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80年代之後，以本省人為主的「黨外」與1986年9月成立的民主進步黨所領導的政治反對運動，積極宣揚台灣意識，使台灣民族主義運動顯著發展。1988年，本省籍的李登輝繼承蔣經國，成為國民黨主席與總統。在國民黨的黨國決策階層中，本省籍的人數逐漸超過外省籍者。1991年，原本於中國大陸選出的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終止行使職權，國會全面改選。1990年代初，黨內反李登輝的「非主流派」與親李的「主流派」鬥爭而失勢。以外省籍年輕一代為主而反李、懷疑他傾向於支持台灣獨立的國民黨內「新國民黨連線」人士，於1993年另組「新黨」，與民進黨及其他支持台灣民族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激烈。1996年，台灣舉行戰後首次的總統民選，國民黨候選人李登輝獲得過半票數而連任。在這種政治變化過程裡，不管是在國家的文化教育政策方面，或是公共領域的文化論述方面，過去由國民黨威權統治所教化、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集體記憶、文化象徵等，都備受質疑與挑戰。
在當代台灣的歷史上，1980、1990年代，是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關鍵時期。就文化的轉變而言，這二十年左右的階段，是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追求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建立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文化等理念，亦即「台灣文化民族主義」（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從少數人的提倡，逐漸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與台灣政治的轉變互相激盪，使台灣的文化面貌產生重大的變化。在這個二十年左右的光陰中，台灣民族主義對文化界的改變，最顯著、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學、語言、歷史這三個領域。台灣文學的成立、台灣本土語言運動的興起、台灣史觀的發展，是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領頭羊，亦即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主要部分。本書關注文學、語言與歷史三個領域，正在於記錄、研究這段二十年左右重大的文化政治變遷。
筆者的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London: Routledge）一書，自從2000年出版以來，被許多國外大學開設的台灣課程列為教材。十年來，經常有國外學者或研究生告訴我，他們受益於此書不少，這本書使他們對台灣近三十年來最顯著的文化政治變遷，有了提綱挈領的清楚掌握，啟發他們對這個現象的興趣。現在讀者手上的這本書，即根據英文原著改寫而成。至於在國內，筆者曾經改寫原書第四章的一部分，發表一篇中文期刊論文（〈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3期，頁1-51）。這篇論文僅僅討論文學部分，不過也呈現了英文原書的主要概念、理論角度與論點。國內早已有針對筆者英文原書的書評，而這篇中文期刊論文發表後，也引起許多回應與論辯。但是除了這篇論文，英文原著的內容，始終沒有出現中文版的全貌。事實上，過去多年來，也曾不止一次有出版社邀請發行中文版，不過都因為筆者忙於新的研究而作罷。
十幾年來，關於本書涉及的台灣國族認同、民族主義、文化政治、台灣文學、語言、歷史等議題的研究，有相當長足的進步。在這些方面，眾多的研究推陳出新，深挖各種現象，經營各種大小不一的題目，已經累積非常多的研究文獻。雖然如此，在目前既有的研究文獻中，能夠針對1980、199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關鍵時期的二十年，提供較為全面而清楚的描述與分析的，除了拙著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一書之外，恐怕仍然難以覓得。如果我們希望對這個歷史階段與國族認同有關的文化政治有較為整體的圖像與理解，那麼筆者的英文原著，應該還是近乎僅有的依賴。這是筆者認為十年前的舊作仍然有必要以中文改寫出版的第一個重要原因。
