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xter Fil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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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戰爭》是我讀過最好的戰地報導！本書描繪的戰場景象是如此細膩，四處是荒謬與令人心碎的片段，以及出人意表的英雄與反派。我們日...

昨天的敵人，今天的弟兄

阿富汗人的仗已打了二十三年之久，在美國人加入戰場之前，早已發展出一套精細規則，盡可能留下戰士性命，以便戰爭能永遠打下去。軍人打仗，投靠敵對陣營，編入部隊，再度上場廝殺。在阿富汗，戰爭往往像當場湊人組隊的籃球賽，下次上場不知自己會打哪一隊的聯賽。星期二，可能隸屬駭人的塔利班部隊，衝刺進入雷區。星期三，可能駐守在北方聯盟某個派系的檢查站裡。星期四，可能又回到塔利班陣營，拿起AK47步槍，承諾要永遠投身聖戰。在阿富汗，戰爭是嚴肅的事，但又不那麼嚴肅。戰爭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份工作。似乎只有平民是輸家。

戰役勝負往往不是取決於真槍實彈的廝殺，而是由士兵整批變節投靠敵營來決定。今天塔利班可能有四千名士兵，隔天只剩一半，而北方聯盟的軍閥則忽然增加了相同數量的兵力。討價還價結束時，雙方開打，然後又繼續討價還價到戰爭結束。輸家是那些因為太固執、愚蠢或狂熱而未能達成交易的人。他們會突然發現自己陷入敵眾我寡，然後喪命。這也算是某種自然淘汰。

達烏德．罕，我隨行採訪過的阿富汗民兵指揮官，就很善於玩這個複雜的遊戲。他身材肥胖，穿著體面，且很能吃。阿富汗人提到他時語氣崇敬，但在我眼中，他似乎不大像戰士。他本人從不曾為塔利班打過仗，但有數千名原本效命於他的士兵現在正委身塔利班陣營。既然可以將他們轉回自己陣營，何必殺掉他們？

他未發一顆子彈，便拿下第一座城市塔盧坎。他說服當地塔利班領袖阿卜杜拉．賈德轉投他的陣營，因此拿下了該城。賈德不是笨蛋，他看得到B52。我猜罕可能花了大筆金錢，但他透過無線電勸誘塔利班首領時，從不讓我旁聽。塔盧坎陷落次日，我在廢棄的屋子裡發現賈德席地坐在藍色墊子上，就著身旁的柴爐取暖。他已拿掉黑色塔利班頭巾，戴上和艾哈邁德．沙．馬蘇德一樣的吉德拉爾毛帽。「我一直在收集塔利班的情報。」賈德說，眼神銳利。沒人相信他的話，似乎也沒人當一回事。

即便真正的戰役都令人感到漫無章法。雙方進行炮戰時，通常是塔利班往北方聯盟戰線發射一枚炮彈，然後北方聯盟在半小時後發射一兩枚火箭回敬。第一次看見這樣的炮火交鋒時，我仍在塔吉克。那時我站在阿姆河岸上，對岸就是阿富汗邊界。俄羅斯邊防守衛阿斯拉特．普洛多夫說：「這不是打仗」。他看著一枚完全偏離的塔利班炮彈落入土裡，「這根本是個笑話。」

等待已久的攻擊行動在美方的催促下終於展開。進攻的第一晚，北方聯盟指揮官炮擊塔利班戰線，天黑時派兵出擊，但隔天早上我抵達時，聯盟士兵所在位置和前一天差不多。他們往前衝，然後又跑回來。似乎沒人覺得意外。「前進，後退，前進，仗就是這樣打，」二十歲聯盟士兵尤塞夫坐在散兵坑裡聳聳肩告訴我。

不是阿富汗人怕打仗，而是他們打過太多仗。如今只要有機會，他們便會極力避免作戰。「老兄，我是你兄弟，你知道我多愛你，再抵抗下去毫無意義。」北方聯盟指揮官穆罕默德．烏里亞，透過無線電向數公里外的塔利班指揮官說。

當然，也有許多塔利班軍人想永遠打下去，至死方休。他們是坎達哈的普什圖人，大體上可說是另一類人。「我看過他們直直衝進雷區，根本是執意尋死。」皮爾．穆罕默德搖著頭說。但在我所置身的阿富汗北部，有不少塔利班軍人不是來自坎達哈，而是來自更北邊。他們是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在可怕的坎達哈人大舉入侵時轉投陣營。如今北方人想收手了，真正想打仗的是外國人，也就是美國人和蓋達組織。他們為殺戮而來。

