待現實的複雜論述形式，哲學文本不再借重外在於文本的文化大框架，不再依賴由文本、意義中介、資訊接收者組成的意義傳達的三方關係，而是自內生成意義，成為了獨立的哲學實體。這類獨立的哲學文本，與戰國時期寫本文化的興起同時出現，既得益於竹簡被廣泛用作輕便的書寫材料，同時又受到寫本文化發展以及相應增加的資訊流的推動。它們既是新興的寫本文化的產物，又是寫本文化的促進者。

作者簡介：

作者：
麥笛(Dirk Meyer)，荷蘭萊頓大學哲學博士，牛津大學皇后學院中國哲學中文院士及中國哲學副教授，牛津大學手稿及文本文化中心的創始主任，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漢學叢書》主編之一。主要研究範圍為中國早期哲學思想、《尚書》研究、簡帛文獻及語音分析。著作有《早期中國論證的文學形式》、《竹上之思》及《早期中國的文獻與論證：〈尚書〉和書的傳統》。

譯者：
劉倩（1972－），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工作領域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海外漢學譯介。出版有專著《通俗小說與大眾文化精神》（2014），譯著《浦安迪自選集》（合譯，2011）、《劍橋中國文學史》（合譯，2013）、《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2015）、《小說家拿破崙》（2015）、《簡•奧斯丁的教導》（2017）等。

作者序

引言

本書研究的是戰國時期（約前481– 前222）一批特定的哲學文本。本書將這些文本視為研究對象本身，討論戰國時期文本的物質條件、寫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書寫、意義建構
技巧、文本群體（textual communities）、哲學思想之間的相互關係。通過細讀文本，我區分出兩類文本，分別稱之為「基於論述的文本」（argument-based texts）和「基於語境的文本」（contextdependenttexts）。這一區分不是絕對的，而是有其方法論上的必要性，因為只有強調這一時期不同哲學文本之間的共性，才有可能釐清現實的複雜性。簡言之，理想型「基於論述的文本」的意義建構與書寫密切相關；「基於語境的文本」則需指涉評注者（多為口頭的），還涉及由文本、意義中介、信息接收者組成的意義傳達的三方關係。所以，儘管「基於論述的文本」推動了獨立的哲學思維活動，「基於語境的文本」卻是更為廣泛的哲學進程（這一進程很大程度上外在於文本本身）的平台。