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歷史變化快速，所謂全球化時代的時空壓縮、網路與各種通訊、傳播、交通科技的高度發達等，改變人們的時間意識與歷史感，強化了人們覺得時代瞬息萬變的主觀感受，也可能使人們更加快速地遺忘過去。1980年代以來的台灣社會變遷迅速，歷史變化正讓人目不暇給。人們在這個時候，也許比以往的任何時代更需要一種結合社會學想像與歷史想像的能力，以便認識自我、社會與時代。世間的矛盾事物往往並存，相互激盪。社會變遷快速的階段，人們尋找穩定的力量；充滿遺忘的時代，人們渴求記憶；充滿「相信」的時代，人們盼望解放；充滿「不相信」的時代，人們追求信念。信念，可以來自單純的價值堅持，但經常必須來自與歷史的聯繫，在不斷逝去的時間洪流中尋找生活的定位與存在的意義。1980、1990年代與國族有關的文化政治變化，是當代台灣一段令人驚歎不已的歷史，我們仍然都在它的重大影響下前進，因此必須有比較完整而清楚的理解。這是筆者改寫舊作的第二個原因。
本書的研究範圍，在時間上，大約是到1990年代末為止，亦即在民進黨執政前的狀況。以本省籍人士為主的政治反對運動，從黨外時期到成立民進黨之後，歷經三十年左右對國民黨統治的挑戰，終於在2000年由陳水扁、呂秀蓮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使掌握政權超過半世紀的國民黨成為在野黨，也使戰後台灣出現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執政。但是在2008年3月22日的總統、副總統選舉，國民黨的候選人馬英九、蕭萬長以將近六比四的得票優勢當選。歷經民進黨陳、呂兩個任期八年的主政，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馬英九在同年5月就任，此後的文化教育政策開始改變，試圖扭轉民進黨主政時期的方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高中國文與歷史兩科的課程綱要修訂。2008年9月，亦即馬英九就任總統的四個月後，教育部宣布高中國文科課程綱要未來的修訂原則為「酌增節數，增加學生修習文化經典教材」、「教材配置酌增文言文比例」。2010年9月，教育部宣布高中國文科的文言文範文比率，將從原來的45％，提高到45％至65％（從2012年秋季的學年開始實施）。2011年5月，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定案，雖然教育部不得已而將原來上溯台灣史到三國時代的規畫，僅改列為「探討台澎早期歷史的文獻紀錄」，但是將原來授課比重的台灣史一學期、中國史一學期、世界史二學期，改為台灣史一學期、中國史1.5學期，世界史1.5學期，增加中國史的分量（從2012年秋季學年的高一學生開始實施）。2011年3月，馬英九總統兼任名譽會長的「國家文化總會」，改名為「中華文化總會」。2011年6月教育部將以儒家「四書」為主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高中必選課程。2011年9月，馬英九提倡「讀經」。
上述的變化，從2008年夏教育部表示有意修改高中國文與歷史的課程綱要開始，就經常引起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本土派」人士的批判與抗議，紛擾不斷。包括台灣社、台灣北社、中社、南社、東社、客社、青社、台灣教師聯盟、台灣教授協會、教育台灣化聯盟、公投護台灣聯盟、搶救台灣行動聯盟、台灣國家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灣母語會等，加上民進黨及其立法委員，經常發表聲明或召開記者會提出批判，表達強烈反對的立場，或到教育部公開抗議。他們認為國民黨執政者企圖走回頭路，將教育再度「中國化」、「去台灣化」。他們強調，擴張教科書的中國史部分，顯示國民黨執政者依舊抱持「中國史觀」，將台灣史簡化為一部漢民族在台灣的開拓、經營、和移民史；這種做法，仍然以中國為文化與歷史的中心，文化與歷史的詮釋權仍以中國為主，這些都將造成下一代的身分認同錯亂。這些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人士抨擊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重新執政以後，不僅在國家主權、經濟產業上公然地「傾中」，更進行不易為人察覺的思想、文化的傾中，壓制台灣人民的主體思想。他們指出，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提倡中華文化、中國歷史，與過去蔣介石、蔣經國的時代已經有所不同，目的並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正統，而是為了追求「終極統一」、國共聯手密謀賣台的行為。他們呼籲台灣民眾要抵抗中國史觀的台灣史，強調必須爭取以台灣史為「國史」，讓台灣的年輕一代有「台灣史觀」，擺脫中國的奴化教育。
