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修訂版）-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888938049

圖書名稱：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修訂版）

深入民國政治與外交漩渦
揭開民族主義的隱秘潛流
民國是中國近代充滿動盪與變革的時代，民族主義作為一股重要的思想潮流，深刻影響了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本書深入探討民國時期民族主義思潮及其與政治互動關係，側重的時段是民國建立後的十多年，詳論了北洋時期政局的動盪更迭、內政與外交互聯互動，既有風雲跌宕的歷史洪流，也有個體在大時代中的思想激盪。隱伏其間的民族主義思潮，是推動其時中國政治、外交等歷史進程的重要力量，並塑造出普通民眾的國家認同和民族意識，成為理解近代中國轉型的關鍵。

作者簡介：

羅志田
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任四川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現任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和《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等。

章節試閱

近代百餘年間，中國多呈亂象，似乎沒有甚麼思想觀念能夠一以貫之。各種思想呈現出一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流動局面，可謂名副其實的「思潮」—潮過即落。但若仔細剖析各類思潮，仍能看出背後有一條潛流貫穿其間，雖時隱時顯，卻不絕如縷。這條亂世中的潛流，便是民族主義。
潛流者，看似虛而不實，卻也虛實兼具，有傅斯年所謂「無形而有質，常流而若不見」的意味。就像「大海上層的波花，無論他平如鏡子時，或者高濤巨浪時，都有下層的深海在流動」，而「上面的風雲又造成這些色相」。水面的色相只是表象，而表象背後的動力不必是單一的，下層深處的流水和上面的風雲，皆不能忽視。卻也可以「即事見風，即實求虛」，以見之於行事的方式來落實劉咸炘提倡的「史有子意」。我們如果將晚清以來各種激進與保守、改良與革命的思潮仔細分析，都可發現其所蘊含的民族主義關懷，故都可視為民族主義的不同表現形式。
本書側重的時段是民國建立後的十多年，不論社會經濟還是政治軍事以及思想學術，既有很多延續，也有相當大的轉變。在所謂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全國政局顯得紊亂，被認為類似五代。於是出現與五代相近的時代要求，即嚮往統一，是北伐成功的一個基本要因。成立不過十多年的民國，實際再次改朝換代，帶來比辛亥鼎革更大的變化。民族主義在其間的能動形態，有頗具特色的表現。而其對政治的影響，也相當顯著。
一
從廣義的文化視角考察民國政治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歷史現象，或能增進對這一動盪時代的認識。本書所收各文，都多少觸及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些面相，又都與民國政治相關，故定名為「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從篇目看，全書略呈「由虛入實」的意味，前面幾篇探討的更多是相對廣義的政治行為，後來就逐漸進入比較狹義的政治史，側重政局、軍事與外交。
自清季中國新史學提倡「民史」以來，以「君史」為表徵的政治史至少在意識層面曾被拒斥。梁啟超在1922年提出，當時中學國史教科書及教授法的主要缺點，是其內容「全屬政治史性質」，而將「社會及文化事項」視為附庸。其實，不僅「政治史不能賅歷史之全部」，根本是「舊式的政治史專注重朝代興亡及戰爭，並政治趨勢之變遷亦不能說明」。他明確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建議，擬將全部中國史縱斷為六部，即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其中後兩部的篇幅佔全書之半，而政治僅佔約六分之一。
這裏的「文化」本身兼有廣狹兩義，狹義的文化即作為六部類之一但又佔據較多篇幅的文化史；而還有一種廣義的文化是包括政治的。後者是一些時人的共識，胡適在大約同時也提出一種「專史式的」整理國故設想，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他進而將系統的「中國文化史」具體分為十種專史，其中就包括經濟史、政治史和國際交通史。
在已經縮微的政治部分裏，梁啟超主張「對於一時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皆從略」；而「專紀政制變遷之各大節目，令學生於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這雖是針對中學生的有意省略，且有明顯的道德考慮（即淡化傳統政治中「機詐黑暗」的成分），然矯枉過正的傾向性仍太強。試想一部中國政治史竟全無「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的確也只剩一些「抽象的概念」了，恐怕難以達到梁氏希望使學生產生興趣之目的。
不過梁啟超另為政治史留了一些餘地，在他所分的六部之中，「現行教科書中所述朝代興亡事項」全被納入「年代之部」。由於「一姓之篡奪興仆，以今世史眼觀之，殆可謂全無關係」，故這一部分「所佔篇幅不及全部二十分之一」。其意雖貶損，也算為「政治史」開一後門。而在其設計的佔六分之一的「民族之部」裏，「專記述中華民族之成立及擴大，其異族之侵入及同化，實即本族擴大之一階段也，故應稍為詳敘；而彼我交涉之跡，亦即形成政治史中一重要部分」。民族間的人我關係以及中外「彼我交涉之跡」，確為不論哪種意義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中一項特別重要的內容，其所佔比重也反映出民初史學所受西方治史那「四裔」傾向的影響。
把上述內容加起來，政治史在整體史學中所佔的比重也低於四分之一，的確是面目一新的通史。這樣一種排斥實際政治的「民史」取向，頗與後現代興盛時的西方相類，可以說是走在世界前面了。惟昔年中國新史學的「民史」是說得多做得少，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包括近代史在內的中國史仍以政治史（逐漸延伸到經濟史）見長。只是到了近二十年間，關於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史學論著開始減少，而以思想、社會和學術為主的專門史逐漸興起。這裏既有學者的自覺努力（即有意彌補過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學術發展的影響，可能還隱伏着傳統的某種再現。
