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很難用短短幾句話說明這本書的特點。我想在這本書中介紹的是人民民主國家1的人如何思考。因為，我觀察的主要是作家和藝術家這個群體，首先是研究華沙或者布拉格、布達佩斯或者布加勒斯特的作家和藝術家群體所起的重要作用。
困難的是，如今在中東歐國家寫作的人通常是一些政治異議者，甚至曾經是共產黨員，這些人後來到了國外，公開宣告自己的絕望。我不希望自己也被歸類為這兩種人當中的任何一種，因為這不符合事實。我屬於大多數人，亦即那些在自己的國家變成了莫斯科的附庸之時，竭盡全力地表現自己的屈服與順從，並願意被新政府利用的人。關於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政府所要求的政治活動，每個人的情況不盡相同。至於我自己，我從來就不是共產黨員，儘管我在1946至1950年期間，曾擔任過波蘭政府的外交官。
問題是：為何儘管我遠遠避開正統思想，卻還是接受並成為了官方和宣傳機構的一部分？由於在西方工作，我很容易斷絕與體制（在我的祖國，人民民主體制的性質越來越明顯）的連繫，因此，我希望在分析我與朋友、與同事之間的關係變化的同時，能夠在若干程度上回答以上這個問題。
這麼多年來，我首次擁有那種「成為人」的感覺，也就是說，我有足夠自由的活動空間。但是，我的身後其實仍拖著一條長鏈，這個鏈條連接著我與另一個地方。這個鏈條的成分有一部分是外部因素，但其中更重要的因素也許與我自己有關。從外部因素看，我們不妨想像一下這個情形：假設有個學者，在東歐的某城市擁有一個自己的實驗室，而且他非常依戀這個實驗室。對他的生命來說，這個實驗室的意義十分重大。那麼有什麼東西能讓他輕言捨棄這個他寧可付出高昂代價也要保有的實驗室呢？對我來說，這個實驗室就是我的母語。作為一個詩人，我只有在自己的國家才能擁有自己的讀者群，也只有在那裡才能發表我的作品。
這條鏈條的成分同時還有來自內部的因素：那就是，我擔心，有些事三言兩語難以說清。有那麼一些人能夠忍受離鄉背井的流放生活，而另一些人卻把流放視為極大的不幸，並且隨時準備妥協讓步，為的就是不離開自己的祖國。此外，還應同時注意到一點：遊戲對人有極強的吸引力。正如許多東歐國家的人那樣，我也曾參與國玩兒2這種遊戲，我妥協讓步了，並且對外公開表明過自己的效忠。為了維護某種價值，我曾使用過一些手段，採取過一些複雜的策略。不過，這個遊戲有時很不安全，因為，想讓那些參與遊戲的人（我曾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彼此協調一致其實很難。我覺得，我自己對在華沙的朋友是忠貞的，但當我採取了脫離體制的行動後，再加上意識型態的問題，我就變得不再忠誠了。
1939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年輕詩人時，我的詩歌得到了華沙某些文學咖啡館的認可；我的詩歌，就像我特別熱愛的法國詩歌那樣，很少人懂，近乎超現實主義。儘管我的志趣是文學，但對於政治問題卻也不陌生──我對當時的政治制度並不滿意。後來，戰爭爆發，納粹占領了我的國家。我在這種情況下度過了幾年。戰時的經歷使我改變了許多：戰爭爆發之前，我對社會問題的興趣與關注，僅偶爾表現在參加反極右派團體與反排猶的活動之上。在國家被占領期間，我對文學的社會意識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我的作品中也處處描寫了納粹的殘暴；與此同時，我的詩歌更能被人理解了。事實上，詩人是很願意向讀者表達他們自己所真正重視的東西的，就像一般人常會表現的那樣。
1945年來自東方的新信仰征服了東歐。那時在華沙的知識份子圈中最時髦的事，就是將共產主義與早期的基督教進行對比。吉朋3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在當今這個時代更值得一讀，而且很有對照性。實際上，在歐洲大部分人是信仰異教的，屬於外邦人，但在紅軍勝利之後，又注入了一種新的信仰。為了使國家機器能順利運作，自然需要好好利用一下這些異教徒。我也曾被認為是個「好的異教徒」，這是由於我對右派極權主義懷有敵視態度的緣故。也就是說，新政府可以期待我逐漸接受新信仰的正統理論。