在語言問題方面，2011年5月底，作家黃春明在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以「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為題演講，認為不能由於政治因素而否定、切割、排除台灣內在的漢人文化或中國文化成分，批評民進黨所主張與執政時推行的本土教育「鑽到牛角尖去」。他強調「閩南話」做為「方言」，在發音與文字書寫上都缺乏標準化，不應該在小學成為正式課程來教授。黃春明認為幅員廣大、方言眾多的中國需要標準語，以利於相互溝通，而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或國語，比較閩南話、客家話、廣東話等，更方便小孩子學習。他強調，閩南話、客家話等方言，不應「到學校去學習」，而應在家裡、「在生活裡面學習」即可。他認為例如宋澤萊等作家沒有必要嘗試以閩南話、客家話等來寫作，而鄭良偉、洪惟仁等人致力於台語文字化的作為也不恰當。黃春明的演講，引發了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蔣為文當場舉出「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的海報抗議，並且與黃春明發生衝突。這個事件引發了一連串的爭論，之後的一個多月，幾家主要報紙不斷出現不同立場的投書與報導。6月13日，前面提到的台灣北社等組織，加上台灣母語聯盟、台灣羅馬字協會、台灣海翁台語文教育協會等三十幾個團體組成「還我台灣語文教育權聯盟」，由蔣為文擔任召集人，至教育部抗議，批判「獨尊華語的教育政策」。他們指出，台灣母語包括各原住民語言、客語及台語，要求國小的台灣語文教育從現有的每週一節提升為三節、將台灣語文列入國中、高中、大學的必修課程，而大學及高中入學國文科考試應讓考生自選原住民族語、客語、台語及華語之一應試。他們並且強調政府必須有長期的母語復育計畫，教育部的「國語推行委員會」應升級改名為「台灣族語推行委員會」。
由台灣客家聯盟發起，包括台灣客家筆會、台灣客社、台灣客語教學聯盟、台灣客家語教師協會、台語教學聯盟、台灣北社等二十幾個團體，於2011年7月3日在《自由時報》上發表共同聲明，同樣批判獨尊國語或華語文的「單一語文霸權」，要求制訂《國家語言發展法》。他們強調這項立法，應該將原住民語、客家話、Holo語（台語）、華語都明訂為國家語言（國語），並保障一律平等；國民也有權要求以其所使用的國家語言接受教育、政府服務等，而國家也應擔負國家語言之文字化、標準化、標音化等工作與推廣的責任等。同年11月，台灣北社、台灣教師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教育台灣化聯盟、台語教學聯盟、台灣母語聯盟等，又召開記者會並發表共同聲明，抨擊教育部取消推行多年的國中小學等「台灣母語日」的訪視與補助經費、將負有推動台灣母語任務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層級降低、削減補助台灣母語教學的經費等。
2012年1月14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落敗，馬英九再度贏得總統大選，獲得連任。由中華文化總會主持而與中國方面共同合作完成的「中華語文知識庫」，在二月初正式上網啟用。這個知識庫的建立，來自馬英九於2008年總統選舉競選時在文化政策白皮書中所提出的「兩岸合編中華大辭典」的構想。在啟用知識庫時，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表示，他的夢想是兩岸與世界的漢字使用者藉著這個網路知識庫能同時迅速認識正體與簡體漢字，並且透過「市場機制」，「擇優而愛用之」，「透過大夥兒共同書寫，寫出一套最普受歡迎、絕大部分相同的常用漢字；這期間透過學者的申辯引導，兩岸政府的政策推動」，「達成漢字的再一次『書同文』」。對於這個知識庫的出現，台灣教授協會召開「反對控制語文促統」記者會，質疑馬英九政府破壞台灣語文的主體性，不應該為拚經濟而接受中國用語或簡體字。同時出席記者會的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名譽講座教授莊萬壽，隔天也在《自由時報》發表文章。他批判馬英九追求「與中國統一」，認為從他在台北市長任內採用中國的「漢語拼音」、2009年公開提倡對漢字要「識正書簡」以來，都顯示他承襲國民黨「封建、威權的中國文化精神」；而國民黨重新執政、馬英九當權後，更與中國合流，使台灣人陷入文化、思想被併吞、同化的大危機。
