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ung-Chul

導讀　一直很疲倦，但是為什麼？／林宏濤

精神暴力
規訓社會的彼岸
深層的無聊
積極行動的生活
觀看的教育
抄寫員巴托比的案例
倦怠社會

附錄　一篇講稿：憂鬱症的社會

導讀

一直很疲倦，但是為什麼？／林宏濤

　　柏林藝術大學教授韓炳哲於二○一○年出版《倦怠社會》，一時成為報章媒體討論的焦點。作者主要研究領域是現象學和媒體理論，也旁涉文化理論、美學、宗教。該書問市時，他任教於卡爾斯魯爾藝術與設計學院。這部哲學著作甫出版兩週即銷售一空，書中探討現代社會的「倦怠」現象，顯然許多人心有戚戚焉。在憂鬱症、過動症、專業枯竭和過勞充斥的現代世界裡，或許人們真的覺得累了。

　　相對於上個世紀的虛無、存在危機、階級對立，倦怠、厭煩、無聊似乎成了社會觀察和哲學探索的熱門話題。作者試圖在極短的篇幅裡提出一個存有學式的解釋，野心不可謂不大。

　　作者首先套用免疫學的模式，描述上個世紀「自我」和「他者」的關係，對於自我而言，他者是否定性的，尤有甚者，他者是個入侵者，就像病毒一樣。自我必須否定他者的「否定性」，正如自體免疫系統必須抵抗病毒的入侵。二十世紀的冷戰時期是他認為「自我」和「他者」典型的敵對關係。可是作者主張說，這個免疫系統的解釋典範在這個世紀裡已經失效，他者在性質的否定性退位成程度上的「差異性」，現代的病理學的根源反而是因為自我的肯定性的無限擴張，自我找不到外來者，免疫系統找不到入侵者，於是轉而攻擊自身，產生神經元的暴力，這就是現代精神疾病的根源。

　　另一方面，作者認為，傅柯的規訓社會的論述也被功績社會的模型取代，否定性的「不准」變成無遠弗屆的「可能」。規訓社會製造出瘋子和罪犯，而功績社會則是產生憂鬱症病患和失敗者。這個典範的轉移潛藏在社會裡的集體潛意識裡，每個人不斷地追求成功和卓越，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每個人都要做自己，卻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追求自由的結果，成了自願地讓渡出自由。此外，功績社會裡系統性的精神暴力會引發心理的自我攻擊，也就是認知失調和成就壓力。在一個相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社會，憂鬱沮喪的個人抱怨「沒有什麼是可能的」。過度積極的人生發動了自己對自己的戰爭。

　　人生苦短，而功績社會裡的人們卻以過度快速的活動、歇斯底里的工作和生產來回應已經缺乏存在感的生命。外在的威逼轉變成內在自我剝削的強迫症，勞動不再是為了生活的必要性，而是他有過度積極的活動和過度的神經質。

　　人們毫無抵抗力地追逐新的衝動和刺激，以為越積極活動，他就越自由，卻因而陷於焦慮不安。而快節奏的生活壓縮了時間空檔，甚至消失無蹤。「積極行動的人像石頭一樣，如機械般愚蠢的運作，不斷地滾動著。」以往敵我分明的世界裡有對象性的憤怒，現在只剩下對整個存在莫名的焦慮恐懼。而當人只有正面積極的力量，也就喪失了「說不」的能力，對於不作為的恐慌，讓他們聽任客體的擺布。

　　於是，「功績的社會作為積極活躍的社會，慢慢演變成一個『興奮劑的社會』」。過度積極肯定造成無止境的疲憊，使人孤立和隔離。未來的社會就成了倦怠的社會，雖然倦怠可以是「使彼此關係分裂的倦怠」，一種喪失做任何事的動力的倦怠，也可以是「基本的倦怠」，讓人寧靜和放鬆，因而開啟另一扇窗口。前者是「沒有能力做一些事」，而後者是「什麼都不做」，擺脫日常生活的擔憂，找回生命裡的空檔時間。