投降的塔利班首領毛拉阿卜杜拉下了車，擁抱達烏德．罕。他的手下跟著照做。

「嗨，過得如何？」一名北方聯盟士兵問候另一個塔利班戰士，二十七歲的坦克駕駛毛拉古勒米爾。兩人相擁。「很好，謝了。你呢？」古勒米爾向老朋友說。

古勒米爾說他在一九九二年十七歲時從軍，當時聖戰士進入喀布爾，從崩解的共黨手中拿下該市。之後，古勒米爾投效著名軍閥拉索爾．薩亞夫。一九九六年，塔利班將聖戰士趕出喀布爾，古勒米爾改加入塔利班陣營。古勒米爾說：「我加入塔利班，因為他們比較強大。現在我加入北方聯盟，因為他們更強大。」

塔利班與北方聯盟軍人相互擁抱時，達烏德．罕的副手穆罕默德．烏里亞一旁看著，露出會心笑容，「昨天的敵人，今天的弟兄。」

麻木

有時我也會想，打了這麼多年的仗，有些東西已經從骨子裡壞起，以致基本的因果關係出現了某種錯亂。在痛苦中變得麻木不仁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其必要，但麻木也默許殺戮不斷出現。

某天我在坎達哈附近碰上一處雷區，這在當地沒什麼特別。這片雷區陽光和煦，青草遍地。一旁有個名叫朱馬．汗．古拉萊的男子。古拉萊是肉販，他在那裡架了桌子，備好圍裙和刀子。古拉萊說，每天總會有一隻山羊走進長滿青草的雷區覓食，然後踩中地雷，炸成數塊。古拉萊會走進雷區，冒著踩中地雷的危險撿回屍體，丟在屠桌上，割出羊肉販賣。

像古拉萊的雷區裡那些裝設好的地雷，全國共有數百萬個。這些地雷彼此交疊，幾可形成一門地雷考古學。先是蘇聯軍埋下地雷，然後是聖戰士，再來是塔利班，然後又是聖戰士。這些地雷包括爆炸娃娃、彈跳貝蒂、塑膠地雷，一千年後這些地雷仍會爆炸，因為地雷不會像動物屍體般分解。在喀布爾，每天踩中地雷的人數一度多達二十五人，與此同時，軍閥也忙著以最快速度埋設新地雷。阿富汗人像實驗室裡的老鼠，一再觸動開關嚇到自己。或許這就是絕望。

「那麼多人死在眼前，我們根本不在乎，」古拉萊說。他站在桌邊，用手指輕撫刀子。六個月前，他的好友薩瓦爾走進雷區，爆炸身亡。

「有時我會夢到自己被炸死在這裡。」

我拿著筆記本和筆，站在那裡和他說話，看到一群孩子聚集在雷區另一邊的泥土路上，他們看到我便興奮地活蹦亂跳。我向他們大喊不要，他們還是跑進雷區，歡呼著向我跑來，蹦蹦跳跳像是跑過遊樂場。他們來到我這邊，上氣不接下氣。

年幼的瓦利．穆罕默德面帶微笑，喘著氣。我問他，為什麼你們要穿過雷區？

「繞過去要花太多時間，」他說。

我把這事告訴別人，沒有人相信。

革命反噬

自稱阿布．馬爾瓦的男子坐在半明半暗的房子裡，陰影罩住他的臉，這裡是巴格達，屋子內沒有電力供應。此時的伊拉克首都幾乎隨時缺電。為了屋內幾名男子，窗簾拉上了。阿布．馬爾瓦抱怨他不得不來到四處是美軍的巴格達。經過一番深思，他才同意從南方約三十公里外的尤蘇菲亞搭車來此。

阿布．馬爾瓦的三名同志坐在他旁邊的長沙發和椅子上。他們和阿布．馬爾瓦都是伊拉克伊斯蘭軍的成員，伊斯蘭軍是伊國境內最活躍的反抗團體。他們包著格紋頭巾，穿白色及踝長衫，臉部乾燥，皺紋縱橫交錯，邊吐菸邊講話，嗓音嘶啞。不難想像他們是如何引爆美軍悍馬車底下的炸彈。阿布．馬爾瓦站得稍開，他三十二歲，身穿牛仔褲及領尖有鈕扣的黃襯衫，鬍子刮得非常乾淨，看起來像學生。他原本是伊拉克陸軍上尉。