國民黨在2008年重新執政之後，上述在教育、文化、歷史、語言、文學等方面引起的種種爭論，以及台灣民族主義支持者不斷的批判抗議，其中許多場景非常類似1980、1990年代台灣文化主體性理念高漲、台灣民族主義者挑戰國民黨的情境，彷彿又讓台灣回到那個時期。2008年夏以來的現象，見證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自八○年代以來的重大影響，也顯示國族認同與相關的文化趨向導致台灣社會明顯的分歧。撫今追昔，我們更有必要回顧本土化、台灣化的文化政治興起發展的來龍去脈，否則無法恰當理解我們當前的情境。這是筆者認為有必要以中文將舊作再行改寫出版的第三個重要原因。當然，最近幾年與1980、1990年代的一個明顯不同，是兩岸愈來愈密切的交往，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因素，對於台灣內部政治與文化紛爭的影響，要比1980、1990年代更大、更直接。如同上面談到的，對關注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來說，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文化上的作為，不再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爭，反而是互相唱和。台灣社社長吳樹民所言，可以說直截了當地歸納了這樣的強烈批判：「國民黨的教育政策，滅亡台灣史、滅亡台灣文學、滅亡台灣語言，正好確證其滅亡台灣，併入中國的本質」（《自由時報》，2009年10月16日，「自由廣場」版）。中國因素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增強，使我們更有必要了解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
本書雖然也溯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戰後到1970年代的階段，但主要重點在於探討1980、1990年代本省籍的文學作家、文學批評家、語言學家、語言復興運動者、業餘或專業的歷史學者等「人文知識分子」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建構中的角色與作用，釐清他們所從事的文化活動如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重要部分、如何成為塑造「台灣性」（Taiwaneseness）或台灣國族特性的重要力量。在探討這些歷史過程時，本書借重捷克歷史學家Miroslav Hroch的創見。Hroch研究中歐、東歐受宰制的弱小族群演變成民族的過程，他基於這方面研究所提出的理論，對後來的研究者啟發很大，影響廣泛，也是本書討論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時的參考架構。Hroch指出，一個民族主義運動，通常有三個基本發展階段：從（一）知識分子致力挖掘、闡述、宣揚潛在的民族語言、文化、歷史特質，到（二）許多活躍分子的小團體具有組織性的政治行動、致力於喚醒人們的民族意識，然後又發展到（三）較具規模的群眾動員與運動。筆者在書中指出，從文學、語言、歷史三個領域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活動來看，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過程與Hroch提出的三階段論有所差異。大體而言，具有政治異議傾向的本省籍文化菁英投入民族主義運動的時間，略晚於政治反對運動者；政治的活躍分子先於人文知識分子，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推動力量。換句話說，在台灣，Hroch所謂民族主義運動常見的第二階段，大體上要早於第一階段，文化界的台灣民族主義深受政治反對運動的影響而被激發出來。八○年代之後許多文化菁英所描述的故事，或者一些學者的研究，經常強調文化界的先行者角色，認為戰後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發展，有著類似Hroch所指出的三階段的順序。本書的發現與論點，則與這些故事或研究有所不同。
本書雖然指出許多後來轉變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文化菁英或人文知識分子如何重新說解個人或集體過往的認同、重建記憶、重寫歷史，不過筆者的目的不在於揭露瘡疤、也不在於批判或支持特定的政治立場。在集體認同的問題上，偏好考究真假與指摘他人昨是今非，大多出於政治鬥爭的需求，而非基於知識分析的旨趣，也無助於人們相互的同情理解與和平共處。本書做為歷史取向的社會學研究，在於探究集體認同、政治競爭、與文化建構的密切關係，以及在其中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兩者、或認同與敘事兩者相互形塑而不可分割的動態。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這是什麼樣的時代、我們要往哪裡去、我們要做什麼等等之類，是關乎集體認同的核心問題。這些問題都牽涉到人們在時間之流中對自我與群體存在的認知感受。人們活在時間中，不斷以處身於現在、回想過去、期望未來的方式在思考自己與世界。人們在過去、現在、未來彼此交錯、相互參酌中，理解自己與世界的意義。這就像我們聆聽、閱讀、或觀賞一則故事時相當熟悉而普遍共有的經驗：在故事的「敘事」（narrative）過程中，我們試著將涵蓋各種人物言行與事件的情節開頭、中間、結尾互相參照、融會貫通；在掌握故事的整體意義時，我們也領悟了故事可能要傳達的意涵，揣摩它對我們個人或群體的啟示，因而知所進退，有所抉擇。