文本與思想
談論早期思想時，學者們通常只是將文本視為思想的存儲庫。這種常見的研究方法，無視文本的物質體現實乃早期思想的中介，故而也是早期思想的留存（remnant），因此，也從根本上忽視了思想與將這些思想傳遞至今的物質載體之間可能存在的相互關係。
在考察早期中國的哲學思維活動時，我則取徑有異，不是將文本僅僅視為思想的容器，不是側重於文本所表達的思想，而是首先從將文本本身視為獨具意義的研究對象開始。這裡存在一個潛在的假定，即作為物質實體的文本能夠揭示出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文本的重要信息。這意味著，它能夠告訴我們哲學文本的使用目的、使用者、在當時的思想交流中如何使用這些文本的相關信息。換句話說，通過細讀文本、探究其意義建構的不同方式，我們就有可能用一種新鮮的眼光來看待兩千多年前出現在如今被稱為「中國」的那塊土地上的哲學思維活動。早期思想總是以物為中介。今天我們知曉早期哲學活動的唯一原因，僅僅是因為它們曾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寫成了文字。這要求我們有意識地思考文本與思想的相互關係，思考作為早期思想主要留存的文本，因為這些問題對於思想觀念的研究具有重要影響。這些影響可以大致歸納為以下四組問題。
首先，必須要思考寫成文字對哲學概念的影響程度。書面文字是否影響了推理結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影響究竟有多大？文字只是思想的轉錄嗎？那麼，哲學文本是不是就像承
襲了亞里士多德看法的揚．阿斯曼（Jan Assmann）、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說的那樣，只是模仿的模仿？還是如戴維．奧爾森（David Olson）所說，書面文本實際上賦予了思想以口頭話語所無的抽象性？文本是以書面形式寫成的嗎？書寫是否至少有助於對哲學關懷進行複雜分析？還是在口頭創作之後才書於竹簡？文本再現的是我們能夠（且應該）對之做出獨立研究的、結構一致的思想大廈，還是只是更大的、發展中的、有機連貫/ 支離破碎的話語— 但未能傳之後世— 的碎片？如果只是碎片，那麼，在分析這些書面思想的碎片時，我們就需要指出它們不過是思想的碎片，其本身並不足以建構/ 重建出有機連貫的哲學大廈。這樣一來，在討論書面思想時，我們有沒有可能充分證明現存話語的不完整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我們又能做到何種程度？
其次，上述這些問題，又需要我們理清現代研究者們試圖釋讀的那些文本中口頭語與書面語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們必須要思考書寫是否賦予了文本所表達的思想的獨立性這一更大的
問題。書寫是否有助於思想脫離其情景性語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問題又變成了脫離的程度如何。除了文本本身之外，書面思想對中介的需要程度如何？我們有沒有可能理解書面文本或明言、或暗示的（孤立的）思想？還是必須要重建某種中介（或有意義的語境）才能理解這些書面思想？書面思想具有獨立性，僅僅是因為它們寫成了文字嗎？它們指涉的只是外在於書面文本的口頭話語（其在寫本製作時期依然十分活躍）嗎？有可能只在書面文本的基礎上重建書面文本背後的想像中的口頭話語嗎？最後，我們是假定所有哲學文本背後都存在一個持續不斷的口頭話語，還是只有某些特定文本才如此？抑或根本不需要作此假定？我們如何辨別書面文本背後存在/ 不存在口頭話語？
第三，察看一份書面思想，也意味著察看某種哲學記錄（record-keeping）。無論是老師言語的單純記錄（可能不夠正式嚴謹，只為輔助學生記憶），還是精心構思、自成體系的作品（其本身便是哲學書寫的傑作），寫成文字這一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有意識的記錄行為。看待早期思想時，記住這一點至關重要。於是，問題就變成了文本的形式方面與其哲學內容如何相互關聯，如果二者確實存在關聯的話。哲學語言有特殊的類型嗎？我們手中的文本是指向其他有意義的參照，還是實際上應被視為結構封閉的作品，只能以現在這種（形式）佈局存在？早期哲學文本的作者/ 作者們是刻意以特定的寫作模式來表達特定的思想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這對於哲學本身而言意味著什麼？對於作者呢？對於使用這些文本的不同哲學傳統呢？
第四，為了準確呈現中國思想史上的書面思想，思考出土文獻如何呈現文本至關重要。那些看起來有著一致的中心主題、但卻出自不同地區的文本，彼此之間的差異究竟有多大？某一文本與其各個不同版本之間存在何種關係？文本中的變化或其相對穩定性，在何種程度上影響我們對其思想的正確理解？一個文本在其不同版本中的變化（或穩定性），對於文本所要傳達的哲學概念意味著什麽？如果一個傳世的哲學文本明顯不同於出土對應本，還有沒有可能談論連貫的哲學思想？文本的變與不變，對於本文本身意味著什麼？對於它們的作者又意味著什麼？有可能重建文本的發展史嗎？這又有多大意義？文本中的缺陷，如何影響今人對這些本文所表達的早期哲學思想的理解？有可能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重建早期哲學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我們願意為戰國這樣的時期重建連貫的思想大廈嗎？
目前對戰國末期古楚國墓葬出土的哲學文獻的研究，提出了上述這些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源於我們試圖以一種更合理的方式研究戰國時期的書面思想：既公正對待所研究的文本，又公正對待其所表達的思想，同時還避免將今人的觀念強加於古代的哲學文本。