　　這個社會圖像的描述太生動了，也太理所當然了。對於想知道自己為什麼喪失「現實感」、為什麼這麼累的讀者而言，這個描述就像是精神分析師的診斷。雖然作者的論證太過跳躍，對現象的描述太簡化，許多錯綜複雜的哲學問題也都只是浮光掠影，讓人讀起來不禁懷疑，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以免疫系統的自體和入侵病毒的模型解釋「自我」和「他者」的關係，雖然看起來很漂亮，卻也很片面。就人的世界而言，他者可以是遠古時代讓人敬畏的大自然，可以是聖經裡必須離絕的「外邦人」，可以是神祕難測的超越者，也可以是死亡，甚至是整個現象世界。而「自我」在不同的情境裡，也可以是指整體人類、種屬、民族、家戶、個人。因此，對於自我而言，他者可以是未知或不可知的、奧祕的、不確定的，也可能是充滿危險和恐懼的，更可能是被征服者，甚至是被建構起來的對象，知識的界限，更不用說是和自我對話的「你」，也就是互為主體的關係中的他者。在歷史裡、在科學裡、在存有學裡，自我和他者的關係如此繽紛多樣，即使是強調他者的否定性，也可以是動態發展的辯證關係，僅僅以自體和外來者的侵入和對抗的關係，很難說服人說那就是自我與他者的真實關係樣貌。

　　即使是強調仇外的免疫系統詮釋，也很難說現在就不合時宜了，意識形態、階級、種族、政治、性別和價值觀的對立，仍然構成社會裡處處聳立的高牆。人是否真的擺脫了「否定外來者」的免疫系統，轉而因為過度自我肯定而引發新的病症？無論是德國讀者，或是正在讀這本書的台灣讀者，心裡恐怕是存疑的。

　　雖說如此，作者的詮釋的確描述了部分的存在真相：當自我征服了他者，或是他者黯然退到幕後，失去否定性的自我肯定，一方面是拔劍四顧、失去戰場的戰士，因為他再也找不到敵人，到處都是相同者，都是我輩，而另一方面，他者的否定其實是自我定義自身的根據，因為斯賓諾沙（Spinoza）說：「一切定義都是否定。」有了界限，我們才得以認識自我；失去了界限，也就失去了定義，接踵而至的，自然是喪失了方向感和存在感，只剩下不知理由為何的自我的無限擴張。人類的這個命運並不只是反映在倦怠上，從神性存有者的除魅，科學的機械主義，到標準化、規格化的工業文明，人的存在層次越來越單薄，而那些原來的存在層次，都是由否定性的他者構成的。我們覺得很累，因為我們窮得只剩自己，被自己促迫不斷積極活動。但是另一方面，現代人類的思維並不是真正自由的、沒有外在條件限制的。誠如馬庫色（H. Marcuse）所說的，單向度的社會和思想以及無所不在的傳播，造成了單向度的人，使人喪失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在這個解釋下，現代人仍然受限於作為一個「他者」的工業社會技術文明。以現在社會觀之，實在很難說這樣的解釋典範真的如作者所說的悄悄過去了。

　　其次則是作者所說的功績社會是否真的取代了規訓社會，而現代社會裡的人真的如功績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各憑本事力爭上游？世界每個角落的社會流動真的通暢無阻嗎？「可能」真的取代了「不准」嗎？二十一世紀一開始就讓全球經濟跌一大跤，金融風暴讓我們看到：階級差異依然存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產階級正在消失當中，垂直流動的機會始終是個謊言；如果人不是因為病態的自由而無止境地競逐成就，而仍然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為生活條件而勞動的話，那麼現代人的倦怠就可能是另一種地景：人們同樣是為過勞和憂鬱症所苦，不過比較像是踩著滾輪原地打轉的倉鼠，向上流動對他們而言永遠是國家的神話和資本家的騙局。而且，如果說，倦怠不是因為自我的無盡競逐卓越和成就，那麼也就沒有所謂「基本的倦怠」，選擇什麼也不做的自由。人們的生活同樣厭煩和無聊，只不過他們不是因為過度肯定的自我失去了方向感，而是對生活屈服，放棄對自我和意義的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