當然，世間的故事並非都合理明白，我們聆聽、閱讀、或觀賞的故事也未必都能心領神會。這就像我們嘗試理解自己與世界，也經常有所困惑不解，不知自己何以致此、世界為何變成這樣。不過這種曖昧混亂的情況，反而同樣證明了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兩者、或認同與敘事兩者的緊密關係，以及它們對社會行動的重要性。人們常說「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就知道要怎麼做了」。在人們的「敘事的理解」（narrative understanding）中，時間、敘事、認同與行動四者交纏，互相形塑，而這是個人生命存在與社會生活過程的本然狀態。執著於以實證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敘事與認同的真假虛實，將無法理解認同在人們自我詮釋上的真實。這一點，是本書的結論以及〈附錄二〉（原載於2005年9月《文化研究》創刊號）的重要旨意，也是筆者後來在《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一書中所專注申論的。
John Shelton Reed在他的學術生涯中，致力於研究美國南方。他的著作以社會學的觀點洞察美國南方獨特的歷史變幻與風土人情，娓娓道來，饒富趣味。在1989年擔任美國南部社會學會（Southern Sociological Society）會長時，他以〈論敘事與社會學〉（On Narrative and Sociology）為題，發表就職演講，談到如何改進社會學、社會學家應該如何有一番不同的作為、社會學的著作如何能夠被學科之外的廣泛讀者所欣賞。Reed認為，除了良好的文筆與寫作能力是必要的第一步之外，社會學不管基於智識上或政治上的理由，都應該更加重視「描述性的、詮釋性的、說故事的」（descriptive, interpretive, story-telling）社會學著作。他指出，當今這種「敘事的或詮釋的社會學」（narrative or interpretive sociology），要比過去不受重視，如今大多數的社會學家更加看重「具有假設性命題的─演繹推論性的」（hypothetico-deductive）、致力於驗證假設、建立理論的社會科學。Reed引用心理學家Jerome Bruner的著名論點，認為這兩種探究社會與發展知識的方式，相當於人類兩種不同的認知運作與思維的模式。他認為能夠結合兩者是理想，但能兼擅兩方面的學者極為罕見，因此社會學的確出現分工的現象。Reed認為，應用社會學的概念與方法來幫助我們了解特殊的個案，不僅是值得從事的工作，而且對那些渴望了解社會的廣泛讀者大眾來說，這要比追求解釋性的理論（explanatory theory）更加有趣。他強調，面對讀者大眾，社會學家應該努力訴說由社會學所指引的故事──那些關於他們自身、關於他們社會中其他的男男女女、關於別的時代與地方的故事。Reed對社會學的反思與忠告，發人深省。
1970年代的台灣，在政治上開始「回歸現實」，在文化上「回歸鄉土」。當時挑戰既有體制的主力，是在戰後成長而涵蓋本、外省籍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深受七○年代初台灣外交挫敗的刺激而覺醒轉化，揚棄流亡漂泊的心態，形成了我在《回歸現實》書中所謂的「回歸現實世代」。他們基本上仍然是在中國民族主義的視野或參考架構下發現鄉土、看到台灣，也傾向於體制內的革新與民主。1979年底的高雄美麗島事件，無疑是七○至八○年代轉折激變的最重要因素。1980年代之後，以本省人為主的黨外與民主進步黨領導的政治反對運動積極宣揚台灣意識，使台灣民族主義運動顯著發展。七○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當中，以本省人年輕一代為主，發展鄉土文學、挖掘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加上黨外的台灣歷史探索，這些都替後來的台灣意識、台灣民族主義準備了素材、奠下基礎。在這種七○年代的基礎上，八○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興起，開始「重構台灣」。
本書與《回歸現實》是姊妹作，這兩本書是關於1970至1990年代的連續劇，企圖描繪我們身在其中的這個時代變遷，勾勒台灣社會關於國族問題思考變化轉折的關鍵三十年。既然說是勾勒，這兩本書就不是工筆畫。回顧過去，我們的目的不在於鉅細靡遺地全盤重現歷史現實。這既不可能，也不是知識的目的。有系統的知識，重點在於提供觀點與詮釋架構。我的目的，在於結合社會學的想像與歷史的想像，說一個具有社會學觀點的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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