馬爾瓦不是為了談論美國人來到這裡，而是有別的事。他點了一下頭，說起他的故事。

「根據我們伊拉克部落傳統和信仰，不論哪個部落，只要有成員被殺，部落都得為那人報仇。這是神聖的義務，即使你得為此殺害基地組織成員。」

阿布．馬爾瓦說，所有人都同意美國人該殺，這毋庸置疑。問題是，基地組織不止殺美國人，也殺害伊拉克人。基地組織以炸彈攻擊什葉派清真寺、市場，殺害數千名伊拉克平民。基地組織的戰爭與他的戰爭毫無瓜葛，他說。

「真正的反抗和基地組織不能混為一談。」馬爾瓦坐在房間陰暗的角落裡說著。「我們想解放自己的國家，讓國家擺脫美國人的控制。我們是真正的反抗運動。

「即使目標的四周有許多伊拉克人，基地組織仍會出手攻擊，他們一再這麼幹。

「遜尼派、什葉派，對我們來說毫無分別。」

幾個月來，美國、伊拉克官員一直試圖利用遜尼派反抗份子間的嫌隙。其中一邊是伊斯蘭軍之類的伊拉克民族主義團體，目標是將美國人趕出伊拉克，馬爾瓦就是成員之一。另一邊是基地組織及安薩爾松納兩個組織的超級暴力伊斯蘭主義者，以恢復往日的伊斯蘭哈里發地位為職志。這些團體極偏向遜尼派，會殺害什葉派平民。美國人深信能夠綏撫馬爾瓦之類的民族主義者，甚至可使之轉與伊斯蘭主義者為敵。雖說直到此時為止，仍未有證據支持這類轉變。

但終究還是發生了，伊拉克平民開始對抗基地組織。我不時聽到民族主義者和基地組織恐怖份子在遜尼三角地帶爆發衝突。反抗份子內部正掀起堪稱內戰的衝突。

「基地組織殺了我們兩個成員，他們一再對我們的人出手。」沙發上的反抗份子說。

說話的是阿布．利爾。「為此，我們在十五個月前就曾和基地組織正面交鋒。在摩蘇爾郊外的某間農舍裡，我們五人和約二十五名基地組織成員會面。他們大多是外國人，巴基斯坦人和似乎是來自印尼的人，這些人不會講阿拉伯語，需要通譯。」

阿布．利爾說，不同叛亂組織之間的會面並不稀奇，他們常分享彼此的專業知識和人才，聯手展開重大行動。但這次不同，阿布．利爾等人在那次會議上告訴基地組織的戰士，他們不滿伊拉克平民遭殺害。幾天前，基地組織在巴格達發動攻擊，殺了兩名美軍和碰巧在附近的七名伊拉克人。這次意外促使阿布．利爾等人提出會面的要求。其他基地組織戰士卻不為所動。

「他們說『聖戰得有人犧牲，伊拉克人應該自願付出這樣的代價。』」

「我們說，『那代價太昂貴了。』」

會議開了七小時，結束後他和同志走出農舍，感到無力又憤怒。

「真希望我有顆核彈可以攻擊他們。我們告訴他們，『你們不是伊拉克人，誰給你們權力這麼做？』」

民主，不過說說而已

編按：伊斯蘭教主要分作遜尼及什葉二派。在伊拉克，海珊屬遜尼派。該派人士雖占國內人口少數，卻長久把持政權。美國政府帶來的多數決民主選舉將使什葉派一舉翻身，故遭遜尼派人士反對。

那天稍晚時，有個選務人員遞給我一張伊拉克團結聯盟的傳單，席斯塔尼那張沉鬱的臉在傳單最上方和我對看。傳單上列出三十七位候選人的名字，包括聯盟諸位領袖，例如阿卜杜勒．阿濟茲．哈基姆、阿德爾．阿卜杜勒．馬赫迪。傳單上寫著，其他一百八十八人的名字不能公布：

