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a Aslanyan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口譯協助下謀策擘畫，希望給予「垂死的民主國家」「致命一擊」，而同盟國領袖也商討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德義兩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美英蘇三巨頭各自帶著口譯員齊聚德黑蘭。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口譯是資深外交官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他也為總統提供政策及其他方面的建議，例如曾建議總統將講話內容切分成兩到三分鐘的段落，方便聽眾集中注意力。波倫在著作中自述，羅斯福總統「是非常棒的講者……很體諒口譯的辛勞。」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口譯員亞瑟．柏西（Arthur Birse）對雇主的評價也很高，稱許首相的發言「總是很清楚且切中要點」。然而也有些時候，邱吉爾等不及柏西寫完筆記就急著問：「他在說什麼？」但自己發言時又「偏好一口氣講完，不希望被口譯打斷」。邱吉爾這一點就不如蘇聯領袖史達林；根據波倫的印象，史達林「很為他的口譯員著想……對於發言時間長短掌控得很精準」。而在柏西的回憶中，史達林「表述想法時講得很慢、很簡單。」史達林的口譯員弗拉基米爾．帕弗洛夫（VladimirPavlov）並未撰寫回憶錄，我們無從得知他為蘇聯獨裁者工作的感想。
　　「不管發生什麼事，他都處變不驚，從容以對，」柏西如此描述帕弗洛夫，「就連史達林偶爾對他疾言厲色，在我看來並不合理……他看起來還是冷靜自若。」這幾位口譯員共事數年之久，逐漸能夠合作無間：其中一人想不出某個詞語的譯法時，其他人會提供建議，偶爾也會對彼此的譯法提出疑問。「帕弗洛夫在場讓我更有信心，」柏西回憶道，「我希望自己也能讓他有同樣的感受。」在德黑蘭曾有一回令柏西印象深刻，當時史達林正在宴會中發言，一名侍者要送上名為「波斯燈台」的冰淇淋甜點，不慎失手打翻，弄髒了帕弗洛夫的制服。「他面不改色，毫不猶豫繼續翻譯完很長又很難的段落。」
　　在外交實務上，口譯員通常負責從自己的母語譯成其他第二語言，這樣相較更容易，因為他們會比較習慣常配合客戶的講話方式和風格。柏西和波倫都很欣賞史達林「談吐流暢，用字遣詞簡潔明快」，稱許他的俄文「簡約精準毫不冗贅」，但對他的喬治亞（Georgian）口音評價就沒有那麼高了。波倫聽不太出來史達林的口音，但柏西一開始覺得很困擾：「就像聽到偏遠蘇格蘭高地本地人講英文。」英國人柏西出身雙語家庭（其父是移居俄國的蘇格蘭人，講英文一直帶有丹地口音），對地方口音十分敏感。
　　柏西曾有一次替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口譯，他形容赫爾「聲音低沉，帶著我不熟悉的美國南方口音」。他很難聽懂赫爾在講什麼，只能不斷用猜的或請赫爾重講一次。「我只能聽到什麼就盡量照字面直譯。」他寫道。他覺得自己表現很差，但似乎沒有人在意，所以他「振作起來繼續磕磕絆絆地翻譯」。
　　波倫和柏西也參與了歷史上另一場重大會談：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邀集英美兩國召開的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兩人的回憶錄都提到，他們評判要翻譯的談話內容，主要看條理是否清晰，邏輯是否清楚。例如邱吉爾有時候會太過激動：波倫描述「他會先講一句話起頭，重複一遍，有時重複兩、三遍，然後腦海中才浮現他要的畫面。」接著就會是一段精采非凡的演說。至於柏西，即使他很習慣雇主那些「從靈魂深處迸發的鮮活字詞」，也記述了某次史達林在作東的晚宴上「和邱吉爾兩人意氣風發、高談闊論，我和帕弗洛夫為了在各自的語言中找到適合的譯法簡直絞盡腦汁。」柏西認為口譯講究「流暢、快速和最重要的正確度」，他發現特別不好處理的語句包括修辭性問句如「辛苦勞動的人會看到他的家嗎？」，以及空洞瞎扯如「我提議舉杯敬和平勝利的燦爛陽光」。
　　三巨頭享用珍饈佳肴的同時雄辯滔滔、語驚四座，他們的翻譯助理卻忙得連點心都沒空嚐一口。我訪問過的外交口譯人員幾乎全都提到餓肚子這個職業災害，但是沒有人像多爾曼在回憶錄裡說得言簡意賅：「睿智的口譯要嘛事前先吃一點，要嘛事後大吃一頓。」不過偶爾也會有能大快朵頤的人，注意到那些嘴巴得忙著翻譯、顧不得進食的人的難處。在同一場晚宴上，史達林舉起酒杯：「今天晚上，還有其他的場合，我們三國領袖齊聚一堂。我們談話，我們吃喝，我們度過愉快的時光。但同時，我們的口譯必須工作，他們做的事並不輕鬆。他們沒空吃，也沒空喝。我們依賴他們將想法傳達給彼此。我提議敬我們的口譯一杯。」史達林分別和羅斯福和邱吉爾碰杯之後，邱吉爾也開口酬答：「全世界的口譯，聯合起來！除了聽眾，你們沒什麼可失去的！」至少這是柏西印象中的版本；波倫則聲稱那是他「在好幾杯伏特加下肚之後斗膽」想了這句詼諧妙答。無論這句話是誰說的，這兩段話最棒的地方在於很好翻譯，就算喝了幾杯酒也沒問題。至於其他的談話內容，口譯員想必是靠著這句俄文諺語過關：「苦練的本領技藝，喝再多酒也不會忘記。」