在政治史幾乎成為史學「普通話」的年代，各專門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層面多少帶點「草間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風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摻和一些其他專門史的「方言」風味，常把政治放在文化與社會的大框架中進行論證分析。竊以為這是一個好現象，蓋任何「新」領域的探索都可能使學者對一些滑向邊緣的既存領域產生新的認識。部分因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影響，權力意識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入各專門史之中（在性別、族群等新興專門史中尤其明顯），這些專史所提供的新權勢關係很可能改變我們對「政治」的觀念，從而導致政治史這一過去積累豐厚的領域再次「復興」。
其實近年政治、外交等專史的淡出多少也因為一些學人的邊界和門戶意識太強，非此即彼，不免存在西人所說倒洗澡水連同小孩一起倒掉的傾向，而忽略了文化、社會、思想、學術等與政治之間那千絲萬縷的關聯。尤其中國士人重視政治的傳統在近代不僅沒有減弱，甚至有所增強—處理從頭髮到腳的身體，便一直未曾離開政治的關注，常呈現出泛政治化的傾向；就連「讀經」和講授「國學」這類看似「迂遠」之事，也每一「出現」就受到廣泛的社會關注，引起許多爭辯，往往牽連到國家民族的發展走向等重大問題。可知近代中國能「脫離政治」的課題其實不多，若沒有堅實的政治史基礎，治其他專史也很難深入。
而梁啟超和胡適當年「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設想雖未免有些矯枉過正，卻也提示了一種從文化視角考察、認識和分析政治的取向。蓋邊界明晰的學科認同原非治史的先決條件，不論史學各子學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存在「合理性」，各科的「邊界」多是人為造成並被人為強化的。史學本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學科，治史取徑尤其應當趨向多元；最好還是不必畫地為牢，株守各專史的藩籬。《淮南子·氾論訓》所說的「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向者，則無所不通」一語，最能揭示思路和視角「定於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開放視野可能帶來的收穫。
低音和高音、潛流與顯流，本是互緣共生的。前些年風靡一時的新文化史研究，既解放了各種各樣被遮蔽的潛流，卻也可能使一些潛流在放大中走向了失真。民國早期文化與政治的關聯互動程度，中央與地方、內政與外交的多重糾纏，遠比我們以前所認知的要複雜得多。本書的三個部分雖各有側重，其實互為背景，共同描繪一種劉咸炘所說的「風」，為近代的個人、群體、結構和事件建構一個民族主義的背景音，俾可對雲譎波詭的民國政治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和認識。
政治史的一度淡出當然和更大的時代變化有關，而變動的時代又為政治史的再起提供了可能。近年又經歷了一波熱議的民族主義，有着深切而未必著明的能動性（dynamics）；其盈虛消息，隱顯不一，表現形式也五光十色。本書所涉及的帝國主義在中國和民族主義的現實影響等主題，如今仍依稀可見。2022年及以後的讀者，對「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或許有特別的期待。他們以今日所見所聞所傳聞去理解民國，多半會有與前不同的「經世致用」效果。這就遠不止於政治史的復興，更也可能是不同凡響的政治史復興。
二
民初中國權勢結構的一個特徵，即外國在華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那或隱或顯的控制力量，在中國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民族主義在中國政治中的能動表現，入侵的帝國主義既是因也是緣。外國在華存在的地位因而相當特別，語境和文本兼具—既是政治鬥爭的大環境，也是政治行為的參與者。故本書的引論考察自西潮入侵以來的中外格局，特別是不平等條約體系形成後對中外關係和中國政治的影響與制約。
怎樣認識帝國主義對近代中國的侵略，是曾經論述較多而一度淡出，近又有些復興的議題。過去的研究明顯側重於實施侵略一方，而相對忽視侵略行為實施的場域以及侵略在當地的推行（通常述及被侵略地區的僅是一些特定的「反帝」活動）。實際上，正是中國的當地條件，制約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和特性。
外來侵略者通過條約體系內化為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又依「例外法則」在中國形成一套與西方基本價值時相衝突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故這些西方代表在中國表述着「西方」，卻又不完全等同於「西方」。列強既要中國實行改革以維持西方標準的「正常」秩序，其自身又是與西方標準相異的中國秩序之構建者和維護者，扮演着改革推動者和既存秩序維護者的雙重角色。從文化視角考察帝國主義侵略所及區域的內部因素，兼及其與外部因素的關聯互動，是認識和理解近代中國政治的基礎，也可以增進對中外關係的理解。
本書的主體內容是從「二十一條」到北伐，而前面一組文章探討一些個人和群體如何在亂世潛流中趁波逐浪，彰顯民族主義本身，以及國家與人民、內政與外事等基本要素在民族主義影響下的不同表現形式。一方面，即使狹義的政治活動，也生成和進行於更寬廣的社會之中；另一方面，隨着權力意識被引入各專門史之中，這些更廣義的政治活動和權勢關係也在改變我們對「政治」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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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001
引論帝國主義在中國：條約體系的文化認知 018
上編亂世中的個人和群體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表現形式：以胡適的世界主義
與反傳統思想為個案 047
救國抑或救民：「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
「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 089
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北伐前後章太炎的活動與言論 137
個人與國家：北伐前後胡適政治態度之轉變 173
中編北伐時代的軍政格局
五代式的民國：一個憂國知識人對北伐前數年政治格局的
即時觀察 223
北伐前南北軍政格局的演變，1924—1926 266
國際競爭與地方意識：中山艦事件前後廣東政局的新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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