我對新宗教所持的態度，首先是不信任方法論的理論依據（這不是指馬克思與恩格斯所理解的唯物辯證法，而是指列寧與史達林所理解的）。然而，這並不代表說，我可以不受到它的巨大影響──而和其他人不一樣。我曾試圖讓自己相信，我能夠保持獨立性，並為自己確立一些不能逾越的原則。但隨著人民民主國家勢力的發展，我作為作家所能迴旋的餘地越來越窄，但無論如何，我不願意承認自己被征服了。
對很多人來說，一個來自人民民主國家的公民到西方去尋找避難所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有些對東方有好感的人卻認為：「如果某個人在華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得到保障，但還是決定出走，那麼這個人肯定瘋了。」我離開波蘭後，一位法國共產黨員的精神科醫生在巴黎就提出了這樣的論點，他說我可能是個精神不健全的人。我認為，出走一事既不能證明這樣的人瘋了，也不能把他們算為有罪。至於，個別人這樣做的確切動機，必須按照每個人的不同情況做出分析。
我的國家比較晚（亦即在1949到1950年）要求作家和藝術家毫無保留地承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就是說，要求他們百分之百地承認其哲學的正統性。我非常吃驚地發現，自己無力服從其要求。多年以來，我內心與這種哲學進行了多次對話，同時，還跟幾個接受了此一哲學的朋友進行過相關討論。因為情感上的牴觸，我最後義無反顧徹底地拋棄了這個不能被我接受的理論。此書是在經過長時間權衡支持或反對這一論點的基礎上完成的，它不僅試圖與那些擁護史達林主義的人們對話，也是我跟自己的對話。在本書中，觀察與反省是同步進行的。
作家在人民民主國家的處境其實很好。在那裡，作家可以完全獻身於文學創作，這能給他們帶來與高官顯貴不相上下的收入。但就我的觀點，他們為維持生活水準所付出的代價還是有點太高了。說到這裡，我有點擔心自己是否過分自我恭維，但作為一個人，我做出的決定就是憎惡暴政。實際上，我想人們行為的動機是十分複雜的，不可能只有單單一個動機。當面對諸多醜陋時，我也曾傾向於閉眼不看，只求讓自己安心地尋求詩韻，好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我所能做的一切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我不得不出走！
現在，我努力利用自己的經驗告訴人們，在東方帝國範圍之內的那些國家，人們的生活中隱藏著很多祕密。每當思考這個新的社會制度能為我們做些什麼時，我總會有一種非常詫異的感覺，也許我能把這種詫異之情寫入我的書頁之中。「怎樣做一個波斯人？」孟德斯鳩4這樣問，是想表示：「巴黎人的疑慮是，世界上是否存在著不同於他們所了解的另一種文明？」「在史達林主義的國家怎樣生活？怎樣思考？」──很多人都提出這樣的問題。總之，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得以研究今天人類怎樣去適應這種異質化的特殊環境。
我不是這種制度的信徒之一，但這樣也許更好，這使得我的離開並沒有給我留下因為叛離原教旨主義而產生的仇恨感。如果我命中注定畢生都是一名異教徒，這並不意味著，我不應該努力用更好的方式去理解新信仰。今天有很多對生活失望，或正忍受著痛苦，或覺得前途茫茫的人，他們都在崇拜這個新信仰。但是，「理解」並不意味著「寬恕一切」。我的言論同時也是一種抗議，因為辯證法無法為以其名義所犯下的罪行進行辯護。如果，現代人忘記了──與有尊嚴的人相比──自己是多麼可悲，那麼我就會剝奪這種人的權利，不讓他們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過去和未來。要知道，在仍被意識型態禁錮的滾燙灰燼中是不可能找到任何鑽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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