　　參加高峰會的另一種職業災害──或額外福利，視情況而定──是會碰到很多攝影記者。活動留影中可以看到很多口譯員自豪地擺姿勢與會議講者合照，但本章中幾位主人公似乎抱持不同的態度。多爾曼的回憶錄收錄了不少幀工作照，照片中的他制服筆挺、儀表堂堂，施密特的著作二○一六年版收錄的照片裡則幾乎找不到他本人，有他出現的極少張照片所附圖說則特別描述他「如常進行口譯」。柏西和波倫都沒有什麼理由逃避拍照留影。至於低調的帕弗洛夫則常在相機鏡頭出現時退到一邊，無論是基於什麼原因，但很可能與極權主義無關。他從政府高位退休之後在出版界工作，根據一些紀錄，他終生都是史達林的忠誠擁護者。在史達林統治下喪生的蘇聯百姓人數超過戰爭時送命的人數，或許他對口譯員來說是個好講者，但是沒有人（或許包括帕弗洛夫）會被他的言行舉止蒙騙。「在我面前的是一名徹頭徹尾的獨裁者，這個念頭始終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柏西在著作中如此總結，「我很慶幸自己不是為他工作。」
　　替獨裁者翻譯和替其他人翻譯沒有太大的不同，口譯員個人對講者的看法不應影響工作。比起語言學上的歧見，政治上的歧見可能比較容易消除，而就如所有口譯員都能證實的，個性不討人喜歡的人未必會是惡魔「奧客」。客氣博學的控制狂，尤其是略懂目標語言的人，可能跟滿口粗話、不學無術的人一樣危險。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樣的人如何將多重詞義變成真正的地雷區。我曾有一次不得不找字典來翻給口譯案的案主看，向他證明確實有「feckless」這個字，而且和「irresponsible」一樣都表示「不負責任」。而且現在碰到有人話講到一半停住，我已經不會皺眉頭了──通常他們這時打算要說「她真的就叫我死出去」之類的話，所以想向我示警：「聽著，我不知道這句你要怎麼翻譯」，好像以為髒話是翻譯工作裡多難對付的部分。
　　如果問口譯員什麼是最糟糕的講者特質，很多人都會提到愛插嘴。性急的客戶會一聽到熟悉的語句就打斷口譯，過了一會兒又要口譯員幫忙解釋。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關於一九六一年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審判的記述中，就描述了一名不耐煩的講者，而這個案例也讓她進而省思「邪惡的平庸性」。讓通譯工作變困難的並不是被告。「蘭道法官（Judge Landau）往往等不及翻譯完畢，就說出自己的答案，」鄂蘭描述道，「而且屢屢打岔，糾正翻譯，顯然相當樂於在嚴肅審判過程中保有一點娛樂活動。」
　　從第一手敘述可窺知，為獨裁者翻譯的情況類似，而且更加不妙。我們探討的幾位口譯員或許隨侍在老闆身側，或許與他們保持距離，但有時口譯員說話卻直接遭到忽略，而結果有好有壞。就連施密特博士雖然擅長維護口譯的發言權，有時候還是一句話也插不進去。他曾回憶一場英國高官霍瑞斯．威爾森（Horace Wilson）與希特勒的會面，威爾森帶來一封張伯倫為蘇台德危機寫給希特勒的書信，信中用詞嚴厲。施密特努力想要翻譯，但是所有人同時開口發言，所以即使曾有微渺希望可以讓蘇台德免遭併吞，也白白失去機會。「類似情況很少發生，但這一次，」他寫道，「我試圖在希特勒面前堅持我的口譯員本分卻失敗了。」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口譯協助下謀策擘畫，希望給予「垂死的民主國家」「致命一擊」，而同盟國領袖也商討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德義兩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美英蘇三巨頭各自帶著口譯員齊聚德黑蘭。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口譯是資深外交官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他也為總統提供政策及其他方面的建議，例如曾建議總統將講話內容切分成兩到三分鐘的段落，方便聽眾集中注意力。波倫在著作中自述，羅斯福總統「是非常棒的講者……很體諒口譯的辛勞。」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

前言
第一章　「翻」天覆地
第二章　「笑」果
第三章　恭維的藝術
第四章　觀察與分析
第五章　語言珍寶
第六章　高門
第七章　不忠
第八章　用字精準不是希特勒的強項
第九章　藐小
第十章　末代帝國翻譯員
第十一章　保留東方味
第十二章　波赫士的五成
第十三章　以字為尊
第十四章　新聞編譯
第十五章　與當地人打交道
第十六章　必也正名乎
第十七章　主管機關的義務
第十八章　非邏輯元素

前言
第一章　「翻」天覆地
第二章　「笑」果
第三章　恭維的藝術
第四章　觀察與分析
第五章　語言珍寶
第六章　高門
第七章　不忠
第八章　用字精準不是希特勒的強項
第九章　藐小
第十章　末代帝國翻譯員
第十一章　保留東方味
第十二章　波赫士的五成
第十三章　以字為尊
第十四章　新聞編譯
第十五章　與當地人打交道
第十六章　必也正名乎
第十七章　主管機關的義務
第十八章　非邏輯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