「未列出所有候選人的名字，我們深感抱歉。但治安不佳，我們得讓他們活著。」

這是對所有打算參與選舉者提出的最後警告。我們發誓讓投票者浴血巴格達街頭。你們之中或許有人自認能在投票後盡速離開，但我們會跟蹤你們，抓到你們，割掉你們和你們孩子的頭。

——二○○五年一月三十日全國大選前數日，一黑色轎車在東巴格達馬什塔爾區擲出的傳單

曙光照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軍警站在路障後縮著身子禦寒。我徒步前往最近的投票所，一．五公里外的馬爾賈永小學。頭幾個投票的伊拉克人看來頗為緊張，有一對父子臉上全無笑容，也不回應別人的招呼。

辦公室的同仁前一晚圍著餐桌開了賭盤，預測今日的投票率，每個人出五十美元。我們聊著現今情勢——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和冷酷無情的遜尼派。有人說百分之十八。遜尼派會抵制選舉，但其他人呢？我走進什葉派教徒居多的卡拉達區時，街上開始湧現人潮。伊拉克人臉上帶著既驕傲又抗拒的表情。有些夫妻帶著小孩一起出門。附近有迫擊炮彈爆炸。一輛美軍裝甲車笨重轉過街角。我離開卡拉達區主街，轉向馬爾賈永小學。人們靜靜在兩排環狀刺絲網之間排隊等待，隊伍很長。他們拖著腳步往裡走，不發出一點聲音，此時一條街外發生爆炸。

有個老人坐著輪椅出現。然後是一群女人，身穿黑色的寬大長袍走進隊伍。兩名女性走出投票所，其中一人在講手機，「沒關係，沒關係。」

馬爾賈永小學是混凝土砌成的單層建築，沒有鋪設地毯。校園靜得跟圖書館一樣。眾人忙碌著。有些人在登記簿上簽名，有些人站在牆邊一排以厚紙板製成的投票亭裡專注投票。還有些人把手指伸進紫色墨水瓶裡沾取墨水。

校外某處發生了爆炸，校舍為之震動，但沒有任何伊拉克人抬頭看一眼。

一個年輕的婦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她有雙明亮的眼睛，炯炯目光像是要從頭巾裡射出來。她叫巴托爾．穆薩維，是新婚的物理治療師。她站在父母身旁。

「我早上七點醒來，聽到了外面的爆炸聲，我拉起被子蓋住頭，害怕極了，不想來投票。情況糟透了。然後我聽著那些爆炸聲，突然想到，叛亂分子其實很軟弱，他們害怕民主，而且即將面臨失敗。於是我請丈夫和父母一起出來投票。」穆薩維告訴我。

伊拉克陸軍上尉埃哈卜．巴希爾率領一隊軍人於校外守衛。巴希爾上尉自昨晚便在這裡強化防禦工事，以抵禦叛亂分子攻擊。一如巴希爾上尉預期，今日果然有迫擊炮彈飛來，但他未能料到的是，選民也來了。

「這麼多人來投票，實在出乎我的預料之外。我負責守衛三十處投票所，他們都說看到了數百人出來投票，有個地方甚至已經破千。」巴希爾上尉望著下方學校外排隊的投票者說。

巴希爾上尉說話時，八十歲的拉希德．馬吉德擠過衛兵身旁，走進校舍。他穿西裝打領帶，銀白的頭髮梳得整整齊齊。

「別擋路，我要投票。」馬吉德說，快步走過。

我站到一旁。一群小孩組隊踢起足球，他們的父母在旁觀看。這樣的情景我已好多個月沒看過。更遠處，我看到財政部長阿德爾．阿卜杜勒．馬赫迪邊走邊與民眾握手──又一個令人驚訝的景象。「祝你平安」，有人向他喊道。

我走進另一處投票所，黎巴嫩高中裡擠滿了人，但非常安靜。隆隆作響的爆炸聲從外頭傳來，一位中年男子抬起頭，目光從登記簿上移開，用一根手指指著天花板。

「有聽到嗎，聽到那些爆炸聲？」哈桑．賈瓦德對我說，他扯開嗓門壓過那聲響。「我們不在乎。你知道嗎？我們不在乎。」

「人都會死，為這事而死，至少我死得有意義。」賈瓦德說。然後他繼續工作，牽著一個伊拉克女性的手到投票箱前。

數公里外，一位女性走出雅爾穆克小學的投票亭。雅爾穆克小學位於遜尼派教徒居多的雅爾穆克區。該區的情勢正迅速惡化，但仍有些遜尼派教徒出來投票。這位女性的名字是布什拉．薩迪。她用頭巾緊緊包覆頭髮，年紀較長，神態更為端莊。面容憔悴，眼神卻堅定如同鑽石。薩迪的鄰居拖著腳步經過她身邊，走進投票所。