郭店一號墓
本書研究以1994 年湖北郭店墓出土的一批封閉的文本為基礎。下文稱此墓為「郭店一號墓」（或簡稱「郭店楚墓」、「郭店墓」、「郭店」）。
从各方面看，對於定性研究戰國時期中國的文本與思想而言，郭店一號墓都是理想的。這些文本是隨葬品的一部分，在保護性考古發掘中重見天日。下面將會談到，這些文本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試圖建立穩定的哲學概念。這些文本或可視為廣義的「哲學」學科的一部分。迄今為止，郭店一號墓是唯一一座證據充分的戰國墓，保存了各種哲學文本。這些文本反映了不同的社會政治哲學思維模式，甚至還對不同的文本接收者致辭。有的文本關注正確的統治之道，從謀臣和君主自身的視角討論適當的治理措施。有的文本則討論道德修身問題，或是思考天人之別。就其形式而言，郭店一號墓出土文本，有些是具有哲學性質的長篇大論，有些只有一兩句話。這些各式各樣的哲學文本，是戰國時期廣泛的（有時還相互衝突的）文本資料與各種哲學活動的縮影。這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片面呈現戰國中晚期哲學話語中的文本與思想的風險。就此而言，郭店一號墓為我們研究早期文本提供了一個堅實框架。那些出自證據不夠充分的環境的文本，如所謂的上海博物館楚簡（下文簡稱「上博楚簡」、「上博」），因購自香港文物市場才為世人所知，就不能為我們提供這種研究機遇。
由於這些文本出自墓葬，其時間、空間都可以精確定位。我們知道，郭店一號墓的文本資料，整體上是隨葬品的一部分。我曾在其他文章中指出，這些文本是以「一組」文本的面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本書研究目的而言，雖然在湖北省博物館的考古學家們開始搶救性挖掘工作之前郭店墓至少曾遭兩次盜墓，這儘管非常遺憾，卻也無傷大雅。盜墓者雖然破壞了部分隨葬品，甚至還盜取了相當數量的有字竹簡，我們仍然可以排除他們在這批隨葬的戰國竹簡中摻入偽簡的可能性。盜墓是為了獲利，而不是糊弄研究早期中國思想的歷史學家們。所以，從方法論上看，郭店一號墓出土的這些文本可以視為一個「封閉的」文本組。所謂「墓葬文獻」（tomb corpus），只是就所在地即郭店一號墓而言，而不是就墓主身份而言。就此而論，常用的「墓中藏書」（tomb library）一詞容易引人誤解。與「藏書」一詞不同，「墓葬文獻」並不意味著出土文獻與身份未詳的死者之間存在天然聯繫。談及「藏書」，則難免讓人聯想到墓主，而選擇哪些文本隨葬的主觀因素往往難以證實。由於我們尚不清楚為什麼這些文本會出現在墓中，從方法論上看，重要的便是只根據墓中的文本內容來界定墓葬文獻。即使我們假定郭店一號墓的哲學文本只是用作陪葬品，身份未詳的墓主並沒有閱讀（或選擇）這些文本，也不妨礙我們以這種方法來研究這些文本資料及其不同的意義建構策略。
郭店一號墓可以追溯到戰國中晚期。大多數學者認為其封墓時間在公元前300 年左右。這就為這組出土文本的寫作時間提供了相當精確的兆示（terminus ante quem），即寫於秦（約前221– 前207）、漢（西漢，前202–8；東漢，25–220）帝國思想制度化之前。因此，郭店一號墓的這些古文獻資料，能夠讓研究早期思想史的歷史學家們窺見尚未經過後人之手修改、乃至壓制的哲學文本。就此而言，郭店文本不同於那些缺乏精確時間「兆示」的文本，因為後者很有可能經過編輯干預。不過，郭店文本的作者風格古遠，我們也沒有太大把握判斷文本不同的時間層面。不同於傳世文本，郭店一號墓出土的這批墓葬文獻，為我們直接觀察戰國時期哲學文本的結構提供了一個少有的機會，我們能夠前所未有地深入了解中國哲學思維、閱讀、寫作形成時期的知識論爭。總之，郭店一號墓使得我們以前所未有的方法論上的一致性來定性研究戰國時期的文本與思想成為可能。
研究早期中國哲學文本的寫作和使用特點，要求我們在方法論上對文本與寫本做出區分。我將「文本」（text）定義為流傳下來的思想實體。思想觀念的表達，可以採用口頭、書面兩種形式，故而可以抽離於任何物質載體。文本可以通過老師、專家、謀臣，經由商路、市場，在人與人之間口頭傳播，從而獨立於其物質語境。「寫本」（manuscript）則是文本的物質體現，是文本在絲、竹、木等材質上的物理體現。混淆這二者——這在研究新發現的古文獻資料工作中較為常見——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單一歸因的論述思路，從而扭曲歷史事實的圖景。我以「接收者」（recipient）一詞來指稱文本信息的受眾，因為他/ 她所扮演的角色遠比讀者或（匿名的）聽眾複雜得多。「接收者」可以指面對這些文本的個體，也可以指不一定具有自我意識或定義明確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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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引言
第一部分：分析：文本與結構
第一章‧〈忠信之道〉
竹簡情況
思想與內容
結構與思想
並聯體與交疊結構
微觀結構
宏觀結構
結語
第二章‧〈窮達以時〉
竹簡情況
思想與內容
結構與思想
上篇：天—人之窮
下篇：人之達
寫作的宏觀結構
結語
第三章‧〈五行〉
竹簡情況
思想與內容
結構與思想
意義建構
引「詩」
第三層面(「章」)的闡釋過程
直接指涉其他文獻
下篇：不同結構？
結語
第四章‧〈性自命出〉
竹簡情況
文本分篇與整體組織結構
〈性情論〉的兩個寫本
思想與內容
道德修養論
結構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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