為什麼要投票？我問薩迪。為什麼不待在家裡就好？

她對我投以嚴厲的神色。

「我投票是為了不讓我的國家毀於敵人之手。」她的英語十分標準，不帶一點口音。

什麼敵人？我問薩迪。妳說的敵人是指？

她開始顫抖。

「你們，你們毀了我們的國家。美國人、英國人，我很抱歉這麼失禮。但你們毀了我的國家，而你們把那叫做民主。

「民主，不過說說而已。」

會講英語嗎？

美軍占領伊拉克的第一個夏天，我和中尉克里斯多夫．羅奇沿著幼發拉底河岸行車。羅奇是二十二歲的後備軍人，在南卡羅來納州萊辛頓的養雞場長大，養成慢聲慢氣的說話方式。不過才四個月前，他還是州政府職員，受理失業保險申請，如今已在幼發拉底河督導六座水壩的重建工程。

這些水壩原本狀況很糟。閘門即將塌陷，電動機銅皮磨損，溢洪道無法再疏導水流。羅奇中尉在僅僅數月間撥發了數萬美元，讓這些水壩恢復運作。他很滿意目前為止的進展，不止重建了水壩，還贏得伊拉克人民的信賴。他雙手握著悍馬車的方向盤說：「我們在這裡交上了朋友。最初他們很警惕，不過我們一出錢協助建設，他們就開始回頭向我們要求。」

我們在哈巴尼亞水壩前下車，走在壩頂上。阿拉威坐著自己的車出來迎接。「我們需要兩部發電機，我們沒有備用零件。」阿拉威站在壩頂，指著下方已損壞的閘門。幼發拉底河在其下流動。羅奇隔著頭盔繫帶撫摩下巴。「你覺得那要多少錢？」羅奇問。「我想一個要七千美元。」

我跪下來讀取一面銅牌上的銘文。銅牌經多年氧化已生銅錄。「皇家空軍駐地。一九四七年六月。」原來這是英國人建的水壩。羅奇跟阿拉威及數名助理一一握手，走回河岸。我留在壩上詢問阿拉威對這些伊拉克境內的美國人有何看法。他毫不遲疑地回答：

「我拿了他們的錢，但我痛恨他們。」

「我是為了國家才跟美國人合作。美國人是占領者。我們正努力把他們趕出去。」

羅奇在悍馬車上示意我上車。

「沒有人喜歡受人指揮，你剛剛也看到了。」阿拉威說。

在伊拉克常可見到兩種交談，一種是伊拉克人與美國人的交談，一種是伊拉克自己人的交談。伊拉克人與美國人的交談十分正向、可預期而且乏味，但美國人聽了開心，因為那讓美國人認為自己取得了勝利。伊拉克人維持著這樣的互動，因為這能使金錢源源不絕地流入，或者帶來些許和平。他們彼此間的交談才是真正重要的，這類交談碎碎叨念著另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一種平行的真實，有時就在美國人身邊進行，甚至當著他們的面展開，而我們幾乎看不見。

最根本的障礙是語言本身。在伊拉克的美國人，不管是軍人、外交官或報紙記者，能說上幾口阿拉伯語的，寥寥可數。許多人甚至沒有通譯隨行。因此，在許多伊拉克人眼中，一個十九歲的南達科塔州典型美軍下士，不是傳達美國善意的純真青年，而是火力與無知的駭人綜合體。

戰爭之初，我在巴格達東邊的迪亞拉遇見一群美國陸戰隊員站在一輛彈痕累累的巴士和並排的六具伊拉克人屍體旁。十五歲少年奧瑪爾坐在路邊哭泣，身子浸在父親的血泊之中。他的父親闖過路障，遭美軍陸戰隊員射殺。

「不然我們能怎麼做？」有個陸戰隊員咕噥道。

當時天色已黑，附近有自殺炸彈客出沒。當天晚上陸戰隊員查獲一輛卡車上藏匿了一批武器，他們受命攔下所有來車。他們說那輛小巴士直直開過來，於是他們開了四槍曳光彈示警，以確保沒有任何誤解。

當時奧瑪爾一家十口正開著車逃離巴格達戰火，他們宣稱已照陸戰隊員的要求及時停車。情況混亂，真相難明，但有可能是奧瑪爾一家人聽不懂陸戰隊員的意思。

「我們對他們大喊stop。誰都懂stop的意思，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下士艾瑞克．朱厄爾告訴我。

奧瑪爾一家有六人喪命，躺在路邊以毯子覆蓋著，包括奧瑪爾的父母及兄弟姊妹。兩歲的男童阿里臉部中彈。

「我全家都死了，我該怎麼為這麼多人哀悼？」倖存的阿萊雅低喃著，在歇斯底里與哀痛間擺盪。

當我來到現場，陸戰隊員維持強硬立場，想用事務性的方式處理整件意外。「總比我們倒下好。」其中一人說。陸戰隊員主動幫忙將屍體抬上卡車。有具屍體已局部埋入土裡，於是年輕的陸戰隊員幫忙挖起，抬上車。有個陸戰隊員哭了起來。

最初，美國人試圖藉由這一千零一招的高科技小玩意擺脫不懂阿拉伯語的困境。入侵期間，有次我隨一群陸戰隊員進入一片開闊地，他們發現了幾名伊拉克人，原來是群牽著駱駝的農民。他們在日出時走來，隊伍裡還帶著一面白旗。

陸戰隊員沒有通譯，但有人帶了一個攝影機大小的小盒子。伊拉克人走近時，那個美國人舉起盒子，轉動旋鈕並按下按鍵。

一股細微的聲音沙沙地傳出。

「我們是來幫你們的。」那機器用阿拉伯語說。

陸戰隊員又按了一次按鍵。

「放下你們的武器。」

陸戰隊員面露微笑，再度轉動旋鈕。

「會講英語嗎？」機器說。

「我必須搜查你們的車。」

伊拉克人歪起頭，盯著那機器。雙方無話可講，只能乾瞪眼。碰巧我帶著一名通譯，名叫曼第．法赫米的埃及人。她主動與那些伊拉克人交談。其中一人名叫哈利德．朱瓦德，其實是個頗為友善的人。

「我為了水而來，我願意合作。」朱瓦德盯著幾名年輕陸戰隊員的步槍說。

原來朱瓦德想說服美國人協助他恢復灌溉溝渠的供水。田裡的大型抽水機有個大閥已經生鏽卡住。

「沒問題，我想我們能修復你的抽水機。」陸戰隊少校馬克．史坦布魯克告訴他。

這位少校果然辦到了，還不到正午，幼發拉底的河水已開始流入朱瓦德的農田。

昨天的敵人，今天的弟兄

阿富汗人的仗已打了二十三年之久，在美國人加入戰場之前，早已發展出一套精細規則，盡可能留下戰士性命，以便戰爭能永遠打下去。軍人打仗，投靠敵對陣營，編入部隊，再度上場廝殺。在阿富汗，戰爭往往像當場湊人組隊的籃球賽，下次上場不知自己會打哪一隊的聯賽。星期二，可能隸屬駭人的塔利班部隊，衝刺進入雷區。星期三，可能駐守在北方聯盟某個派系的檢查站裡。星期四，可能又回到塔利班陣營，拿起AK47步槍，承諾要永遠投身聖戰。在阿富汗，戰爭是嚴肅的事，但又不那麼嚴肅。戰爭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份工作...

當戰爭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永遠的戰爭》 大家出版 余鎧瀚戰爭讓你想到什麼？槍火、軍隊、空襲下的無人街道、逃難者、流淚的母親？身處承平之世的我們都能意識到戰爭的代價有多麼龐大，那怎麼可能有一場戰爭是「永遠」的？然而，當戰爭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時，那感覺，可能比永遠更漫長。曾任《紐約時報》記者，現為《紐約客》撰稿人的戰地記者戴斯特．費爾金斯，在阿富汗與伊拉克駐紮已逾十年。有次上節目，脫口秀主持人調侃地問他：在戰地待那麼久，報導真有比來來去去、短暫停留的記者好到哪裡去嗎？費爾金斯當時選擇了苦笑不答。...